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主义

印度的英国官员们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无休止地辛苦劳作，对他们来说，“家”的概念（不是西姆拉那个仿制的“家”，而是真正的家，他们退休后要回归的地方）抚慰了他们煎熬的内心。可是，随着维多利亚时代接近尾声，这些外派印度的英国人对家的记忆却日益与现实相左。对他们来说，家是对永远的英格兰乡村，对乡绅和教区牧师，对茅草小屋和朴实村民那怀旧而浪漫的记忆。这基本上是守旧派眼中秉承开明家长式作风的地主贵族统治下的传统等级社会。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英国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工业巨人——早在1870年，大部分英国人民就都已经居住在了人口超1万的各大城镇。

而英国人民也是这样想象印度的。“他们知道什么是英格兰吗？这个只有英格兰人自己才了解的地方。”吉卜林曾这样斥责那些统治着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却从来没有迈出过英伦诸岛的同胞们。他兴许曾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过这一问题。当1877年，议会向女王（在她的建议下）授予印度女皇的头衔时，她非常高兴，但是她从未走近过这个地区。维多利亚要的是印度走近她。19世纪80年代之前，她最喜欢的仆人就是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的印度人，也被称为“御师”。1887年，他随女王来到奥斯本行宫，他有着女王认为印度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礼貌、恭敬、顺服、忠诚。之后不久，这位英国女王兼印度女皇又打算为他的奥斯本行宫修建一个侧厢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会客厅。该工程是洛克伍德·吉卜林（拉迪亚德的父亲）监工的，显然是借鉴了莫卧尔皇宫雕栏画栋的内饰。确实，它的一部分就很像刷白了的德里红堡。会客厅展现出的显然是印度古老的过去，全然忽略了英国人也给印度带来了火车、煤矿和棉纱作坊。这充分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是怎样看印度的，在他们的眼里，印度就是一个美丽的幻境。

1898年，索尔兹伯里侯爵的保守党政府任命了新一届印度总督，而后者在印度的整个职业生涯似乎都在致力于将这个幻境变为现实。

对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乔治·纳撒尼尔·寇松是个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人。他出身于德贝郡的一个贵族家庭，其家族最远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期。他的成长可谓一帆风顺，从伊顿公学读到牛津大学，后来又先后进入上议院和印度司。当然，他也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就飞黄腾达的[1]。孩提时代，他就被交托给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家庭教师，常常被迫戴着一顶大大的圆锥帽穿过村子，帽子上写着“骗子”、“小偷”和“胆小鬼”。（“我猜想”，他后来回忆道，“没有一个出身富贵人家的孩子会哭得像我这样惨。”）在学校，寇松“力求在我上的每一门功课上争得第一……我的意思是以我自己而非他们的方式”。在牛津大学，他也同样非常努力。牛津大学被人戏称为“从伊顿公学到进入内阁之间必须经历的短暂过渡”。有一次，一位考官拒绝给予他第一名，他便决定“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接着，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赢得了洛锡安奖、阿诺德奖和万灵奖学金。马戈·阿斯奎思不禁感叹于他这种“上了瓷漆的自信”，其他人对他的嘲弄就没那么客气了。有人画了一幅他在上议院演讲台演讲的漫画，题为“一个对着黑甲虫们演讲的神”。

当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时，他还不到40岁。这是一个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会获得的职位。加尔各答辉煌的总督府，不就是他的家族在凯德尔斯顿乡间别墅的翻版吗？他曾公开宣布，当总督“是我童年时期的梦，是我成年后抱负的实现，是我眼中这个国家最崇高的职责”。尤其是，寇松认为自己是蒙召来到印度，重振被里彭侯爵等自由党所削弱的统治。自由党人的理念是，所有人，无论肤色，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英国侨民，正如我们所见，更坚持种族隔离，这样，占少数的这一小撮白人就能够骑在占多数的“黑人”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了。但是，对寇松这样的保守主义派贵族来说，印度社会从来不是简简单单地由两个对立阵营组成。从小他就认为，在以王室为巅峰的金字塔上，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于顶端了，而他最关注的也就是维持这种等级制度。他和他的“同道中人”追求的是在大英帝国重现英国封建主义时代的辉煌过去，那才是他们所推崇的。早期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中，有人曾非常痴迷于印度文化，甚至成为真正的东方主义者。而像寇松那样迷恋封建守旧文化的人，或许可以被称为“守旧主义者”。

