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双重身份

如果你去西班牙买一幅毕加索的画，带回来挂在州长府，你是不会请油漆工来补漆的。

——亨利·基辛格对纳尔逊·洛克菲勒说的话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做这件事最好不要经过亨利·基辛格。我觉得他这个中间人渠道不可靠。

——威廉·艾略特对理查德·尼克松说的话

1

到1958年，亨利·基辛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教授顾问”了，他还是著名知识分子。总统候选人在演讲时会提到他的名字[1]。美国青年商会将他评为1958年“十大杰出青年”，他发现上榜的还有流行歌手帕特·布恩。一下子成名基辛格当然满心欢喜，但他也非常清楚在波士华大都市圈两端来回奔波是多么辛苦。1959年，基辛格在《记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明显带有反思性的文章《决策者和知识分子》，试图说明这种辛苦，而且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当然，从理论上说，愿意踏出校园的知识分子可以对付“日益专业化、官僚化的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即造就受各种委员会掣肘、一心“避免风险而非大胆创新的”领导人。然而，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很多机构争相聘用像基辛格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是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发现自己负担很重，他们的生活节奏跟行政主管没什么两样。他们跟决策者一样疲惫不堪，无法提出什么新思路”。结果是失去了那种创造性，而创造性正是知识分子的王牌。其次，“如果你挑战官僚机构的预设，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那么很难保住顾问职位”，而那些愿意“在现有话题上做文章、不愿冒险另起炉灶”的人就可以保住地位。能够续签顾问合同的知识分子提供的“不是创见，而是支持”。

这也不是说回归超然的学术圈会更好。基辛格早已在哈佛大学发现这种超然物外会带来什么结果。

追求普遍性虽然结出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学术成果，但可能会在国内事务上产生某种类似教条主义的东西。结果可能是，要从众多选项里做出选择的时候就会退缩，而做选择是决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决策的悲剧性，而悲剧性正是猜测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些专家给人感觉冷战的目的就是冷战，而有些专家在言谈之中似乎是在表达只要重新定义“冷战”一词就可以结束冷战。

基辛格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既参与又独立。知识分子不能回避决策过程，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但是，他必须保留“从独立立场应对决策者的自由”，“保留用自己的标准评估决策者需求的权利”。

这篇文章将对我们追踪基辛格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顾问的轨迹有所启发。要知道，从1958年到1968年，洛克菲勒多次就差那么一点点便能当上美国总统。

2

1958年7月，当政治风险已经很大的时候，洛克菲勒让基辛格“准备好两三个简短的关键性演讲”。在这个节骨眼上，洛克菲勒正在争取共和党对其纽约州州长一职的提名，同年8月他如愿以偿。但是有关人士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参加总统竞选的跳板。外交政策根本就不属于州长的职能范围，他凭什么要讲新的、更积极的外交政策？

洛克菲勒的政治随从几乎像他的私生活一样具有分裂倾向。有些人，像弗兰克·贾米森和乔治·欣曼等老将劝他等待时机，巩固在奥尔巴尼的职位更要紧。有些人，比如他忠实的看门人比尔·罗南和言辞浮夸的演讲词撰稿人埃米特·J.休斯却一个劲儿怂恿他。基辛格不失时机地确立了自己在撰写外交政策演讲稿方面的主导地位，反对洛克菲勒一直坚持的集体改稿的想法（“不应该经过25个人的手”），极力要求洛克菲勒“提升外交政策讨论的高度，不要停留在纯粹战术的层次”。然而，写出来的演讲稿却有好有坏。至少一份基辛格自己起草的稿子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内容对于“事先至少已参加了两场鸡尾酒会”的听众而言太学术化了。小阿瑟·施莱辛格问洛克菲勒，如果他当上州长，是否会提名基辛格当他的州务卿，可能是开玩笑吧。（基辛格完全不够格担此要职。）

洛克菲勒最大的挑战在于他叫板在共和党内拥有坚实支持基础的现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虽不受党内保守派待见，但洛克菲勒却被这些人深恶痛绝。而且，在1960年总统竞选之前的一段时期，尼克松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展期间，他还在著名的电视直播的“厨房辩论”中与赫鲁晓夫面对面交锋。与此同时，美苏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洛克菲勒专题研究报告的权威性。

艾森豪威尔政府晚期，有两个问题在外交政策辩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是禁止核试验运动：由于公众对核辐射危险的了解越来越多，因此禁止核试验运动开始兴起。由于著名科学家及政治家（尤其是任期满一届后输给洛克菲勒的纽约州前州长埃夫里尔·哈里曼）都在支持，再加上苏联在人造卫星上天后立即正式提出了“禁止核试验”（尤其是1958年3月苏联已提出单边禁止核试验），因此美国很难表示反对。第二个同样很有争议的问题是德国问题，其中涉及去军事化、无核化、中立化、统一等议题。从中欧“脱离”的观点也有很多知名支持者，较出名的有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他于195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斯讲座》中发表声援脱离的演讲。这一点也很难反对，因为苏联也开始主张脱离，并说到做到，1958年将红军裁军30万。恐怖的“二战”刚刚结束不久，谁会一本正经地责怪赫鲁晓夫反对德国重整军备呢？

基辛格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绝不妥协。“现在有人在愚蠢地谈论‘峰会’‘脱离’和‘中立’，而凯南先生的演讲虽然听起来头头是道，但难掩其潜在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引起冲突的特性”，此时此刻绝不能心慈手软。禁止核试验的想法不好，在德国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更是糟糕。在1958年《外交事务》上发表的《导弹与西方联盟》一文中，基辛格力劝读者不要把这些概念当回事，而应当重温他先前提出的有限核战主张，其中包括计划建立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不断改变位置的可用汽车转移的北约导弹系统”，目的“主要不是想摧毁苏联国土，而是造成跟苏联军队有可能在欧洲得到的好处不相称的威胁”。旨在推动中欧无核化的“拉帕茨基计划”（1957年由波兰外交部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提出）会实际上消除美国在欧洲的核力量，而让苏联核势力与其西欧目标的距离仅600英里。基辛格提出，更好的方案是引入视察机制而不是裁军。基辛格的文章时而晦涩难懂，《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标题一语道破天机：“基辛格敦促欧洲同意建立导弹基地”。私下里，基辛格严厉批驳了凯南“歇斯底里”“自以为是”的提议。他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困难在于要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设计出既特别又可靠的选择。麻烦在于两个问题（禁止核试验和德国问题）都具有内在的复杂性，指望这个方法不可能竞选成功。

