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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章 全球化城市的经济力量
大中型跨国企业必须选择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它们必须为企业的总部、地区办事处，以及生产、配送和销售管理中心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换句话说，企业必须选择合适的城市。企业要想成功，城市的优势远远大于国家的优势。
随着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它们必须选择生产国和销售国，选择在哪里开展行政管理、生产、配送和销售工作。比方说，如果企业准备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它的总部应该建在哪里呢？是北京、上海、香港，还是其他城市呢？在这些准备开展业务的城市中，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地理定位。如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城市定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影响企业能否取得成功。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大城市，这些城市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国内市场水平各不相同。有些世界级城市的规模甚至比很多国家还要大。2007年，东京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范围达到13500平方公里，拥有3500万人口。这一人口规模和加拿大全国人口相当，超过马来西亚、荷兰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口。 [1] 在国际范围内，其他超大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s）包括上海、北京、孟买、德里、纽约、洛杉矶、伦敦、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达卡、拉各斯、莫斯科、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这些城市区的人口都远超很多国家的总人口，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国民收入。它们不但具备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而且与其他的城市和国家具备重要的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国家的发展和这些重要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中，重要城市的GDP增速高于整个国家的GDP增速。因此，可以说是这些城市推动了国家的富强。对一个国家而言，其重要城市的投资、贸易和消费活动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尽管如此，在过去70年中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是国家建设和国家经济增长，而不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苏等霸权国家，都是通过国家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国家经济模式需要制定中央政府政策和结构，需要解决军队现代化、社会规划、大型基础设施、全球化和双边贸易协议、国际金融一体化以及农业支持等问题。
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的经济规划者提出的中央政策严格限制地方决策权，这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社会稳定方面出现了危机。随着城市的萧条，苏联经济坍塌。类似的危机也曾经在美国出现，联邦政府一度忽略美国重要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郊区蔓延、财务赤字、基础设施不足、商业和人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那时，城市被视为改变穷人命运的地方而不是发展经济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欧洲也是这种情况。
这种发展方式导致的恶果是：中央政府高度官僚、财务紧张、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两极化、腐败丛生以及社会持续动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国家资源通过政治手段在国内进行分配，根本无法把资源集中在重要的城市市场，无法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国内收入的增长。通过政治手段分配国家资源，这种做法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非常有害，无论其主导者是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
美国和印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向各州和城市推出的财政补贴计划，以公平为基础向国内各大城市分配联邦资源，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很多城市得到的资源都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刺激经济发展。印度国大党也是这样，抛弃了先前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转而实施农村地区保障收入和贴现售粮政策（贴现率为市场价的10%），结果导致GDP增速从2010~2011年的9.3%跌至2012~2013年的5%。[2] 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向重要城市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和这些城市不得不自行着手扩大投资。
与此相反，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努力推动城市经济繁荣的做法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我们会在本书详细说明他是怎样强化纽约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在担任市长11年后，他成立了一家声望显赫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的巨大财富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实现转型。在他看来，大型城市是解决经济开发、公共卫生教育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绝佳实验室。 [3]
同样，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十分强调主要城市（major cities）对于国家GDP发展的重要性。2013年12月13日，奥巴马在会见各地新市长和候选市长时说：“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要素……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开创良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4]
跨国公司必须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投资，这其中有重要的原因。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城市人口不断下降，消费、贸易和投资活动都在不断削弱，无法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商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无法为股东提供足够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则不同（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它们拥有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群体。这里才是企业的金矿，无论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都在抢夺这一商机。西方跨国公司必须抢占先机，否则便会被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赶超。 [5]
