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

1914年，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部部长，统帅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这位勇敢而自负的记者凭借他对乌姆杜尔曼战役的胜利描述和对布尔战役的嘲讽名噪一时，并在1901年进入英国议会。在保守党阵营中短暂逗留后，他投向了自由党阵营，并很快在该阵营中脱颖而出。

没有人比丘吉尔更深切地感受到德国对大英帝国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威胁了，也没有人比他更坚决地维护英国的海军优势，不论德国建造多少新的战舰。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1914年他开始自信起来：在他看来，“海军竞赛……不再会是”与德国发生“冲突的起因”，因为“显然我们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在殖民地的问题上，英德似乎也作出相互妥协，甚至有合作的可能。直到1911年，英军决策者们还在认为，一旦发生欧洲战争，任何英国远征军都能够被派往中亚；换句话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敌军肯定是俄国。然而，1914年夏，另一个帝国的危机——奥匈帝国波黑省的危机——却将英德两大帝国迅速拉入了灾难冲突之中。

正如其他许多政治家一样，丘吉尔也倾向于用一种自然现象来解释这场战争：

那时候，国家就是庞大的武装组织……它们就像行星一样，不能够相互接近……否则就会产生剧烈的磁共振。如果它们相互走得过近，就会迸发出火花，超过一定程度，它们便会脱离原本的轨道……相互靠近，直至发生猛烈的碰撞。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交战双方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们计算失误。德国人认为（也并非毫无道理），俄国人在军事上已经赶超了自己，因此，他们冒险在这个战略差距扩大之前先发制人。而奥地利则没有看到，攻占塞尔维亚虽然有利于他们抵抗巴尔干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是，却会将他们卷入一场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火之中。俄国人也像德国人一样，高估了他们的军事实力；他们还固执地无视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政治体制在经历了1905年对日战争的惨败后，很可能会在另一场战争的压力下崩溃。只有法国和比利时没有选择的机会，德国侵略了它们，人们只能拿起武器反抗。

英国也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当时英国政府声称，进行干涉是法定义务，因为德国违背了1839年所有列强共同签订的条约，其中宣布比利时为永久中立国家。实际上，对英国来说，比利时只不过是一个恰当的借口。自由党人希望参战的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害怕德国战胜法国，他们把德国皇帝想象成了拿破仑，盘踞欧洲大陆并威胁着海峡沿岸。这种担忧可能是杞人忧天，不过也可能不是；但如果不是，那么自由党就应该作好阻击德军的准备，可是他们却没有，而保守党要求征兵的主张也是对的。其二，从国内政治而非大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自从1906年赢得大选后，自由党人就看到他们的选民支持率在逐步下降。到1914年，赫伯特·阿斯奎斯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通过外交斡旋阻止欧洲战争的行动失败，他和他的内阁成员本应该全体辞职。但是，他们害怕民意反对，更害怕保守党当政，因此，他们参战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将保守党拒之门外。

一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脑中便会浮现出索姆河的“枪林弹雨”以及帕斯尚尔战役的“泥泞地狱”。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萨拉热窝，终于凡尔赛，因此，我们仍倾向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欧洲的冲突。毫无疑问，德国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仍“以欧洲为中心”：主要是为了击败俄国。德国军队横扫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的行动，也不过是以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旨在消灭，或者至少是重击沙皇俄国的主要盟军，以保护德国的后方。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在地理规模上与一个世纪之前结束的18世纪英法战争类似。

是德国人首次将这场战争称为“世界大战”的，英国人倾向于称为“欧洲战争”，或者后来所说的“大战”。德国人意识到，他们在欧洲有两条作战防线非常脆弱，因此，他们通过打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全球，从而分散英国在欧洲的资源。因此，这场新的帝国战争的真正支点不在佛兰德斯，而是进入印度的门户：中东。

约翰·巴肯的战争惊悚小说《绿斗篷》显然是一则牵强附会的故事，讲述的是德国人密谋通过发动一场伊斯兰圣战推翻大英帝国。乍一看，这个故事好像是巴肯最富想象力的故事之一：

