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沃伯格家族再也称不上是金融王朝了。马克斯·沃伯格临终前最后几年待在美国，他和老友托马斯·拉蒙特做着重建欧洲的美梦。他再也没回过欧洲，并于1946年逝世。只有最小的弟弟弗里茨·沃伯格活的时间比他长，弗里茨安静地居住在瑞典，后来又在以色列他女儿的集体农场内策尔·塞雷尼生活了16年。虽然马克斯和他的4个兄弟共有18个孩子，但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处。马克斯的女儿中，两个定居英格兰，一个在波士顿。保罗的独子吉米更喜欢政治，而非金融。费利克斯·沃伯格的4个儿子对各自嗜好的喜爱程度超过对银行业的喜爱：他们一个养赛马，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涉足外交，一个收藏现代艺术品。弗里茨的两个女儿战后搬到了以色列，各自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女儿英格丽德嫁了一名意大利前共产主义者。父亲去世后，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克移居美国，并把名字中的“h”去掉，他独自想着战后也许能在德国重振家族生意。

作为一家银行品牌，“沃伯格”这个名字因纳粹充公的政策而被忘却。1945年5月，没人可以肯定布林克曼·沃茨公司如果还存在的话，它还剩下什么。阿姆斯特丹的沃伯格公司也只是个空壳。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看来，“未来数年，在汉堡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阿姆斯特丹最多只是临时住处。除此之外，只有成立不久的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它是马克斯的儿子在纽约成立的。多年来，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其他人一直认为，新贸易公司这个名字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这家伦敦公司经营得愈加像一家投资银行。西格蒙德·沃伯格“个人……不情愿更换名字”。但（他向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解释道）^[1]：

所有我重要的朋友都强烈建议我更改公司名称，不只是董事会里的同事们。一般的看法是，我们的公司从综合性金融公司起家，现已发展成真正的投资银行，因此应该依照金融城的法则，以与公司有主要关联的人的姓名命名。

西格蒙德怀疑，他的叔叔马克斯和堂兄埃里克不会批准，但他清楚地表示，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合伙人”的意见都不重要。毕竟，他们在设立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之前，没有咨询西格蒙德。1945年年初，当西格蒙德第一次向他们提出有关战后可能的改革时，他们没有显示出多少热情。埃里克和他的父亲强烈反对。但西格蒙德没有妥协，虽然他没有放弃“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之间未来合作”的可能，但他坚持认为，合作应基于“设在各重要金融中心的各独立公司，每间公司在所在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并遵守所在地的特色和要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正像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的，“一艘快速驶过的轮船，它的船长也无法令船停下去救海上的幸存者”。双方争吵无果、愈加激烈，其间沃伯格半认真地威胁将公司改为沃伯格–菲利普森，但他的堂兄敦促他把新贸易公司改为安德鲁·麦克费迪恩——1946年1月28日，公司正式启用S·G·华宝这一名称。至于姓前的缩写，西格蒙德带着讽刺意味解释说：“它意味着，我不想让任何其他家族成员卷入任何错误，这些错误要么是我公司犯的，要么不是我公司犯的。”

更名后的公司的规模仍然偏小，但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了。除了格伦菲尔德、科纳和塔尔曼，西格蒙德越来越依赖赫尔曼·罗比瑙管理投资部。为平衡公司里全是日耳曼人的倾向，也为了使公司为战后英国工业提供专家级建议，沃伯格雇用了杰拉尔德·科克^[2]作为董事，战前他曾是一家钢铁厂的副董事长。沃伯格从开始就表明，公司更名后，其在战后时期的主要目的应是“为英国工业企业服务”。1946年年初，他向岳父解释说，公司：

不做承兑或存款业务，但首先是作为向工业和商贸客户提供建议的服务型银行，其次是作为募集和发行证券的银行。除了通常的一般客户，我们现在有一批大概20~30家的工业和贸易企业客户，我们为这些公司担任总顾问，并代表投资联合体控制其中一部分公司，投资联合体由我们牵头，还包括宝诚、弗莱明、本森、罗斯柴尔德和我们自己。对这20~30家企业，我们不但安排所需的长期和短期融资额度，而且还为它们提供成本控制、市场营销和一般性管理方面的建议。我们有一条规定，我们承担的融资风险，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公司资本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比例。我们主要的风险在于我们的费用支出，考虑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依靠最高质量的管理，我们的支出相对偏高。

