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并未被击败？

一些人会为英国的战争表现而辩护，他们总会提醒我们，“英国是战争的赢家”（或是胜利的一方）。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对此表示赞同。不久后便任职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对此有精辟的表达，即德国部队并没有在战争中被击败。然而上述事实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有如此多的德国人坚信这一点。

那么我们该对1918年德国战败的事实做如何解释呢？帕迪·格里菲思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让人满意的答案，即英国远征军赢得了战争，他们最终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1918年，英国终于解决了如何使用坦克、战机、装甲车、骑兵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明白如何让步兵团与大炮进行配合作战。同时，步兵团学习了新的战略技巧，例如小股部队菱形推进或在坦克的掩护下推进，以及配合新型移动火力等（手榴弹、斯托克斯迫击炮、枪榴弹以及刘易斯机枪）。

火炮的使用也更为有效。人们终于领悟到，成功的进攻需要徐进弹幕的掩护，并且要更多地采取航空侦察、实地考察以及情报工作等辅助手段。迫击炮用来切断铁丝网，机关枪弹幕也有了用武之地。精心策划的射击计划对已有的枪械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同时人们认识到反火炮射击以及运用烟幕弹来保护步兵的重要性。精确的校准、更为理想的射击地点、侦察、声光定位等，让射击精度大幅度提升，而这些因素之前在行动中仅扮演着追踪进攻者的角色。综上所述，原先拖沓而准确度低的炮击，被攻击敌人防守地带全纵深的飓风式集中轰炸所替代。最后，人们领悟到大炮的首要任务并非清除敌人的防御工事，而是使其无效；此外，为了配合步兵团的挺进，枪械应当设计得足够长。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地区人员伤亡，还凸显了突袭的本质。而迄今为止，英国在进攻中完全缺少对这一点的认识。

一般认为，进攻的高潮是1918年的“百日”胜利。在诸如博蒙特–哈默尔以及上述提到的亚眠进攻中，英国成功地将步兵团、大炮、坦克及飞机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种结合作战的方式被军事历史学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贝利进一步提到“现代战争模式的诞生”——这种变化具有强大的革命性，“在这种变化中，防御力量、空中力量以及由此开始的信息时代蓬勃发展，彼此相辅相成”。格里菲思更是将其称为“真正的技术革命”。因此，特兰是正确的：“从根本上看，英国的武器系统更胜一筹。”

该观点中一个可能的缺陷是，德国在1918年夏天的败退并不意味着被击溃。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杀敌方面继续保持着极高的效率。实际上，1918年8月~10月，德国的净阵亡人数第一次陷入被动：在西线的英国防御地段，德国伤亡、失踪或被俘的总人数超出英国大概12.33万人。然而，在德国的伤亡人数中，投降人数占了很大比例。尽管并不完全准确，但英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德国在净杀伤人数方面仍独领风骚，达到3.53万人。如此说来，德国的低谷时期并非1918年8月，而是4月——当时德国的阵亡人数超出英国2.85万。

当然，我们应当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持谨慎态度，因为其中许多在1918年的关键月份中报告失踪的人后来被证实死亡。但证据表明，协约国取得胜利的关键并非在于其对敌军的杀伤力的提高，而是德国士兵中突然暴增的投降人数。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讨论到，并不能一概而论，将德军士气的下降归结为上述英国战略战术的进步；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低迷的士气是内源现象。奥匈帝国在格拉巴及皮亚韦河战役中崩溃的原因也可以做如此解释。从10月26日到11月3日，意大利人俘虏了50万名战犯，但他们在战斗中造成敌军伤亡的人数却仅有3万人。这是因为迪亚兹元帅改革了意大利的战略战术吗？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可能是，当非德国籍士兵不愿意再为垂死的哈布斯堡王朝效力时，奥匈帝国的士气便一落千丈。

更为具体的研究表明了协约国对德胜利的局限性。罗林关于加拿大军团的研究表明，毫无疑问，他们遭受最为严重伤亡的时间是1915年的伊普尔战役以及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换言之，在其战略学习曲线达到低端的时候。然而此后他们的情况并没有起色：1917年维米岭的伤亡率达到16%，亚眠战役是13%，阿拉斯战役为15%，而帕森达勒战役中则损失了20%的士兵。