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型城市（midsize and large cities）可实现超过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力。 [6] 一个国家顶级城市（top cities）的经济总和在其GDP中占有的比例最大。在发达国家，城市可贡献高达80%的GDP。在美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79%。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通常为40%~60%。中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60%，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85%。2013年，仅中国35个城市的经济收入就达到其GDP的近50%。 [7]
尽管20世纪最后十年的动荡阻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但它们仍努力保持稳定并吸引了一些投资。在中东、拉美和亚洲，经济增长之路依然崎岖坎坷，但是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其主要城市区（major city regions）全都对商业持开放态度。
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建设有一个前提，即经济发展源自于民主制度。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如果经济繁荣依靠的并不是民主制度，那它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国家建设的名义下，发展中国家是通过城市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贸易、消费和教育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内外部投资、引进国际行业、发展本地行业、中央政府投资和企业政策的创新实施、企业经营和营销水平的改善，以及本地创业人才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在吸引外部投资、贸易和消费方面，国家制度偶尔会发挥促进作用，但大部分情况下会抑制这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超大型城市、大型城市的管理者和企业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它们能为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收入。实际上国家并不制造财富，它充其量只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真正发展经济的是城市。换句话说，国家是城市经济体的受益人，而不是创造者。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的数据，全球600强城市涵盖了世界20%的人口，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收入，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到2025年，预计世界600强城市的GDP会翻番，达到65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7%。 [8]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购买力平价也正在逐步追赶西方水平。今日中国深圳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芝加哥的水平，而且其中产阶级数量要远高于后者。 [9] 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成本甚至比美国纽约还要高。2007~2010年，中国大型城市的GDP比重从20%增长至37%。 [10]
到202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世界生产总值比例将会发生逆转。据巴黎经济学院预计，2025年中国的名义GDP将仅次于美国，GDP总量相当于欧盟的2/3，美国的一半。 [11] 201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经济水平。到2025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其GDP总量相当于法国。 [12] 到那时，全球经济中心将会从发达国家的城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超越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和苏联的冷战之后，西方世界希望继续实现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影响力，而不是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权威的挑战。
答案很简单，自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以来，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在国民数据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国家之间的对比，是通过绝对名义GDP而不是GDP、购买力平价或GDP增速等指标来衡量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GDP数据的比较。名义GDP是通过美元而不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也就是说，衡量它的标准并不是各国人民保持相同生活水平所需支付的相对成本。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名义GDP是一项历史遗产，而GDP增速和购买力平价才是当代比较标准。
因此，国家数据并不能反映城市GDP之间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城市对国家GDP的贡献率。例如，2011年印度15强城市占当年全国GDP的56%，但其人口仅占全国的7.5%。 [13] 换句话说，印度的全国GDP水平远低于其国内城市GDP水平。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国家快得多，城市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国家市场更有吸引力，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计，2010~2025年巴西的年经济增长率不到3%，但圣保罗市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为4.3%，里约热内卢为4.2%。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孟买和新德里在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6.3%和6.4%。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预计年增长率为5.5%，但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同期的增长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2012年，天津市的GDP增长了16.4%，同期整个中国的GDP增幅为10%。在美国，2011年加州圣何塞市的经济水平相比去年增长7.7%，休斯敦市增长率为3.8%，得克萨斯州米兰德市的GDP增长率为9.5%。 [14] 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2011年美国1.7%的GDP增速。全国数据和城市数据揭示的事实显而易见，作为企业，现在你应该知道该怎样有效投资了吧？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但在于国家建设，还在于鼓励全球私人投资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投资工业、贸易和消费行业。这些投资能推动城市的工业化和商业开发。它能吸引新劳力、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扩大中产阶级、鼓励小微企业发展、改善资本形成、贸易、投资和消费活动，从而使城市化得到增值。
