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回忆

纵观全局，我们需要批判地重新审视本书序言中讨论过的假设：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战争的还原和回忆是极度可怕而恐怖的。就连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诗歌也并非公认地那么具有“反战”情结。在欧文的诗歌全集中，103首作品中只有31首能够算得上是含有“反战”意味的。而在这其中，萨松的作品《吻》则是关于肉搏战的矛盾心理的最好诠释。

萨松关于战争的最著名谴责——战争即“侵略与征服”，被一小部分和平主义者所称道，但他的一些朋友和上司则认为这是“神经病”的症状。他们并没有送他进军事法庭，而是宽容地将他送去了“痴呆镇”——克雷格豪斯的精神病院。在经过治疗之后，他和欧文都自发成为了现役军人。与其说对战争持有敌意，不如说其他“战争诗人”对此表现出的是一种矛盾的情感。查尔斯·汉密尔顿·索利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作品《当你见到百万个无口的死者》（When You See Millions of the Mouthless Dead，1915）基调肃穆，但不能算得上是充满“反战”感情。阿波里奈尔和温加雷蒂也不属于反战诗人，但后者的诗歌具有神秘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其《河流》以及《意大利》等诗歌作品却充斥着感人的爱国情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著名诗歌并非由那些真正荷枪实弹浴血奋战的人写就的：托马斯·哈代创作《战后的平静》（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时已78岁高龄；埃兹拉·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1920）根本算不上是战争诗歌，充其量是一位从未接近过堑壕的作家的拙劣模仿和再现。

德国诗人中，对战争最为耿耿于怀地进行谴责的当属里尔克；但是尽管他应征入伍，并短暂地服役于第一步枪预备役团，但他始终没有上过前线。《企鹅图书第一次世界大战诗歌合集》（The Penguin Book of First World War Poetry）的第二版中收录了托马斯·哈代、吉卜林、D·H·劳伦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以及其他9名著名女性诗人的作品（为了照顾女性的情感）。然而这些人也无一人有过作战经历。还有一些诗歌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战争的热情，特别是布鲁克的作品——迄今为止所有战争诗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以及朱利安·格伦费尔、约翰·麦克雷以及爱德华·托马斯。战争期间出现的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无论其作者究竟有无作战经历，其绝大部分作品都流露出爱国主义情感。

反战散文同样遭到了质疑。据休·塞西尔观察，尽管《西线无战事》可谓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题材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但在1918年到1939年期间出版的逾400部战争虚构类小说中，该作品并不具有典型性。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情感是压倒一切的基本情感。伊恩·海的作品：《第一个十万》（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1915）充斥着战争初期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战时具有强烈国家情感的作品包括威廉·J·洛克的《红色星球》（The Red Planet，1916）和《坎坷的道路》（The Rough Road，1918），以及约瑟夫·霍金的《火幕》（The Curtain of Fire，1916）。战争结束后，人们的头脑仍未清醒。《觉醒》（Disenchantment）这本书本身并没有达到惊人的销量：截至1927年，该书在英国仅卖出9000册。《没有条纹的勋章》（Medal Without Bar）虽然以其真实性赢得了老兵的喜爱，但也只卖出了1万册。诚然，这些销售数字并不错，但更为热销的则是前随军牧师欧内斯特·雷蒙德的煽情而伤感的作品《正告英格兰》（Tell England）。该书与《西线无战事》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曾经在1914年入伍的士兵最后都牺牲了。这个“关于光荣的年轻人的伟大浪漫故事”在1922年再版14次。尽管威尔弗雷德·尤尔特的作品《启示之路》（Way of Revelation）中的主人公不得不与在后方堕落的女友做斗争，但他对战争本身的谴责却显得十分缄默。

同样，并非所有的战争回忆录都表现出清醒的理解。实际上，在萨松、布伦登和格雷夫斯的作品中，其反战情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淡化许多。人们将《向一切告别》视为“对战争进行猛烈抨击的论文”，格雷夫斯本人对此都错愕万分。格雷夫斯精辟地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算计”其生还概率的：