1947年，科克成为力拓的董事，9年后成为力拓的董事长，他在这家新投行与这家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中间建立起极其有用的联系（虽然力拓从来没有成为沃伯格的客户，而是坚定地忠于N·M·罗斯柴尔德）。

公司重新打出沃伯格这个名字的背景不太吉利。由于德国空军的破坏，金融城一片废墟。战时的管制摧毁了投行业务。至少对于一家老牌投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来说是如此，“利润如此之低，我们有可能关门大吉”。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承诺将经济的“制高点”国有化，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史无前例的再分配，新政府不太可能和蔼地关注一个成立不久的资本主义企业。西格蒙德·沃伯格私下里担心会发生“某种政治和经济动乱……甚至是轻微的剧变”。但他希望，新政府将“开展亟须的建设性工作”。沃伯格不止一次更喜欢充当金融城里仅有的社会主义者。他重拾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时的交情，后者刚当上贸易局的主席，沃伯格和他讨论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与美国达成的新国际货币安排的影响。沃伯格对《租借法案》（美国在战时曾援助英国）的取消表示欢迎，他正确地预料到一个“非常坚定的和平政权”，这个政权将和克里普斯的名字不可分割。沃伯格还对一个叫哈罗德·威尔逊的年轻工党政治人物印象深刻，后者接替在贸易局的克里普斯，而克里普斯被任命为经济事务大臣，之后担任财政大臣。威尔逊认同沃伯格的观点，货币贬值“尤其不合理，甚至在现在不道德，因为它将给很多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货币贬值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它只是治标不治本”。二人达成共识，认为降低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不一定能缓解英国的支付平衡问题，因为美国对从英镑区进口的需求有限。沃伯格也肯定威尔逊的观察，“黄金是众多弗洛伊德式的标志之一，它在这个世界上承担了过分的角色”。

但是，克莱门特·阿特利政府实行的政策让沃伯格的热情有限。比如，企业税赋较高。尽管“对多边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要求说了很多”，但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依然被维持。毕竟有过多的中央集权。克里普斯甚至计划把设在各个火车站的酒店收归国有，这让沃伯格觉得很荒谬。无论如何，沃伯格出于个人原因与克里普斯建立友谊，微妙地把他们的对话从战后国家大计，引到新《公司法》和限制国外出生的人当董事的规定上，沃伯格认为后者带有歧视（不只是针对他）。到1949年9月英镑贬值，英镑兑美元的价值下跌了30%，从1英镑兑4.03美元，下降到1英镑兑2.8美元，沃伯格在战时对工党的热情锐减。同年8月，沃伯格在一份备忘录里痛斥，战时有太多的限制被不必要地保留下来。这个国家在防卫上花费太多。而且，利润和薪酬“过高”。人们——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够长，不够勤奋或不够有效率：

雇主们经常对他们创造的利润抱有幻想，他们有关股利政策、管理层分红和管理层成本的行为，一般经常是根据这些幻想而制定的。如果提取恰当的重置储备金，许多工业企业的利润将会更小，或者根本不会有任何利润。夸大利润或者幻想其实不存在的利润——除了有许多其他不幸的后果——很多时候阻碍了必要费用的减少……雇用员工的公司显示虚高的利润，员工们经常受其鼓舞，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限制性贸易工会条例的影响……同时要求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

最让人头疼的是，“两大主要政党……缺乏勇气……去告诉英国人民，为了克服当前的危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那些工作时间不长的人，将不得不满足于更少的真实工资”。沃伯格认为，除了“降低生活水平”别无他路。以经济水平衡量，他认为，“今天，这个国家的状况也许比在敦刻尔克时期该国的军事状况更严峻”。不是所有学习战后英国经济的现代学生都能接受这一诅咒性的“诊断”。但很少人会否认，战后的英国期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差距。

在沃伯格看来，经济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统治精英（不管忠诚于哪个党）不情愿削减英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这些军事承诺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务压力，加上已经背负的外债，事实上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并导致支付平衡危机的重复上演。沃伯格以极为清晰的远见认为，1945年不列颠帝国的经济未来所剩无几。需要承认的是，他朋友利奥·埃默里提出“尽可能将英联邦铸成一个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波动”，沃伯格对此表达了有保留的支持。不过现实中，当其他人看见的是机会时，沃伯格看见的只是一般的管理费用。他不想和南非法西斯式的种族隔离政权有任何来往。坦葛尼卡也“在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沃伯格也不把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看做英国战后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沃伯格总是盯着西欧，他认为：

