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

以《长恨歌》之壮采[1]，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2]，才有余也。梅村歌行[3]，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4]，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注释】

[1] 《长恨歌》：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长篇叙事诗。作于公元806年。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长恨”是此诗的主题。

[2] 小玉、双成：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逦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小玉，吴王夫差之女。双成，即董双成，传说为西王母的“蟠桃仙子”，相当于侍女，负责西王母与众仙的沟通。诗中“小玉”、“双成”意指杨贵妃在仙境中的侍女。

[3] 梅村：即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著有《梅村集》等，有《梅村词》二卷。“梅村歌行”，当指其所作《圆圆曲》。

[4] 白、吴：即白居易与吴伟业。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著有《白氏长庆集》等。

【译文】

以《长恨歌》这样壮丽的诗篇，所用的典故也就“小玉”、“双成”四个字，那是因为以白居易那样出众的才华驾驭这样的题材真是绰绰有余了。而清代吴伟业创作的歌行——特别是《圆圆曲》，好像不使用典故、故实就写不下去似的。白居易与吴伟业孰优孰劣，就可以从是否使用典故或使用典故的多少来判断高下。不仅写诗的情况是这样，词人也不能不知道这一道理。

【评析】

此则在手稿原居第四十三则，乃前一则“不使隶事之句”的再度诠释，以是否隶事、隶事多少作为裁断诗人高下的重要依据。手稿文字与初刊本文字略异，而无关宏旨。

王国维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伟业的《圆圆曲》作了对比，发现《长恨歌》全诗不过用了“小玉”、“双成”四个字的典故，以代指杨贵妃在仙境中的两个侍女而已，其他皆是直接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情故事，文气直贯而下。王国维因此称赏白居易“才有余也”，即不必利用隶事等来增强笔力，才气已足以支撑全篇。而《圆圆曲》中的典故几乎触目皆是：如以“鼎湖”代指崇祯的死；“采莲人”用西施故事；“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用牛郎织女的故事来代指吴三桂和陈圆圆；“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以晋代石崇爱姬绿珠和魏文帝曹丕宠妃绛树来代指陈圆圆；“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一斛珠”用唐玄宗送梅妃一斛西域珍珠故事；“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用三国周瑜赤壁之战故事，等等。这种密集的典故使用在对偶句中，形成了全诗镂金错彩、典雅工丽的风格特征。但实事求是说，这种过多的典故，也难免会造成意为词累，特别是欲求其“语语都在目前”的效果，就勉为其难了。

毋庸讳言，《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确实在《圆圆曲》之上。但是否可以将这种高低放在隶事这一点来衡量，这其实是有疑问的。王国维明确说“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免带着意气。虽然说歌行体诗与律诗不同，确实不宜多用典，但吴伟业与白居易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吴伟业的过多用典其中自然会包含逞才显学的因素，但在清初颇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文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吴伟业在《悲歌赠吴季子》诗中就说过“受患只从笔下始”的话，则为了避患而使用典故，曲折其意，深藏其思，也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既如此，则用典故使用的多少来裁断诗人诗作的高下，其未尽合理之处，也就昭然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