综上，决定新兴市场能否崛起的因素不是国家建设而是城市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大型城市的人均GDP比所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80个百分点。 [15] 截至2025年，在年均家庭收入2万美元以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全球25强城市中，预计只有12个位于发达国家，分别是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地区、大阪、洛杉矶、首尔、芝加哥、米兰、兰斯塔德和马德里。 [16] 其他13个城市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分别是上海、北京、莫斯科、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开罗、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深圳、伊斯坦布尔、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城市的巨大经济力量。1980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建议在五个东部沿海城市成立经济特区，以测试长期规划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行。这些经济区包括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福建省的厦门以及整个海南省。随后，这些城市很快变成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园、自由港、自由经济区和城市企业区。
当时，首批进入这些经济区的资本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地区，而是来自我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投资者的私人资本，随后西方企业和金融投资资本才相继进入。不过，当时的华人投资者并非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有些人来自当时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只是一个小渔村，人口只有3万，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建筑老旧道路失修，市内甚至连一盏红绿灯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开始酝酿成形了。在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地位最为特别，它拥有尝试各种经济政策的极大自由。1982年，深圳特区政府扩大了市区范围，总人口达到了351871。 [17]
截至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八年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7008428；到2010年，深圳的人口数量激增了47.8%，达到10357938，大部分城区都被划定为经济特区。截至2012年，深圳的人均GDP为3581美元，购买力平价水平为23897美元。 [18] 按照10%的年增长率计算，深圳的购买力平价水平相当于芝加哥2010年的人均GDP值29535美元。截至本书写作时，它已超过克利夫兰同期的人均GDP值，接近费城的人均GDP水平。
很快，深圳经济特区的试验成果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推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天津、武汉、西安、广州等相继建成大型工商业城市。西方企业逐步进入这些市场，以独资或与国企合营的方式展开经营。通过合营，国企提供了市场，以此换取西方企业的投资、技术转移和现代化管理。外部投资、内部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等新型资本形式，同样推动了私营和国营部门的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大量涌现，短短30年不到，中国城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都市经济体，使这个国家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截至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贡献了65%的GDP，资本占有率达40%。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后来，其他国家也效仿西方模式进行内部投资，成功开发了雅加达、曼谷、吉隆坡、迪拜、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国际化大都市。
如今，中国正在采用西方投资模式建设开发非洲城市。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对非洲的投资总额。中国开发利用其资本资源，在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收购工业、地产和商业公司，购买技术和物流资产。中国采用直接国外投资方式，能有效利用其资本资源进行投资。
城市化
国家财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快速城市化，即大量低收入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迁徙。它能为国际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生产成本优势，为其提供广阔的新兴市场。随着教育和技术的进步，这种转移已经深化到附加值供应链、品牌出口和新兴中产阶级国内消费的水平。
简·雅各布斯等城市研究人员曾阐述过城市的财富创造效应。尽管她的早期作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现象，但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财富创造规模要宏大得多。麦肯锡的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经济转型，其规模要比世界上老牌城市化国家英国大100倍，城市化速度比后者快10倍。” [19] 每一个美国人需要深思的问题是，2013年人口达到3.15亿 [20] 的美国能否竞争得过2010年人口数量即达到26亿的正在快速城市化的整个发展中世界。 [21]
人类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进入城市化。全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创造80%的世界生产总值。截至2007年，麦肯锡全球600强城市中，380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到2025年，全球600强城市有望创造60%的世界生产总值。 [22] 到那时，城市经济的分布将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会有136个新城市（仅中国就会出现100个城市）进入全球600强城市名单，而2007年名单中1/3来自发达国家的城市会被挤出排行榜。新的财富创造主要来自于消费行业，预计将从2007年的4.8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7.3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3.2万美元）。 [23]
城市经济
城市可以为各种活动提供有效的生产环境，如基础设施和商业投资、工业化、就业、进城务工、物流贸易、教育进修、地产开发、消费品营销、文化旅游和资本形成。城市和城市群可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供应链。
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优势是在工业、技术和商业投资方面拥有大量机会。它们不但是家庭消费的重要市场，而且可以通过教育和企业推动个人职业发展。至于不利方面，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大型城市会对政治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和谐构成巨大挑战。
城市中的消费主要发生在贫困人群、低收入者、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以及他们的细分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440个城市中，购买力平价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比例，有望从2010年的35%增长到2025年的55%。这些新兴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高收入群体和富裕阶层，其标志是以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家庭收入超过7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数量有望翻两番，从2020年的2000万增长到2025年的6000万，占全球城市高收入家庭数量的6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富裕家庭数量。仅中国一地就会涌现19%的城市新兴高收入家庭。 [24]