关于在非洲和亚洲的所谓“欠发达”国家中正进行大量新兴开发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也许最大的新兴开发将在欧洲大陆现有的国家中进行……它们有如此庞大的资金，那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也非常勤劳，他们既保持优良传统，又带有强大动力。

苦于工党的外交政策缺乏方向，到1950年，沃伯格把目光转向保守党，希望保守党——尤其是埃默里——能承担某种领导职能。他甚至游说自由党领导人克莱门特·戴维斯，“指出经济政策中，他认为有必要指出的不受欢迎的地方”。

新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格兰银行承担金融城主要监管职能的态度。沃伯格兴奋地跟保守党国会议员鲍勃·布思比说，英格兰银行干得“很漂亮”（这与沃伯格对其他国有化机构，和他对1945年以前英格兰银行的态度截然相反），因为英格兰银行已“在集中的政策和分散的行政之间找到平衡”，而且“一个强有力的顾问团队位于经理们之上”。但不是所有该行的官员都领情^[3]。“那家公司绝不属于第一梯队”，这是1951年“针线街”（指央行）对新公司的一份轻蔑的判决。“它喜欢被人称做投资银行，但我们更喜欢把它视为一家融资或投资公司。它对许多工业和商贸企业感兴趣，那些企业毫无疑问将把资金存放在它那里。它从事一定量的募集和重组，并代表客户开展股票交易业务。”两年后，另一位央行高级经理就“沃伯格公司不断快速扩张”表达关切，并补充说：“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强健，但它的实力取决于存款的牢固和贷款的稳健。”另一位央行官员在“历史记录”里，带着势利和反犹主义姿态写道，“历史将记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不久，新贸易公司在英国和南美的行为，至少是令人非常怀疑的”：

沃伯格不但将自己锻炼成一位领先的国际级犹太金融家，而且正朝着他曾宣布的要成为“犹太国际金融核心”的志向努力。他为一批德国前犹太银行家族担任顾问和存款托管人，包括弗斯滕伯格家族（柏林人贸易公司），并通过他在瑞士、美国、加拿大和北欧的关系，将财富从欧洲转到美国。1942年，沃伯格是埃德蒙·史旦尼斯博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管人。1950年11月，沃伯格致信英格兰银行的证券监管办公室，信是关于转换他在荷兰国际公司的股份的，这份材料显示了战时黑名单的人名……他是个国际犹太人，对他来说没有国家或时局的限制。他在许多业务领域雇用犹太人，这些业务常招致政府的猜疑。他聘请聪明的人和头脑敏锐的犹太人……他爬到他们的肩膀上站得很高。他对雇员不留情面，但从未与那些“自己人”交恶，他们曾帮助他……取得他现在的位置。

如此的偏见在战后时期的英国权贵阶层中极为普遍。

但是，至少有一位央行官员愿意肯定沃伯格是“一个好人”。乔治·博尔顿^[4]认为沃伯格很正派，他宣称自己“最近在两个场合被问到我们（即，S·G·华宝公司）接受200~250万英镑是否合适时，都特别高兴地给予肯定的答复”。沃伯格请求增加他公司的资本金，超过财政部资本发行委员会规定的每年5万英镑的标准，博尔顿予以“全力支持”。博尔顿也支持沃伯格系通过收购该委员会的一位现有成员（见下文），在显赫和强大的承兑银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反过来，沃伯格告诉博尔顿，他希望“把博尔顿当做听金融城银行家倾诉的神父，就像已故的蒙塔古·诺曼^[5]多年来的角色一样”。到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系和央行变得更加和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审慎地尊重央行的权威（实际上是由于国有化已被大大削弱）。

如果S·G·华宝公司要想从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其在承兑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很有必要——换句话说，从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转变为“可以做任何交易金额的投行”。没有成员资格，由公司承兑（担保）的票据不能拿到英格兰银行再贴现，这使得这些票据比那些由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老牌金融城银行承兑的票据更不具流动性^[6]。但首先，沃伯格有意在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公司。1952年，他提议S·G·华宝公司与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下称“BG”）合并，新贸易公司最初曾在这家金属经纪公司的伦敦办公室办公。合并的理由是“S·G·华宝公司如今完全控制伦敦BG公司的方向，从行政角度看，两家公司合并符合逻辑”。这次并购是逐渐融合过程的顶点，该过程可追溯至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在保罗的儿子埃迪·科恩–斯派尔眼中，这一过程让人想起杜鹃在别的鸟窝里下蛋的行为。但英格兰银行认为，合并是明智的合理化改革^[7]。直到1955~1956年，加入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问题才正式向央行提出。央行愿意再贴现沃伯格系承兑的票据，“检疫期”至少需要一年，只有在一年以后才能加入。当得知这个情况后，沃伯格联合格伦菲尔德收购了塞利格曼兄弟公司，它是一家小型公司，但受到尊敬，又是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用央行的希尔顿·克拉克的话说）沃伯格也不满足于“这份‘大奖’……即，沃伯格公司的票据被我们接受，而且被视为‘优质银行’”。克拉克还坚持认为，S·G·华宝公司应该继承塞利格曼公司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正像《经济学人》指出的，作为一家刚成立10年的银行，就能跻身“承兑银行之列的内部圣地，其进展可谓创下纪录”。