对公众而言，禁止核试验的想法很诱人。当时由约翰·麦科恩任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表示反对。科学家们意见不一：伊西多·拉比支持禁止核试验，而爱德华·特勒和刘易斯·斯特劳斯强烈反对。1958年8月22日，艾森豪威尔迫于“世界舆论”，宣布美国从10月31日开始停止核试验一年，由此拉开了与苏联谈判的序幕。滑稽的是，那个时候两个超级大国料到要禁止核试验，便抓紧时间进行了不折不扣的核试验狂欢：1958年的前10个月，世界各地已进行了81次核爆炸。更为复杂的是，科学证据表明很难将地下核试验和天然地震活动区别开来。基辛格竭尽全力寻找平衡。“我一直认为，必须对裁军问题进行冷静的、谨慎的研究。”1958年10月，在一篇文章说他反对军备控制后，他对《哈佛深红报》记者说道：“我一直认为，必须对裁军问题进行冷静的、谨慎的研究。”美国应该“始终准备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问题是没有某个具有强大视察力和执行能力的超国家权威，要想从对方那里得到具备约束力的承诺极其困难。基辛格警告：“如果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战争或世界政府，我们可能先有战争，后有世界政府。”他就禁止核试验写了篇文章，刊登在同期的《外交事务》上，文章认为，禁止核试验只有作为“包括常规武器的普遍裁军协议”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如果单单禁止核试验，只能削弱美国的技术产能，而苏联则会耍花招。那些人真有可能信守协议吗？要知道，“1956年，他们一方面跟匈牙利商谈停战协议，一方面却逮捕匈牙利的革命领导人，尽管其承诺要保证人质安全，但最终却把这些人处死了。”基辛格因此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应该邀请苏联加入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这样就能设置一个远低于目前水平的被允许的最大核辐射量。然后，联合国委员会“按50∶50给美国及其盟国一个配额，再给苏联集团一个配额”。在两年内双方同意在联合国登记两年内的所有涉及核辐射的试验，双方同意不超过配额。这两年内逐步减少配额，最终达到配额为零。此后，唯一可被允许的试验就是地面“清洁”武器试验、地下试验和外太空试验。基辛格最后说道：“双方技术专家应当就建立一个合理的视察机制达成共识，这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文明的方案得到了憎恶禁止核试验计划的爱德华·特勒（或许是因为他相信一贯偷偷摸摸的苏联人会拒绝最后关于视察的那部分内容）的热情支持。然而，基辛格的提议很复杂，跟早年的“开放天空”建议相比，政治上的优势明显少得多。结果，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立场，提出一个限制协议，禁止所有大气层核试验和那些超过某个门槛的地下核试验。要监督协议实施需要建立大量视察站，对此苏联有点儿畏缩，美国做了让步。迄今为止，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有份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强”。

基辛格最鄙视的正是这种为达成协议而达成的协议。一次，他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市演讲前接受采访，抨击政府说：“大多数美国人就像看一场事不关己的表演……我们就要输掉冷战了，全世界的人都转向了共产主义。”他还认为冷战开始时的朝鲜就是这样。1951年他亲历了朝鲜战争，看到美国带领的军队没能赢得决定性胜利，他“伤心欲绝”。“都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我们完全丧失了勇气。从那以后我们就胆小怕事，毫无想象力。”1959年2月他给洛克菲勒写信，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在奔向一个绝望的境地，跟敦刻尔克之后的英国没什么两样。”洛克菲勒回信感谢基辛格增进了他“对那些不仅影响我们生活的未来，而且能引起美国人民深刻思考的力量的广泛性和关联性的理解”。

3

基辛格不仅在美国名气越来越大，在国外也越发知名。1959年6月，他出访英国参加庆祝北约成立10周年的大西洋会议，在英国外交部见到了时任英国国务大臣戴维·奥姆斯比–戈尔，还见到了劳工反对派三盏明灯：主席休·盖茨克尔、副主席安奈林·比万及其助手理查德·克罗斯曼。但是，基辛格发挥最大影响之地还是他的故土德国。1958年年底，基辛格应联邦德国政府邀请飞往德国做巡回演讲，演讲城市包括慕尼黑、波恩、汉堡还有他的故乡菲尔特。在慕尼黑，他到了成立于1948年的类似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外国国情研究会发表演讲。也是在那里，他首次会晤时任德国《时代周报》副主编玛丽昂·登霍夫伯爵夫人[2]。两人相谈甚欢，其间基辛格说道：“（我想）尽管我对凯南有看法。”他也许可以再补一句：尽管他俩的社会阶层出身有云泥之别。

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柏林危机正在酝酿。正如艾森豪威尔警告的那样，冷战进入了“一个很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时期，可能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危险”。那年11月，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军队离开柏林，并将进出柏林的控制权交给民主德国政府。艾森豪威尔和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戴维·布鲁斯都不喜欢西柏林的地位……它“就像一个西部岛屿，被敌对领土包围”。如果有办法不向苏联压力投降，让柏林中立并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他们也许会这么做，就像如果苏联不是公然企图颠覆西部羽翼未丰的民主政府，他们也许就会同意德国统一一样。柏林显然不能用常规部队防守，因此，美国只能再次威胁苏联要打全面战争。（正如这位爱打扑克牌的总统所说：“为了避免一开始玩白筹码，后来再玩蓝筹码，我们应该通知他们我们的整副牌都放上去了。”）正因为西柏林的特殊脆弱性以及德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西柏林成为冷战最终的导火索。联邦德国政府很高兴请到基辛格（他生在德国，现在又是哈佛的教授）来讲讲为什么任何西方军队的“脱离”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小战争的可能性。他的观点得到好战的巴伐利亚人、德国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公开支持。

然而，美国立场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明镜周刊》（现已成为中欧批判性最强的政治周刊）记者鲁道夫·奥格斯坦和康拉德·阿勒斯对基辛格做了一个时间较长的访谈，从访谈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弱点。基辛格认为如果苏联封锁西柏林，那么美国应派遣一支护卫队经由民主德国领土进入西柏林。如果苏联攻打护卫队，那么北约会防守。如果苏联将北约部队赶出民主德国领土并占领西柏林呢？如果是那样，基辛格回答：“我将支持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如有必要，发动全面战争。”《明镜周刊》记者问：“为柏林和德国打全面战争？”基辛格答道：“是的，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捍卫西柏林的自由。”还有，如果西欧其他盟国不愿打这种战争，那么美国和联邦德国就单独与苏联打。这个回答成了《明镜周刊》的头条新闻。果不其然，民主德国媒体就此大做文章，斥责美国胆大妄为、穷兵黩武。当然，基辛格只不过详细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影响。然而，这也说明他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表述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就连他也不可能认为可以在西柏林打有限核战争。

