五三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1]《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2]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3]：“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4]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注释】

[1] “唐季”数句：出自南宋词人陆游《花间集·跋》：“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王国维将“未易”误作“未可”。

[2] “犹能”数句：出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一《花间集》：“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则运用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文字略异。

[3] 陈卧子：即陈子龙（1608—1644），字人中，又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著有《陈忠裕公词》等。

[4] “宋人”数句：出自明代末年诗人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欢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王国维将“愁怨”误作“愁苦”，又衍“然其”二字。

【译文】

陆游的《花间集跋》说：“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驳陆游说：“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说词一定比诗容易写，我是不相信的。还是陈子龙说得好：“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的词之所以在词史上特别出色，原因也正在这里——因为词寄寓了他们全部的情感。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九十五则。手稿在援引《四库全书总目》后原文为：“然谓词格必卑于诗，余未敢信。”手稿原是就诗词尊卑问题发表感想，而在正式发表时则以“词必易于诗”替换“词格必卑于诗”一句，转而论诗词难易问题。盖《四库全书总目》之语确侧重于诗词难易之论，其间似无涉诗词之高下尊卑，故王国维将其评语调整如此。手稿此则结语原并称“唐季五代”，初刊本删去“唐季”，亦因为王国维对唐词一向评价不高，其论词史之有境界者，亦以“五代北宋”并称，故仅保留“五代”，以与相关理论彼此呼应也。

此则在引述与辨析中，探讨文体嬗变之规律，隐含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观念。

陆游《花间集·跋》注意到晚唐五代词体渐盛，却正是诗体萎靡之时，所以提出了一时代文学创作“能此不能彼”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某一种新文体的兴盛，往往意味着旧文体的衰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诗人在某一种文体上的擅长也常常意味着在别的文体上的陌生。陆游虽然说“未易以理推也”，其实他的“能此不能彼”也已经大致地说出了这个“理”了。

《四库全书总目》对陆游跋文的辩驳，其实已经偏离了陆游的本意。以举重为例来说明写诗就好像能举七十斤的人来举一百斤的物体，故会感到吃力，而填词就好像只要举五十斤的东西，自然会很轻松，以此来说明诗难词易的道理。王国维一方面认为就举重本身而言，四库馆臣的说法堪称“甚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以此来说明诗词之难易轻重，就不免流于妄谈了。他援引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分析宋代诗词兴替的原因来作为自己立说的依据。陈子龙认为宋词的成就之所以在宋诗之上，就在于宋人对诗歌的定位发生了问题，他们没有充分重视情感与诗歌的关系，将议论说理作为诗歌的本质，而将喜怒哀乐之情倾注到词体之中，所以“无意”中促成了宋词的发达。陈子龙以情感为本位来分析宋代诗词之不同，自蕴其理。但宋诗的议论化其实也是诗体发展的一种必然，也具有同样的文体意义。陈子龙在这方面过于拘于传统了，故其立说有欠通透之处。王国维并非专门探讨宋代诗词之高下，他只是择取陈子龙在诗词上坚持的情感本体论，来为自己的文体更替规律作一旁证而已。他将五代词的繁盛与宋词的繁盛相并而论，认为也体现了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王国维的学理是自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