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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1]，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注释】

[1] 《花间》：即《花间集》，五代后蜀赵崇祚编，欧阳炯序，以蜀人为主，共选录温庭筠、韦庄等晚唐五代十八人五百首词，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选本。

【译文】

冯延巳的词虽然从整体上仍在五代词的主流风格之中，但其文体格局和寄寓的人生之思已经比同时代的人开阔、深沉甚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冯延巳的词开启了北宋词风的发展方向。冯延巳与南唐中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都超越了《花间集》的范围，难怪《花间集》中没有收录他们的任何一首作品。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六则。王国维将本则安排此处，或许是因冯延巳词具有“开北宋一代风气”之意义，由此带出以下对北宋词人之评述。但在手稿中，此则与引录张惠言“深美闳约”之评、李璟“菡萏”二句次第而下，在意义上本自连贯，都是阐述词在内涵上向纵深、广博拓展的张力之大，意义指向都在“无我之境”一端。以此而言，王国维在手稿第三十一则提出境界说之前，相关理论的内涵其实也已经粗具梗概了，只是其时在话语上尚未形成圆足的理论形态而已。

此则手稿文字似多随性之语，譬如王国维对《花间集》的收录体例就不太明白，以至对《花间集》未收录冯延巳词表达不满，并猜测可能是“文采为功名所掩”。其实，冯延巳的功名与文采固然可能存在着如何权衡的问题，而《花间集》乃蜀人或寓居蜀地之人词的汇集，其不收南唐冯延巳的词乃限于体例而已。王国维的相关议论未免蹈空。此外，手稿原评论李璟、李煜二人，相比冯延巳，“皆未逮其精诣”，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分。而在初刊本中，则删去了对三人之间高下之评论，从三人共同的角度来说明其与《花间集》词风的整体不同，并由此体现出西蜀与南唐词风的地域性差异。而在这种整体差异中，王国维对南唐词的评价明显要高出西蜀之上。

王国维此前以“深美闳约”评冯延巳，此再以“堂庑特大”相评，大旨在肯定冯延巳在词史发展中的转折意义。所谓“五代风格”，其实主要指以《花间集》为代表的词风，以春花秋柳写旖旎之情，月下、尊前是基本意象，相思、离别是基本主题。今检《阳春集》，类似作品确实不少，这是冯延巳“不失”五代风格之处，此盖缘于其生活年代与生活方式大体相近之故也。所以王国维语境中的“五代风格”正是指向“花间”词风的。

晚唐五代词的繁盛，除了有以蜀地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之外，还有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与花间词派中的词人多身居下僚不同，南唐词派则以帝王和重臣为主要角色。这种身份和角色的不同，自然会意味着生活方式和眼界的差异。王国维看出李璟、李煜与冯延巳“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其实就是从整体上看出了南唐词风对花间词风的转变和突破意义。

如果说李煜的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话，冯延巳的词同样有这样的特色，而且冯延巳年长于李煜，所以就转变词风的肇始而言，冯延巳应该是更值得关注的人物。只是李煜的变革成就更突出，影响更大而已。冯延巳的词比较多地突破传统题材，侧重写自我的心境，而且其所写的感情往往并不具体，只是描述一种感情的意境而已。如其《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只是反复描写了一种“闲情”的纠缠情形，至于这种闲情的具体内涵，一直闪烁其词，未曾明说，所以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堂庑”云云，正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的。至于冯延巳词对北宋词的影响，乃是词学史上公认的事实。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言之已颇为分明。则王国维将冯延巳作为五代与北宋词风交替之际带有标志性的人物，是有很充分的学理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