要使对方一人致死，我们要冒1/5的危险，特别是当我们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削弱敌方的人数时；比如，干掉一个著名的狙击手……只有那一次我看到德国人但没有开枪……将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带到安全的敌方需要冒1/20的危险……当弹尽粮绝，需要在不被击中的情况下从堑壕的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有时我们需要走捷径——径直翻过去），那么如果动作够快，该风险为1/200；如果精疲力竭的话，那么这种风险则提高到了1/50。

格雷夫斯同样描写了“军队并不关心我们盟友的成败以及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士气历经所有灾难却始终没有被湮灭”。作为“普通士兵”中存在暴力文化的证明，他援引了一个事件：两个士兵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执行死刑，原因是他们谋杀了自己的一名中士。此外他还评论道，“很奇怪，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当地居民之间只发生了零星的几场冲突。”他同样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性病医院总是人满为患。”格雷夫斯简单而颇具黑色幽默地解释，所有情节并非旨在传达愤慨。布伦登的《战争的寓意》（Undertones of War）揭示了战争的可怕，但它同样传达了普通士兵对死亡的痴迷（目睹教堂院子中被炮击而炸翻的坟墓中的“怪人”），以及他们将这些恐怖轻描淡写的淡定。在萨松那本小说性并不强的回忆录中，人们漠然而坚定地回忆，“之所以在堑壕作战，是为了去杀人”，由此来给逝去的朋友报仇雪恨；之后，人们“因为能上战场而欢欣鼓舞……翻越堑壕如同某种宗教体验一般”。萨松指出，他并不是“强烈谴责战争的信徒……1917年，我开始体会到，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对抗不公正的丑恶奋斗，并以一个廉价的葬礼收场”。他同样承认死亡本能：“每当我的思绪重返战场时……一种半自杀式的本能便开始纠缠我，使我痛苦，那是一种需要被消灭的诡诈的强烈欲望。”

与巴比塞一样，甚至连雷马克都承认前线战友情起到了补偿作用，包括集体解手、粗鄙的玩笑、出于对食物的妄想而去偷一只鹅的搞笑举动，以及忘掉一位死去的战友，并得到他留下的靴子。吉尔伯特·弗朗科的《彼得·杰克逊，雪茄商人》（Peter Jackson,Cigar Merchant，1920）一书中表达了对军队管理不善甚至腐败作风的批判，但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妨碍了对战争的谴责。诸如罗纳德·格纳、威廉·巴尼特·洛根以及爱德华·汤普森这样的回忆录作者并没有什么名气，但他们都拒绝清醒的观念。此外，就算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醒的——诸如蒙塔古以及埃德蒙兹这样的人，但与其说他们对战争本身是清醒的，不如说他们对和平不抱任何幻想。军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930年出版的作品《战争谎言：对若干当代战争书籍的观点》（The Lie about the War:A Note on Some Contemporary War Books）并不是孤掌难鸣的——该书对16位作家（包括雷马克和巴比塞）进行了谴责，原因是他们“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否认了战争的悲惨情节”。他的同事西瑞尔·法尔斯在其作品《战争书籍：批判指南》（War Book:A Critical Guide，1930）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那些死去的人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屠宰场，然后像牲口那样死去”，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那些屈尊阅读雷马克的寥寥几位高级军官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许多普通士兵也和悉尼·罗杰森一样，对那些“在尸体上大做文章，煽动其毫无价值的恐怖”的书籍产生厌恶之情。正如人们常说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回忆录中有大量作品出自那些战前艰难时期经验有限（更别提亲历战争了）、毕业于公立学校和大学的人之手。幸运的年轻人在其错误的幻想中表达了他们破灭的理想，但他们口中抱怨的东西对普通士兵来说已经并不新鲜了。科珀德回忆录中那位兴高采烈的英国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观点完美地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在宿命论（“如果生死簿上注定要你去死，那么任何人都无力回天”）、对尼古丁的沉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军火”）以及仇恨（“敌人就是嗜血的混蛋”）的混合体的支撑下坚持作战的。科珀德甚至承认，如果有上级的命令，那么他是不会拒绝射杀一个有罪的人的。

