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子其人

老子其人，古来颇有争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上文中出现了周守藏室之史李耳（聃）、老莱子、周太史儋三人，都称老子，都是隐君子，孰是孰非，汉代司马迁已经糊涂了，搞不清楚，难以评判，只好诸说并存。至于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到二百岁，即就是“修道而养寿”，也纯属神话，难以置信。正因为如此，关于老子及其著作《老子》的说法很多：

一说认为，老子就是教诲孔子的李耳（老聃），当在孔子之前的春秋后期，从《战国策》、《礼记·曾子问》、《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典籍的引述可知。主此说者如马叙伦《老子校诂》、郭沫若《青铜时代·老聃、关尹、环渊》、任继愈《老子新译》等。郭沫若指出《老子》书是出于战国环渊之手。

一说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书。主此说者如清代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罗根泽《诸子考索·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一说认为，老聃当在杨朱、宋钘之后，成书在秦汉之间。主此说者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

一说认为，老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博大真人，《老子》成书于庄周、宋钘之后，可能出于詹何之手。主此说者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庄老通辨》等。

以上诸家，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令人深思。如果折中而言，笔者认为，撰写《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周太史儋，《老子》成书于《论语》、《墨子》、《孟子》之后，《庄子》《荀子》、《韩非子》之前。

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着许多思想流派，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一些哲人，精通事理、练达人生、博通古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他们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和人生的价值，认为只有远离现实社会，不受外物诱惑，才能维护和保全自己的清白品德、高洁人格和纯朴天性。于是，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逃避尘世生活，有的躬耕垄亩，自食其力；有的寄情山水，友风子雨；有的甚至出入庙堂，却大隐于市……总之，对现行制度和当朝权贵采取一种回避的、不合作的、甚至批判的态度，这就是历史上隐逸之士产生的由来。尧时的许由、巢父，周时的伯夷、叔齐就是早期的代表，所以，早在《周易》中就反映出隐逸思想（比如《遁卦》）。《论语》中多次记载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对热衷入世进取的孔子师徒讽刺、挖苦、奚落乃至斥责。钱穆认为，斥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隐者荷蓧丈人就是老莱子，并非没有道理。（见《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所以，后来庄子说：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

隐逸之士既然避世存身，韬晦自保，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因此，探索天道自然的法则和规律，并以之反观比照污浊的现实社会，就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和批判社会弊病，揭示矛盾根源，并以天道自然为法式，提出疗治社会的主张，进而挑战传统，否定君权，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贵生存身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有一个生成发展、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道家思想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根据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脉络，考察老子其人其书，是完全可行的。

（一）杨朱、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杨朱最早对隐逸思想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贵生”，“为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学说的先驱。老子则进一步明确提出“道”的哲学观念，以自然天道反观社会人道，主张贵身爱身，贵柔不争，俭啬谦下，绝圣弃智，小国寡民，无为无不为，可以说是对杨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后来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坚持恬淡、寂寞、虚静、无为，向往齐同、物化、坐忘、全真的境界，期盼“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原始自然的纯朴生活，从而把道家学说推向理论的高峰。

如果说杨朱主要是从自身命运立论，公开提出“一毛不拔”、“公身公物”的叛逆观点，强调个体意识，反对传统观念，锋芒毕露，惊世骇俗；老子则在杨朱学说的基础上，高举天道，正言若反，扑朔迷离，玄妙空灵，借为圣人立言达到无为而治，在有君的前提下做无君的文章，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以辩证思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显然比杨朱学说严密精致，睿智高明。如果说老子还置身于现实社会，其思想意识还带有世俗的智慧、全身的谋略和人间的理想，具有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忧国忧民的胸怀；那么庄子则是在老子理论的引导下，对现实社会更有忧患意识和恐惧心理，对人生命运的认识更为清醒理智，冷峻深刻，因此，庄子试图完全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超脱尘世，虚无混沌，遗世独立，回归自然，向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以求得精神世界的彻底解脱，从而，把道家理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集道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因此，老子学说上承杨朱，下启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所以，老子必定晚于杨朱，早于庄子。《孟子》以前，并无《老子》之文；《庄子》以后，典籍已经大量引用《老子》，那么《老子》就不会晚至秦汉时期，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礼记·曾子问》、《庄子》、《列子》等典籍，都曾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又说到老子对杨朱的教诲，也就是说，孔子与杨朱都曾先后师从老子，都是老子的晚辈。假如果真如此，《说苑·政理篇》所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是从惠王始（见《史记·六国年表》），而惠王元年为公元前369年，已经晚于孔子离世一百余年，其间孔子怎能问礼、杨朱怎能受教呢？难道老子是长生不老的神仙么？显然有悖于常理。