在2025年预计出现的26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家庭中间收入超过2万美元（即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大城市中，11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国家），另外15个在发达国家。 [25] 在这26强城市中，只有3个在美国，分别是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在23个人口超过1000万，拥有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超级城市中，麦肯锡预计其中只有7个在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欧洲的伦敦、巴黎和莱茵-鲁尔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其余16个全都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重庆；印度的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以及卡拉奇、达卡、马尼拉、莫斯科、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届时，所有B2B和B2C企业的营销重心都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26]
除了收入水平，决定这些问题和机会的变化因素还包括人口年龄、家庭规模和数量以及人口的教育水平，这些都在引导企业积极进入大城市，在麦肯锡世界600强城市中寻找商机。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必须调整战略和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城市经济体的变化。
城市经济的商业战略
在1984的作品《城市与国家财富》中，雅各布斯对财富创造的国家理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指出城市及其所在地区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她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①外来品市场；②替代品（就业机会）；③工商业移植；④技术；⑤资本形成和投资。她在书中阐述了在西方国家中，城市之间如何通过产业的输入输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城市区是国家经济的核心，随着重要城市利用进口替代实现繁荣，它们会把过剩产能和技术创新输出到附近的城市，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就这样，进口产品不断被转变为替代品和出口产品，从而保证了城市区财富的持续增长。当中心城市耗尽能源和创新能力时，城市便会逐渐萧条。
在1961年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记录了美国城市之间的竞争状况，分析了这些城市出现成败的各种原因。每个城市都必须为市场、就业机会、产业移植、技术和资本展开竞争。城市永远屹立，但它们的财富和经济力量却会发生转移。
雅各布斯分析了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城市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财富创造过程。遗憾的是，她并没有看到在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在拉美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在中东的伊斯坦布尔和迪拜；以及在非洲的拉各斯，超级城市和大型城市即将创造新的经济崛起。同样，她也没有看到东京和其他日本重要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滞胀中遭遇的经济下滑，以及美国底特律和很多欧洲城市经历的经济萧条。但是雅各布斯的观点一直都是正确的，城市区经济命运的变化取决于国际国内市场、就业机会、产业移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
当雅各布斯在1961年写作此书时，苏联尚未解体，有关自由贸易、金融一体化和新式金融工具的国际新秩序尚未形成。那时没有世界贸易组织，无人推动保护主义贸易向开放性贸易的转型。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刚刚开始启动市场经济，社会党领导的印度政府还没有展开市场经济改革，跨国公司也不像今天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到2006年雅各布斯去世时，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开始出现。可以说我们这本书是在向她致敬，因为她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对城市财富，以及企业、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如何适应新的城市经济模式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我们来看看雅各布斯的五段论是如何影响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经济的。
市场
我们已经描述了城市市场的新景象。（雅各布斯在书中称其为城市区，我们的定义是都市区。）2008年，在全球600强城市中有8000万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家庭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1.72亿此类家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城市。 [27]
随着城市GDP的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在全球GDP增速最快的25个城市中，预计有15个将出现在中国，美国只有一个城市洛杉矶可能会名列25强榜单。至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GDP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数量，美国只有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能跻身全球25强城市，与中国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相媲美。此外，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GDP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数量进行衡量，全球25强城市中有12个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28]
作为财富创造的要素，市场已经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它意味着面对城市GDP增长、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数量，以及人均收入等综合条件的影响，消费的中心正在发生转移。
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市场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在制造、品牌力和零售链等方面的国际延伸。本土公司的兴起，以及它们在生产力、样式、广告、商场和零售分销等方面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情况。
一开始，西方的B2C和B2B跨国公司把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很快，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复制它们的产品，并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为应对市场挑战和出口竞争，跨国公司会把它们的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品牌在当地市场免受冲击；另一方面，利用当地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把制成品出口到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市场。