基辛格回到美国，脑子里满是不祥的预感。有一次在哈佛的一个场合讲话时，他和年轻同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一位有才华的波兰移民，当时还是行政学系助理教授）辩论柏林问题。布热津斯基现在是小有名气的苏联政治专家，在他看来莫斯科不过是虚张声势。他认为“苏联不想打仗”，“他们的要求只是一种假象，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不让难民离开民主德国”。基辛格比较悲观。他预计“苏联还会添乱”，又说艾森豪威尔对这件事的处理让他“不高兴、不开心”。当时，另一个四国会议正在筹备中。这种会议以前在很多地方都召开过，有伦敦和莫斯科（1945年、1947年）、纽约（1946年）、巴黎（1946年、1948年、1949年）、柏林（1954年）、维也纳和日内瓦（1955年，即“开放天空”策略提出的那年）。每次开会各方都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但是基辛格担心这次艾森豪威尔会像禁止核试验那次一样屈服于民众的压力，为了不空手而归而接受一个对己方不利的协议。会议期间他又完成一篇文章《寻求稳定》，刊登在《外交事务》上，文章详细解析了苏联希望在中立基础上统一德国的最新提议。

《寻求稳定》一文值得注意，它不仅有助于解决柏林问题的争议，而且可以说明基辛格此时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把自己视为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批评者。基辛格认为：“如果我们对于德国分裂的接受表现出过多的‘现实主义’，那么苏联就会把阻挠统一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基辛格自以为是理想主义者，他提倡统一、在德国问题上好好赌一次。

西方……必须提倡德国统一，尽管我们已经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尽管我们害怕德国的好战本性死灰复燃。西方可以默认德国分裂，但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方案都会最终导致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出现：欧洲大陆中部出现一个好战的、不满的强国。争取德国统一不是谈判的手段，而是欧洲稳定的条件。

德国统一涉及的民族自决原则，美国总统中的头号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40年前已做过明确说明。基辛格问道：“我们在亚非捍卫过的原则如今要在欧洲否认吗？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哪怕遭到盟国反对，我们也坚持捍卫自己的原则。现在我们要给人留下一个只在盟国反对时才捍卫自己原则的印象吗？”作为对德国统一的补偿，基辛格准备将北约和华约[3]部队从某种“中间地带”撤出。为此他甚至提出过5种不同方案[4]，有点儿像凯南提出的一个观点的变体。不过，细看就知道基辛格的提议经过精心设计，就是要让苏联拒绝。基辛格写道，“要让中间地带成为可能，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基于自由选举的德国统一计划，而中间地带必须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第二，细致调研表明，相当多的美军和英军可以驻扎在低地国家[5]和法国”。

正如基辛格所言，苏联“可能拒绝任何符合我们价值和利益的提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认输的准备，无论协议还是谈判都不是我们的目的”。他主张美国政策必须建立在“强大的信念”之上，不计较外交失败的后果，这种态度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

应当如何理解基辛格对德国问题的理想主义回答？一个答案是他访问联邦德国数次（1960年又去过一次）以后，思想受到的触动很大，不过还没有在文章中表达出来。联邦德国领导人（阿登纳和柏林市市长维利·勃兰特两人）在他看来都是有“威望”的人。阿登纳的指导原则是“在有生之年将德国与西方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得即便是后来最平庸的继承人也无法将德国和西方分开”。阿登纳和勃兰特决心不对苏联做半点儿让步。在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看来，他们似乎有意要在“峰会上行使否决权”。然而，基辛格“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德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德国城市的命运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不难预料，他不满意四国达成的一致意见：一个有关柏林的5年“临时协议”，包括西方力量承诺不在柏林从事“颠覆”活动。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一场闹剧”，是暗中承认苏联有权干预西柏林政治。

然而，美国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如此绝对的立场还有一个原因。很简单，如果基辛格的总统候选人指望从尼克松手上夺走共和党提名，他必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战胜对手。

4

洛克菲勒认为可以击败尼克松。他还认为基辛格可以帮他击败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曾说，“洛基”是个“牛虻”，他继承了巨额家产，习惯“自己不动脑子，请别人动脑子”。对于核武器基辛格自然比洛克菲勒懂得多。他可能比任何美国人都了解德国。问题是他对德国了解得多，对美国了解得少。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50个州一般人只去过一半，去过39个州的不到总人口的一半。1959年，基辛格去过的州可能都不到10个。

基辛格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纳尔逊·洛克菲勒与他的主要共和党竞争对手相比对公众的吸引力有多大，基辛格必然会有所夸大。1958年洛克菲勒漂漂亮亮地赢得了纽约州州长职位，那年经济衰退，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都表现不好，“就将党派失败的这笔账”（这是后来副总统说的）记在了尼克松身上。比较而言，尼克松已经成为纽约自由派人士的痛恨对象。在《纽约邮报》东家多萝西·希夫看来，“今天，尼克松主义已取代麦卡锡主义，构成对美国声誉最大的威胁”。洛基似乎风头正劲。接下来的两年基辛格才知道，在纽约受欢迎远远不能保证在全国竞选中获胜。也许是因为感觉到把所有筹码压在洛克菲勒身上有危险，因此直到洛克菲勒正式宣布有意同尼克松竞选前，基辛格都一直谢绝洛克菲勒的邀请去当他的全职顾问。1959年5月，他对洛克菲勒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选择之一”，但是他只能首先考虑“在哈佛站稳脚跟……我看最艰巨的任务还在前面……在合适的时候我会准备好抛下这里的一切”，“合适的时候”也许是指洛克菲勒获得共和党提名的时候。

洛克菲勒可不喜欢别人拒绝他。起先，他只能满足于这位教授顾问给他起草的演讲稿。例如，1959年7月，基辛格在演讲词中用了一些“相当尖锐的”语句谈论苏联威胁，以“缓和目前的狂喜状态”。一个月后，洛克菲勒再次行动，邀请基辛格“将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以及国防方面的文件分包出去，并负责协调”。他需要的是“对影响国家政策有用、有效的事实，不管是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还是有朝一日他成为全国候选人，公开声明自己的立场”。这一次基辛格答应“帮忙”。实际上，专题研究项目（后易名为国家研究计划）将重新启动，作为洛克菲勒竞选活动的政策翼。由于基辛格坚持保留自己的哈佛立场，他将和律师罗斯威尔·“罗德”·柏金斯一起负责这次竞选活动；斯泰西·梅负责应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1959年夏，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战胜尼克松的策略看来大有希望。1959年7月尼克松访苏，与赫鲁晓夫面对面进行了“厨房辩论”，这令某些共和党人心生疑窦：美国政府本该对苏联态度强硬，怎么还跟他们“厮混”？9月，赫鲁晓夫访美，这些人疑虑更重。基辛格对苏联人这次来访的态度极其暧昧。1959年9月，他对洛克菲勒说：“（他们来访）不会引起什么变化。”

我无法想象成功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从长远来看，互访很可能削弱联盟关系。我并不看好大家给予总统的热烈掌声。慕尼黑以后也是如此……而且，我相信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将会在柏林问题上遭遇重大危机……到某个时候……赫鲁晓夫先生会宣布，既然谈判失败，他别无选择，只能与民主德国签订和平协议……那些现在想方设法利用眼前趋势的人，不会比1940年的英法领导人风光到哪里去。

