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收款

和平条约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过于严苛，而是协约国并没能成功执行，“无力收款”的程度超过了“无心偿还”。1870~1873年，德国占领了北法的大片领土，并将赔偿与撤出国境的速度相挂钩：法国什么时候偿清战争赔款，德国便在什么时候撤出法国。1919年发生的事情却截然相反，在解除了海上封锁之后，协约国于1921年提出赔款总额，但当时协约国在莱茵兰地区布置的兵力相当有限。除了使用占领手段来敦促对方偿还赔款，协约国，或者说法国，还试图以占领更多地盘为威胁来约束并处罚拖欠赔偿。这让人在心理上产生了误解，鼓动德国人冒一下险，没准法国是在危言耸听（凯恩斯在1922年也轻率地如此判断）。另一种可能是自愿偿清赔款；不出意外，经过民主方式选出的政治家极其不情愿以税收的形式解决该问题。魏玛的政客们面临的难题——甚至有些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德国必须践行和平条约——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必须缓和德国预算中相互矛盾的两方利益，一方来自于选民，另一方来自德国之前的敌人。简而言之，协约国可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因而索取赔款，但德国选民同样认为，在遭受了1914年发生的苦难之后，自己也理应得到“赔偿”。

根据德国的预算数据，1920~1923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实际总支出达到65.4亿~76.3亿黄金马克，占德国总支出的20%以及公共总支出的10%。换言之，1920年，战争赔款占德国赤字的1/5，1921年为2/3。但即便将赔款从中扣除，公共总开支仍然保持占国民生产净值的33%，与此相比，战前这一数据仅为18%左右。尽管如若没有战争赔款，通货膨胀可能会有所缓解，收益也会因此而增加，但赤字无论如何都会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如果赔款奇迹般地被废止，那么国内开支就不会增加。

除了缩小长期债务的实际花销，德国对本国人民的赔款——这也是国内开支的对象——包括了公共部门的高额花销、失业救济金（国家支付一半）、房屋修缮补助以及为抑制食品价格而发放的补贴。针对在战争中受伤的人，国家同样支付了超过80万的抚恤金；用于阵亡士兵遗孀和战争孤儿的津贴总额则分别为53.3万和120万。然而，预算中最大的困难是铁路和邮政系统造成的赤字：1920~1923年，德国铁道部的亏空约占德国总赤字的1/4。从某种程度上说，购买新的运输工具、经营不善是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但它同样也可以被归咎于政府保持就业水平的考虑（导致了人浮于事的局面）。邮政、电报和电话体系的局面与此大同小异。除此之外，德国商船队的重建（旨在保持造船工业的就业率）开支在1919年和1920年占到德国总开支的6%。这种“面向国内的赔偿”在造成德国财政赤字方面比实际赔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所有参战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负债的压力过高，以至于支付利息的同时大量福利开支面临压力。1918年2月英国战后重建部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列出的“购物清单”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适当的住房规划……包括材料的购买以及大规模收购土地……这是以小地产、士兵安置、造林计划以及开垦计划为目的，从农业用地向政府集中管理的巨大转变……道路的重建以及铁路（设施）的修缮……某些核心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应全部或部分由国家帮助融资……在下一阶段的转型期，要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以此弥补工业的错位……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艾迪生反对“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次于偿清债务”；他认为，英国应当“尽早地将开支用于重点建设，采取最为合理的方法提高国家生产力”，这与战后德国的思路如出一辙。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国内支持分期还债的人占据了上风；而在德国，支持福利建设的人有压倒性优势。这是1921年英国从通货膨胀演变成通货紧缩的原因，而在德国，印钞厂一直在工作，直到货币崩溃。

早在1922年，德国国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已经几乎降至1914年的水平（为13亿美元，战前则为12亿美元）。与此相反，英国的债务几乎是其战前水平的10倍（见表14–2）。6年后，德国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英国则重新回到战前水平，这种差距就变得更为显著。德国及联邦州的联合债务占到了1913年GNP的40%。1928年，这一数字仅为8.4%。与此相反，英国的国债从1913年占GNP的30.5%上升到1928年的178%。尽管德国国内出现了“货币升值”的声音，但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在取消德国战争债款的问题上还是颇有成就的。1924年2月，在起草《第三次临时税法》（它保证了对私人抵押贷款和信用债券从10%稳步升到15%）时，他明确排除了对仍在发行的价值6000万马克的战争债券采取相似的做法（直到赔款被偿付）。格奥尔格·赖曼曾在战争期间预言，古雅典立法者梭伦的“解负令”会在德国重新上演；而今，该预言现已实现。

表14–2 1914年和1922年各国国债

资料来源：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137.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的抉择在微观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重要意义。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一个能够平衡预算并使其货币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政府同时也在冒着降低经济总产出和就业率的风险；而一个将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贯彻到底的政府却正相反，其产量和就业水平会有所增强，但这一结果是以牺牲债券所有人以及其他票据资产储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在英国，为战争付账的方式是通过实施通货紧缩政策以及降低工薪阶层就业率来实现的（更甚，战争债务的实际价值是在增加的）；而在德国（当然还有俄国），付账的是债券持有人。