跨国公司总是试图利用专利和版权保护抵制本土公司开发进口替代品的做法，但历史证明这样做从来都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跨国公司的品牌还是会在当地扎根，西方工商业投资会强化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经济力量，削弱本国的制造业经济。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本土公司不但替代进口产品，开发自主品牌，确定市场定位，而且开始投资进行研发和创新。截至2011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欧盟，领先于美国。 [29] 2012年，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把年收入的13.7%投入到研发领域。 [30] 截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业务已延伸到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在国内市场上和跨国公司的产品一争高下。
就业机会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根据2025年的人口预计，全球人均收入五强城市（分别是奥斯陆、多哈、卑尔根、特隆赫姆和圣何塞）的总人口还不到上海一个区的人口数量。 [31] 在西方，大多数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都比较少，工作机会也不多，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人力和金融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为什么会提供如此众多的工作机会呢？在中国，深圳的人口从1980年的3万增长到2010年的1000多万，天津的人口从1980年的770万增长到2012年的1100万。在印度，孟买都市区的人口从1981年的820万增长到2012年的1300万。在巴西，圣保罗都市区的人口从1980年的850万增长到2012年的1300万。 [32]
在这些人口中，70%是适龄劳动人口，其中50%是老龄人口。按照世界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的定义，适龄劳动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GDP指数较高的城市都有巨大的人口，因此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机会。 [33]
1980~2010年，发展中国家共新增了8.86亿个非农业劳动机会，增长率为6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共新增了1.64亿个非农业劳动机会，增长率为9%。 [34] 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年就业增长率可达到1%~2%。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主要城市2012年的失业率水平如下：巴黎11.4%、洛杉矶9.7%、伦敦9.6%、芝加哥9.5%、纽约7.7%。自1980年以来，美国50个都市区都出现了就业率下降，下降范围在1%~4.9%之间。在3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期内，尽管美国的净失业率水平远没有经济危机之后的情况严重，但事实证明经济的恢复仍然无法抵消就业率长期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欧洲，就业率长期下降的问题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业率的增长主要源自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化。要实现西方国家80%的城市化程度，中国和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5]
重视就业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人口的劳动力渗透率。劳动力渗透率是指当前就业人口和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拉丁美洲的劳动力渗透率已达到80%。 [36] 和美国相比，拉丁美洲强劲的GDP增长率部分源自于较高的劳动力渗透率。巴西的劳动力渗透率也比美国高。美国的劳动力渗透率已经从2000年的67%下降到2013年的63.2%，2040年这一比率预计将跌至60%。 [37] 在美国，很多失业的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停止寻找工作，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不断下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去20年来失业救济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强调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2012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动力渗透率仅达到44%，法国为51%。 [38]
产业移植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城市人口和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本国公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工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但是自1980年以后，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城市向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制造业转移。
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行业转移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的要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劳动成本、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物流、本地供应、大型城市消费者市场、有利的双边和国际贸易政策，以及所在国的投资激励政策。
随着工商业投资重心的转移，中产阶级消费的中心和人均财富水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正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利用在财务、货币和贸易等方面的支持，大力推广它们的投资优势，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相互竞争。推广产业移植工作的是城市而不是中央政府。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会由市长率领贸易代表团，向美国和欧洲城市推广投资机会。这些代表团在美国访问的城市是旧金山、达拉斯、亚特兰大、芝加哥和纽约，而不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
对产业移植和办事处的投资，是一种城市之间的交换活动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换活动。尽管美国总统可以鼓吹在投资贸易方面的成就，但实际上这些交易是通过国际之间的城市实现的。各国总统都会率领由市长和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出访国外城市，吸引它们到自己的城市经营商业。
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不断看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被掏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39] 如前所述，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西方国家较高的绝对GDP和人均收入是一种历史遗留财富，未来将会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超越。
在历史上，美国城市曾发展本地工业以取代来自欧洲城市的进口产品。如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在吸引产业移植，培育本地制造业，以取代来自西方的进口产品。这种产品替代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及其消费群体的快速增长。
