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永是第一个专心致力于歌词创作的词人，他以“一生精力在是”[10]，其毁誉荣枯皆与词息息相关。他用词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天赋，用词抒写自己的情感与遭际，也用词记录见闻感受甚至作为交游谋生的手段。因此，比之唐五代与北宋初期的词，柳词在内容上便有了很大的开拓。他的词，不再仅仅用以佐酒助兴，也不再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面向更广阔的天地，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羁旅行役、咏物怀古、祝颂投赠、游宴赠妓、相思离别、悼亡游仙……在柳词中无所不有。柳词现存二百一十二首，另有三首集外词为明人小说所假托[11]。将这些词粗略归类，则描绘都市繁华、节日盛况及祝颂投赠之词约三十首，羁旅行役之词约七十首，男女情事及赠妓之词八十多首，游冶饮宴及其他内容的约三十首。

柳永生活和创作的时段主要在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正值“盛明”之世。柳永以他的耳目感受尽情描绘了当日物阜民康、朝野多欢的升平气象。如写帝都的壮丽祥瑞：“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霄》）；写都市的繁华富庶：“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写人们的游冶行乐：“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竞寻芳选胜”（《长寿乐》）；写佳节的热闹场面：“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这些描写，虽不免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嫌，却也比较写实地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朝野同欢的都市生活风俗画卷。北宋黄裳曾感之曰：“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12]李之仪称柳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13]。比柳永略后的朝中重臣范镇亦曾叹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馀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14]这些评论，皆指出柳永以词纪实、以词颂美的特点。其立足点，正是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的思想，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柳词描写盛世气象的客观性使其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裳以柳词比之杜诗，不无一定道理。

前人谓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15]。如前所述，柳永曾于一段时期东西漫游，入仕后又常任一些流转各地的小官，故词多抒写羁旅的穷愁与行役的劳顿。这些词，因是写词人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故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因与所行之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相融合，故觉境界开阔，物态丰妍，气象万千。而尤具特色的是，柳永常借日暮秋晚的萧瑟之景，抒写羁旅落拓的感伤之情，并借“悲秋”之宋玉，抒发贫士失职才人迟暮的悲慨，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16]。《雪梅香》、《曲玉管》、《玉蝴蝶》、《戚氏》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闺情词为数最多，或赠妓，或代女子抒发闺怨，或写词人自己的离别相思。柳永在这些词中，第一，热情描写和赞美了那些色艺出众、品流详雅的风尘女子，如《柳腰轻》、《凤栖梧》、《少年游》等。第二，抒写了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恋，既有女子的刻骨相思，亦有男子的真心痴情，从中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也表达了词人的爱情理想。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第三，着力刻画下层妇女的境遇，尤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斗百花》写思妇的寂寞悲苦；《迷仙引》写歌妓的渴望从良；《离别难》、《秋蕊香引》二首悼女子的青春早逝。“一生赢得是凄凉”，则是对女子命运的一个总概括，表现了柳永对妇女的理解、尊重与同情，不乏平等思想与人道主义。这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思想意识对他的影响。当然，闺情词中也杂有平庸露骨的色情描写，这是毋庸讳言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柳永在许多羁旅闺情游冶词中，经常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此，论者历来抑扬不一。我们认为，说柳永一贯蔑视权贵、鄙视功名或一贯追求利禄、追求享乐，都未为切当。柳永对功名的态度，实际经历了热衷向往——调侃放浪——竭力进取——感伤厌倦四个阶段。他青少年时期热衷功名，向往通过科举仕进以实现自己的用世之心、兼济之志，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道路，这无可厚非。但他浪漫疏狂的性格和善为歌词的天赋，却使他没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话说回来，如果他严肃认真地去求取功名，就不会有他对词的贡献。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遭受挫折后，他虽对功名表示蔑视，但不过是落第举子一时的愤激解嘲之语。“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如鱼水》）。他一方面以调侃放浪的态度处之，一方面又期待时来运转一酬壮志。释褐后的柳永，竭力进取，不无政绩，虽也曾干谒权贵、歌功颂德，但风气处境使然，不可求全责备。只有在饱经仕途的坎坷、身体的多病与游宦生活的艰辛之后，柳永对功名利禄的怀疑与否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味：“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凤归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伴随着人生价值的思考而展开的。他开始认识到，在人短暂的一生中，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种“虚费光阴”、徒“劳心力”、“于身无益”的东西，现实生活才是实实在在须当把握的。由此，他追忆过去未名未禄时自由自在尽情尽意的生活。应该说，柳永此时对昔日享乐生活的怀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感官享受来追求，而是上升到一种人生意识的高度，具有一种与现实作比照的“符号”意义。他对功名利禄的感伤厌倦情绪，体现了一种人生价值追求的失落感，其中既有不被社会见容见用的政治伦理价值的失落，也有个性不得舒展张扬的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老大伤悲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失落。由于这种失落感是在人生各种价值被毁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不乏悲剧色彩。它在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中最易引起同情和共鸣，这也是柳词（特别是那些羁旅行役之词）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