印度的封建主义残余并不难找。所谓的“土邦”占据了印度国土面积的1/3。这些地方至少在名义上还由传统的王公统治，虽然一切都在英国政府专职大臣（在其他东方帝国，这一职位被称为“首席大臣”）的监管之下。甚至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大多数乡村地区还是由印度地方贵族主导。在寇松的眼里，这些人正是印度的自然领导者。正如1905年他在加尔各答大学一个集会上的演讲中所说：

我一直坚信印度土邦有继续存在的理由，我也是土邦王公热情的支持者。我相信他们不是封建残余，而是统治者，不是傀儡，而是管理阶层中活跃的一分子。我希望他们与英国统治者共担责任，共享荣誉。

寇松所看重的人就是像迈索尔王公那样的人。从1902年起，迈索尔王公开始接受新的专职大臣埃文·马克努奇的辅佐。迈索尔王公至少在理论上是蒂普苏丹的王位继承人。蒂普苏丹曾经是东印度公司最危险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位王公有一名高级印度文员斯图亚特·弗雷泽爵士做他的老师；马克努奇回忆道，大家都认为：“一位从同一文职系统中提拔上来的，具备必要经验的专职大臣，应该能够将王公陛下从繁忙的国事中解脱出来，向他展示一下我们处理工作的方式，同时约束一下他的性情，以便发挥一些良好的影响。”马克努奇对自己在迈索尔宫廷7年工作生活的描述，充分揭示了像王公那样的傀儡所扮演的角色：

王公大人……虽然年轻，头脑却极其成熟，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孩童般乐此不疲地投入激烈的运动中……他也有足够的品位和知识来欣赏本国音乐以及西方音乐……

同时，我们得工作，清理贫民窟、拓宽拉直街道、安装地表排水系统、引导污水排入下水道，最后流入污水池，另外，我们还要为失去居所的民众安排新的住所，并进行整体清洁。

王公的花花公子形象由此可见一斑——富有、西化、政治上无能，而且，这日益成为印度司空见惯的一种形象了。

虽然英国人要代替这些王公们管理王国，还要给他们丰厚的津贴，但英国人索要的回报只有一样，那就是要求他们不问政事、保证忠诚。总的来说，英国人也获得了这个回报。当寇松以总督的身份造访纳希布尔时，王公还特地赋诗一首来纪念这次会面：

欢迎您，哦，总督，印度伟大的统治者，

喔！千万双眼睛急切地盼望着见到您！

我们的心欢呼雀跃，兴奋无比，

我们满足了，我们的希望实现了；

纳希布尔为您踏上了这片土地而欢呼！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光荣而伟大。

在仁慈统治者的统治下，人民有福了。

改善臣民的福利是您永恒的目标；

像慈父般喜爱和保护他们；

喔！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像您那样的高尚统治者！

那么，确实如此吗？

实际上，寇松热衷于维护等级制度并非什么新鲜事。迪斯雷利的同僚，曾做过印度总督的利顿勋爵的热衷程度则更夸张。这位罗曼蒂克的勋爵想重建印度的“封建贵族”阶层，他的理由是“越往东走，轻轻一击就越能制造出更大的影响”。利顿甚至还在印度文员机构中专门为东方贵族的子弟们创设了一个新的部门。正如旁遮普的一位官员在1860年所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暂时的妥协……让一个分散在全国各地，拥有财产最多、地位最高的群体，能够凝聚到政府身边”。守旧主义者也不仅仅存在于印度。在坦噶尼喀，唐纳德·卡梅伦爵士也在努力强化从“农民……到村长，从村长到副首领，从副首领到首领，从首领到县官”之间的等级划分。在西非，金伯利勋爵认为最好“不要与‘受过教育的当地人’群体接触，我只于世袭的头领打交道”。汉密尔顿夫人（斐济的总督夫人），甚至将斐济的头领们视为与自己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不同于她孩子的英国保姆）。又如刚被任命为埃及高级专员的乔治·劳合，他在履职之际坚持认为“所有东方人都很敬畏勋爵”。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则认为，大英帝国存在的整个意义，英国的西非帝国存在的整个意义，就是“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维持传统统治阶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堡垒作用……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社会地位”。卢格德发明了整套“间接统治”理论，反对诸如1865年对牙买加庄园主的直接强行统治。根据这一理论，通过将当地权力下放给现有的精英阶层，只保留最基本的中央政权（尤其是财政权），英国便能以最低的成本维持统治。