对发达国家缺少大量人口的城市来说，实现经济增长唯一的希望是对出口进行创新。但是，这一优势也会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逐渐取代。中国正力争在2020年把技术进口量从50%降低到30%。2011年，中国在全球研发投资中的比例增长到12%。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研发投资中的比例从36%下降到34%。 [40]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是衡量它们能否在未来保持经济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
截至2013年，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及其私营和国营跨国公司、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支持本土创新的经济实力。在中国的GDP中，私营企业创造的贡献高达60%。中国有40%的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 [41]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国企，中国的富人和公私营企业正在投资和收购欧洲、日本和美国发达城市的公司，以获取它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品牌。
企业移植也开始出现反向发展的趋势。华为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它是一家私营公司，工厂和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和美国，其业务活动曾遭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抵制。联想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是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在帮助城市商业进行国际扩张的方面，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中国企业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大量公司收购。仅2013年前九个月，中国企业就在美国投资了55个新建项目和收购活动，耗资122亿美元，创造了对美直接投资的新纪录。 [42]
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越来越少，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多。受此影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业投资和扩展活动中出现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为发展中国家及其城市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对发达国家来说，要抵消行业转移和失业率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只能寄希望于技术创新。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城市经济增长的下一个要素——技术。
技术
中国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喜欢利用合资的形式对特定行业进行国外投资。这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企的资本资产和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本国合作方学习高附加值生产技术，将其复制到自有品牌和生产线。另外，合资企业中的国内合作方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大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
复制能力是城市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每一个城市都靠开发进口替代品实现增长，这个词实际上是复制能力的婉转表达。任何法律或程序都不能阻止城市经济体实现复制和增长的决心。它们必须复制进口产品以发展自己的经济，然后以较低的价格把自己的替代品向外输出。
在印度有很多公司依靠复制西方的软件生存，如今印孚瑟斯公司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软件开发商。通过复制通用电气、伊莱克斯和博世家电的技术，海尔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 [43] 格兰仕公司通过复制美国的微波炉技术，在2007年一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 [44]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但为国内市场和出口开发进口替代产品，同时也会生产和设计自主品牌产品。因此，西方的消费者产品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营销机构，它们把产品设计和生产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品牌零售连锁店，会直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种替代产品作为自有品牌销售。
随着中国企业在制造业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它们也开始投资开发新技术。2009~2013年，中国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公司将其销售收入的10%用于技术研发，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公司的研发投资。 [45] 例如，苹果公司每年投入到研发领域的费用只占销售额的3%。此外，中国政府在研发领域也不惜投入重金。在截至2015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中国将公共研发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2%，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与发达国家的投入比例持平。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研发投入比例为2.3%。2012年，中国计划在科研领域增加360亿美元的投入，比2011年增长12%。在这些研发投入中，有14%被分配到基础研究领域。
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领先全球，在电动汽车的制造和销售方面也超越美国。如今，中国正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加速购买欧洲的机械制造业和新技术。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它在水泥搅拌车技术方面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在物联网技术竞争方面中国也遥遥领先。北京正在研发一种可通过红外线传感器、射频识别，以及机器间技术进行通信的设备。根据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部的估计，2015年中国的物联网市场价值将达到803亿美元，2020年将翻番至1660亿美元。中国在发光二极管和移动支付技术方面领先全球，在半导体、光电和石墨烯技术等方面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美国最大的科研实验室巴泰尔技术中心（Battelle Institute）称：“尽管美国的研发力量可稳定增长至2020年，但中国研发力量的增长远远超过美国。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和投入水平，中国的研发总投入会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 [46]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深圳（华为和中兴总部所在地）、印度的班加罗尔（印孚瑟斯总部所在地）和孟买（信实集团总部所在地），正在技术、人才，以及投资、贸易和消费等方面全面赶上西方城市。
资本