洛克菲勒跟赫鲁晓夫会晤后，基辛格建议他做的声明当然不会像这样具有煽动性。基辛格建议他放下架子接待这位苏联领导人，不要与之对抗，不要傲慢。苏共总书记可能在职位上高于纽约州州长，但是，“像赫鲁晓夫这种野心家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面见洛克菲勒，恰似当年拿破仑迫不及待想得到正规君主的认可一样。而且……有一天您可能就是总统”。基辛格更喜欢用书面形式与赫鲁晓夫对抗。赫鲁晓夫访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危险与希望”一文，就是要泼冷水。冷战不是“美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误解造成的”。是苏联的种种政策造成的：抑制东欧自由、在军备控制问题上不肯妥协、“对所有外围地区施加压力”以及“平白无故威胁柏林”。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不做丝毫妥协，这也罢了，反而得到嘉奖，“受到美国总统接见，接见时美国盟友一律不得参加”。事已至此，“可谓登峰造极，西方联盟岌岌可危，濒临破灭”。

赫鲁晓夫偕夫人在美逗留数日，走访各地，途经纽约（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提出了一个普遍裁军的大胆计划）、加利福尼亚、艾奥瓦、宾夕法尼亚等地。跟“厨房辩论”一样，这次访美也闹了些笑话：赫鲁晓夫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据说出于安全原因没让他进，他十分恼火。但是，从苏联角度看，这次访问总体来说显然很成功，最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马里兰州卡托克丁山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赫鲁晓夫同意对柏林问题的谈判不设时间限制，于是艾森豪威尔答应次年再参加一次四国峰会，会后访问苏联。在剑桥的一个论坛上，基辛格出语讽刺：“如果赫鲁晓夫把他今天的地位与一年前做个比较，他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对付西方的最佳办法是恐吓。我们一直在跟自己玩猜字游戏。”媒体引用了他的话，并说他是在指柏林问题。

问题是人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戴维营精神”，而他的发言却大煞风景。他性急地告诉《哈佛深红报》编辑：“我不反对峰会本身。我不是反对妥协。”洛克菲勒本人也发表声明，否认反对邀请赫鲁晓夫。同年11月，洛克菲勒又碰到类似问题，因为他似乎认为美国应单方面恢复地下核试验。他跟艾森豪威尔作对，强烈要求政府提高国防开支，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总统已看出他的“大政府”倾向，知道他想在纽约提高税收，增加开支。这个策略行不通，洛克菲勒其实也知道行不通。1959年11月，他决定即便不退出，至少那时也不参加党内初选。基辛格心急如焚，承认“得知你要退出，我几乎感到绝望”。

我绝望不是为你，而是为国家，为世界的自由事业。4年对于这个年代而言是漫长的，现在还有的大把机会再过4年就消失殆尽了。现在我们必须经受本可以避免的深重苦难。我深信，我们将走向黑暗的，也许是绝望的时代，而且更糟糕的是，我担心现在的平静是暴风中心的那种平静。

或许他明智了一回，没有死心塌地效忠洛基。

5

1960年的竞选注定是各方实力旗鼓相当的。要不是9年前第22号修正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共和党支持的一项法案）提出了总统任期限制，艾森豪威尔可能会禁不住劝说再次参加竞选，而且有可能获胜。未能参选使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十分宝贵，但是他对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两人都抱有很大的疑心，多次拒绝支持。民主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很是上镜的年轻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比较希望尼克松做他的竞争对手。但是，他自己也要首先得到民主党提名。他的对手、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有些方面比他强：约翰逊是新教徒，又是南方人，而当时东北部的自由派人士与南部各州民主党党员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情况紧急，尤其是在民权问题上两派分歧很大。同时参加竞争的还有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亚特·赛明顿，他曾在杜鲁门政府任职，有前总统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在给洛克菲勒写演讲稿的时候，基辛格也许都要慎重考虑是否承认他是政治自由派。他听说邦迪告诉一个哈佛学生“基辛格偏向共和主义”，便赶紧尝试消除这种看法。

我不认为你对我有什么恶意。我对两党的看法是这样的，就像有人说1945年世界大赛一样，哪个党都不该赢，尽管民主党可能比对手要好一点点。在这些候选人当中（你觉得扭捏也好，不扭捏也罢），我比较喜欢洛克菲勒，但这也不妨碍我与对方阵营的几个很有希望的选手保持良好关系。而且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洛克菲勒是共和主义的最佳人选。

这么说也许不够严肃，但我已经相当强烈地捍卫了我的独立立场。

如果洛克菲勒不参加竞选，有个办法很简单：赶紧换人。上文曾提过，迈克·华莱士要基辛格说出一个共和党人的名字，这个人“具有在当前领导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理解力”，基辛格出人意料地提到了尼克松，而不是洛克菲勒。他好几次邀请尼克松到哈佛国际研讨会上演讲，尼克松就是不去。说实话，两人之间的共同点比基辛格与那个花花公子富豪、未来的副总统洛克菲勒还要多。既然两人终将结成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非凡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这种伙伴关系迟迟到1968年才开始？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跟基辛格一样（与洛克菲勒不同）并非出生于富裕人家。尼克松的父亲在洛杉矶东南部的惠蒂尔开了个百货店和加油站，他有三个兄弟，大学毕业前有两个去世了。尼克松的父母跟基辛格的一样，都信教，很保守。他记得他那“严守教友派教规的”父母是怎么在他上大学四年级时“往他脑子里灌输”圣经的字面主义的：他们“警告我不要学科学”。他像基辛格一样，人很聪明，学习好；实际上，要不是父亲需要他在家里的百货店帮忙，只好就近入读惠蒂尔学院，他也会去哈佛上大学。他也像基辛格一样，当过工人，“很能吃苦，这是他的原则……误以为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就能发挥最佳水平，实际上他是操心过度了”。而且，他也像基辛格一样在年轻时出现过信仰危机。上大学时他看休谟、穆勒等哲学家的书，终于在20岁那年他突然喊出自己的心声：“我不再信基督教了……我不再是忠实的基督教徒。我没有抵制大学教授的异端思想。”

更引人注目的是，尼克松年轻时也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说康德哲学将哲学知识与上帝存在融合得最好。尽管他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认为美国参加“一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不过是启动工业的车轮滚滚向前，驶向另一场更大的战争”，但他却无比崇拜伍德罗·威尔逊。在具有反思性的大四论文《我能相信什么？》中，尼克松呼吁在国际上推行基督教。