“干热的风吹拂着东部，点点星火就可能在被烤干的草原上燃起熊熊烈火。那风向印度边界吹去了。你觉得那风从哪儿来的？……你能解释吗，汉内？”

……“看来伊斯兰教对事情的影响力要超出我们的预料。”我说道。

“说得对……他们在准备圣战。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怎么发动这场战争？”

“我要知道我早就被绞死了，”我说道：“但是，我确信不是由一群头戴钢盔的壮实的德国军官发动的……”

“同意……但是，假如他们获得了一些极其神圣的支持——一些神圣的东西……比如托梦励志，让最偏远地区的穆斯林农民们梦到天堂？那么会发生什么，我的朋友？”

“那么，那里的地狱之门就会很快被打开。”

“地狱是会蔓延的。要知道，波斯之外就是印度了。”

汉内的朋友桑迪·阿巴斯诺特发现，“德国人只要愿意，随时都会吞并法国和俄国，但是它的首要目标是把整个中东收入囊中，这样它就能成为实际上掌控着世界上一半疆土的征服者了”。这种论调听上去实在是荒谬；随后上场的两个愚蠢可笑的德国恶棍——虐待狂冯·施图姆和荡妇冯·艾内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喜剧效果。可是，巴肯的情节描写完全取材于真实的信息和报道（恰好他有收集这些信息的便利）。后来的研究也发现，德国确实打算支持伊斯兰教反对大英帝国的圣战。

土耳其是德国全球战略的中心，不仅仅因为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旧时称君士坦丁堡）跨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条狭窄的水道将地中海与黑海分隔开来，也将欧洲与亚洲分隔开来。在争夺海上霸权的时代，这里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要塞，不仅仅因为黑海海峡是俄国重要的贸易之路。在战争时期，一旦土耳其翻脸，那么它不仅会威胁到俄国的物资供给，也会威胁到英国与其附属国印度之间的联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德国在1914年前的这几年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拉拢土耳其成为自己的盟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分别在1889年和1898年两度拜访君士坦丁堡。从1888年起，德意志银行就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融资中发挥主导作用。德国人还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技术和信息。1883~1896年期间，德国元帅高尔马·冯·德格尔茨就替苏丹革新了他的土耳其军队。另一位德国人奥托·冯·桑德斯则在1913年被任命为该军队的总检察长。

1914年7月30日，在土耳其最终决定与德国并肩作战之前，德国皇帝就已经肆无忌惮地谋划下一步的行动了：

我们在土耳其、在印度的领事和代理人……必须煽动整个伊斯兰世界猛烈反抗这个人人憎恶、谎话连篇、不知廉耻的“看门狗”。如果我们会流血而死的话，那也至少得使英国失去印度。

1914年11月，土耳其苏丹，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在德国的煽动下按时宣布向英国及其盟国发起圣战。由于世界上2.7亿名的穆斯林教徒中，约有近1/2的教徒处于英国、法国或俄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德国的这个战略可以说是一步妙棋。正如德国所希望的那样，英国将人力和物资从美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西线调派部分过来，以应对土耳其的骚乱。

德国总参谋部在参战时并未将英国放在眼里。比起德国庞大的军队，英国派往法国的远征军确实正如德国皇帝所说的，小得“可怜”。1910年就担任军事行动主任的亨利·维尔森也坦率承认，6个师的兵力比德国的兵力“少了1/2”。但是，德国不仅仅是与英国军队对抗，它要对付的是统治着1/4地球的“大英帝国”。德国宣布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反应就是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动员它的帝国军队。

1914年8月12日，英军在陆地上对德开出第一枪，目标是德国在多哥兰卡米纳的无线基站，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很快，战争蔓延到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多哥兰、喀麦隆、西南非和东非）。事实上，为了确保资源供给，“整个”非洲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一点。由于缺乏四处延伸的路线和可靠的负重动物，要解决物资运输就只有一个办法：人力。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非洲人的人数超过200万，他们的任务几乎都是运送物资、武器和伤员，虽然他们远离佛兰德斯，但是，这些被人遗忘的后备军所承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奋战在欧洲前线的军队。这些非洲人不仅仅要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工作，而且，由于远离家乡，他们就和他们的白人主人一样，对陌生土地上的许多疾病没有抵抗力。被征做挑夫的非洲人中有1/5的人死亡，许多人死于疟疾，这种疾病肆虐在所有热带的殖民地军队。在东非，有3156名英国士兵殉职，其中死于敌军行动的占不到这些人数的1/3。但如果把黑人军队和挑夫们算在内，死亡人数达1万人。