但哪种方式更为合理？在《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凯恩斯认为，尽管通货膨胀“在改变财富分配”上要“次于”通货紧缩，但后者在“减缓财富生产”方面却“更为有害”。尽管他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但“鉴于其带来的积极影响”，他显然更为赞同通货膨胀的政策，“因为在一个贫穷的世界里，让靠收租生活的人感到痛苦总归比增加失业率更好”。实际上，他明确表达“德国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个例外”。弗兰克·格雷厄姆认为，德国通货膨胀在“物质利益和损失”的较量中显然偏向于“物质利益的获得”。劳尔森和佩德森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1920~1922年，不仅是产量增加，投资也有所提升，并由此创造了持续增长的潜力，只有在1924年之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才得以被抑制。该观点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德国的就业率在1920年到1922年期间出奇的高——这也是格雷厄姆考虑到的一点，他认为“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以较低的实际花销，顺利地完成了从战争走向稳定的战后货币结构的转型过程”。现代经济历史教材苦心孤诣地强调这些通货膨胀带来的相对优势，至少是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之前。言外之意，另外一种政策将导致较低的增长率、较低的投资但更高的失业率。

为了解释每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历史学家采用将社会学和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他们得出结论是，在英国，某些社会团体的物质利益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虽然如此，出于非理性的经济考量，他们仍然支持健全货币的“传统智慧”，这类似于格莱斯顿关于道德操守的正统说教。法国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即适度地降低国债的价值——相对（而不是绝对地）承认法国社会食利者的权力。意大利的议会体制则无法解决分配产生的冲突，因此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不得不承诺保持货币的稳定。与此相反，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关键组成部分——企业家和商业管理精英——出卖了工薪阶层，转而支持通货膨胀政策，这使得德国的工业得到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却伤害了股东、债券持有人以及银行的利益。然而早期阶段，大公司被当作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受益者，它们通过较低的实际利率、低税收以及低汇率来获利；但现在，工人的情况同样得到了相对改善。因此，通货膨胀成为产业部门、有组织的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反对通货紧缩而心照不宣地达到“通货膨胀共识”的意外结果。真正没有得到好处的是食息者。但若与通货紧缩相比，这种局面带来的整体作用是社会的好转和公平。这种论点同样拥有政治寓意。在汉斯·哈勒尔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他做出估算，认为若想在摆脱政府借债的情况下平衡预算，那么税收水平需超过国家收入的35%；虽然这种税收级别在现在看来是合理的，但哈勒尔认为，20世纪20年代早期，政策上是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确保了政府的议会体制”，因为其他任何试图稳定财政和货币局面的政策将导致政治危机。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到处都是为通货膨胀辩护的例子。1922年6月，拉特瑙（当时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部长）和实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在柏林与美国大使的一场会谈中提出了两种意见，但却都是对德国现行政策的补充辩护：

拉特瑙认为……从经济方面看，通货膨胀比控制租金更好，财富从所有者那里转移至两手空空的人，在德国这样如此落后的国家，这是非常合理的。施廷内斯称，通货膨胀和发动革命是德国面临的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而言，他偏向于前者。

对施廷内斯而言，通货膨胀是“保证人民就业率的唯一途径，也可确保国家的正常运行”。之后他对霍顿说，“从政治上看，我们必须让300万从战场上归来的人有一份工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金钱还是生活的抉择问题。”梅尔希奥的观点与他大同小异：

当下，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如果局面能够控制，则不会再出现永久性伤害。这并非事先计划……它演变为新资本的创造，以便让企业有能力雇佣复员士兵。

此外他还认为，公有制下铁路部门出现的巨大赤字能够“避免让10万雇员陷入无业状态，并避免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生”。1923年11月，沃伯格强调：“我们是否希望通货膨胀停止，希望爆发一场革命——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许多商人也普遍持有这种观点。保守党的保罗·昂布里特反对减少社会开支，“如果经济和社会影响是相互对立的，则需要优先保障社会利益。”

然而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怀疑这些观点的真实性。实际上，通货膨胀政策付出的代价比格雷厄姆、劳尔森和佩德森等人所预期的还要多。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1931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谨慎的研究，成为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他在书中列举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有机体极度不平衡”、“出现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公共卫生和道德水平下降：

它使得社会不再提倡节俭……它毁灭了道德观和理智……它通过在所有阶层中传播投机思想以及引导人们离开原有的常规工作，来毒害德国人民；它持续不断地扰乱政治和道德秩序……此外，通过加强右翼政党骨干所处社会阶层（比如大工业家和金融家）的经济地位，它煽动了针对民主的反动政治。

