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

近体诗体制[1]，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2]，律诗次之[3]，排律最下[4]。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5]。词中小令如绝句[6]，长调似律诗[7]，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注释】

[1] 近体诗：即今体诗或格律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为区别于此前的古体诗，故称。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近体诗包括绝句（五言四句、七言四句）、律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排律（十句以上）三种，以律诗的格律为基准。

[2] 五、七言绝句：即五绝与七绝，五绝每句五言，每首四句；七绝每句七言，每首四句。

[3] 律诗：近体诗的一种。律诗发源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律诗分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律诗一般规定每首八句，也有仅为六句的，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十句以上的，则称排律或长律。律诗要求全首通押一韵，限平声韵；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上下句中的平仄相对，有“仄起”与“平起”两式。

[4] 排律：律诗的一种，又称长律，是按照律诗的格式加以铺排延长而成，故称。排律与一般律诗相同，严格遵守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韵数不低于五韵，多者可达一百韵。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例须对仗。各句间也都要遵守平仄粘对的格式。排律以五言为多，七言极少。五言六韵或八韵的试帖诗也是排律的一种。

[5] 骈体文：即骈文，亦称骈俪文、骈偶文、四六文等。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一种文体，产生并形成于魏晋时期。因其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在声韵上，运用平仄，韵律和谐；在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是一种相当重视形式技巧的文体。

[6] 小令：亦称令词、令曲，词体的一种。词体分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类，明人始有此明确划分，而将五十八字以内者称为小令。或认为小令出于唐人酒令，或认为小令最初当是音乐术语，燕乐曲破中节奏明快精炼的部分即叫小令。若干带有“令”的词牌有《调笑令》、《十六字令》、《如梦令》、《唐多令》等。

[7] 长调：即慢词，词体的一种。一般字数较多，体制较长。明人将九十一字以上者定为长调，但争议颇大。

【译文】

在近体诗的文体范围内，以五、七言绝句最为尊贵，律诗其次，而排律为最下。这大概是因为排律无论在比兴寄托，还是直抒胸臆上，都难以得到合理而充分的体现，其体制差不多也就相当于有韵的骈文而已。在词的文体大类中，小令相当于绝句，长调像律诗，而长调中的《百字令》、《沁园春》等，就近似于排律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五十五则，但与初刊本文字差异甚大。手稿原文是：“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初刊本虽然大体秉承了手稿本的意思，但文体脉络厘析得更为清晰，诗与词文体对应的合理性也有所增强。

此则言文体尊卑是表象，而以“寄兴言情”四字为内核，在朝代上为唐五代北宋，在体制上为小令张本。此是王国维用意曲折处。

文体本无所谓尊卑，但王国维却刻意要分出高下，其中当然有他的用心所在。他认为在近体诗中，绝句为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这一排序，从现象上来说，是篇幅越长，地位越低。但何以会形成这样的“定势”呢？王国维提出了“寄兴”与“言情”两个问题。篇幅越短如绝句，因为字数限制，自然无法将情感在文字表面说透彻，所以只能以比兴的方式隐约点明，而将言外之意留待读者去想象，所以越是体制短小的文体，越是要讲究比兴的方式。体制长的文体可以详尽铺叙，而铺叙之中自然要形成以叙事为主体的结构，如此对于以“言情”为宗旨的诗歌文体来说，就不免偏离了方向。所以王国维说排律类似有韵的骈文，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

说诗体尊卑，其实意在说词体尊卑。所以，王国维在为近体诗之尊卑排序完毕后，就过渡到词体尊卑之排序了。他把小令拟之如绝句，把一般性的长调拟之如律诗，而将《百字令》、《沁园春》等特别长的长调拟之如排律。其用意亦如近体诗之排序，在“寄兴言情”四字而已。所以这一则说到底，王国维就是要将小令的地位奉为最高。因为只有寄兴言情的小令才有境界可言，也只有唐五代北宋才是小令昌盛的时期，而南宋词则以长调居多。如此，即仅从小令一端也为王国维推崇唐五代北宋词提供了文体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