废除《凡尔赛和约》那些可恶的特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解除世界所有国家的武装。重建国家联盟，建成一个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国家联盟，并在现有国际法庭基础上，增加一个处理经济纠纷的世界法庭。启动一个负责大型教育、科学宣传项目的机构，将全世界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最终废除关税和移民限制而奋斗……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调查庭来解决，调查庭将审议个人冲突，提出咨询决议……我看见一个国家之间没有壁垒、没有种族仇恨、没有武器装备的世界；我看见一个每个国家尽最大努力在经济、艺术、音乐等领域进行创造的世界；我看见一个所有民族的男男女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甚至一起生活的世界。我看见一个合作的世界，一个奋力向上、争取实现人生最终和最高价值的世界。

年轻的尼克松有许多令人震惊的自由主张，这只是其中之一。他还赞成对经济实行“民主控制”以减少不平等、放宽移民限制，甚至主张不同种族通婚（这在当时大多数州是禁止的）。然而，尼克松依然是个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尤其保守。上文说过，他一贯反共好战，他的名字在国会已经变成阿尔杰·希斯那样的灾难。正是因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关键问题（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民权问题）上采取自由立场，同时又用强硬的外交政策安抚保守派，所以尼克松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也跟基辛格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俩甚至在性格上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两人都对别人的怠慢极为敏感，尤其是权力机构的局内人。遇到压力时两人都会对下属大发脾气。即便基辛格已经学会在聚会上巧用自己的机智，但他的内心仍和尼克松的一样孤独。两人都被视为永久的局外人，就连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两人都不大会放松。

所以，尼克松写信给基辛格，说自己有多么喜欢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那篇讲赫鲁晓夫访美的文章（“好极了”），还在演讲中引用了他的话，此时，基辛格已感到对方不仅仅是在恭维了。尼克松向他保证：“在很多方面，我的观点和你的意见完全不谋而合。”当然，这种奉承话也不能全信；给他对手的主要顾问写这种溢美之词完全是他个性的流露。另一方面，两人显然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此外，从哈佛到共和党呼声最高的候选人那里还有一个明显的交流渠道。就在基辛格培养洛克菲勒的时候，他昔日的导师比尔·艾略特（此君一直梦想进入华盛顿并平步青云）也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尼克松，不仅经常邀请他来哈佛，而且投其所好地提供许多政策方面的文章。1958年，尼克松提到艾略特时会说“我的好朋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相信自己遭到自由派媒体的迫害，艾略特掌握了尼克松的心理，一旦发现《国家报》《纽约时报》攻击他，就经常写信安慰。同时，艾略特还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说服尼克松全面整顿行政机关，增加总统相对于官僚机构和立法机关的权力。克里斯蒂安·赫脱被任命为国务卿后，艾略特在权力中心弄到一个新的隐蔽场所：国务院的一间办公室。就在基辛格抱怨峰会外交的罪恶之时，艾略特正和尼克松同机飞往莫斯科见赫鲁晓夫。1960年3月，艾略特写道：“如果我真是迪克·尼克松的主要顾问之一，我将非常荣幸。我只是尽我所能，为他服务。”

两人的星盘似乎是对上了。基辛格在哈佛的导师正在给尼克松当顾问；他甚至劝谏，要他向纳尔逊·洛克菲勒伸出橄榄枝，考虑招募一些哈佛优秀人才帮助竞选。但是，基辛格还不能在这个时候见迪克。一个原因是艾略特不希望如此，但是主要原因是基辛格彻底拒绝了。

在艾略特看来，基辛格正迅速变成巫师的门徒；10年后，被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为心腹外交政策顾问的不是老师，而是其门生。更令人难堪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定义的国家安全顾问之职跟艾略特多年来敦促艾森豪威尔设立的那种“助理总统”之职出奇地相似：1959年年初总统还真的好好考虑过采纳艾略特的建议，当时他的兄弟弥尔顿设了两个“超级顾问”职位，一个负责外交政策，一个负责国内事务。（无论尼克松在理论上多么喜欢这个主意，但只要他还是副总统就会坚决反对：他担心这两个新职位可能削弱自己本已衰弱的权利。）[6]艾略特已经感觉到他的哈佛弟子今非昔比，太自大了。1960年1月，他建议尼克松设法“跟纳尔逊达成某种共识，从他那里得到最大的帮助，但又不至于让你将来的行动自由大打折扣”。但是他在提议时特意将基辛格排除在外：

尽管如你所知，我帮他设立了他的专题项目，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是你和纳尔逊最好的中间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做这件事最好不要经过亨利·基辛格。我觉得他这个中间人渠道不可靠，更何况现在纳尔逊很明智地决定退出竞选，亦叫他大失所望。

在艾略特强烈建议尼克松为他的竞选班子招募的哈佛教师名单中，他以前的学生很明显不在其列。可怜的艾略特一个劲儿想帮尼克松，但到了1960年春前功尽弃，因为尼克松的竞选主管实际上让他靠边站了。在1960年的竞选大戏中，他的最后一场“戏”就是在基辛格背后捅刀子。（尼克松的冷落令艾略特痛苦万分，1961年尼克松巡回演讲时他拒绝担任顾问。）

然而，即便是艾略特背叛也没关系。因为基辛格无论如何都坚决不跟尼克松共事，后来更是长期一再重申对尼克松的厌恶之情。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最合理的解释是基辛格在没见到尼克松本人之前就听说他名声不好。“美国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认同“尼克”尼克松是局外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拼命工作的人，一个普通人，他的休闲活动就是在船上和另外两个像贝比·雷博佐、鲍勃·阿普拉纳尔普这样的普通人喝啤酒（这两位也是移民的儿子，也都是白手起家）。剑桥和纽约只看到“耍心计的迪基”。部分原因当然是尼克松在社交场合总是陷入窘境。他自己说是“内向的人干外向人的活”。尼克松异常害羞，最自在的事就是一个人坐着，在黄色的律师便笺簿上涂涂写写，从没学会让别人感到自在。第一次接触他的人无一例外都觉得不快。但一般人绝不会有这种体会，因为他们压根儿就见不到他。他们“见”他只是在电视里、讲台上，事先他拼命地准备，拼命地背演讲稿，这样才会在有针对性的精心打造的政治表演中取得成功。只有波士华大都市圈的居民才有机会跟台下的尼克松聊聊天，因为总统候选人必须参加不计其数的社交活动和筹款活动。然而，东海岸自由派堡垒不信任尼克松的主要原因是他很阴险：希斯案中他否认在关键目击者惠特克·钱伯斯的农场住过；1952年的筹款丑闻几乎让他失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涉足负面的选举活动和其他种种神秘的政治艺术却表现出很享受的样子；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特点（用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安·惠特曼的话来说就是），“行为像好人，实际上不是好人”。尼克松年轻时当过业余演员。他永远摆脱不了扮演莎翁剧中恶棍的那种二流演员的气质，就像一个“面带微笑的该死的恶棍”：如果不是伊阿古，就是那个一心只想复仇、恨不得天下大乱的克劳迪亚斯，在《奥赛罗》第一幕就宣称：“我不是我自己。”[7]基辛格从未见过尼克松，也不知道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但就是不想跟这个人有任何关系；有一个撰写尼克松传记的人称他为“仇恨者尼克松、世俗者尼克松、愤怒者尼克松、无耻的棒球手尼克松”，总之，这就是那个一次次出现在《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布·布洛克笔下的令人憎恶的尼克松。

