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柳永对词的突出贡献是大量创作慢词，变旧声作新声，以“赋法”入词，铺叙展衍，或情景交融，或明白家常，具有雅俗相兼的审美特征。

（一）关于慢词

词由唐兴起而至北宋初期，歌者日多，制作益繁。然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仍习于专工单调小令，以其尚含蓄，又与诗之作法相近之故。自唐中叶渐有慢词以来，仅流行于教坊或里巷间。柳永既出入坊曲，与乐工歌妓频繁交往，尤精于音律，善为歌辞，便肆其笔力，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又“变旧声作新声”[17]，遂使慢词长调，“始大行于士大夫间”[18]，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据龙榆生先生统计，“今所传《乐章集》及《续添曲子》（彊村丛书本），凡用十七宫调，一百五十三曲。或同一曲名，而别入数宫调，而大部为长调慢词。其为依新腔而制之作品，必居多数。”[19]可知柳永对词体之开拓与演进实有大功。

（二）关于“赋”法

柳永既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在写法上，自然不同于以往含蓄凝练的小令。他除了在“慢词的成型过程中引入了律诗的构成法”[20]外，更为突出的是采取了“以赋为词”的作法。近人蔡嵩云指出：“周（邦彦）词渊源，全从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21]夏敬观亦谓柳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22]可见探讨“赋法”是把握“屯田家法”之关键。

所谓“赋”，一是指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即“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一是指有别于诗、骚的一种文体，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23]。赋作为表现手法，不假他物，“直书其事”[24]，包含了“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作为文体，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25]，重在铺陈华采，通过描绘景物，抒写作者的情志，如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与六朝写景抒情的小赋。柳词善用赋法，正是将以上两重意思引入词中：

1、善于吸收汉大赋铺采摛文之法。柳永在那些描写皇宫富丽、都市繁华以及投献帝王达官的词中，不仅套用了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等大赋中的辞藻，如“中天华阙”、“都门十二”、“玉阶彤庭”、“金茎承露”等，而且吸收了大赋铺张扬厉的文法，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写尽雍容富丽之气象与繁华富庶之物态，所谓“铺叙展衍，备足无馀”[26]、“承平气象，形容曲尽”[27]。

2、善于吸收宋玉辞赋及六朝小品文赋写景抒情情景交融之作法。细读柳词，可以明显见出宋玉《九辩》、《高唐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曹植《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陆机《叹逝赋》，江淹《别赋》，谢惠连《雪赋》，以及王羲之《兰亭集序》等抒情文对其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深受这些辞赋写景抒情的熏染。故在柳词，不但长于摹景，尤能情景交融，创造出婉曲层深之意境；其二，在章法结构上得其精神。如柳词中许多以晚秋悲景抒写羁旅悲情的结构模式，显然来自宋玉的《九辩》与潘岳的《秋兴赋》等；而触景生情、由乐而悲的结构模式，当取法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等。

3、善于在语言上吸收辞赋骈偶与用典的特点。柳词多用四六骈偶句式与排比句式，两两相形，整饬工致，雅丽流美，极富表现力。如“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柳词中还大量引用了汉魏六朝辞赋、《世说新语》以及经史、诗文中的语典事典。郑文焯谓之“非深于文章，贯串百家，不能识其流别”[28]。前引黄裳也说：“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词之用事用典，柳词恐怕是始作俑者。

4、善于吸收“赋”的“直书其事”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指出，“柳词总以平叙见长”[29]，“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30]，“耆卿多平铺直叙”[31]，等等。这正说明，柳词之铺叙，具备了“赋”作为表现手法所包含的“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具体说来，其一是在词的上片写景下片言情的格式中，融入较多的叙事成分，这在柳永以前的词作中是少有的。柳词注意将设景造境与叙事抒情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表现羁旅离愁与思旧怀人的词作中，多将眼前之景、过去之事与当下之情打并一体，如此写景、叙事、抒情相融，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层层铺叙，自然委婉曲折。其二是柳词的铺排叙事，多“平叙”、“直叙”，“只是直说”[32]，较少借助比兴，较少寄托。尤其是一些闺情词，往往舍去景物描写，以女子口吻，娓娓叙来，抒写人物内心情感，明白而家常，有直说、说尽，淋漓尽致、不留馀蕴的特点。《锦堂春》、《击梧桐》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也正是赋作为表现手法的极好运用。

（三）关于雅俗

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指出其“俗”的特点：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33]

（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34]

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35]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谐，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气。[36]

无论是“从俗”、“近俗”，还是“卑俗”、“鄙俗”，“俗”的确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柳词之俗，突出地表现在其语言的通俗易懂，表意的大胆率直，以及浓厚的世俗情味。在作法上，主要吸收汉魏乐府及唐五代民间词的特点。清人宋翔凤《乐府馀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可知柳永以俚俗语入词，一则便于歌妓演习传唱，一则利于广泛传播。这种俚俗语与大胆率直的表意手法相结合，用以表现市井生活世俗情趣，甚至不避讳对色欲的直接描写（如《菊花新》、《尉迟杯》等），使柳词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享乐生活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也与中和雅正的审美原则相偏离，故招致“卑俗”、“鄙俗”、“为风月所使”之类的诟病。

但仅以“俗”字目柳词，则未免偏狭。恰恰是另立豪放词派、与柳分庭抗礼的苏轼，自出手眼，最先为柳词辩正，最先揭橥柳词具有“雅”的审美特征。他说：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37]

关于柳词之“不减唐人高处”，叶嘉莹先生认为正在于其所写兴象之高远阔大，声情之雄深矫健，足以传达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只是其高远之兴象常与儿女之柔情结合在一起来抒写，因此往往使一般人忽略其高远而只见其淫靡了[38]。苏轼能从世人皆以为尘俗的柳词中发见其高华浑雅之境界，不独在推赏柳氏之一词一语，更在振聋发聩，张扬一种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的逸怀浩气。同时，苏轼之论，对启发人们透过“俗事”、“俗情”以发见柳词之“雅”，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清人彭孙遹云：“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荃、兰畹之音，流入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39]宋翔凤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40]近人郑文焯云：“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41]夏敬观明确指出：“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42]可以说，亦俗亦雅，平处家常俚俗，高处清劲浑雅，这正是柳词所独具的审美特征。

柳永既放笔慢词，善用赋法，雅俗相兼，极富表现力，故对后世词曲之创作影响深远。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词坛大家有着不同程度之影响；另一方面，其俗词开金元散曲之先声，尤其是关汉卿等人的散曲创作与柳词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