尽管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和新加坡仍然是全球资本重要的金融中心，但中国香港、上海、北京、孟买、德里、圣保罗和迪拜等新的金融中心正在脱颖而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资本正在流向麦肯锡全球600强城市名单中的480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不是名单上的120个发达国家的城市。 [47] 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把制造业基地转移到海外一样，它们的投资资本也发生了转移。西方跨国公司正在把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转向国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而不是转回国内交税或开发有限的投资机会。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盈余增长速度更为迅猛。由于大量发行国债和地方债券，很多发达国家的主权基金都出现了巨额赤字。未来，欧盟外围区国家的偿债能力还是一个问题，欧元货币区的走向也不甚明朗。尽管美元是全球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在全球80%的贸易活动中进行交易，但美国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出现迅速增长。《华尔街日报》市场观察称，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2013年10月人民币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贸易金融的第二大交易货币。 [48] 德意志银行预计，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会在2014年增长50%。 [49]
用不了10年，人民币将成为可全面兑换的货币，彻底撼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源。2014年年底，中国和欧盟的贸易结算量有望超过亚洲的贸易结算量。 [50] 俄罗斯和巴西与中国的部分贸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协商中。例如，最近澳大利亚和中国刚刚通过了澳元对人民币的兑换协议。这种做法不再利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虽然中国政府何时迈出人民币全面兑换的一步尚不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步必然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2004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 [51] 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投资竞争者。
1990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国内投资规模。199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840亿美元，比1985年国内投资额1520亿美元高出很多。截至2011年，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进行计算，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730亿美元，分配比例如下：欧洲55.6%、加拿大13%、亚洲17%、拉丁美洲13%、非洲和中东8%。综上，美国共投资了30.28%，即840亿美元到发展中国家。 [52]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3年的报告，1992~2002年，美国国内投资的年增长率为6.2%。2002~2012年，美国的国内投资额每年减少0.6%。2012~2022年，对外投资年增长率预计为4.7%。但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下滑而不是增长。 [53]
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大幅削减对国内城市产业的资本投资，正在大力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产业，导致其本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到打击。与此同时，2012年上半年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和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9.5%。 [54] 美国也放弃了对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期。
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接受了来自全球一半以上的直接投资。 [55] 2012年上半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这种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对感兴趣的外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更具体地说，它包括在国外收购或修建工厂，或是对外国企业的地产、厂房或设备进行改善。 [56] 简而言之，国际资本认为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区。
发展中国家城市市场的商业战略
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只有19%的企业管理者称公司高管在开发商业战略时以城市为定位，认为可以在未来五年保持稳定的市场份额。 [57] 此外，36%的管理者根据地区投资情况制定战略商业扩展决策，把向城市分配投资的任务交给工作小组。令人吃惊的是，61%的企业高管根本不做城市规划，认为“它们和战略规划无关”。 [58] 在企业高管中，52%的人不会在每日工作中利用城市信息。如果让这些高管寻找客户，他们肯定会忽略最重要的市场所在。简而言之，顾客并不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而是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和城市区中。
跨国公司在寻找开发市场和人才的地点时，只有30%的企业称会在城市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59] 专业工作者并不是泛泛地生活在国家之中，而是具体地生活在每一个城市中。以国家为基础对专业工作者、管理人才和当地市场规模进行统计，无法凸显硅谷、班加罗尔、深圳、天津、武汉、雅加达或金奈等城市的重要性。或许根据老的标准可以发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曼彻斯特、慕尼黑、法兰克福、里昂或斯德哥尔摩等城市，但这些城市没有一个出现在2007年全球中高收入家庭23强城市区排行榜中，预计未来也不会出现在2025年的排行榜中。 [60]
企业文化
西方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数十年来一直在担任管理职位，他们很难抛弃三四十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当这种思维定势长期为企业带来成功时，更是如此。在美国，大多数经营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仍局限于在本国经营业务，殊不知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截至2011年，沃尔玛76%的业务仍在美国，耐克50%的业务在北美，万豪84%的业务在美国，美国最大的药品经销商麦克森91%的业务都在国内。 [61]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麦当劳66%的营业收入来自于海外，苹果公司65%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亚马逊45%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在工业领域，英特尔88%的收入来自于海外，陶氏化工67%的销售来自于海外，IBM 67%的收入来自于海外，GE50%的收入来自于海外，福特公司51%的收入来自于海外。 [62]
如果以50%的海外销售额作为衡量美国跨国公司业务的标准，截至2010年年底，美国《财富》500强和《财富》1000强中的公司大部分已经实现这个目标。除了英特尔、福特和IBM等公司有一部分产品直接销售给外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大部分企业的产品都是销售给城市和公司的。也就是说，采购产品的公司和消费者都来自于城市。美国向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销售的主要目标城市位于欧洲、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城市进行对外销售的具体数字，但鉴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停滞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难推断，截至2025年美国跨国公司中绝大部分的对外销售会从发达国家城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城市。
