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是一篇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观点的极其精彩的文章。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总结了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特点，并为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钱锺书曾在《管锥编》中称之为“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给予了极高评价。在这里我们只选了其中的议论部分。

《货殖列传》与《平准书》是我国古代第一批进入科学领域的经济名著，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而《货殖列传》尤为卓越。司马迁认为农、工、商、虞四个行业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突破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重农抑商”传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业结构论”。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因此记载春秋以来成功工商业者的事迹，赞扬了他们的才干与智慧，这与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为打击、消灭私人工商业而采取算缗告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还通过对先秦与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实践，认识到了“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物价运动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律，这种经济规律的理论总结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货殖列传》展现了工商业对国家社会的重要影响力，提出农、工、商、虞四者是“民所衣食之原”，对强国利民有着重大意义。这种论点与儒家侈谈“仁义”、“仁政”的理想主义、道家宣扬“无欲无求”的虚无主义相比，无疑更切合实际。

《货殖列传》还高调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揭示了财富占有对人的社会地位的决定意义，这是对儒家、对统治者灌输给老百姓的以言利为耻的思想的反拨。文中反复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就指出了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是所有人的本性，所谓“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么是既得利益者对一般老百姓的精神毒害，要么是潦倒失意者对于自己无能的遮羞布。文中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人富而仁义附焉”。这就是说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操纵着社会舆论。所谓“道德”、“正义”更多的时候不是独立于物质财富，而是与之纠缠在一起，甚至是依附于物质财富。司马迁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与官方舆论导向相违背的，以至于后来班固还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责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显示出他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和极大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