也许基辛格拒绝尼克松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更喜欢与尼克松的民主党对手合作。他跟邦迪暗示过，1959年，民主党的主要竞争者肯尼迪等人已经来找过他了。洛克菲勒公开退出后，他们又来联系他。的确，1960年2月，林登·约翰逊特意在参议院记录中加入基辛格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这封信似乎认为艾森豪威尔过气了（从“‘二战’以前以及‘二战’中获得的知识几乎与当前的战略问题完全无关”，甚至“在导弹和核武器时代……很危险”）。基辛格老老实实地通知了奥斯卡·吕布豪森和罗德·珀金斯。民主党最初来找他时，他还没有重新为洛克菲勒效力，他告诉吕布豪森和珀金斯他的回复如下。

回答具体问题，但不会写任何材料，也不会做义务顾问。到6月之前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从那时起我没和他们任何人联系，直到纳尔逊退出。此后，肯尼迪和赛明顿又来找我，但我闭口不谈此事。

我的观点如下：我国主要的公共人物中我唯一信任的就是纳尔逊。为了他，我已准备好放弃自己珍视的独立立场。至于其他人，我想我会做出很多贡献，但不会向任何人承诺什么，不会参与党派政治。如果纳尔逊不竞选，我计划不参加竞选活动；实际上我计划夏天离开一段时间，至少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请放心，只要我与纳尔逊共事，选举前我与其他主要人物的任何谈话，我都会如实相告。报纸上的任何报道，如果跟我上面讲过的内容不一致，请不要相信。在忠诚问题上我相当执着，不用担心。

然而，基辛格并没有把路封死。他规劝洛克菲勒即使被“天打雷劈”，也不要考虑重新进入1960年的候选人名单。如果他暂时跳出这场政治角逐，“1964年别人几乎必然会选”他。1960年3月，他表示有意退出特别研究项目，反正项目也快结束了。问题是洛克菲勒也没有把路封死。他希望民众的支持率激增，或者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支持，因为那样他就可以再度参与竞选共和党党内提名。基辛格左右为难。只要洛克菲勒抱有希望，他就无法弃而不顾，潇洒走开。这件事过去两年后，他写信给小阿瑟·施莱辛格总结自己的立场。

如果洛克菲勒1960年参与竞选，我一定支持他。如果他竞选成功，我无疑会为他效力。直到1960年选举活动开始，我一直是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我退出竞选活动，是不希望和尼克松参加竞选有任何关系。其实，你可能记得我曾竭尽全力帮助肯尼迪，有时通过你，有时通过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我支持洛克菲勒，跟党派没有任何关系。据我估计，他隶属共和党是个缺点。我从未接触任何其他共和党人，也从未支持任何其他共和党人。我支持洛克菲勒是因为我同意他的信念，相信他的目的。

尽管信中措辞严谨、用语讲究，但基辛格的立场还是比较复杂的，跟美国激烈的政治生活不易调和。他是支持纳尔逊·洛克菲勒还是不支持呢？实际上，这位教授的答案是：看情况。

6

艾森豪威尔对裁军是动真格的。1960年，国防部出台了SIOP[8]–62方案，这是美国首个统一战略计划，集合了陆海空三军，确定的苏联目标有2 500多个。最终的国家战略目标清单确定了1 050个核武器的爆心投影点，其中包括151处城市工业资产。该计划的最小数目版本也包括650个爆心投影点，而用于打击这些目标的是总当量超过2100兆吨的1400枚核弹。用艾森豪威尔新上任的科学顾问（也是基辛格以前的化学教授）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话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不可取的过分杀戮”。总统坦言基斯佳科夫斯基就这个问题所做的发言“快把我吓死了”。给人感觉就像陆海空三军什么先进战略都没有，只会向苏联扔武器，有多少扔多少。艾森豪威尔早就疑心国防预算过高，生产的很多武器都没有必要，这下他疑心更重了。

巴黎四国会议即将召开，这次看似可以实现的目标就是签订禁止核试验协议。苏联接受了美国暂停大气层核试验和地下大型核试验的建议。尚需商讨确认的只有冻结期限和现场视察的次数。但是这次巴黎会谈最终失败，因为5月1日（公共假日，天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中情局派加里·鲍尔斯驾驶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起飞前往苏联领空侦察，被苏联军方击落。艾森豪威尔是对的，这真是“愚蠢、一团糟”。基辛格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让洛克菲勒了解仍未平息的柏林危机的最新进展，一方面还要解释禁止核试验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巴黎会议失败又为基辛格提供了反对艾森豪威尔政策的新机遇。基辛格暗中支持“导弹差距”论，他告诉洛克菲勒，“导弹上的劣势不值得担心，值得担心的是整个报复性武力体系的脆弱性”，具体来说，就是不够分散、防备不严、难以阻止苏联突袭。即便差距补上了，也会因为“相互的脆弱性”而产生不稳定的平衡。在早先的批评言论中，基辛格拿20世纪30年代做了对比，现在他要再往后退，谈谈“一战”的起源。

如果经过若干年后，大家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威胁与反威胁僵局总是通过某方的退让来打破的，那么这种安全意识有可能引起最后的摊牌。毕竟，引发“一战”的危机跟无数其他通过战争威胁解决的危机相比，似乎一开始并没有任何区别。而一旦战争爆发，则意味各方决定为一个比较琐碎的问题发动全面战争，而不去考虑其他办法。

解决办法大家都熟悉：将“投降与末日大战”之间军事方案的范围最大化，加强美国与北约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将部分英美报复性力量交给北约控制。到1960年6月，基辛格不再讨论“‘导弹’差距会不会在1960—1964年出现”，唯一的问题是这会导致苏联的突然打击还是仅仅“逐步侵蚀自由世界……柏林危机不过是这种侵蚀的先兆”。