白人为其在非洲统治作辩护的一个惯用理由就是为了传播文明，让非洲人受益。但是，这场战争却是对这种理由的一个绝佳讽刺。“我们身后留下了被毁坏的土地、被劫掠的仓库，以及接踵而至的饥饿。”路德维希·德佩写道，他在德国的东非军队中担任医生。“我们不再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上布满了死亡和被洗劫一空的村寨，这情景和30年前的战争一样，我们和敌军的所到之处只留下满目疮痍。”

维护英国海上霸权的关键，看来就是皇家海军了。但是，它在战争中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它无法击败德国在北海的舰队；在日德兰半岛近海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水上战舰遭遇战中，它也写下了军事史上的一大败笔。这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开战之前，丘吉尔已经用烧油的战舰替换了烧煤的战舰，但是，英国还是在舰载炮的射击精准程度上落后于德国，这不仅仅是因为海军部拒绝使用被称为Argo Clock的射程调整系统，它在计算射击数据时会把船只的晃动幅度考虑在内。德国人还在无线通信方面占据优势，虽然他们常常用“明码”，或者极易破解的密码发报。最初，英国皇家海军仍然用纳尔逊时代的旗语来沟通，虽说远处的敌军不可能看清，但是对旗语的目标接收者来说，也很不方便。

但是，英国海军还是对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之外的海上贸易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就在大战爆发后几个月内，英国海军就无情地痛击了德国的商船；1915年3月的枢密院令颁布后，即使是中立的船只，只要被怀疑为德国运送物资，英国人都有权登船搜查，一旦查出禁运物品就会全部没收。虽然这些战术在海外引起了不满，但是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激起了更多人的愤怒，尤其是英国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没有得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击沉，船上还载有100多名美国乘客。确实，以1917年春的那段时间来看，无限制潜艇战似乎确实将对英国的粮食进口造成致命打击——就以4月份离开英国港口的运输船为例，四艘中就有一艘被击沉。但是，重新启用尼尔森时代海军部所熟悉的护航系统后，海战的天平又开始向英国一方倾斜了。

更让人惊叹的是大英帝国的陆军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召的英国军队中，有1/3的士兵都是从殖民地召集的。贡献最大的都是最偏远的殖民地。比如，新西兰就向海外派遣了1万名男人和女人（担任护士），占该国人口总量的1/10。就在大战爆发时，生于苏格兰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德鲁·费舍就发誓“为保卫我们的祖国拼尽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分钱”。早期的志愿者热潮确实是轰轰烈烈的，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志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国出生的（加拿大的志愿者，也是同样的情况），而且，征兵活动后来在两次民意表决中都遭到了否决。墨尔本的J·D·彭斯就捕捉到了这些第一代移民心中光荣的忠诚感：

英国的军号在海的那边吹响，

召唤我们回眸历史，召唤我直面现在。

号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在破晓的清晨，

英国的军号，我怎能袖手旁观？

虽然一开始，英国指挥官们并不愿意依靠殖民地的军队作战，但是，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就令他们刮目相看。澳大利亚军队尤其骁勇善战，不久便与苏格兰高地团相提并论了：“掘墓者”与“穿裙子的魔鬼”一样，都让敌军闻风丧胆。

也许，成立于1916年的帝国骆驼军团可以看做帝国各地区团结作战的典范。虽然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人数在该军团中占到3/4，但是，这里也有中国香港人和新加坡人，还有些志愿者则来自罗得西亚的骑警队、南非采矿者（曾在布尔战争中抵抗过英国人）、加拿大落基山脉的果园种植者，以及昆士兰采珍珠的劳工。