尽管赞同通货膨胀，凯恩斯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放任货币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佳途径”：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能够不知不觉地没收公民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这种手段，政府可以恣意专横地侵吞私人财产；这一过程让一部分人陷入贫穷，另一部分人自然会中饱私囊。这种对财富的专断整合不仅打击了债券，也对现有财富的平等分配造成了打击。那些因此而大发横财的人成为“暴发户”，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仇恨的对象，后者与无产阶级一样，因为通货膨胀政策而陷入悲惨的境地。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永久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失调，甚至失去意义……也没有更加可靠的方式可以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在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为进行对外贸易，货币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而这导致人民生活境况更加悲惨，社会根基摇摇欲坠，发生在这些国家的现实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仍然只存在于虚幻中。

最前沿的研究为这些论点提供了最充分的支撑。具体而言，林登劳勃对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增长的论断表示怀疑；其关于工程公司的具体研究表明，上涨的物价（或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物价的不确定性）的确阻碍了投资。1920年——物价稳定的一年，这些公司从事了许多新的资本项目，但在1921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时，其中许多项目不得不被终止。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通货膨胀在1921年和1922年带来了什么好处，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后，这些好处都被生产和就业的急剧下跌所替代。鲍尔德斯顿还颇让人信服地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在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造成了破坏，因此它对德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发端及其罕见的严重程度负有间接责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的代价要大于利益的获得。

社会学的分类解释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社会学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财政方面，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政府债务持有人以及纳税人之间，而这两个群体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战争之后，新增的债券所有人如雨后春笋般增加。1924年，英国国内的公债中12%是由小储蓄者持有的。人们经常忘记，战争债券的最大持有人是机构性质的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保险公司、储蓄银行等——其大量的战时购买有效地维护了小储蓄者的利益。例如，1924年英国债务的5.5%由保险公司持有，8.9%由清算银行持有。

与此同时，缴纳直接税收的人数出现了增长。在英国，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增长了3倍——从1913~1914年的113万增长到1918~1919年的354.7万人，而工薪阶层的成员比例则从0%上升到58%。实际上，在源自于所得税的净收益中，工薪阶层的贡献仅有2.5%，但1918~1919年，他们人均支付的3.72英镑却不容小觑。在德国，由于中产阶级延期支付税款，直接税收总收益的稳定上升则要归因于以工资为来源的税款。因此，德国的工薪阶层纳税人对直接税收更为关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权在战后的变化，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受到财富或收入等条件的限制。民主化的背景下，那些既不是债券持有人，也不是直接纳税人的选民的政治权力有所增加。然而在英国，选民与所得税纳税人的比例从战前的6.8∶1下降到1918年的6∶1，纳税人的数量增速超过了选民人数的增加（两者分别为214%和117%）。

因此，由于关键社会群体——债券持有者、纳税人和选民——已经因为战争而表现出极大的变化（不同于旧有的阶级基础模式，三者出现了重叠），因此社会学研究所青睐的阶级分析作用并不大。在一方面是赢家，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失败者，德国的农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1914年以前以及战时，英国财富精英们所做出的牺牲（额外税以及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金融资产价值的实际增长以及他们获得的收入，对战后的局面有所弥补。与此相反，德国富人却在战前和战时成功地抵制或逃避了更高的直接税收，因而在战后也受到了处罚，支付一大笔通货膨胀税。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中产阶级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战争债券利息带来的收入，但却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收；要么避免纳税，但尾随而来的将是通货膨胀。

在政治上，哪种选择更为冒险一目了然。在英国，中产阶级可能会对“公务员问题”以及1914年以来出现的相对穷困满腹牢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议会保守主义的忠诚。但在德国，尊重议会政治的中产阶级却受到通货膨胀的致命打击。德国司法部部长岑霍夫在1923年11月准确预言，“法制的失败必然会导致对国家法律理性和自信的严重破坏。”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1924年的选举；6年后，许多曾经背叛过他们的选民组成了暂时的分裂组织，比如经济党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

希特勒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一贯强硬。早在1922年他便谴责“这孱弱的共和国为了喂饱它所有的政党官员而将自己的纸币恣意处置”。纳粹党在1930年的宣言为（当年，该政党赢得了最大的选举胜利）：“其他政党可能会与通货膨胀的剽窃行为达成妥协，可能会认同共和国的欺诈行为，但国家社会主义会将这些盗贼和叛徒绳之以法。”“我保证会稳定物价，”希特勒向他的选民承诺，“这是我的冲锋队员的使命。”尽管纳粹政党的宣传中经常利用希特勒（以及战争能手戈林）本人参加兵役的事迹现身说法——他们甚至还在竞选中举行伤残老兵的游行，但这种行动实际上仅仅是“前线经验”的间接产物。1933年投票给纳粹党的选民中，有38%的人在战争结束时只有16岁或更年轻，而大部分老兵则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催生纳粹主义诞生的并不是战争，而是战后的经济危机。由此，下一场大战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