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阅读资料

爱德华·班费尔德： （1974）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Prospect Heights，IL：Waveland Press.

班费尔德是一位研究城市规划的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城市演变不是政府规划活动的结果，而是人口、技术和经济职能出现变化所导致的。本书第一版写作于1970年，当时正是美国城市的黑暗期。中产阶级家庭和企业纷纷逃离充满暴力和喧嚣的美国城市，转移到郊区地带生活和经营。

最近这些衰落城市中有一部分出现了复兴，这种结果同样是人口、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双亲家庭数量的减少，联网新生代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寻找新的生产中心和市场进行扩张，这些才是城市复兴的真正原因，绝非政府规划活动的结果。

穷人搬到了原来中产阶级居住的城郊，以及那些无法复兴但能提供基本福利的城镇。遗憾的是，班费尔德没能看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它们对城市市场的推动作用和在发展中国家削减贫困的巨大成就。跨国公司还激励了国家的职业文化观念，使它们开始渴望获得经济增长机会。面对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发达国家正在逐渐取消对福利事业的支持。这会为它们带来足以超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本杰明·巴伯： （2013）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Dysfunctional Nations，Rising Citi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巴伯的这本作品很重要，它能帮助读者了解全球城市如何共享知识和经验以应对城市的社会、环境、安全、基础设施、信息、人权和教育多样性等问题。他在书中以出色的案例说明市长是如何绕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僚规定，帮助城市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本书详述了城市互存的概念，即城市可以通过信息沟通和共同行动的方式解决国家无法解决的城市问题。

巴伯和本书作者一样列举了城市化和城市组织方面的数据，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城市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问题。全球所有城市都在招商引资领域竞争，以创造工作机会、经济收入和税收来源。巴伯没有提出城市市场以及世界城市经济的跨国推动因素。他忽略了城市之间为吸引公私营部门投资彼此竞争的经济问题，这是巴伯作品中的一个分析漏洞。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刺激和相互之间的投资竞争是保证城市充满生机活力的根本，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有益的外围条件但并非重要因素。

巴伯在作品中提出了理想化的全球城市管理架构。虽然这一架构缺乏主权意识，但他认为可以帮助城市解决问题，而且有利于在主权国家之间做出实力协调。从当前存在的各种城市间组织以及国际城市市场的巨大规模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设想。但是我们在本书中对于城市动力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前提。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互相竞争投资机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城市组成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自由市场中的城市竞争和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一样残酷激烈。因此，城市与城市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城市的市长是政治角色，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就像跨国公司对利润的渴望。因此，他们所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城市间组织的发展和自发性规则制定，其最大价值是为那些利用城市竞争捞取最大实惠以推动全球化扩展的跨国公司创建一个力量制约平台。换句话说，巴伯强调的是可持续性，而本书作者侧重的是政治力量和商业领域的生死之战，这两种思路都值得了解。

安德鲁斯·杜安伊、伊丽莎白·兹伊贝克、杰夫·斯派克： （2000）Suburban Nation：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NY：North Point Press.

本书作者与安德鲁斯·杜安伊及其在迈阿密的DPZ团队是很好的朋友。随着全球城市的个人财富、企业总部和最高管理层，以及创意工作者越来越集中于城市中心，如何为企业员工中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提供郊区住房开始成为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跨国公司四海为家的职业化人才已经厌倦了城市郊区过去几十年漫无目标的建设发展。他们希望生活在文化设施丰富、周围环境良好且价格能够承受的地区。这就是杜安伊的设计目标。希望吸引跨国公司的城市和都市圈必须支持具备美学和艺术感的新城镇的开发。企业用丰厚的薪资吸引公司高管，对于技术人才和中层管理人员必须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否则人才很可能流失。

杜安伊关注的对象不是理查德·弗罗里达描述的可以在市中心购房的一小撮单身创意阶层，而是服务于跨国公司总部、分部和全球办事处的大量员工及其家人。对于此类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开发。显然，高楼林立价格昂贵的市中心并不能吸引这个群体。因此，城市开发管委会必须严格控制，要求地产开发商按照规定用途开发房产，保证城市在招商引资活动中的吸引力。

杜安伊笔耕不辍，在可步行城镇研究方面颇有著述。这些城镇对于员工及其家人具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很难放弃这样的优势转而选择其他地区。换言之，跨国公司在选择城市时不能只考虑有钱在市中心购房的少数高管精英，更要考虑大多数普通员工的生活质量需要。

理查德·弗罗里达： （2002）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抯Transforming Work，Leisure，Community，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NY：Basic Books.