可以肯定的是，“针线街”的人仍对沃伯格的魅力有所抵触，尤其是行长卡梅隆·科博尔德本人。雷金纳德·塞利格曼被迫辞职后，他找到科博尔德，抱怨被沃伯格系“陷害”。其他人则响应埃迪·科恩–斯派尔对沃伯格无情的指控，特别是出版商、西格蒙德的远亲费德里克·沃伯格，他控告西格蒙德首先从家族其他人手中“夺走”新贸易公司，又从科恩–斯派尔家族那里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但每一个敌人的出现，又增加了两个或更多的朋友。早期，西格蒙德被央行里的人误叫成“西吉斯蒙德”·沃伯格，到1959年，人们更亲切地叫他“西吉”（虽然总在他背后）。如果雷金纳德·塞利格曼很快厌倦了受制于沃伯格，那么，杰弗里·塞利格曼和他堂弟斯潘塞（“博比”）就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体制。

即便英国经济从战后的节俭走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繁荣，沃伯格仍很谨慎。他在1955年年底抱怨，保守党财政大臣R·A·巴特勒“将国家的经济形势说得太好了”。“巴特勒告诉人民，他运用货币政策能改变现状，而不是说丘吉尔式的‘汗与泪’之类的大话。”沃伯格在苏伊士危机前夕悲叹，伊登政府“可能是自从诺思勋爵时代以来，效率最低的英国政府”：

我在想，有多少政府以外的人还认为纯粹用货币手段能够对必须治愈的“疾病”有真正影响，比如提高央行利率。我猜想，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就像现在的政府才这样固执己见，他们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有误，他们应该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诸如刺激出口；试图促使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影响深远的协议，好比薪金合并、股息冻结；未来的政策更应强调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出台负面、有阻碍性的货币限制措施。

沃伯格说，如果英国的经济增速可以有德国的一半的话，“那么，现在有关英国是否繁荣的争论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这些较为苛刻的话，甚至连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都感到不太恰当。但两党的这种自满只加深了沃伯格的忧虑。1957年，他向新任教育大臣黑尔姆勋爵慨叹道：“在行业工会以及与之对立的金融城和工业领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和懒惰的因循守旧，程度令人害怕。这种懒惰的奉从主义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大危险，应该反对这种自满。”1957年，哈罗德·麦克米兰当选首相后不久，他漠不关心地声称，英国人民的“生活从没有这么好过”，沃伯格对此大为失望。1961年，在一份致媒体的罕见的声明中，沃伯格警告“贸易周期中即将出现一种有益的下行趋势”。

这种对未来的麻烦永远担心的状态，解释了沃伯格厌恶风险几乎到了强迫的地步。1952年3月，他在一次董事会上“就明年我们是否有能力从传统银行业务中赚取费用，表现出极大的悲观……未来几年，也许更长一段时间，预期将经历商业收缩”。为了存活，公司需要“逐步培植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他和罗比瑙就公司财务数据打赌，内容是“截至1953年3月31日，S·G·华宝公司的各项财务数据将比……上一财年更糟。”结果，沃伯格输了5英镑。两年后，沃伯格向博尔顿坦言，他“当前最大的担忧是，人员数量增长过快，我们业务的总体规模太大，高层的工作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他还非常认同积累隐蔽的储备金。1959年，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国际上私人开设的银行公司，我认为非常脆弱，像我们这样的私立银行公司，今天比以往更需要大量的储备金。”