还有，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应征入伍的人都来自白人自治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后来成为印度最知名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的甘地就告诉他的同胞：“我们首先是大英帝国的英国公民。作为一名英国人，战争从目前来看是一项为了人类尊严与文明的福祉及荣耀而战的正义事业……我们的责任很清楚，就是尽全力支持英国人，奋战到底，直至耗尽我们的所有财产和生命。”几千名印度人都抱有与甘地同样的情感。1914年秋，英国驻法国的军队中有1/3的士兵来自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约有超过100万的印度人曾在海外服过军役，几乎相当于4个白人自治领参军人数的总和。“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西格纳勒·卡塔尔·辛格在西线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在陆上、在空中、在海上，到处都陷入了战争。它被称为帝王之战确实没错。它是智慧之人的杰作。”正如我们所见，印度人并非被强征入伍的，他们实际上都是志愿者，热情的志愿者。正如卡塔尔·辛格所解释的：

我们再也不会有机会召集如此多的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不同的祖先和父母，不同村庄的兄弟姐妹们，那么热切地向政府表达忠心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如此激烈的战斗了……我们有了最好的食品和衣服，不存在短缺的问题。汽车载着供给一直开到战壕……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全然不顾我们即将赴死。

并非只有看着霍勒斯和穆尔的书长大的公学学生才笃信：“为祖国牺牲，愉快而又光荣”。当然，伊拉克的一些穆斯林士兵因拒绝与其他伊斯兰教徒作战而发动了三次兵变（这进一步证明了《绿斗篷》的素材是有依据的）。但是，在一片赤胆忠心和英勇无畏的潮流中，这些只是偶尔的例外。

只有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殖民地军队才开始质疑大英帝国对它们要求的合理性。比如，英国的西印度军团对总是被派去执行运送弹药这种危险，但又不体面的任务非常反感。显然，英国军官对他们也很不尊重；正如一位特立尼达中士在1918年所抱怨的：“我们既没有被当做基督徒对待，也未被当做英国公民对待，我们只不过是西印度的‘黑鬼’，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感兴趣，或者关心一下我们。我们非但没有感觉被教会和大英帝国拉拢，反倒感觉被驱逐了。”但是，类似的抱怨声几乎在每一个英国远征军中出现。英国远征军就好比一家跨国企业，它们与德国的哈普斯堡皇家军队和俄国军队不同，虽然存在深刻的民族差异，领导者也常常不尽如人意，但是它们多少还算稳定。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大英帝国动员参军的总人数。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常常被认为（尤其是被他们的后裔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向英国提供了最善战的士兵。加利波利战役是他们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加利波利战役是由两次战役组成的：一次是从海上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人的防线，另一次是选择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作战。如果两路配合进行，那么这场战役或许会取得胜利。负责海上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丘吉尔，他自信地认为，只要“两三天猛烈攻击”就能攻下土耳其在海峡沿岸设置的据点。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寻找捷径来赢得欧洲战争的胜利了，也不是他第一次发现，敌人的“软肋”原来比预期强硬得多。事实上，达达尼尔海峡几乎快被攻破了。1914年11月3日和1915年1月19日，土耳其的堡垒两次受到协约国炮击的严重摧毁。在第二次进攻中，一支海军队伍甚至已经成功登陆。但是，后来他们却无谓地延迟了进一步的攻击，随后灾难发生了，3月18日，由于在扫雷过程中失误，三艘军舰沉没。

基奇纳随后决定由陆军来完成任务。5周之后，英军采取了两栖作战的策略，这次作战行动颇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实战演习，129000人的军队登陆半岛周边的海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只是这支庞大的协议国军队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英国正规军、没有实战经验的英国地方自卫军、廓尔喀士兵，甚至来自塞内加尔的法国殖民地军队。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在沿海建立桥头堡，然后向东北方向160公里外的君士坦丁堡挺进。丘吉尔（一直很喜欢赌博）私下里承认，这是一个他从来没玩过的“最大的赌局”。这场赌局最后以牺牲25万协约国军人的代价告终。

