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结论

“他有远见，有教人看清自我的能力，他能觉察人和局势的细微差别，并知道人们何时需要安抚和帮助，他有敏锐的感觉，并且有教养”——这些性格特点是戴维·斯科利在1972年西格蒙德·沃伯格70岁庆生宴上列出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慢慢过去，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沃伯格正在逐渐衰老。他不光在身体上变得更虚弱。时光的流逝开始在曾经是力量源泉的身体上留下痕迹。完美主义被人认为是卖弄学问，悲观主义被人认为是反射性的忧郁。“今天，请允许我给你举两个小的但却有代表性的例子……尽管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为公司目前的地位作过一些贡献，但我的观点正在接受检验。”1978年5月，沃伯格致信亨利·格伦菲尔德：

你知道我写过无数的便笺……我们应该对“墓志铭”（为债券承销团打出的广告作系统和定期的监测）。很明显，那些主要负责此事的人认为我的建议在相关方面（这对我很重要）是一个老朽的人在开玩笑，他们认为这个老头儿的话显然不能太当真。这同样适用于我在避免缩写上令人生厌的坚持，无论它们是普通单词还是公司名称，有些缩写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比如ICI）。我的建议被再次忽略，一群庸人喜欢用缩写这种方式对待那些他们讨厌的经验更丰富，而且曾经是权威的人。

“老朽”是沃伯格系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沃伯格曾经常用它形容过了壮年的商人或政治人物。但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沃伯格本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私下向埃里克·科纳承认，他“总感觉很疲劳……经常忘事”。他反复说起他想“退出在公司里的所有岗位”，“到今年（1980年）6月30日彻底从伦敦公司的所有事务中退休”，腾出他在公司的办公室并移走他所有的私人物品。但是，公司总有一些新的瑕疵需要处理：董事长委员会各成员办公室不应都集中在5层，“这将制造某种反对5层的‘情结’（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传阅“一份奇怪的文件，文件上既没有接收人的姓名，也没有起草人的姓名……这在精神上、风格上肯定与我要求的有所偏离”；“习惯派5到6个人走访我们的客户，而作为一项规则，代表S·G·华宝公司参加午餐和会议的正确人数应该是2个人”；某位下属未将德意志银行在瑞典发行欧洲债券的轻率行为告知他；“在某人的建议下，我们在内部的备忘录上引入代号，我不会提及他的名字，尽管他有能力，但我认为他有高度破坏的性格，他把我们公司的官僚程度提高到危险的程度”（据推测是彼得·斯皮拉）。这位睿智的“顾问兼父亲般的同志”，似乎正退化成祖父一样“累赘”的人。早在1975年年中，在迈克尔·瓦伦丁看来，沃伯格似乎“更带有一种恶意的影响”。

这位老人被失败感纠缠。公司在法兰克福、苏黎世和纽约的子公司让他失望。他想重振与原来在汉堡的沃伯格分支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而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已证明不可能被恢复。在沃伯格最主张创新的地方，结果却令人最不满意。与巴黎银行的合作是为了在美国建立一家大型机构。但沃–巴–贝公司打了水漂。想在伦敦找一个合适的合并对象也被证明不太可能。S·G·华宝公司反而有可能被皮埃尔·穆萨快速扩张的巴黎银行吞并，这种风险与日俱增。

无论对政治还是对商业，沃伯格都感到沮丧。他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抱幻想，而这曾是他热心的事业。他对以色列失去了信心。至于英国，在女王陛下表彰他对伦敦金融城（而更多的是对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作出的贡献后，他迁居瑞士，显然他对他的接纳国未来的经济感到绝望。这位金融全球化的先知已成为悲剧预言家卡珊德拉，没完没了地预告下一次“大萧条”来临的时间。他在1980年写道：“我认为，我们正朝着第二次1929年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但与1929年相反的是，这次不太会是证券交易的危机，而更可能是一种经济和逐渐加速的社会危机。”年青一辈的同事们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听着这种可怕的预测。

这些和他的其他那些预言，的确很容易被归结为缓慢的衰老。但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70年代末，的确有很多问题让人们对商业、政治和世界经济感到悲观。1981年1月，沃伯格又向公司的董事长委员会发出了一份言语激烈的备忘录：

一种传染性精神病似乎已占据了我们集团的某些区域，它麻痹了人们看到未来负面趋势的能力，其结果是，那些身患这种病的人，只能预见营业额的增加，并假设营业额的增加可以自动使利润按比例增加。我认为，这种片面的算法，不仅有悖于经验，而且势必导致错误的审议和荒谬的决定。

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营业额和组织规模当然显著增加了，但利润的增长通常慢得多，我们有些业务的利润已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通胀考虑进来，把得出的分析数据换成英镑，我们势必得出许多悲观的结论，我们集团的净资产回报率甚至还不如过去。

这位老人又开始唠叨了——只不过他所说的完全正确。名义上，水银证券的净利润在1976~1981年间增加了79%，刚好超过1200万英镑（按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6800万英镑）。然而，若考虑通胀因素，净利润就降下来了。直到1983年，西格蒙德·沃伯格去世一年后，净利润才恢复到1976年的水平。总之，不是他所有的悲观都是“老朽”式的焦虑表达。他对1974年英国钢铁发行欧洲债券持审慎态度，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用他典型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不是勇猛的时候。”这也许会激怒少壮派，但他说的是事实。以上情况适用于新成立的海峡隧道公司，一个月后，沃伯格拒绝为银行及其客户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也许会令凯利难堪，因为他在海峡隧道公司取得董事会席位，但鉴于发行有如此雄心的项目时宏观经济气候极为不利，所以，还是小心为妙。沃伯格对水银旗下的金属交易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抱怨也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后者的利润变动如此剧烈，以至于公司决定将其出售给法国电解铝和化工集团。水银证券在1981年3月的股价正好和1969年1月的股价持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3–1 水银证券真实的净利润（以1954年英镑价值计算），1954~1984年

资料来源：水银证券年报；考虑到每个财年官方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已作了调整

沃伯格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我最担心的是公司的自满情绪”。他的担心有道理吗？埃里克·科纳在1979年宣布：“公司内部有人认为，投资银行过去和现在履行的职能，其需求有可能在未来会更少，或者越来越有可能被其他机构所取代。”但1974年的股市崩盘，英镑无情的下跌，加之外国竞争，都给投资银行业造成了打击。所有投资银行的资本基础都相对变窄。英格兰银行禁止它们的资产超过其资本规模的12倍。财政部不允许它们把即使是一小部分资本金转换成外汇。税务局坚持对外币贷款未实现的汇兑收益征税，但对偿还外币贷款相应增加的成本却不给予税收减免。即使是最强的投行，也不得不继续战斗。沃伯格系只是在赢利方面表现得最好，但在资产规模方面排在金融城第6位，而格伦弗尔在通胀压力下表现得明显更好（见表13–1）。沃伯格坐在位于白朗尼的办公室里，他太清楚这些了，即使格雷沙姆街的少壮派在极力否认。鉴于这种自满情绪，他又怎能退休？

表13–1 各投行总资产一览（英镑，百万），1973~1977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79年3月31日，第58页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为后世留下的大量警句中，有4则是关于领导力的，这4则写于1977年2月~1978年10月之间。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70多岁的高龄，他仍很难放弃工作：

具备优秀领导力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尽可能少地注意平庸的人。

为建立一支优秀团队，团队负责人都必须在关键时刻支持团队成员，无论他们正确与否，虽然这种时刻极为罕见。

太多人在管理，而很少人在领导。

一个好领导最难的工作是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