然而，这些是公司成长过程中的阵痛，不是严重问题。不管哪个党在台上，不管英国经济多么艰难，S·G·华宝公司持续快速崛起。在西格蒙德46岁生日时，他的堂姐罗拉感慨道：“就一次，请你把这个世界的悲伤忘掉，想想你那多么耀眼的天赋……在威廉国王街……格伦菲尔德富有远见和效率；科纳富有独到的眼光，他的魅力能使欧洲建筑柱顶上干枯的石头中流出金色的泉水；厄恩斯特·塔尔曼镇静的光彩折射出他的睿智，既富判断力、又有执行力……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在S·G·华宝公司这片沃土上忠实地成长。”这些都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S·G·华宝公司的财务表现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公司的实收资本只有275万英镑。13年后，公司市值达到2000万英镑（以2008年的水平计算，约10亿英镑）。1961年，《泰晤士报》指出，某人7年前买100股水银证券公司的股票，它是沃伯格公司的母公司，只需投资237英镑：

投资这么多钱，他现在将有274股，按每股18英镑计算，它的投资价值为4930英镑，比他的初始投资翻了20倍……在这段期间，公司的利润扩大了6倍，股息增加了9.5倍。这意味着，原始股投资人持有到现在，相比其初始投资的成本，股息增长率达到42.5%、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5%。

正像该报表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率”（见图6–1）。这段时期，国家正从战时管制转向有些业余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其表象是经济大幅波动：20世纪50年代，各保守党政府声名狼藉的“停停–走走”政策，导致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化过勤，为的是应对通常在支付平衡与政治性商业周期之间存在的相抵触的压力。能有这样的增长率，尤为令人不可思议。

图6–1 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价，月度数据（英镑），1954~1961年

[1]格伦菲尔德怀疑他的合伙人仍未从M·M·沃伯格公司迅速衰落的阴影中走出。

[2]科克这个“老伊顿人”从牛津大学获得现代史学位，但成绩平平。战争期间，他在苏格兰卫队里升至陆军中校。他是汉德尔音乐的鉴赏家和收藏家。当他加入公司时，沃伯格表示，科克是“一个奇怪的混血儿，75%是雅利安人，25%是非雅利安人。他的爷爷是莱斯特伯爵，他的外公是伯纳姆勋爵（册封前叫利维—劳森，他曾是《每日电讯报》的东家）。他娶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一个女儿”，卡多根爵士是外交部永久次长。但是，沃伯格又指出（也许并不诚实），“我想说明，他加入新贸易公司，不是靠他的社会关系，而是因为他人极好而且聪明”。

[3]“他（沃伯格）的圈子有点狭小。”C·F·科博尔德以那时俱乐部排他式的风格，向央行行长约翰·伍德爵士汇报时说。

[4]博尔顿曾是央行的顾问，后来成为央行的执行董事，他在战后外汇管制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1957~1970年，他担任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并与S·G·华宝公司在多项交易中紧密合作，尤其在欧洲美元市场（见第8章）。博尔顿强烈支持使英镑可兑换的“ROBOT计划”（由三个主张该经济政策的人的姓名组成），但该计划在1952年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不同寻常但又有先见之明的是，博尔顿觉察出伦敦金融城可再次成为金融中心，尽管英镑作为货币有其劣势。

[5]1920~1944年，诺曼担任央行行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是伦敦金融城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尽管留着姜色络腮胡、举止古怪，但他在货币问题上极为保守，并对金本位制的消逝表示遗憾。由于他对勃拉姆斯的喜爱和他与亚尔玛·沙赫特的友谊，使他支持绥靖政策。

[6]1961年，一篇被沃伯格批准的草稿，扼要地解释了承兑系统，以及该系统在他眼里的重要性：“当一家投资银行的名字……出现在汇票上，该行的客户凭票提款，汇票在英格兰银行被视为可接受货币，并且可以按最佳利率被票据经纪人再贴现。票据经纪人以此为目的，从英国各储蓄银行的盈余资金中借款。通过这种方式，交货和付款之间的时间差就可以被弥补，反之，将迫使生产过程不规则地变动，直到货款到账。迄今为止，承兑是最便宜的融资形式：除非某环节出现问题，承兑无须占用银行的自有资源，不像贷款和透支，因为银行借出的不是现金，而是名誉。提供这项服务，银行收取手续费，费率由银行利率法庭公布，一等借款人手续费在1.25%~1.5%之间，其他借款人可能要支付3%，虽然这是例外……很难指出哪种特别的业务对S·G·华宝公司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该公司几位发言人均坚持强调要扩大公司的承兑业务，可见公司对进一步增加承兑业务量的重视程度。”

[7]1946年5月，S·G·华宝公司联合力拓，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6年后，沃伯格系向力拓支付作价，购买后者在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份，水银证券是S·G·华宝公司的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