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赡事详，是《汉书》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为记述规模宏大，内容精深。《汉书》对西汉一代的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用“包举一代”来描述它是合适的。

《汉书》中占篇幅最多的是帝纪和列传两部分。十二帝纪中，班固补写了《惠帝纪》并续写了武帝以下的七篇帝纪，按照时间顺序脉络清晰地记载了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他还增补了许多重要的诏令、奏疏，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至于列传，内容就更为丰富。他在修补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前期的历史人物传记以外，又新写了一百多个人物的传记，把西汉历史联为了一体。这些人物包括贵族王侯和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军士、隐士、说客、酷吏、循吏、货殖土豪、游侠、佞幸、外戚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此外班固继承《史记》为边疆少数民族和国家立传的优良传统，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增补，写成《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三篇，记述了汉代周边边疆内外各族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汉朝交往、战争的历史，为后代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各族及周边亚洲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汉书》的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而新增武帝以后王侯官吏沿革情况；《百官公卿表》比《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升黜情况；《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末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这突破了断代体例，补充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十志的内容也很丰富详赡。班固把《史记》的《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把《律书》《历书》合为《律历志》，把《平准书》改名为《食货志》，把《封禅书》改为《郊祀志》，把《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把《河渠书》改为《沟洫志》，他在《史记》此八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补写，内容更加周详丰富。此外他还创造性地增写了《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和《艺文志》，为史书的书写开拓了新的领域，对社会发展情况的记述更加完备。《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分布，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等情况。《沟洫志》记述了古今水利事业，附以贾让《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包括气候变化、日月食、地震等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记载了西汉皇家藏书目录，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及源流，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部有价值的重要学术著作。总的看来，《汉书》十志较司马迁的十书来说，材料更为丰富翔实。

《汉书》同《史记》一样，也有文史合一的特点，它是继《史记》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班固在写作人物纪传时，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他还善于根据真实的材料，选择典型的事例，并于每篇传记中抓住一个主题，进行细致、深刻的描写，使人物和事件能够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有些人物形象逼真，呼之欲出，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班固的《汉书》虽没有司马迁《史记》在文风上的生动活泼，但他笔法谨严，结构严密，炼词简净，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特色。由于班固本人是写作辞赋的能手，所以《汉书》的文字很讲究，词汇丰富，句法灵活，有一种整饰、铺张的倾向。作为传记文学的《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它对后代的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唐朝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是精熟《汉书》的。宋代的苏轼曾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叁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宋黄庭坚也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这都说明了《汉书》对后代文人大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汉书》中汇集了许多西汉作者的政论和辞赋文章，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文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