历史如此扭曲，恐怕与《老子》的论述是有关系的。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孔子的大道显然与老子的大道是不同的，但是名称却相同，于是老子借此提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这就把他宣扬的道、德，凌驾于儒家提倡的仁、义、礼之上。既然老子提出的道、德在先，而孔子论述的仁、义、礼在后，那么，老子自然成为早于孔子的圣人了，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后世道家门徒们留下想象和发挥的巨大空间。对此，顾颉刚有精辟的分析：

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以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老子这个学派大约当时有些势力，但起得后了，总敌不过儒家。他们想，如果自己的祖师能和儒家的祖师发生了师弟的关系，至少能耸动外人的视听，争得一点学术的领导权。于是他们造出了一件故事，说孔子当年到周朝时曾向老子请教过，但他的道力不高，而且有些骄矜之气，便给老子痛骂了一顿。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多，羞愧得说不出话。回得家来，只有对老子仰慕赞叹。借了孔子的嘴来判定了老、孔的高下，显见他们的门徒之间也是这等比例，道家的身价就可提高。想不到他们这种宣传不但如了愿，竟至超过了预期，而使儒家承认为事实；又不但如此，而使儒家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许多礼制，把老子也儒家化了。可怜的是《老子》里既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礼记》中又有老聃答孔子问庙主、问葬礼的话，逼得他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这个工作成功了，索性再进一步，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他们把本学派里的货色尽量向黄帝身上装，结果，装得黄帝也像了老子，而后道家里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黄帝为“肇祖原皇帝”，其学派的开创时代乃直顶到有史之始了。至于发踪指示的杨朱，早被一脚踢开，学术系统从此弄乱。《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名也从此打不破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道家门徒既然让老子攀扯上了早在史初的人文之祖黄帝，从此黄、老并称，高高供起，冥冥之中不仅“发踪指示”的杨朱、而且连儒家祖师的孔子，都只能登门求教、顶礼膜拜了！如此荒唐错乱的记载，怎能相信呢？

（三）《老子》三章曰：“不尚贤，使民不争。”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尚贤”是墨家主张，“圣、智、仁、义”是儒家思想，既然《老子》一概反对，其书必在孔子、墨子之后。

（四）《论语》、《墨子》、《孟子》从未提及老子，而《孟子》对杨朱却口诛笔伐，激烈地抨击和批判，认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认为杨朱学说主张无君，大逆不道，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对于继承杨朱学说，进而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大骂统治者是“盗夸”的老子却不着一字，未曾提及，这绝非是孟子的疏忽大意。只能说明，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以前，老子或老子的著作尚未出现，或者虽同时而稍晚，未曾引起人们注意。

（五）《老子》的用语、句式和思想，说明《老子》是一部战国时代的个人著作。《老子》中常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等战国语词，就是《老子》成书的时代标志。《老子》中的惯用句式，如“夫唯……，是以……”、“以其……，故能……”之类；《老子》前后思想的连贯一致，自称“吾”、“我”等，都能够证明《老子》是由一人撰写而成。今本有的内容稍有重复，也许是出于后人增补编纂，但是并不影响全书的思路和表达。

（六）从老子的籍贯看来，应当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苦县本属陈国，后楚国灭陈国，苦县即属楚。《史记·陈杞世家》曰：“二十四年（前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既然《史记》说老子为楚苦县人，无疑当在楚灭陈之后，不在春秋，而在战国，《老子》成书更在其后。

（七）老子可能就是周太史儋，《老子》就是太史儋所著。“聃”即“儋”，“聃”与“儋”音同字通，名称很相近；聃为周守藏室之史，儋为周太史，身份颇相似；老聃至关也罢，太史儋见秦献公也罢，均须西出关，方位也相同，是后来司马迁因传说不明而造成了错乱，其实二者似为一人。秦献公于前384年—前362年在位，此时太史儋见秦献公，与前面的推断在年代上也大致吻合。（参见罗根泽《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