除了恢复传统的等级制度，大英帝国的管理阶层还煞费苦心地保留或者（在必要时）创造出等级制度。印度的礼仪严格受制于“等级次序规定”，1881年，印度的职位分为77个等级。在整个大英帝国，官员们热衷于追逐圣米歇尔及圣乔治勋章，无论是三等勋爵士CMG（戏称为“叫我上帝”）、二等勋爵士KCMG（戏称为“请叫我上帝”），还是最高的一等勋爵士GCMG（戏称为“上帝叫我上帝”）。寇松伯爵就宣称：“说英语的群体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加官晋爵的一群人了。”

当然他也确信，这些人对宏伟建筑也很感兴趣。在寇松统治期间，泰姬陵和胜利宫得到了重建，加尔各答则修建起了维多利亚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寇松在印度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在印度从片瓦开始修建起的西姆拉。他抱怨道，这“不过是建在山顶上的中产阶层城郊”。在那里，他不得不与“一群只对马球和跳舞感兴趣的年轻人”共进午餐。而山上的总督府在寇松看来，也粗鄙得令人厌恶。（“我极力让自己不要失望，”寇松夫人承认道，“可能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富翁们会对此感兴趣。”）与他们共进晚餐的人也让他们感觉，自己好像“每天都在管家的房间里，与管家和女仆吃晚饭”一样。这里的林林总总让他们简直忍无可忍，只好在索马里高尔夫球场旁边找了个地方野营。在他们看来，最令人悲哀的事实就是，印度的英国人是那么无可救药的平庸。

最能反映出寇松的守旧主义思想的就是1903年德里杜巴广场大游行了，这是他为了庆祝爱德华八世继位而组织的一场盛况空前的仪式。这次杜巴游行——有人则戏称其为寇松游行——将总督眼里的所谓印度封建社会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场极富象征意义的大象游行，印度王公贵族们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这是：

一个壮观的景象，任何文字都不足以描绘出它的特色，它绚丽的色彩，它不断变化的场面，象背上形形色色的装饰，以及跟在总督后面的头领们美妙绝伦的服饰……人们开始只是小声地啧啧称赞，继而爆发出阵阵欢呼。

从博帕尔的贵妇们到卡普塔拉的王公们都坐在象背上，摇摇晃晃地跟在总督本人身后。在一名报道杜巴游行的记者的印象里，“黑髯的国王们随着他们巨型战马的晃动摇来摇去……这种景象让人简直不相信这是在19世纪”。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虽未亲驾，但却传了话过来，这席话简练地表达出了总督自己的观点，让后者不由感慨道：

国王陛下太强大了……因为他关注其所有封地和臣民的自由，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英国在印度政策的关键就是保持当地社会架构的精髓。这种政策也确实帮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我们认为它也是我们确保未来胜利的可靠工具。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错误，[2]杜巴游行确实是个壮观的盛会，没错；但这只是权力的表面，而非实质。除了印度军队，英国统治的第二大基础并非坐在象背上的王公们，而是被英国化了的印度精英们，比如在麦考利的支持下培养的律师以及印度行政人员。可这些人却被寇松视为威胁。事实上，他有意躲避这些所谓的“孟加拉先生”们。当被问及被提升为合同文员的当地人为什么这么少时，他轻蔑地回答道：“当地人即使晋升到高位，也未必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无法赢得欧洲下属的尊重，甚至不能获得当地下属的尊重。他们往往不得不辞职，或者逃避。”

就在杜巴游行的两年后，寇松又有预谋地对印度“先生们”发起了攻击。他宣布，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他们的家乡孟加拉将被一分为二。加尔各答既是孟加拉首府，也是整个印度的首都。这里也是印度国大党的权力基础，而国大党已经不再是（如果它曾经是的话）发泄当地人不满的“安全阀门”了。寇松很清楚，他的城市分割政策一定会受到新崛起的民族主义者的抨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大党操控的触手就是从加尔各答这个中心地带伸出的……任何以分割孟加拉语民众为目的的举措……或者任何能够削弱律师阶层（他们完全将整个组织玩弄于股掌之上）影响的举措，都将遭到他们激烈而愤怒的排斥。”这个建议确实极其不得人心，乃至于掀起了继兵变后最严重的一次反英政治暴力运动。