那些认为战后的作品都基于同一论调的人同样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直接描写同盟国战争故事的佳作当属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这是众多趣味盎然的作品中的一部。与此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恩斯特·云格尔的战争小说。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云格尔来说，战争是场令人振奋的考验——人们为了荣耀，要学会克服恐惧；尽管他也承认堑壕战会让人产生憎恶和恐怖感，但他一再重申，自己作为一名突击队军官，从作战中获得了十足的满足感。“的确，战斗是最伟大的经历之一，”他在《作为内心体验的战斗》（Combat as Inner Experience）一书中如是写道，“我始终找不到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胜利的时刻并不能让他产生最为心醉神迷的快感。”在战争中，“一个真实的人在把酒狂欢中弥补了他一直以来所忽略的所有。在被社会和法度束缚了太久之后，他的激情继而再一次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宰，成为神圣的终极原因。”他将战争称作“一个伟大的学校”，并称“世界将在其上面被锤打出新的边界线和新的共同体的铁砧”，云格尔所表达的与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不但没有使军国主义没落，反而彰显了它的魅力。魏玛共和国时期，有许多表达了类似情感（但却对此少了些许溢美之词）的作品问世，如鲁道夫·宾丁的回忆录《关于战争》（Vom Kriege，1924）、格奥尔格的作品《士兵祖伦》（Soldat Suhren，1927）以及沃纳·博伊梅尔堡的《连珠炮火包围德国》（Trommelfeuer um Deutschland）。在停战协议签署后仍然顽强反抗的非常规志愿军们在其回忆录中表达了顽固不化的嗜血情结。在意大利，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证明，尽管战争的经历既心酸又残忍，但它依旧彪炳史册。实际上，邓南遮早在1922年之前便助长了这种风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鼓励作者将1917年10月之前的事件缩写成革命序曲的程度。斯大林最喜爱的书——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白军部队》（The White Guard）——开头描述了德国军队从乌克兰逃跑的场景，其结尾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到来结束了内战的无序状态。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战争题材的戏剧都是清一色反战的。尽管在鲁登道夫的春季大反攻前夜，在离圣昆丁不远的一处防空洞上演了R·C·谢里夫的戏剧《旅程的终点》，但它本身并不算是表现和平主义的作品。高级军官酗酒成性，另一个胆小懦弱，他们的2名同僚在劫难逃，死在了突袭中，但是这部戏剧呈现的却是坚定沉着地应战的精神。对战争最持批判态度的英国剧作家当属萧伯纳，但他的反战新闻作品以及小册子实际上并没有赢得广泛的支持，其间接讽刺战争的《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以及《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的序言与克劳斯的代表作相比则要逊色得多。战争音乐作品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哈弗格尔·布赖恩的《老虎》（The Tigers）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讽刺的反战作品”，但约翰·富尔德夸张的作品《世界安灵曲》（连续4年在停战协议签署的纪念活动中演奏，该纪念活动由英国军队出资赞助）又该如何解释？作为“传达向所有国家那些痛失亲人的人表示的一种安慰”，该作品几乎不能算是反战的。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很多。

最著名的战争电影当属《西线无战事》以及其德国的《西线1918》（Westfront 1918）。在1930年放映的5场电影中，《西线无战事》直到现在还定期在英国上映；看过该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战争的尾声，年轻的英雄伸出手臂去捉一个停在掩体上的蝴蝶时被击中了。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或许是阿贝尔的作品《我控诉》中，一个死去的人从坟墓中复活的画面——这部电影也成为法国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与让·雷诺的《大幻影》齐名。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制作了6部电影：《日德兰战役》、《善恶大决战》、《泽布勒赫》、《伊普尔》、《蒙斯》以及《科罗内尔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有人指摘这些电影“充斥着让人战栗的伤感”，“完全从男孩的浪漫冒险的角度”来诠释战争。但这不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影观众最喜爱的电影效果吗？

