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家

“英国正沦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吗？”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56年这样问自己。他担心（正像他一年后表明的那样），这个收留他的国家的经济正朝着低增长、高价格发展，这将导致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濒临破产。当短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提出，英国也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时，沃伯格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这是“一场不会赢的赌博，好似我们经历的1931年的危机，但这次，失业和价格同时高涨”。这种担心确实被夸大了，当时的失业率低于2%，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到5%，并在不断下降（1959年曾短暂为负）。沃伯格更有预见性的地方在于他对对话者的选择。工党影子财政大臣哈罗德·威尔逊是沃伯格表达预言的对象，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将主宰英国政治，并将比任何其他英国首相都更留意西格蒙德·沃伯格。他们俩的关系大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鉴于威尔逊早前针对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声明，这并不出奇。声明指出：“真正影响女王臣民福祉的决定是在下议院以外作出的……这些决定由克洛尔公司、科顿公司、拉扎德公司和沃伯格系作出。政府甚至不能主导这些行业巨头，这是政府的失职。”这位发明“苏黎世矮子们”这个称呼以表达对外国金融势力鄙视的人，竟如此依赖一个德国出生、最终移居瑞士的投资银行家的财务建议，这有点令人出乎意料。有一次，沃伯格甚至安排威尔逊与一位苏黎世银行家共进午餐——后者是瑞士央行行长埃德温·斯托珀——以便修正“英国对‘苏黎世矮子们’的误解”。

不难想见威尔逊寻求沃伯格担任财务顾问的理由。20世纪60年代初，S·G·华宝公司比其他金融城公司显得更有能力帮助历届英国政府解决它们的财务问题。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毫无疑问，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太大（1964年达到最大值，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然而到1989年该数字高达4.9%）。资本账户净流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是特别大（1960~1969年，前者的总计只有1.74亿英镑）。但因为那时国际资本相对有限，相比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量，这些轻微的不平衡容易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尤其对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其在境外的海军和军事责任开销昂贵，并且外国持有大量英镑。承诺维持以固定汇率兑换美元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小心它们手中的硬通货储备发生任何大幅贬值。1949年9月，英镑贬值30%（这使英镑兑美元下降为1英镑兑2.8美元），这次贬值为英国货币只提供了暂时的喘息。1967年以前，另一次贬值已经初露端倪。1961年7月、1964年11月、1965年7月，以及1966年7月，均发生对英镑投机性的攻击。

为解决这个问题，沃伯格系建议麦克米兰政府，将财政部持有的苏伊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及多家美国公司的持股作抵押，以英联邦开发金融公司或某一新载体的名义，筹集外币贷款。“只有女王陛下政府在英联邦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具有吸引力的现有资产，外国资本，尤其是北美、德国的资本”才会向那些英联邦国家投资。用沃伯格的话说，是“一项金融交易与一种外露的政治姿态的某种混合”。然而，当沃伯格两次都提出这一方案时，官方的反应是不同的。首相本人对此热衷。麦克米兰说，这就是“一家走在前面的投行所做的事”，它比财政部或英格兰银行更容易做到。不过，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均表示怀疑，英格兰银行行长表示反对。沃伯格提案的某个版本终于被接纳，但到保守党下台时，政府仍未采取任何措施执行该提案。

整个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主宰英国政治，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保守党似乎后劲不足。围绕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的私生活发生的丑闻，进一步加深了沃伯格对英国权贵阶层的看不起[1]。像声名狼藉的普罗富莫一样，虽然第14代霍姆伯爵无懈可击，但当作为爵士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3年接替麦克米兰出任首相时，前者并未留给沃伯格好的印象。“第14代威尔逊先生”（霍姆俏皮地这样叫沃伯格）似乎是一个更有活力的人。到现在，沃伯格大加批评保守党摇摆的政策……和……老朽的形象，这对英国整体形象极为不利。”像以放松著称的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这样的大臣们已经变得“自满”了。变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64年10月，刚于1963年赢得工党党魁的哈罗德·威尔逊，为他的党在下议院取得微弱多数后，被任命为首相。

新首相（在1963年斯卡伯勒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大胆断言，“英国将在白热化的技术革命中得到锤炼，工业中的任何一面都不允许限制性的做法或过时的措施”。沃伯格和许多人一样对此感到兴奋。威尔逊曾多次呼吁“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应出现活跃的、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上述断言只是其中最著名的。沃伯格对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没抱任何幻想（见本章标题下题词部分）：比如，重复出现的支付平衡问题、行业工会的限制做法、伦敦金融城内“虚弱和病态的成分”。但他满足于得到扮演“红色”金融家的机会，即使当其他银行退缩时，他依然支持新政府。1964年2月，沃伯格邀请威尔逊连同一些商界人士，在他伊顿广场的家中边吃饭边进行“坦诚、轻松的讨论”。8个月以后，他对建立与威尔逊关系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现在，沃伯格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唐宁街10号。

[1]一封写于1963年6月15日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除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外，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涉及品位和公众雅观问题。显然，上流人士定期举行聚会，除了面具和袜子，竟一丝不挂！聚会上，斯蒂芬·沃德先生组织了古罗马风格最可怕的狂欢。所有这些场合，英国上层社会的代表们均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