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伯夷列传》是《史记》“列传”部分的第一篇，起首第一句“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具有发凡起例、标举取舍评判原则的作用，这是《史记》的读者们应该注意的。

可是《伯夷列传》多少与司马迁自己立的这个标准有些距离。“伯夷”其人的真实性就禁不住推敲，他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不同说法的基础上，集中概括、加工而成的一个艺术形象。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首先，“禅让”是司马迁心目中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史记》的“本纪”以尧舜开头，“世家”以吴太伯开头，“列传”以伯夷开头，这是一种带有原则意义的安排。其次，司马迁歌颂伯夷的“让”，是用以反对与批判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争”。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末世争利，唯被奔义，让国而死，天下称之。”反观汉代开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钩心斗角，攻伐残杀不休的“争利”、“争国”，其谴责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另外，司马迁也借伯夷的遭遇揭露出好人屡遇灾祸而恶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的社会不公，继而对所谓“天道”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在当时是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

《伯夷列传》在《史记》中也是抒情性最强的篇章之一，钱锺书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议论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司马迁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疑问句、反问句，就像一首太史公的《天问》，宣泄着胸中的愤慨、纠结、怀疑、批判等种种激烈涌动着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