这时，基辛格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巴黎峰会失败，公众情绪又回到人造卫星上天后的那种惊恐。现在，洛克菲勒和肯尼迪双双对观众和记者说，必须提高国防开支才能弥补导弹差距、找到大规模报复以外的办法。尼克松遭到两面排挤，他说自己已成为“众矢之的”，但如果不委婉指责艾森豪威尔，他就无法承认批评者是对的。洛克菲勒的问题更大：他要在共和党召开大会之前一下子蹿到尼克松前面是必须得到艾森豪威尔同意的，但如果他在总统自认为最擅长的领域上严苛批评，他怎么能如愿以偿？有件事让基辛格很恼火，1960年6月他本来要到德国做一次报酬优厚的巡回演讲，可是为了能给洛克菲勒介绍情况，只好取消。洛克菲勒要向他“就外交政策事务做最后的咨询”，因此基辛格被安排和珀金斯一道管理一个研究团队，温习团队拟定的一些立场文件。基辛格怂恿洛克菲勒考虑一些想法，其中之一是建立北大西洋联盟，这是爱德华·特勒给他的建议。6月8日，洛克菲勒扔出炸弹：对尼克松的竞选资格提出浮夸的“铅弹控诉”，演讲稿主要由埃米特·休斯起草，有些句子看得出来是基辛格的手笔（“如今美国的地位比15年前“二战”结束时不知差到哪里去了”），要想惹恼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说辞了。洛克菲勒火上浇油，问艾森豪威尔自己要不要竞选，对方未予理睬，过了两天才不客气地告诉他，“他不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是正确的”。他忠告洛克菲勒不要再去参加竞选；别人会嘲笑他“一会儿走，一会儿留，留了又走，何时是个头”。

凭借这些好笑的错误，基辛格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公开独立立场。不管是上埃莉诺·罗斯福的节目《人类的前景》还是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都不是以洛克菲勒顾问的身份，而是以他个人的身份。1960年7月是一个关键时期，共和党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同月基辛格在《外交事务》上又发了一篇文章《武器控制、视察与突袭》。这篇文章反对裁军，主张加强遏制，“不是通过数字，而是通过机动性或强化美国报复性武力”。基辛格认为：“可靠的武器控制措施”，其目的“必须是不带感情色彩地决定不去消除报复性武力，而要保持报复性武力之间的平衡”。减少核武器数量这个办法并不像主张裁军者想象的那样绝对可靠。就连视察系统或监督系统也有其局限性：任何这种系统都必须“足够可靠，能阻止有可能破坏战略平衡的逃避发生，但也不能拥有强到足以破坏报复性武力安全的渗透性”。最后，如果一方在导弹防御上取得技术突破，那么，基辛格自己喜欢的办法——“稳定进攻性武器数量”（换言之，互相遏制）也将失去作用。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用这篇论述晦涩、论调极其悲观的文章做他的竞选演讲稿，那他很快就会发现听众全跑光了。

事实上，基辛格真心实意地想保留自己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代达罗斯》编委会无视美国总统竞选，邀请了20位顶尖权威（大多是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委员）给“核武器与武器控制”专号写稿。基辛格也在其中，他借机玩了一个最不具政治特色的花样：180度大转弯。他写道：“有几件事促使我改变对常规武力和核武力的看法，相比之下现在我更看重常规武力。”其中一件是“我国军队内部和联盟内部对有限核战争本质的分歧”，这种分歧让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如何限制核战争”。

由于没有任何国家有过战术使用核武器的经验，因此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很大。不由自主地使用和常规战一样的目标系统因而导致惨重伤亡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步伐可能快过谈判的步伐。由于没有先例指导，双方将在黑暗中摸索行动。

这是基辛格立场上的一个相当大的转变，等于否定了自己三年前出版的畅销书的中心思想。其实这种调整不无道理，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出现了远程导弹，苏联军火库也在迅速发展。基辛格显然也在一直倾听联邦德国政治家的观点。他承认：“如果苏联攻打联邦德国，造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灭亡，就算它在某个时候退回到出发点，那也已经大赚一把了。”就德国而言，如果战争消除了争议地区，回到原来状况对共产党或许更有利。无论怎样，公众对使用核武器的厌恶程度在提高，而非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行动方案就是增加西方的常规武器产能。基辛格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指挥结构，但这次不是像原来说的分成战术军和战略军，他提议分成常规战指挥和核战指挥。现在核武器成了有限战争的最后一招，而不是在有限战争最早的策略。

有时候大转变是学术诚信的一种证明。据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过：“我得到的信息一变，我就改变我的结论。先生您呢？”1957年以来核武器竞赛的事实的确发生了变化。尽管对于一个兼职政治顾问来说，这种前后矛盾有其不利的一面，但至少增加常规军必然导致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基辛格现在希望看到的。这种观点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观点都不谋而合；如果尼克松不受到忠于艾森豪威尔的约束，很可能他也会接受。

基辛格回到哈佛后为洛克菲勒耗费了大量时间，做了大量工作。他写稿，请人写文件表明立场，待他们写好了自己再编辑，而且在洛克菲勒需要他时随叫随到。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小。这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吗？少数学者（有些是完美主义者，有些是胆小鬼）习惯留着草稿不发表。下文将谈到，基辛格后来有一整部书稿都扔在抽屉里沾灰。但1960年，他还不愿意将三年来积攒的这些文章和表明立场的文件搁置一旁、不闻不问。结果就出了一本书，即《选择的必要》，书名很合适。表面上看，这本书是他最近就美国外交政策各方面情况所写文章的汇编，但它不仅微妙地说明了历史进程与政策制定的关系，而且还委婉地劝诫下任总统从不同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不受任何候选人影响、独立提出自己建议的基辛格当然可以不用做出选择。事实上，基辛格坚持以国际事务中心“赞助”的名义出版著作，而不是直接以国际事务中心的名义（后者意味着跟哈佛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的稿费会更少），他对独立性的坚持有些过头了，罗伯特·鲍伊十分恼怒。

任何把过去的文章整理成连续章节出版的著作都有前后不连贯的可能，任何以前出过畅销书的作者都知道评论者这次又会说些什么。沃尔特·米里斯在《纽约时报》发文批评基辛格“用不复存在的愚蠢现象指责我们，有点儿过于喜欢白费力气”。米里斯认为这本书“用很长的篇幅展示美国无法‘为自己’定义一种与我们价值观一致又足以保证我们安全的和平”，最后说道，“他强调‘选择的必要’，却没有提供任何可选之物”。L.W.马丁在《政治科学季刊》发文指出，该书对“近期战略争议做了有时虽显冗长但却合理的阐述”，还说“他需要攻击一些人，零散的鸣谢主要也是针对那些他要打压的人”。埃斯蒙德·赖特在为查塔姆研究所撰写的报告中写道：“火花飞溅，照亮了天空。但是无论对学者还是对政治家而言，书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尽管作者呼吁分析要敏锐、行动要灵活，但他的立场是固定的、僵硬的，就像马基雅维利向君主陈述思想与观点，保护共和国不受顽敌侵犯。”该书也许可说是“思维敏锐、思想深刻”，但同时也“相当沉闷”。