民族主义者们第一次通过有组织的英国商品抵制运动，提出了印度经济自给自足的主张。这正是中间派人士（比如，作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3]）所支持的战略。而罢工和游行也开始蔓延。有些抗议者走得就更远了。在孟加拉，有一群暴力袭击者专门袭击英国政府行政人员，包括多次试图暗杀孟加拉总督本人。起先，有关部门以为暴力活动都是未受过教育的印度穷人发动的。但是1908年4月30日，原本以马扎弗普尔地区法官J·D·金斯福特为目标的炸弹炸死了两名英国妇女，警方防暴队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次暴乱与1857年印度兵变者所带来的威胁截然不同。上次兵变不过是一些普通士兵为了维护他们传统的宗教文化，抵制英国的干涉而发起的。而这次则不同，这是一场现代的恐怖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加上炸药的结合物。而且，运动领袖绝非贫穷的苦力。其中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叫“自主文化协会”，是由巴曼塔纳特·米特拉领导的。米拉特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律师。当英国的特别行动小组突袭了加尔各答五个极其受人尊重的场所时，发现这些恐怖分子身上带了制造炸弹的设备。26名年轻人被捕——他们绝非英国人所怀疑的苦力，而是孟加拉婆罗门阶层的成员。

后来，在阿里布尔接受审讯的人则有着更受人尊重的背景。其中一位被告奥罗宾多·高斯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当过班长，还是剑桥国王学院的学者。他甚至刚好是审讯他的官员的同龄人；实际上，高斯曾在希腊的印度文员考试中击败过后者，只不过因为错过了骑术考试而未被录取为行政人员。正如参与审理该案的另一位英国律师所言：

只因为不会或者不愿意骑马，就将像奥罗宾多这样聪慧睿智的人拒在文职系统之外，真是太可惜了……如果在印度的教育体系中为他留有一席之地，不仅他个人能够飞黄腾达，而且他也能够更坚定地强化他的国家与我们国家之间的联系。

但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英国人一直在按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印度人。现在，与这些英国化了的印度人对立，结果只能是酿成灾祸。奥罗宾多·高斯代表着即将席卷整个大英帝国的民族主义浪潮，而他本人正是英国教育的产物。

阿里布尔审判显然又与40年前莫兰湾的审判不同。后者很快结案，而阿里布尔审判却持续了7个月之久，最后，奥罗宾多被无罪释放。他们的组织头领——他的兄弟巴伦达·库马尔·高斯原本被判死刑，后来也得以减刑，即使他已经承认是他授权暗杀主原告的。1911年，英国撤销了分割孟加拉的决定，这次让步让它颜面尽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独立以后，孟加拉又被分割开来。英国方面的示弱并未阻止恐怖主义运动，根本没有。

但同时，英国人也设计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惩罚孟加拉这个不服管理的首府。他们决定将政府迁至德里——莫卧儿王国以前的首府。曾经，就在这些惹是生非的印度“先生们”出现之前，加尔各答因为其经济地位成为大英帝国基地的自然选择。但对守旧主义者来说，德里是一个更适合的首都；新德里最好地展示了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势利态度。

可惜寇松本人的仕途不够长，没有看到他为杜巴绘制的宏伟壮丽的都市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金碧辉煌的城市。新德里的建筑师赫伯特·贝克和埃德温·吕特延深信，他们的目标就是建造可以与莫卧儿王朝的辉煌相媲美的英国权力的象征。他们当时就领悟到，这无异于为守旧主义的大英帝国书写永垂不朽的传奇。吕特延承认，光是住在印度就让他感觉自己“非常守旧，回到了守旧的前封建主义”（他甚至娶了利顿勋爵的女儿）。贝克则马上认识到了“在一个政治首都中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目的是“为了让印度人的情感不要与大原则相冲突，这也是英国政府应该做的。”这两个人确实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大英帝国建筑史上的杰作。新德里恢宏壮观，毫无疑问。光是总督府就占地4.5英亩，雇用了6000名仆人和400名园丁，其中有50人的专职任务就是驱赶鸟儿。同时，它也当之无愧地精致美丽。高耸的塔楼和穹顶在清晨朦胧的光线中熠熠生辉，总督府（现在的总统府）门口的士兵就在此时换岗，只有铁石心肠的反帝国主义者才会在看到这幅情景后不为所动。但是，新德里所传递出的政治信息也是异常明确的，你甚至不必通过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来解读。贝克和吕特延为他们的创造添上了精彩的一笔，那就是在秘书处的墙上刻上了一段铭文，这可能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谦卑的措辞了。