显然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了解销售收入的地理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接受城市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企业通过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经营方向会在未来10年发生变化。它们必须搜集竞争对手的情报，了解西方跨国公司的动向以及出现这些动向的时间和原因。它们必须跟踪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崛起以及它们的竞争战略，了解准备开展业务的国际城市空间。
它们必须改变企业总部和利益相关方的文化，认识到以下两个基本事实。首先，不要把太多资源投入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市场。这些市场的消费者和业务增长都在萎缩，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市场正在增长。其次，抛弃地区和国家的概念，把管理人才投入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市场中。未能实现这种文化转变的西方企业无疑会败给发展中国家新兴的跨国公司，并最终导致发达国家城市的衰落。
市场细分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市场，会因为人口、家庭数量和规模、家庭和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年龄构成以及供需关系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例如，家庭数量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住宅、商业地产和中产阶级生活相应的各种配套设施；生育率较高的城市需要婴儿用品；老年人口居多的城市需要先进的医疗服务。
每一个大中型跨国企业都必须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人口特征确定产品开发方案。大型企业必须深谙地理优势，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经济区，为推广自己的产品寻找最佳商机。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强调储蓄的城市很难刺激消费，鼓励消费文化的城市很容易为销售打开局面。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集中的城市拥有大量研发和创新人才。和经过成熟开发的城市相比，在新兴的尚未开发出进口替代品的城市本地竞争对手数量较少。和官僚作风严重的城市相比，鼓励创业精神的城市更适合西方跨国公司进入和发展，因为前者会更多地保护本土企业。有些城市会向外积极寻求合资伙伴和战略同盟，有的城市却非常保守，对西方合作伙伴充满不信任，不愿和它们打交道。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对市场机遇进行细分，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城市的魅力进行排列。
定位
在麦肯锡全球城市600强中有430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进行战略投资的巨大市场。那么，你应该根据哪些条件进行选择，应该向哪些城市进行投资呢？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你应该何时进行投资，投资规模又该如何确定呢？
在城市层面之下，企业应该具体定位哪个消费者群体呢？每一个跨国公司都有针对不同收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产品线。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哪些品牌最能代表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群体特征？哪些产品对消费者最有吸引力，同时又能有效降低竞争压力？哪些产品和当地文化最为吻合，能够根据消费者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地化？在不同的城市向个人和家庭销售产品时，怎样才能根据价格、设计和特征对生产线进行优化？
你的经销渠道该怎样设计？中国的城市有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高度发达的电子商务销售，但印度城市的电子商务增长率较慢。阿联酋的城市富可敌国，是奢侈品中心和旅游消费地，需要建立精美的零售渠道。与此相对，非洲城市需要的是标准家庭产品和服务，因此更青睐价廉物美的连锁超市。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中，这里不但有数百万奢华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同样也有众多的乡镇和农村消费者。因此，你的经销渠道必须高度多样化。
在发展中国家面对不同的城市文化，你该如何开发产品广告呢？不同的城市在文化表达和文化品位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销售活动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讨价还价。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无法长期低价经营。JCPenney公司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这家公司以前经常搞促销活动，但它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强调产品的明星效应和高价格，结果导致了企业经营的失败。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强调灵活定价和碎片化经销，怎样对产品定价才能保证利润也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控制经销链和供应链中的价格灵活度？要知道在发展中国家，分享市场蛋糕的利益群体有很多。
从国际角度转移到国家角度，我们应该怎样针对城市区的特征对企业进行重组？如果企业的财富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那它的高管人员在城市区的级别也必须有。换句话说，在这里只安排战术工作小组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效的做法是以快速发展的城市区群（city region clusters）为定位，配置高管。
我们要面对的是新一代的营销工作，它既不同于以往，未来又难以确定。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将会垄断市场经济增长点，成为企业实现发展繁荣的源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凭借较高的人均GDP，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知识和管理资产，仍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全球新的商业重组必将逐渐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将在后面的篇章以战略化视野进行详细讨论。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的要点有：
·创造财富的不是国家，是城市区。
·跨国公司是城市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投资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商业发展的前景。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在GDP、人口和中产阶级消费方面的发展速度更快。
·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本土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竞争。
·西方跨国公司必须了解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技术竞争力及其人才集中的城市。
·西方跨国公司必须积极改变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以应对发展中国家销售收入不断增长的现状。
·为实现收入增长，跨国公司必须把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区作为投资目标。
·企业必须根据城市市场，而不是国家市场的实力，对其管理、生产和营销活动进行重新配置。
思考问题
1.哪个城市都市区（city metropolitan region）未来能为你带来最大收入和增长？你准备在其中的哪个区域实现业务扩展？
2.哪个城市都市区的经济发展正在衰落？你准备在哪个城市都市区减少企业投资？
3.哪些竞争对手会在未来对你构成最大的挑战？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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