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1]、柳下惠之风[2]。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注释】

[1] 伯夷：始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谥号伯夷。商代末年孤竹君之子，被孟子誉为“圣之清者”。

[2] 柳下惠：即展获（前720—前621），字子禽，春秋时期鲁国人。“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故称“柳下惠”。被孟子誉为“圣之和者”。ft

【译文】

读苏轼、辛弃疾的词，应该好好体会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正有伯夷、柳下惠那样的高逸的风韵和脱俗的情怀。姜夔虽然看上去也清高孤傲，但其长期幕僚的身份使得他不免处处受到制约，他的情怀其实是被世俗压制住的，其中该有多少的无奈。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一〇〇则。手稿第一一五则即承此则而比较“东坡之旷”与“白石之旷”的不同。可能因发表篇幅所限，故未选录与前内容有重复的第一一五则，而是选录了第九十九则承续此后，因为此则乃就“胸襟”问题而作进一步发挥。手稿原文结尾是：“然如韦、柳之视陶公，其高下固殊矣。”又将末句改为“非徒有上下床之别”。无论是手稿原文，还是手稿修订文字，均没有出现在初刊本中，初刊本只是用“然不免局促辕下”一句作结。大概因为此寥寥数十字已经涉及东坡、稼轩与白石三人了，若再加入韦应物、柳宗元、陶潜三人，则人物纷纭反乱其思了。其实王国维无论是对手稿的修订，还是正式的发表文字，总体是朝着理论集中、结构与文辞简约方向努力的。

所谓“雅量高致”是指宽宏的气度和高雅的情致，其实就是前则所云“胸襟”的具体内涵。此则比较苏轼、辛弃疾与姜夔的不同，再次申论人品与词风的紧密关系。王国维将词人人品上升到伯夷、柳下惠的境界，可见其悬格之高。

伯夷是商代末年孤竹君的长子，本有继位的资格，但孤竹君有意让次子继位。而在孤竹君去世之后，其次子又坚让伯夷继位，伯夷以父命不可违为由拒绝，后并隐居首阳山，因耻食周粟而饿死。柳下惠虽然在鲁国仕途蹭蹬，但不改直道事人的秉性，后隐居而成“逸民”。伯夷和柳下惠在古代都属于有气节、有胸襟、不慕名利之人，素被视为隐逸君子的典范。王国维在这里将苏轼和辛弃疾比拟为伯夷和柳下惠，只是就其气度高逸、情致脱俗而言的。王国维要求研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就要从中读出两人的这一种气度和情致。如果能由此而将自己的气度和情致向苏轼和辛弃疾两人靠拢，则师法其词，就有了基本的底蕴。

相比对苏轼和辛弃疾的极度赞誉，王国维对姜夔再次从人品方面提出了批评。姜夔一生虽为清客，但既然是食人门下，自然要局促自己，谨言慎行，以迎合主人之好恶。所以姜夔偶尔表现出来的清高孤傲，其实掩饰不住自己受约束的无奈。对照这一则，看来此前王国维对姜夔词“格韵高绝”的评价，也未必是一个充分正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