4月25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半岛西部月牙形的海滩（后来这里由此得名：澳新湾）涉水上岸。也许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很强的风浪，因此，在北部1.6公里的地方下船了。但是，土耳其人——其中就有未来的总统穆斯塔法·基马尔——很快赶到了现场，刚刚登陆的军队立即就遭到了来复枪和榴霰弹的猛烈攻击。仅第一天就有500名澳新军团的士兵丧生，2500名士兵受伤。虽然有证据表明，有些人遭遇炮火攻击后乱了阵脚，但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地形：澳新湾被一圈淡褐色的石头围出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下面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可作掩护。海滩上的士兵很容易成为土耳其狙击手的枪靶。今天爬上山顶，你还能看见那里的战壕：澳新军团迅速在被太阳炙烤的地球上消失，而土耳其人则在仔细地准备向德军汇报战绩。

澳大利亚步兵团中有两兄弟，来自安嫩代尔（悉尼的郊县）的阿莱克斯·魏格特和山姆·魏格特。他们是一位事业成功的犹太制衣商的儿子。这位制衣商曾因俄国对波兰的迫害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大英帝国开始新生活。两兄弟中的哥哥阿莱克斯，在这场战役开始后一周内就战亡了，但是，山姆挺过了第一场大屠杀。他的日记也许并非什么伟大的战争文献，但却生动地记录了澳新湾战争的激烈：近在咫尺的敌军、榴霰弹的致命打击，以及在战斗前线的枪林弹雨下生命的转瞬即逝。

4月25日（周日）

清晨5点，到达加利波利半岛，我们的战舰开始向敌军猛烈开火。从正午12点与土耳其人正面交锋，直到周一破晓。手肘被榴霰弹炸伤。我们的战友伤亡惨重。

4月26日（周一）

……整天与敌军交战。他们的枪炮给我们带来致命打击。我们的军队损失大半。

4月30日（周五）

……整天都在猛烈交火。榴霰弹仍不断飞来，炸死了海滩上的许多战友。一名印度人被榴霰弹击中，脑袋都炸飞了。

5月5日（周三）

早上7点开始交火，一直打到下午1点。与敌军酣战，我一个人就打了近250发子弹。敌军用榴霰弹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差一点儿被一块弹片击中。一整天都看到榴霰弹漫天乱飞。土耳其人占据了很好的射击位置。凌晨2点进入战壕。一直打个不休。战壕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

5月17日（周一）

敌军保持猛烈攻势，射击目标非常精准。我的搭档在睡觉时被射中了心脏……弹片在我们战壕外面爆炸，黑尔上校被炸死，或者说被炸得奄奄一息。

5月18日（周二）

土耳其人让我们吃尽苦头。炮弹在地面上掀起大量尘土，景象极其可怕，我旁边的人被炸得粉身碎骨。对方发了50枚炮弹，严重打击了我军的士气。许多人吓破了胆。战壕被炸得一塌糊涂。修补战壕用了一夜。

5月29日（周日）

敌军从凌晨3点开始猛烈轰炸。他们的近距离平射导致我们的战壕损坏严重。一枚炸弹突然在我面前爆炸，虽然我没受伤，但还是被吓愣了好几分钟。我的来复枪也被炸坏。此后一直后怕，无法集中精力。

6月1日（周二）

大炮密集轰炸。机械师们炸毁了一部分敌军战壕……晚上迫击炮起到了强有力的摧毁作用。兰斯·科波拉尔被任命负责一个分队，我感到非常骄傲。

6月2日（周三）

无意中听到劳埃德中尉说，我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官，因为我很勇敢。敌军的枪炮依然密集。