自由不会自己降临到人们身上，人们必须站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这是需要付出汗水和努力才能享受到的祝福。

这段铭文并非寇松所写。但是这种俨然以导师的姿态说话的口吻，却带有十足的寇松风格。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建造这一璀璨的建筑提供资金的正是印度的纳税人。显然，在获得自由之前，印度人还将继续为他们被英国人统治的特权付费。

这个特权值得花钱买吗？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它值得。但即使是寇松本人，也曾承认英国人统治印度“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并未给印度人带来同样的好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印度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同意，他们抱怨说，印度的财富都流入了外国人的口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就1868~1930年来看，综合考虑印度的外流财富（也就是殖民地的负担）与殖民地的贸易顺差，外流的财富不过占印度国民生产净值的1%。这远远少于荷兰通过它的东印度公司所攫取的财富，荷兰同期在印度尼西亚攫取的财富占后者国民生产净值的7%~10%。

同时，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边，英国也对印度的基础建筑、灌溉系统及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在印度投资了2.7亿英镑，几乎占其海外投资的1/5。到1914年，该数据已达到4亿英镑。英国人将印度受灌溉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原来的8倍，当英国统治结束前夕，1/4的印度国土得到了灌溉，而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只有5%的土地受到灌溉。英国人从头建立了印度的煤炭业，到1914年，印度的产煤量已经达到年产近1600万吨的水平。同时他们将黄麻纺织机的数量增加了9倍。在英国人统治期间，公共健康和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印度平均寿命因此增加了11年[4]。英国人还引入奎宁作为疟疾预防药物，并推广天花疫苗接种，尽管常常受到当地人的反对。不仅如此，他们还努力改善城市用水供应，而在此之前，水一直是传播霍乱和其他疾病的介质。另外，虽然我们没办法量化，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像印度文员机构这样一个清廉的官僚系统的统治会没有优势。印度独立后，少数派，也是亲英派人士乔杜里曾将他的书《一位无名印度人的自传》献给“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的回忆……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所有美好而鲜活的东西都是由大英帝国产生、形成和催化的”，为此，他还遭到印度所有广播电台的封杀。他的话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这些话中也不乏实情，这也是为什么这句话让乔杜里的民族主义派批评者如此愤怒的原因。

当然，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普通印度人并未变得富裕起来。1757~1947年，英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47%，而印度只增长了14%。印度经济工业化所带来的利润增长很大一部分进入了英国管理机构、银行或者股东的口袋，虽然事实上当时的印度也不乏投资者和企业家。19世纪强加于印度的自由贸易致使本土制造商暴露于欧洲人的致命竞争之中，而与此同时，独立的美国却为了保护其稚嫩的工业而竖立起了高高的关税壁垒。1896年，印度消费的布料中只有8%是由印度作坊提供的。[5]我们还应该记住，印度的契约劳动者为大英帝国提供了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廉价劳动力。19世纪2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期间，近160万名印度人离开印度，去加勒比海、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的英属殖民地寻找工作，从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到斐济的糖作坊，印度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所经过和工作的地方条件并不比一个世纪以前的非洲奴隶们的待遇好多少。像马克努奇这样的文员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也未能扭转1876~1878年和1899~1900年间可怕的大饥荒。确实，在前一次饥荒中，英国所推崇的自由竞争经济实际上导致事态更为严峻。但是如果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印度人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吗？[6]或者如果在荷兰人或俄国人的统治下，又会如何呢？

他们在印度统治者的治理下可能会更好过，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被英国人推翻的印度统治阶层显然是这样认为的，以前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大约5%）都是专供他们挥霍的。但是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独立后是否就能改变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在英国统治下，农村经济在税后总收入中的占比实际上从45%增长到了54%。由于农村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3/4，我们显然可以说，英国统治缩小了印度的贫富差距。另外，即使英国统治并未极大地提高印度人的收入，但可以相信，如果兵变成功，莫卧儿王朝复辟，情况将更为糟糕。

原因就在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并不是以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为己任的，而只是为了推翻少数的特权阶层。在麦考利时代，英国人扶植了一批说英语，接受英国教育的印度精英。这些从属于印度文员机构的阶层正是英国管理体系所依赖的一大基础。随后，这些人自然希望在政府中谋职，这点麦考利也预见到了。[7]但是在寇松时代，这些人突然失宠，英国人又开始扶植那些表面风光，实际已经极其腐朽的王公贵族了。

