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趋同

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欧盟崛起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典型状况是政治上的支离破碎。统一时期——从查理曼大帝到希特勒，中间还有从查理五世到拿破仑一世的阶段——属于例外，而不是常规。而世界的另一边的东亚，则正好相反：统一属于常规，非统一时期却属于例外。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修筑了长城。从此以后，帝国山河的大一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正常状态。事实上，虽然中国断断续续发生过内战和王朝的衰落期，但是它是世界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也是版图最大的帝国之一。19世纪20年代，清朝直接统治了差不多等同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浩大疆土；朝鲜、中南半岛、暹罗（泰国的旧称）、缅甸和尼泊尔都是中国的附属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1/4到1/3的人口，在1820年时也许有37%的世界人口是中国人。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也是世界经济的巨人。1500年到1820年期间，它的产出占世界份额从未低于1/5，而且有可能在1820年上升到1/3的高度。

然而中国的生活水准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灾难性的崩溃。1820年到195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几乎1/4。到1973年，中国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大约1/5，比许多非洲地区还要差。中国所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从1820年将近33%的水平下跌到低于5%。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成为了人们一直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己将他们国家的衰败归咎于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以及1856年—1860年）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更近期的一种西方学术假设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而此时的欧洲正分裂成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正是由于他们在国内外的竞争使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人口稠密的东方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根据肯尼斯·波梅兰兹的理论，由于欧洲对新世界殖民地的获取，将它推到了中国前头。早期的现代阶段末，西欧和长江流域都面临着过度采伐森林带来的生态危机，但是欧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糖——更不用说他们自身容易找到的煤炭——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手段走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陷阱。

20世纪中国的命运十分悲惨。欧洲人给中国的周边地区带去了经济转型，但是，英国给印度的后莫卧尔帝国引进了全套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之后，只套用了在少数几个印度之外城市，其中突出的是香港。在英国的鼓动下，相互竞争的西方国家（包括19世纪晚期的美国）达成了一致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但它仍旧固守着自己的政治制度，即清朝传统体制的残余。1911年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夭折了，最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接着发生的内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继续扮演一个成功帝国的角色，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追求其外交政治上的目标，这一点给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经济上的弱势对其政治影响带来了严重的局限性。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改革之后，中国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复苏。与同时寻求计划经济的解脱和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苏联不一样，中国人致力于修改而不是抛弃其现有的经济制度，同时对其政治制度只作有限的改革，其结果已是飞速提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在8%到12%之间。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基础进行调整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占世界产出的份额自1983年以来从4%上升到了12%，所占世界出口比重也剧增。高盛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有望在2041年赶超美国的经济规模。难怪有如此众多的国际关系专业的美国学者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未来的战略挑战。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至少，中国似乎是与美国抗衡更具可能性的候选人，而欧盟并不是。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发生的“大分歧”让位给了再次出现的“大趋同”，这将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收复失地的努力所证明。对中国过去所取得成就的历史兴趣正在复苏，领导跨越印度洋发现之旅的远洋舰队的指挥官郑和的成就再次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这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期盼。

然而，就像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烧似的预测，世界将变成日本人的天下一样，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种预言。首先一点，这种失控的增长率很有可能在给中国带来财富和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稳定性。一个世纪之前的沙俄帝国就是一个很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后来的两个继任者的统治下，沙俄帝国也致力于一个类似的实现工业化的计划，开展对国外的贸易和实现资本开放的经济，并取得了当时看来是卓越的快速经济增长率。但是，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后果给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试图寻求利用国家新的财富发动战争时，便沦为了革命的牺牲品。中国人新的一轮革命并不会很快发生，不管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广泛，这个社会对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的政治剧变所带来的痛苦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只要脆弱的国家银行及金融体制发生危机，就可想象会发生困扰中国政府的内部危机。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新近对自由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不过是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的门户开放时代，其政治上的后果是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与之相关的第二个，而且更直接地限制中国影响力的因素是中美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关系。这两个帝国颇有经济伙伴的气氛，根本不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唯一的问题是，两者中，谁对另一方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说得更准确些，一旦他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已长达30年之久）发生危机，谁会是更大的输家。今天，正如一个世纪前的情况一样，中美之间有一扇敞开的大门，但是那扇门是否会关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