这些是山姆·魏格特的最后几则日记。3天后，他被击中腹部。被转移后的几个小时，他便在医务船上去世了。

虽然在8月份曾试图突围，但是澳新军团根本无法突破土耳其人在高地上设立的牢固防线。协约国军队在其他地区的战况也差不多。如果海军舰炮无法摧毁土耳其的机枪和大炮，那么前线步兵的冲锋无异于送死。当供给和卫生状况恶化时，西线很快也显而易见地陷入了同样的僵局——运气欠佳的英国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称其为“可怕的堑壕战”。在尖锐的谴责和推托责任的反驳中，丘吉尔请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5月21日，他致信阿斯奎思：“让我去君士坦丁堡吧，成败在天，但是千万不要让我失去这个机会。”阿斯奎思生硬地回答道：“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你不能再留在海军部了。”在被授予封地兰喀斯特后，丘吉尔似乎就这样被打发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似乎也就此画上句号。他的夫人克莱门蒂娜也以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上可能将永远无法释怀”，甚至一度可能“忧郁而死”。

人们对加利波利战役的记忆就是，勇敢的“掘墓者”在迂腐无能的军官们的指挥下纷纷牺牲。这只是一种讽刺，但并非没有道理。真正的问题是大英帝国先向被他们视为无能的东方专制主义进行挑衅，最终却宣告失败。土耳其向其德国盟友学了不少，尤其是他们很快学会了堑壕战的技术。加之“年轻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的狂热混合在一起，让他们士气高涨。哈桑·埃特海姆是凯末尔第19师第57团的士兵。1915年4月17日，他写信给母亲：

真主，所有这些英勇的战士所热切要求的，就是将您的声名介绍给法国人和英国人。请接受我们光荣的请求，帮我们把刺刀磨得更锋利吧，好叫我们摧毁更多的敌人。您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了，再消灭更多的吧。祈祷后，我站了起来。我感觉没有人会比我更幸运或者更幸福了。

如果真主希望敌军将展开登陆作战，而我们将赶赴前线。那样，婚礼（烈士与安拉的团聚）就将开始了，不是吗？

就像印度军队在伊拉克发动暴乱一样，土耳其军队在加利波利的激情也不由得让人感觉德国人的圣战策略也许奏效了。

企图攻打土耳其军队的各条战线全面溃败。虽然印度军队一开始拿下了巴士拉，并沿底格里斯河推进到了巴格达，但后来，查尔斯·汤申德将军率领的9000名士兵（其中2/3是印度人）在库特阿玛拉被包围了5个月，印度军队进犯美索不达米亚的行动最终受挫。虽然几次发兵援救，但汤申德还是被迫投降。不过，在大溃败前夕，英国人很快就实行了新的中东战略。这与德国人策动的伊斯兰反大英帝国圣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确切地说，这一战略就是煽动旅居沙漠的阿拉伯部落在麦加沙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的领导下，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最赞同这项新战略的是一位间谍，此前曾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此人极其古怪—他同时还是一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熟练的地图绘制专家，也是直觉敏感的游击队员，另外他也是一名受虐狂和同性恋者，一心想出名，可机会来了却又放弃了。他就是T·E·劳伦斯，是一位爱尔兰男爵与其保姆的私生子；一位张扬的东方主义者，喜爱一身阿拉伯人装扮。他也从不掩饰（还是他在幻想？），他在德拉短暂入狱期间，曾被土耳其看守强奸。他与阿拉伯人的密切关系非常有价值。

劳伦斯的目标就是从内部击破日耳曼帝国，策略则是煽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使其演变为一支新的、有效的力量，他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够摧毁德国策动的圣战。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对阿拉伯沙漠地区的统治一直受到该地区日耳曼部落的反感和零星的挑衅。操着阿拉伯语言，穿着阿拉伯服装的劳伦斯就是要将这种不满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推进。他从1916年7月开始担任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的联络官。劳伦斯极力反对在汉志地区部署英国军队，理由是，必须让阿拉伯人感觉，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不是让英国人代替土耳其人来统治他们。他曾写道，他的野心是：

让阿拉伯成为我们第一个棕色人种自治领，而不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棕色人种殖民地。如果你试图驱逐他们，他们就会奋起反抗，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顽强；但是，如果你表面上与他们团结一致，不用武力就可以领导他们。美索不达米亚的未来前景无限，如果它能衷心顺服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撼动整个中东。