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的人员损失甚至更为惨痛。作为协约国组合作战部队的重要力量，美国远征军却因为缺乏经验而在战略转型上十分被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些人到现在仍旧坚信），是美国人“赢得了战争”。实际上，美国远征军同样遭受着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主要是因为潘兴固守正面进攻的战略，认为英法军队的军事训练过于小心谨慎，并坚持采用人数庞大、略显笨重的师队编制。1918年9月~10月，美国第一军在兴登堡防线（克瑞恩希尔德阵地）的行动暴露了其老旧的战略思想及挥霍人力的弊端。直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一系列的正面进攻之后，德国的防守才终于被渗透，而美国也付出了伤亡10万人的惨痛代价（大多数伤亡是毒气造成的，其他部队从中或多或少吸取了应对毒气战的经验教训）。特拉斯克总结道，“美国远征军最重要的任务”只是“在法国出现即可”；在防守区域，他们在缓解英军和法军的人力问题上明显更有作用——向德国人暗示协约国的人力资源是用之不竭的。如果说这是让德国士兵决定投降的原因，那么协约国并非赢在战略战术的转变上。

到了1918年10月底，协约国的攻势放缓了脚步；就在他们离回家的期限逐渐临近时，都再次遭到了德军的顽固抵抗。奥斯丁·张伯伦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战争还需要一年，我们还要损失多少年轻人？”黑格也抓住这个机会，试图以停战协议来缓和局势。直到10月19日他才对亨利·威尔逊说：“我们17日的进攻立即遭到了德国人的顽强抵抗……显然，敌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无条件投降。因此，停战协议不会达成，战争还会持续一年。”劳合·乔治回忆道，“我们获得的军事建议显示战争并不会立刻画上句号。我们的所有计划和准备……也因此必须考虑到……战争一直持续到1919年的现实。”

结束战争的并非是协约国的战略优势，而是德军遭遇的士气危机。而协约国人力资源和武器资源的外部因素仅仅是造成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关键在于，那些仍然坚持作战的德国人在敌人的致死率上仍然能够独当一面。正是那些选择投降的士兵（或是擅离岗位、逃兵、罢战的人），才是真正终结战争的人。毫无疑问，协约国敌人有所改善的战斗能力让他们下定决心这样做；8月8日发生在亚眠城外的战斗的确是“自开战以来德军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但真正瓦解士气的是德国指挥部对战败的承认。8月10日，鲁登道夫向德皇递交了辞呈，并坦言“有些师队的士气不得不让我们做点儿什么了”。尽管没有接受鲁登道夫的辞职申请，但威廉二世表现得相当现实——尽管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感到我们必须草拟一份资产负债表，我们正濒临破产。战争必须结束了。”

（3天后，鲁登道夫）重新审视了军事情况、军队状态以及盟国的表现，并认为不可能再迫使军队通过进攻的方式谋求和平，就连单纯防守也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了。因此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停止战争……按照这一逻辑，和平协商势在必行。

如果这就是真正发生在德国统治者身上的事情，那么士兵们开始纷纷投降或放弃战斗也不足为奇。直到10月2日，德国议会和民众才意识到，统帅部的确甘愿接受停战协议。然而很明显，许多普通士兵比他们的领袖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嗅到了战败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疲惫不堪、被病痛折磨的鲁登道夫的反应过于强烈了。就像德国在开战伊始就经历了上层领导人（小毛奇）的精神崩溃一样，战争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次是鲁登道夫。在进攻计划失败后，这位疲惫、显出病态的男人总结道，如果他仍不接受停战协议，那么德军将面临崩溃。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才是导致德军崩溃的原因。黑格坚信德国士兵“有能力成功撤退到边界并固守之”。亲历无数战争的随军牧师朱利安·比克斯特斯也赞同这种观点，并于11月7日（签署停战协议的当日）写道：

德国人采取了明智的后撤行动，看起来，我军的追赶速度难以与之匹敌。向前推进中，我们的通信状况相当糟糕——桥梁倒塌、道路损毁，我们的进度不可避免地放慢了，敌人赢得了大量时间恢复元气，重置机关枪火力点，而这让我们在前进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可能除了并没有亲历现场、亲身感受德军士气的参谋官们，其他人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持续6个月。

按下决定命运按钮的人是鲁登道夫。用恩斯特·云格尔的话说（尽管他所说的事情是关于匈牙利的朗厄马克的，但可能含有别的意味）：“德国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他在与自己作战。”

如果协约国的确在1918年11月的战斗中获胜，那么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士兵应当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柏林，这也是潘兴、普恩加莱和其他人想要看到的一幕。但它终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是黑格、福煦和佩塔因无法肯定他们的军队是否还有力量去完成这项庆祝。协约国的士兵们打败了保加利亚、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并没有将德国人彻底打败。相反，挺进柏林的是德国的军队，虽然结局如此让人悲哀，但他们状态尚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