这本书以及弗罗里达的后续作品很值得一读。他对创意阶层在城市复兴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描述。所谓创意阶层，弗罗里达给出的定义是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收入颇丰，从事娱乐业、软件业和社交媒体行业，在市中心生活，可影响高端住宅、娱乐场所和零售店面地产投资行情的年轻职业工作者。这一阶层源自于信息技术行业，拥有全新的社会身份，和那些在城市远郊生活的普通家庭完全不同。

弗罗里达详细描述了这个阶层，但是他认为创意阶层可以振兴城市经济的观点有些牵强。这个阶层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其经济产量根本不足以推动大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它对城市生活和经济的影响无法满足庞大的缺乏资金支持的城市人口所需的经济需求。实际上，弗罗里达所说的创意阶层，实质上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把贫困黑人排挤出城的乡绅化群体的翻版新一代。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被他们排挤出城市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家庭。

创意阶层及其带动的娱乐业和旅游业，可以看做市政经济和地产开发商临时撞到的好运气，绝不会成为大型城市实现可持续经济的基础。能够影响大多数市民生活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根基只有一个，那就是吸引跨国公司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因此，城市管理者不应当转移注意力，忽略对可推动大量就业的跨国公司的招商，去关注什么标榜时尚的一小撮所谓创意阶层。你让那些真正从事创新的小企业、科学家和创业者情何以堪呢？

爱德华·格莱泽： （2011）Triumph of the City：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Smarter，Greener，Healthier，and Happier.New York，NY：Penguin.

格莱泽和怀旧派城市规划大师刘易斯·芒福德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子。格莱泽并不哀叹已经消亡的事物，而是善于分析当代城市化的现实，积极肯定它的经济、智力和社会价值。格莱泽认为密集的城市可以吸引人力资源并培育创新意识。在创建经济繁荣方面，人力资源要比基础设施的作用更为重要。他反对简·雅各布斯对社区生活邻里化的赞扬，认为个人对创意思想的追求以及人际间的数字互联程度是创建新型社区的基础。

格莱泽的作品反映了大众教育和信息技术为人类观念带来的真实变化。我们不再是芒福德时代浪漫主义的一代，而是思想附属于自然的数字化一代。创新不是华兹华斯诗歌里的世外桃源，而是当前和未来世代存在于当代带来的震撼。因此，聪明头脑才是当今时代的主角。创造性人才接受的教育越多，这个群体越是集中，发挥出来的效应就越大。

城市遭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存在空间限制。随着富人搬迁到市中心文化设施集中的区域，富有创意的人才只能被迫转移到市郊的蛮荒之地。要避免这种智力流失的灾难，城市只能兴建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换句话说就是向上发展而不是向外发展。

简·雅各布斯： （1984）The Economy of Cities and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New York，NY：Vintage Random House.

研究城市经济的作品都必须参考简·雅各布斯的这本巅峰之作。她的《城市经济》和米尔顿·科特勒的《邻里政府》（Neighborhood Government）曾在1969年被Urban Affairs书社评为双本精选集。简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检验精神。她深入分析了城市的本质，即通过进口替代、消费、贸易和投资等方式为经济开发提供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GDP。简在后期作品中强化了这一观点。本书则把城市经济的演变拓展到了当今的全球化规模加以分析。

布鲁斯·卡兹、詹妮弗·布拉德利： （2013）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布鲁金斯学会以对城市政策活动的支持以及布鲁斯和詹妮弗突破性的研究分析而闻名全美。这本作品为支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提供了组织框架。都会区域（Metro areas），即通常所说的标准城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SMSAs），会为老城区扩大市场规模并推动其经济发展。

城市从今天的经济意义上说不再是单纯的自治单位，而是老城区以及围绕其四周的和其他城市区相毗邻乡镇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如今，世界各地的老城区已变成区域性金融、娱乐、文化、教育、高档住宅和零售商业区，在周边郊区落户的是制造企业、大量中产阶级住宅和经济适用房，以及为这些社区提供支持服务的商业设施。

这本书深入研究了如何在城市范围内开展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以解决美国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无法有效管理的各种问题。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2014/1520）History of Florence.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在对待利用个人政治影响力推动城市发展和城市职能方面，城市规划和商业管理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在这方面的培训完全是照本宣科或形式化的，与现实城市生活中残酷的政治斗争有天壤之别。人们失去工作，企业经营失败，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做好学习应对权力的准备。无论人们学习了多少知识，决定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是经验而不是教育。

要了解城市生活中的政治影响力，可以阅读一些政治作品，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1520年出版的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尽管当今时代政治活动采用的方式和面对的目标有所变化，但政治冷酷的本质和巨大的力量并没有改变。

对于不愿阅读艰深作品的读者，我们推荐阅读由Signet Classics出版的威廉·赖尔登的作品Plunkitt of Tammany Hall：A Series of Very Plain Talks on Very Practical Politics。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本书写作大量引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供的全面丰富的各类研究数据，对此我们在尾注中有详细说明。我们要特别推荐其中的三份报告，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全球600座城市经济明星以及支持这些城市发展的8000家跨国公司。它们分别是：《城市世界：城市的经济力量》、《城市世界：城市和消费阶层的兴起》以及《城市世界：国际商业前景的转移》。

在这些报告中，有些内容采用的是2007年的数据，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因此，它们对2015年所做的经济预测可能在上限方面存在误差。尽管如此，麦肯锡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增长提供的数据仍然十分重要，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发达国家。换句话说，报告很可能高估了欧洲和北美城市的长期经济实力。

约翰·麦克列维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03）The Company：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New York，NY：Random House.