什么样的艺术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战争艺术”呢？在那些“辉格党主义”更为浓厚的历史教科书中，通过质疑浪漫的表现手法的传统，战争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现代主义的发展，但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浪漫主义风格并没有动摇，如约翰·哈索尔的《战争中的乔治街》（Vision of St George over the Battlefiel，1915）、路西·肯普的《前进吧，枪！》（Forward the Guns!）和乔治·贝屡的《伊迪斯·卡维尔》（Edith Cavell，1918）以及他的一系列描写比利时暴行的杰出的油画作品。达达派是在1914~1918年现代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雨果·鲍尔和理查德·胡森贝克——他们都离开营地，逃到了中立的瑞士。对于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来说，战争提供给他们几何主题的灵感——如那些漩涡派或立体派的拥趸，爆炸主题风格吸引了表现主义艺术家，怪诞风格则符合那些怀揣遁世情怀的人。事实上，在现代人看来，这些艺术家中没有人讴歌战争，然而也鲜有人将这些作品视为说教性的反战作品。格罗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公开的30余幅战争画作中却少有明确影射战争的。只有在其1915年的2部卡通作品以及1920年《上帝与我们同在》中的9部卡通画中，我们才能体会到格罗希本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事实。直到1928年，他才真正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明确反战意味的卡通作品。

此外，一大批现代派艺术家对战争美学津津乐道。曾在1914年以前盛赞战争的意大利未来派艺术家马里内蒂在战后仍然没有停止对它的讴歌。但对战争充满乐观情绪的不只是未来派。刘易斯、莱热以及迪克斯至少对其亲历过的恐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曾敦促其漩涡派同人“如果可以，那么不要错过战争”的刘易斯，之后又充满矛盾地写道：

那些咧着嘴欢笑的头骨，那些还被钢盔保护着的颅骨，那些沾满泥块的铁丝绕成了花圈，那些橙黄色泥土的小山丘，那些貌似绞刑架的枯树——这样的场景仅仅对于将其赋予浪漫气息的“演员”来说，才是戏中的道具。

莱热曾经为“炙热的阳光下的一口大炮的后膛感到震惊，耀眼的阳光在白色的金属上起舞，熠熠夺目”。然而之后他写道，战争让他醍醐灌顶，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日子所富有的深度”：

满目皆是一排排士兵。他们足智多谋，工人们源源不断地组成新的部队。堆成小山的原材料以及经过加工制造的成品……美国生产的摩托车，马来西亚的匕首，英国的果酱，来自各个国家的部队，德国的化工品……一切都打上了极其协调而团结的烙印。

正如评论家们的见解，他的作品《牌局》（The Card Game，1917）“集中爆发了他的愤懑，他反感战争强加在人们身上那机器人般可怕的机械统一性，同时，人们对制造发明这些战争工具的人表示赞美，因为这些工具奏出的韵律引燃了人们的控制欲，一发不可收拾”。

或许所有反面例证中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奥托·迪克斯。迪克斯曾经在西线和东线参战，他将战争视为“自然事件”，曾经向他的表达过这样的愉悦之情，他的朋友不禁大惊失色，他曾说“将刺刀插进一个人的内脏，并旋转之”。或许是迪克斯的经纪人试图追随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德国的和平主义浪潮，他的许多作品被误认为含有谴责战争的意图；他的怪诞主义画作表现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志愿者，试图“让自己经历和洞悉生命那苍白恐怖、无底深渊般的深意”。之后他做出了如此的解释：“我不得不去经历身边有人突然被子弹射中，直挺挺地倒下毙命的场景。我必须亲身感受这样的场景，我想拥有这样的经历。”“战争是个可怕的东西，”他回忆道，“但其中蕴含着深远的寓意。”作为战前以及战争进行时疯狂追随尼采的人，迪克斯比其他艺术家对大规模死亡和毁灭的暴力美学都要着迷。正如他在给一位友人的明信片上所写的：“在废墟中——布满弹孔的村庄蕴藏着一种自然的能量……这是向我们呈现的一种非凡而罕见的美。”一位德国士兵艺术家同样热衷于描摹和绘画被炮火洗劫的村庄：这就是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士兵阿道夫·希特勒那些鲜为人知的作品，然而它们中流露出的感情却是平静和安详。

英国之后的战争艺术同样含有这样的分裂性质。斯坦利·斯宾塞在谈及其作品时（其风格与迪克斯的战后作品极为相似）说，他试图传递“一种愉悦和希冀的感觉”。甚至当他在战时被要求以画作来表现中士们与普通士兵使用的厕所的不同之处时，他还试图表现一种振奋的情感，将中士的单词拼写中的“S”饰以玫瑰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