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常常有人问：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简单说是国学）从哪里入手？必须读什么书？最有历史依据的回答是：从读《四书》《五经》开始。在传统教育中，《四书》《五经》是统一的小学教科书；在考科举是读书人唯一出路的时代，《四书》《五经》是科举这个做官资格认证的必读书。读书要从《四书》《五经》读起，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因而《四书》《五经》也成了人们谈到读书时的熟语。

都说是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其实其中作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读的不过几十部，而这几十部中最基础的经典就是《四书》《五经》。

《四书》的编定是在宋代，《五经》的编定是在汉代。

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在诸子学说中认定孔子、孟子的学说在入德、做人、为学方面最为重要，而《大学》是其门径、《中庸》是其心法。其后朱熹将这四种书做为一个系统，详加注解，用尽毕生心血，作成《四书集注》，为世所重，风行天下。朱熹编《四书》意在教人为学与成人，所以以《大学》提纲挈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明门径和顺序。然后《论》《孟》教人具体去做。最后进深到《中庸》心法，以哲理精研。所以《四书》原来的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来因书刻出版之便而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朱熹去世后南宋朝廷将他作的《四书集注》审定为官书，至元代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更是规定此书为科举专用书。今天，用《四书》猎取功名的用途早已不存在了，但是《四书》作为儒学的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价值不为岁月而减少，会随时代而增华。

“经”是先秦人们对重要儒家典籍的专称，其后经历了六经、五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化。《庄子·天运》以“孔子”语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经秦火焚书，西汉建国后，文、景之时已倡导经学，武帝“置五经博士”。《易》《诗》《书》《礼》《春秋》是五经典籍（《乐经》名存实亡）。唐代文献屡称“九经”是将《礼》含《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春秋》含《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合称。宋代以后又加《四书》，便成为“十三经”。

“五经”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开辟了中国诗教的传统；《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记言的历史，记载了上古的文献和事迹，从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周易》被推崇为群经之首，用变易的观点总结万事万物不易之规律，并做最简易的智慧说明，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孜孜矻矻地去研究；《礼记》记述先秦礼制，孔子所讲的治学修身准则，博涉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地理、历法、祭祀、生活规范等，集中论述了中国的礼乐文化和社会理想，“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就是选自《礼记》；《春秋》以微言大义的笔法，把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褒贬判断，寓于记载之中，意在拨乱世反之正，为天下明是非，知荣辱，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时值今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也进入了伟大复兴的进程。复兴中华文明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回到我们文明的源头，从构成我们文明主干的基本经典的整理、学习、继承入手并做时代的阐释与运用。为此，本书延聘学术名家、组织青年才俊，对这九部经典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整理。

本书主要以明锡山秦氏刻本清重刻本为底本，并参酌各种善本，确定标准原文；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精详注释，细密疏解，明示导读；尤其可贵的是，历数年之功，汇集历代名家评注，一一对应于文中，读此书时，学者如得历代先贤面授经典，薪传之功，此书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