要了解当今跨国公司的巨大实力及其面对的问题，必须从最初的股份制公司开始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企业的演变过程。企业会从最初阶段演化出很多形式，其中的跨国存在当属实力最强的形式。麦克列维特和伍尔德里奇介绍了企业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主体和个体——即股东利益和相关方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的矛盾。这本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年，如今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使跨国公司的规模、范围和起源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尽管如此，历史仍将成为评估企业作用和思考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刘易斯·芒福德： （1961）The City in History.New York，NY：Harcourt.

刘易斯·芒福德是研究城市历史的开山鼻祖。这本作品全面分析了历史不同时期城市的不同形态和功能，一直持续到这本书的出版年代。不过，城市在过去50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芒福德向往的是自然和技术平衡相处，能够实现有机发展的规模有限的城市。换成今天的表达就是实现城市可生活性和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这本书是研究城市发展的重要作品，它强调城市的历史发展和理想状态，和当代大型城市以及城市区互相重叠的现实完全相反。

然而可惜的是，芒福德推崇的小城市无法支持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无法推动城市经济达到更大的都市级工业、服务、能源、人力、消费市场和金融投资规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理想中的小城市正在逐渐衰退。可以说，芒福德在50年前所追求的以社会和环境共存为特征的城市设计思想，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种怀旧思潮。在当今巨大的城市技术社会中，人际关系具有社区分化和社交媒体化特征。城市已经无法倒退回以前的时代。

史蒂芬·罗奇： （2009）The Next Asia：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lobalization.Hoboken，NJ：Wiley.

本书作者在亚洲生活多年。在这里有一些经济学家非常了解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以及西方世界应当如何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见解，史蒂芬·罗奇就是其中的一位。罗奇曾在摩根斯坦利任职，现在在耶鲁大学工作。他对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具有异于常人的敏锐观察。罗奇非常了解世界东方充满活力的经济实体，他很清楚亚洲的经济增长源自于城市的人口和市场购买力，以及当地长期被压抑的重商意识。如今在各国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这种压抑正在快速得到释放和改变。

萨斯基娅·萨森： （2012）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4th ed.）.Los Angeles，CA：Sage.

萨斯基娅·萨森的作品有助于了解分布全球的企业如何在国际城市中集中其服务职能。如今，城市发展不再是生产增长的结果。很多跨国公司服务部门提供的工作机会和消耗的成本甚至超过了生产部门。随着企业逐渐退出直接生产和产品组装，其研发、财务、采购、物流、沟通、营销等服务部门的规模都在扩大，在全球城市中的业务规模越来越集中。

我们建议萨森在新版作品中补充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城市的介绍。此外，我们在一些术语的命名法问题上也和她有不同看法。

如今每一个城市都是国际化城市。城市的衰退导致企业迁往国外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一点充分说明任何城市都无法逃过商业国际化带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已经不存在本土企业这种说法了。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2011）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s Economic Dominance.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2011年的这本作品是首部从宏观经济角度记录中国在贸易、财富和金融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的。他深刻理解中国稳定经济政策对于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位学者，他具备每一个在中国经商的企业家的智慧，深知人民币很快将会成为全球流通货币，挑战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

雷蒙德·弗农： （1998）In the Hurricane抯Ey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哈佛大学的雷蒙德·弗农是一位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分析人员。他的作品《主权困境》（Sovereignty at Bay）和《飓风之眼》（In the Hurricane抯Eye），是研究大型企业国际化重要的学术分水岭。弗农自二战末期就开始跟踪跨国公司的增长，关注行业在本国发展和国外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政府一直努力维持对经济发展的控制，以阻止跨国公司投资及其全球影响为本地企业带来的灾难。它们为控制跨国公司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设计的管理制度既经历过成功也经历过失败，其间出现过国有化、管理制约和开放投资等不同时代。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还是出现了重视跨国公司发展的趋势。

弗农教授于1999年去世，他在过去15年中对全球贸易投资的分析令我们受益颇丰。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力受到损失，无力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使跨国公司投资逐渐成为推动国家繁荣的主力。此外，弗农的另一个贡献是预见到地方政府在绕过国家限制对跨国公司招商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对于弗农提出的观点，我们希望未来会有学者继承其衣钵继续开展对跨国公司的分析研究。

约翰·瓦辛科： （2006）The Merchant of Power：Sam Insull，Thomas Edison，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

这是一本经过深入研究的作品，以案例形式为读者展现了城市经济开发的三大中心要素：创新基础设施、商业组织和政治活动。萨姆·英萨尔是爱迪生的秘书兼会计，是他把爱迪生的电力发明大范围应用到了芝加哥的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周围的远郊区县。

英萨尔的私人企业推动了芝加哥的发展，使之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它们生动体现了创新和实施之间的差距，以及基础设施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英萨尔创建了大量上市控股公司，其中包括很多在大萧条时期倒闭的公司。他的对手是公共基础设施所有权的拥护者，这些人把英萨尔告上法庭，但最后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可以说，没有萨姆·英萨尔的财务天赋和巨大坚持，芝加哥就不会形成今天的发展。在当今发达国家创业精神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环境下，英萨尔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曾是那个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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