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墨子》的主要内容

《墨子》一书的内容极为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体现墨家核心思想的文字：即《尚贤》以下二十三篇专题论文中的十大主张，此前的《亲士》七篇所反映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更详尽与全面的论述，而《耕柱》、《贵义》等五篇虽零散，但所论也不出这些主题的笼罩。

这十大主张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伦理思想，也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即兼爱。

墨子认为，当时的整个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家与家之间的相互掠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乃至于君臣间的不忠诚、父子间的不慈孝、兄弟间的不和睦……其最为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人们能够做到兼爱，那么就会“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而如果世人都兼爱了，就会互利互惠，并因此而达到非攻；因兼爱天下百姓而讲节用、节葬和非乐，并用天志说来限制人的浪费；以明鬼为推行兼爱的手段，并打破天命论对于兼爱的阻碍。

其实，儒家也是讲“爱”的，所谓“仁者爱人”即为此意，但儒家的爱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而墨子的兼爱却是无差等的爱，是所有的人之间互相平等的爱。虽然，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种理论空想成分过多，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爱，永远是人类烟水苍茫的历史长河中熠熠闪烁的粼粼波光。

二是政治思想：即尚贤、尚同、非攻。

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虽然受生产力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但是，统治者与各级当政者的个人品质及特点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一种政治体制，其最为核心的政治活动便是官吏的选拔。而墨子所认定的“为政之本”就是尚贤，他的尚贤极为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唯贤是举。仅此而言，其思想之高远与宏达已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何况墨子在此篇及后边的《尚同》篇中也隐约表达出帝王也当由此途径而出的意思，这更是石破天惊之论，有人把他当作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源也不足为怪。当然，此后墨家学派之所以从显学而变为绝学，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尚同则是要讨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墨子认为一里之人要统一于里长，一乡之人要统一于乡长，一国之人要统一于国君，而天下之人要统一于天子。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幻想中，墨子把全天下组织成了一个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的系统。只要能够达到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就会统一而不会产生混乱，这一主张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简单化的大同愿望。当然，墨子也考虑到了这种主张理论上的漏洞，所以，要联系他的尚贤论与天志论来理解。从兼爱观念出发，在政治思想上，墨子还极力主张非攻。我们知道，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恰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墨子不仅从他的理论基石——兼爱出发，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充满愤怒地论述了攻国之不义，并以层层深入的比喻来论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荒谬。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墨子并非迂腐的说教者，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极为清醒，他知道只凭借道德上的良好愿望与自律幻想是不可能阻止战争的，所以，与他非攻相辅而行的还有他卓越的军事主张。

三是经济思想：即节用、节葬、非乐。

其实，如果可以脱略主张的具体内容而只抽象看待的话，墨子的主张中，最有永恒意义并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行性的便是节用。这其实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而就墨子所处的时代而言，节用的主张亦更显得重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生活物资较少，提倡节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创造价值。基于此，墨子认为，人类所有的消费，都应该以满足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为限，如食能果腹，衣可御寒，杜绝一切无益实用的消费。其实，这也是针对儒家的各种繁琐规定而发的。

节葬算是节用的一个分支，不过，儒家厚葬久丧之礼过于不切实用，却流风所及，遍被士林，所以墨子将此单独提出详为论列。儒家的厚葬久丧在墨子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浪费。所以，墨子针锋相对提出节葬的主张，对于保存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而言，是极有意义的。而且，相对于儒家的主张，墨子所说的“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显得如此剀切而通达。

非乐其实是节用的外化。当然，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墨子并非不能欣赏音乐的美，他的这一主张其实有很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王公大人对于声乐之美的追求，只会造成“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后果。这不但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极端匮乏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墨子对于当时社会的两极分化的一种批判。因为，统治者在衣食无忧情况下的沉湎声色，是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的。

四是宗教思想：即天志、明鬼、非命。

如果说兼爱是墨子从人世间筛选出来的理论基石和核心的话，那么，天志观则是墨子思想的原动力，是逻辑起点。他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而其意志主要表现为“天欲义而恶不义”和“天之爱天下之百姓”。其尚同、兼爱、非攻等思想的推理无不以此为起点，而尚贤、节用、节葬也都通过圣王而间接源于此。

明鬼的论点也体现出墨子以唯心主义的外壳来装饰其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他不过想借此来整顿社会秩序。他天真而且很可爱地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相信鬼神可以施福降灾、赏善罚恶，从而为全社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约束力，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暴露了他对于鬼神存在的怀疑。

非命的观点是在与儒家的争辩及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是一针麻醉剂，也是墨子所说的“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的阴谋；同时，天命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出其消极的特点，对于人类的创造性有深深的损伤。而墨子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态度积极的人，他认为，所有的事情，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只有每个人都尽力了，社会才会发展。在后边的《鲁问》中，记载了墨子与其弟子彭轻生子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墨子对于人类自己努力的自信，这也正是人类能以自在的状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必须的强烈自信。

其次是《墨经》所包含的与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有关的知识。这一部分内容十分复杂，仅以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为纲，即可分出十二种学科门类，何况此书并未包括《大取》、《小取》二篇。《墨经》代表了先秦时代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成就令人极为惊讶。如其在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

第三类是其军事思想。墨子十大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是兼爱和非攻，但是，墨子并非当时以为礼乐便可安国的腐儒。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墨子是极为清醒的，他清楚地知道，反对攻伐，仅仅靠道义的感召与理论的说服远远不够，正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所以，一个和平主义者，也要有坚强的力量来作为和平的保障乃至于砝码。因此，《墨子》自《备城门》以下，全是有关军事的内容，这些篇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杰出且实用的“墨子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