这项战略确实奏效了。在劳伦斯的支持下，阿拉伯人沿汉志铁路从麦地那到亚咯巴向土耳其聚居点发起了极其有效的游击战。到1917年秋，当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的军队从西奈山行进到耶路撒冷时，游击队也层层突破了土耳其人在叙利亚的防线。12月9日，当艾伦比徒步穿过古老的迦法门（“还可能去哪里呢，既然主以前就从此处走过？”）进入圣城时，他以恰当的谦卑姿态，邀请劳伦斯同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在长达3年的军事失利后，终于获得了一场还算成功的胜利，而且所有漂亮的花絮都有了，骑兵的冲锋、落荒而逃的敌军，以及勇猛地冲在最前线的一位年轻英雄。对所有那些有浪漫情怀的人来说，耶路撒冷落入基督徒手中的事实让人想起了十字军东征——即使在军官圈子中流传的故事是，最早接受该城投降事实的是一名伦敦厨师，他很早就起来寻找早餐用的鸡蛋了。^[1]

到1918年夏末，显然德国皇帝在全球的战略已遭挫败。到最后，与其说《绿斗篷》不过是一本小说，倒不如说，德国人的战略太不现实。比如，派遣5万人的土耳其军队来动员一个奥地利军官（他恰好是哈利奇教区教长的兄弟）领导下的库班哥萨克人，或者人种学者利奥·弗罗贝纽斯希望战胜阿比西尼亚皇帝利杰·亚苏的疯狂之举，“世界大战”的策略根本就不可行。德国人需要的是像劳伦斯那样有能力渗透非欧洲文化之中的“变色龙”。但是，要出现这样一个人，得有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缘。德国在海外的蹩脚战术中，最典型的就是他们对阿富汗埃米尔的远征。远征军中的15位成员怀揣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世界版图，装扮成旅游团穿过君士坦丁堡。难怪反英国人的圣战只不过暂时拖延了土耳其的瓦解，也难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被证明是一支更强大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大战，但战争的结局却是在西欧决定的。奥地利人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德国人也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顺便打败了罗马尼亚。而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也成功地击败了奥斯曼帝国，更别提保加利亚了。甚至连意大利人，最终也战胜了奥地利。这些战争中，没有一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终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是在佛兰德斯。1918年春，德国人在那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殊死搏斗，但是，当进攻一次次被击退时，战败看来已不可避免，原本一直高昂的德军士气最终开始衰退。同时，英国远征军在进行了4年艰苦卓绝的陆上战役后，终于开始扭转颓势。当西线不再吃紧时，步兵、骑兵和空军终于能紧密配合了。1918年5月和6月，英军俘虏了3000名德军。7~9月，德军被俘虏人数猛升到9万。9月29日，德国最高指挥部由于担心全面溃败，因而要求休战，把投降谈判的苦差事丢给了迄今为止最无能的德国国会议员。

也许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德国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战败。他们在德国人内部寻找罪魁祸首，相互指责（无能的军阀或者“十一月罪人”，取决于各人的立场）。但是现实是，德国人战败的原因源于外部而非内部—德国并非一个世界强国，却企图掀起一场全球性的冲突。试想英德两大帝国在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你会觉得，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大英帝国竟然费了那么长时间才能赢得战争。

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倡导下，各国重点讨论了基于自主权和集体安全的国际新秩序。但是，当所有的提案都起草完毕、签字通过后，它看上去却好像是新瓶装旧酒，完全是胜利者的瓜分盛宴。正如历史学家H·A·L·费舍所说，这项和平协议将“赤裸裸地占领”笼罩在了“道德面纱”之下。

虽然劳伦斯在战时给予了阿拉伯人自治的承诺，但是和平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则规定，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国的受托管国（不过是殖民地的委婉表达），而法国人则成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国。德国的前殖民地多哥兰、喀麦隆和东非则归入了英国在非洲的占领地。另外，西南非归入了南非，西萨摩亚群岛分给了新西兰、新几内亚北部，加上卑斯麦的爱琴海及其岛屿，以及所罗门群岛北部，则分给了澳大利亚。磷酸盐丰富的瑙鲁岛则被两个澳大利亚自治领和英国瓜分了。这样，就连殖民地也有了下属殖民地。总的说来，大英帝国的领土又增加了468平方公里，人口也新增了1300万。外交部大臣阿瑟·鲍尔弗沾沾自喜地提到，世界地图的“红色区域更多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爱德华·蒙塔古则冷冷地评论道，他更愿意听到反对英国吞并整个世界的主张。1年后，就好像要印证这一主张一样，殖民部大臣利奥·埃默里宣布英国对整个南极洲拥有所有权。