结果，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后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好像寇松所欣赏的那些古代宫殿一样。从表面看富丽堂皇，殊不知，楼梯下面的仆人们却忙着将地板劈成柴火。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了远方；

沙丘和海岬上的火熄灭了；

瞧，我们往日的浮华，

随着尼尼微和提尔城而沉没！

国家法官啊，宽恕我们，

不要让我们忘记——不要让我们忘记！

这是吉卜林在1897年写的一首哀伤的“退场赞美诗”，当同胞们正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时候，吉卜林却在他们的头顶上撒下了一丝忧虑。当然，正如尼尼微和提尔城这些傲人的大本营一样，寇松的大部分杰作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作为总督，他踌躇满志地想要提高英国政府在印度的统治效率。他热切地相信，如果没有印度，英国将从“世界最强国的宝座”上跌落，沦为“三流”国家。但是，他仅仅希望对英国的统治，而非印度的统治实行现代化。就像对待印度古代的纪念碑一样，寇松在印度王公贵族的身上贴上了“保存”的标签，将知名的建筑中塞满可靠的“知名”的贵族阶层，但这根本不是一个可靠的举措。

寇松本人的仕途还算顺利，1915年被封为掌玺大臣，1919年成为外交大臣。但是，他始终未能得到他所期盼的最高职位，这也与他的守旧主义领导风格有关，根据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不考虑他的原因在于他“代表了特权保守阶层这个在当今的民主时代”已经不再占据一席之地的阶层。这句评论也足以作为这个守旧主义项目的墓志铭了。

英国下议院议员阿瑟·李有一次在杜莎夫人蜡像馆偶遇寇松伯爵，后者“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的蜡制雕像，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如果他看到维多利亚女王兼印度女皇，以及英国历任印度总督的塑像落寞地站在勒克瑙动物园如今人迹罕至的后院的话，他还不知道要怎么失望呢。这些雕像自印度独立后就被丢弃在了那里。没有比这块破旧的小园地里，这些维多利亚时代巨大的大理石雕像更能生动地象征大英帝国成就的短暂了。仅仅将雕刻好的巨石从伦敦运到勒克瑙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只有借助吊车、蒸汽船和火车才能办到，这些正是维多利亚权力的真正引擎。而今天，这个面容愁苦的老太太统治印度的故事却被视为一段荒谬的过去。这尊巨大的女王兼女皇雕像曾经站在某个公共场所高高的基座上，从那里搬离后，它似乎也丧失了过往的恢宏气势。[8]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印度已经不再像19世纪60年代那样是英国皇冠上的一颗不可缺少的明珠了，它也不再是大英帝国权力的核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新一代的帝国主义者成长了起来，他们相信，大英帝国要生存，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就必须向新的方向拓展。

在他们看来，大英帝国必须放弃虚名，回归到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扩张新的市场，占领新的殖民地——如果有必要，不惜发动新的战争。

[1]有一首诗就把他好好地嘲弄了一把：“我的名字叫乔治·纳撒尼尔·寇松，我最高贵，我油头粉面，我一周在布伦海姆吃一次晚饭。”

[2]（正如马克努奇所观察到的）不仅许多印度王公私下里不喜欢寇松以俨然“校长”的姿态对待他们，而且寇松在这些王公贵族们赏光参与杜巴游行后竟然未对他们进行任何回访，也足以引起他们的不满。

[3]泰戈尔在191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对自视甚高的英国文学界精英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乔治·伯纳德·肖嘲笑了这位“拉宾德拉斯特·泰戈尔”——他轻佻的口吻也充分显示，对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的反感在当时的英国人中是多么普遍。

[4]从人均寿命21岁增加到了32岁。但是，同期（1820~1950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了69岁。

[5]但是内战期间，这一情况也有所改变。到1945年，国内消费的3/4都是由印度作坊提供的。

[6]如果将英国人在1877年大饥荒中依靠自由市场的想法与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行动相提并论，那可能是很不公平的。当时的印度总督利顿勋爵想当然地认为，1876年旱灾之后，市场的力量足以让饥民们吃饱，可结果却事与愿违。但再怎么说，他的初衷并不坏，不像希特勒，后者蓄意谋杀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

[7]“让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再深陷奴隶制和迷信的泥潭，管理他们，让他们充满希望，拥有一个公民应有的所有特权，那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8]即使是这样，雕像鼻子被人砸坏的惨状似乎还是微妙地给人一种渎圣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