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墨子》，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寂寞的书。

鲁迅先生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而伟大的《墨子》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沉默了两千年。长时间在黑暗中的沉默，不仅影响了对其深层思想的诠释，甚至影响了对其浅层语言的理解，而且，也限制乃至取消了其对中华文化建构的发言权，墨子的思想与精神只好潜伏在中华文化的潜流之中，或沉默，或偶尔嗫嚅着发出微弱的声音。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可以暂时寂寞，但不会永远寂寞，终究会迎来发言的机会，而且，这一发言必然是黄钟大吕，天下耸动。转机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西学东渐的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打开了新的视野。新的目光触及到了黑暗中的《墨子》，才惊讶地发现，它原本就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在清末，有一批认识了西方的学者对墨子作出了新的判断。邹伯奇提出了“西学源出墨学”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历法、算学等，都导源于《墨子》，并曾经依墨子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照相机。张自牧在论说了墨家科技成就后说“墨子为西学鼻祖”。王闿运认为《墨子》是西方宗教的源头，如佛家之释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稣都无官位俸禄而被奉为圣师，当受惠于墨学。郭嵩焘认为耶稣视人如己的教义正是墨家兼爱的意思。黄遵宪则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命题：即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学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纸鸢之术。甚至得出“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说法有“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墨子·公孟》）的心理，但也要承认他们显然拥有了新的目光，并发现了墨子的价值。

在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学人逐渐抛开了前者的夜郎心理，但对墨子的推崇却有增无减。《民报》创刊号卷首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被尊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梁启超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口号。爱国志士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谭嗣同更为墨子精神的实践者，他不仅“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而且能舍生赴死，慷慨就义，甘愿成为变革中不可避免的牺牲……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崭新的一页，是伴随着墨子的被重新“发现”而缓缓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