通过与土耳其结盟，德国曾让中东成为战争的威胁。和平会议的结果则将中东交到了英国手中。至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处于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比如亚丁、埃及、苏丹、塞浦路斯、北索马里兰、一些休战国，以及马斯喀特、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它们甚至连“宣布保护国”这一官方程序（如一位官员所说）都没有进行，就被划归为英国的受托管国了。另外，由于英国在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中是大股东，因此，英国对波斯巴拉维王朝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正如1922年一份海军部备忘录中所说：“从战略角度来说，英国控制产油区是关键所在。”虽然此时，中东的石油产量只占世界石油产量的5%，但在英国的帝国建设过程中，永远是将未来愿景放在脑中的。

瓜分领土似乎还不够。1914年，德国曾是英国最主要的海上竞争对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以及后来他们之间的和平条约却彻底削弱了德国的海军力量。英国人大肆抢夺德国人的海军舰队和商船。虽然德国人在斯卡珀湾凿毁了大量军舰，以免落入敌手，但是，英国人还是凭借夺来的舰队获得了惊人的海军优势。仅算上无畏舰及其换代型号，英国的大型军舰就有42艘，而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不过44艘。排名第二的美国也只有16艘大型军舰。

众所周知，《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不但要赔偿战争损失，还要赔偿各种战时养老金和军属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出台巨额的赔偿条款。但我们很少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澳大利亚总理威廉·M·休斯的坚持——因为英国后来又打算找法国算账了——休斯担心，如果赔偿条款的界定过于狭窄，那么他的国家将一无所获。休斯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威尔士人，20岁出头时移民澳大利亚。他在《凡尔赛条约》中加入了悉尼滨海的归属界定（他曾在那里作为商会的组织者，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他宣称，虽然领导德国犯罪的是德国皇帝，但德国国民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他，所有阶层和所有地区都犯下了罪行。他们沉迷于野兽般的冲动之中，一心希望征服世界——年轻的德国贵族、商人、工人，无不希望从中分一杯羹。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它必须因它的罪行受到重罚。

也许，最能生动地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情绪的就是西格斯蒙德·格茨那幅壮观的讽喻画“大不列颠的和平胜利”（这是受外交部之托绘制的，1921年完成）。在画中，大不列颠头带罗马圆帽盔，身穿红袍，一身盛装，左边站着4位轮廓鲜明、体格强健的美少年，代表4个白人自治领，右边则站着几位异国盟友：法国、美国和希腊（他们奇怪的共和制政府就曾经源于这个国家）。战败敌军的子孙则臣服在大不列颠的脚下，洗心革面。这些伟大的白人诸神的膝盖下，还画了一个几乎看不清楚的黑人男孩，提着一篮水果——应该是代表非洲对战争胜利的贡献。

可是，对大不列颠的和平胜利，我们似乎还存在一些错觉。当然，大英帝国的疆域此时已经前所未有的广袤了。但是，它的战争成本也是史无前例的高昂，与之对比，这些新占领地的经济价值简直不值一提，如果要提，也只能说是入不敷出了。所有参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上付出的成本比英国高——英国的战争开支总计近100亿英镑。即使对一个国土面积有2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个开支也很不合理，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治理成本往往要高于收入。以伊拉克为例，1921年，管理伊拉克的成本是2300万英镑，比整个英国的健康医疗总预算还高。

1914年之前，在大多数人看来，大英帝国的收益总额高于成本。但是战后，成本总额却突然不可避免地高出了收益。

[1]据说，有人递给他城市的钥匙后，他说道：“我并不想要这个城市，我只想要找点做早餐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