这些评价现在看起来很离谱。当然，《选择的必要》是“导弹差距”时代的产物。其出发点是惊人地声称无论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能巩固美国的战后立场，“如果我们的立场再这么退化下去，再过15年……我们就会沦为美国堡垒，在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美国缺乏战略原则和连贯的军事政策；其武器控制行动与其核战略矛盾；其联盟支离破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没有发挥作用。结果，其“生存的边缘”“进一步缩小，非常危险”；说实话，真的存在一种“悲剧”的可能——引发“国家灾难”的可能。美国存在遭受苏联突袭的“致命危险”。西方世界“麻烦大了”。这些言论在那时似乎是危言耸听，尤其是近期又出现一些关于艾森豪威尔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协会的一次秘密会议（而基辛格出席了）上说，1959年2月还没有出现美苏导弹差距——这是根据U–2侦察机航拍照片做出的判断。到1961年，中情局已经近乎完全确定苏联不太能会有洲际弹道导弹，在核武器竞赛中仍然稍落后于美国。同时我们也知道，虽然苏联很乐意在第三世界，如古巴、刚果等国家，寻找推行边缘政策的机会，但是赫鲁晓夫并非真心实意想为这些落后闭塞地区打全面战争。但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基辛格丝毫没有夸大危险，两个军备实力日益强大的超级大国有可能最后因为外交上的错误估计，就柏林问题发动战争，正如1914年列强向波斯尼亚和比利时发动战争一样。而且基辛格对西方许多评论员的嘲讽也相当正确：有些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苏联体制会很快自由化；有些人则天真地看待与苏联的谈判，好像这样苏联就会最后让步，或者很容易在两国初始立场之间的某个点上达成妥协。

从现在来看，基辛格的具体政策建议更引人注目，因为几乎所有的建议在20世纪60年代都被采纳了（尽管我们要补充一句，那些建议不全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他再次主张，要应对苏联导弹突袭的可能性，必须通过“分散、强化，尤其是机动性”来增强美国的二次打击能力。这一点被采纳了。还有，基辛格否认了自己先前有关有限核战争的观点，主张美国增强常规力量，这样非核部队就能被用于对抗苏联在局部地区的“诡计”。这个建议也多多少少被采纳了。他主张美国应强烈要求在稳定的东部边界奥得河–尼斯河线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9]，沿线双方军事力量同等削减。尽管到1990年才最终实现，但这也成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主张签署国际核不扩散协议，对拥核国家和非核国家都有约束力，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的一个世界观察机构来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所有裂变物质负责。实际上，该协议于1968年首次签署。而且，“他敦促超级大国通过谈判削减核产量、减少核储备，当然前提是设计出合适的控制方案”，正是这一路线引出了后来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唯一打了水漂的建议是“增强北约政治凝聚力，开始采用一种联邦制度”，然后将核武器储备置于其单独掌控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基辛格出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之后着力宣传的观点（也许是因为这是洛克菲勒最中意的观点吧）。

然而，《选择的必要》最精彩的章节不是聚焦于政策的部分，而是探讨哲学的部分。在颇具启发性的一章“论政治演变：西方、共产主义与新国家”中，作者先跟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亚瑟·刘易斯论战，然后与卡里尔·哈斯金斯对话：基辛格针对经济学家提出的苏联制度将因经济发展朝自由化方向演变的假设，阐述了他的新式历史哲学。他同意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一定会变。

但是这种转变的性质绝不是预先注定的。它能朝自由化发展，但也能带来小说《1984》中的那种灰色梦魇。它能提升自由，也能完善奴隶制工具。而且，单纯的转变本身还不是我们这代人唯一关心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时间尺度，即何时出现。毕竟，迦太基灭亡150年后，罗马转变成一个和平的现状型国家对于迦太基来说没有丝毫安慰作用。

基辛格明智地指出：“演变过程并不像后人以为的那样进行得很顺利，方向也不是那么清晰。西方多元主义是成百上千个选择的结果，任何选择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个人良知，当然无意鼓励多元主义。实际上，欧洲最终出现民主是个性多样化的结果：希腊–罗马遗产、基督教的政教分离、国家的多样化以及“宗教战争的僵局强制将宽容作为一种实际需要”。用基辛格的话来说：

工业化绝不是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如果缺少其他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西方政治演变的道路可能彻底不同……只有在后人看来演变才不可避免。历史学家……只研究成功的因素，而且是那些明显的成功因素。他们无从得知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即决定成败的选择因素。

在基辛格看来，历史过程与自然的历史有着根本性区别。

演变不是走直线而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在道路的每一步都有转折点和交叉路口，无论好坏都得选择。控制决策的条件可能非常微妙。事后看来，那种选择可能是近乎随意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是唯一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选择都是所有以前的转折，即对历史、传统或价值观的反思与需要生存的直接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基辛格同样意识到演变有可能引起“僵硬”和“僵化”，那是衰落的先兆。他认为“国家的衰亡”，是因为“内部僵化，同时那种改变周边环境的道德能力和物质能力衰退……如果在图尔打败阿拉伯人的武士们因为相信历史上基督教必胜而投降，西方历史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中欧今天就将是伊斯兰教的天下”。

严肃的历史思想家应该像基辛格一样相信“选择的必要”，因而相信反事实的合理性。那些更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不是过于倚赖意识形态就是想象力贫乏。然而，该章节最突出的内容还不是坚持偶然性在历史演变中的作用，而是基辛格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所做的推测。他写道：“除非我们让新国家理解自由和尊重人的尊严等观念，否则我们在中立地区大肆吹嘘我们和共产党的经济竞争将毫无意义。”基辛格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夸大了苏联赢得产出增长竞赛的能力。但是他说得极其夸张，西方宣称优越性必须基于人的尊严而不是生产力。民主之所以能在西方发挥作用，是因为西方对政府权力有某些特殊的限制，比如法治，比如普通人“相信政治不重要”。因此，“除非我们努力维护保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否则自由的前途将十分暗淡”。这再次表明，写作时的基辛格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第三世界冷战竞争的目标不是赢得对立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而首先是“填补……精神空虚”，因为“被共产党用自夸的马克思主义物质性改造思想的人不少，被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神学性改造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7

通常都是这样，说来说去最后都归结到财政政策。洛克菲勒和肯尼迪两人都强烈要求提高国防预算、增加对外援助开支，他们阐述的理由经常跟基辛格《选择的必要》里谈的差不多。尼克松也按捺不住，想表达同样的观点，但又说不出口，只怕更加疏远艾森豪威尔。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基辛格有多么困惑，他得到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库什曼将军透露的一份文件：白宫发布的一份1961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指令。文件承诺减少国防开支，库什曼抱怨道，看起来“像是峰会惨败从未发生过”。他把文件送给基辛格“是因为我从心底里相信，你能够影响这个人；尽管他有一些毛病，但他有很多的优秀品质，能够领导我们走出现状。如果他用这种材料予以狠狠反击，他就会当上总统，或许民主党也会投他的票”。文件不是密件，但盖有“仅供官方使用”的印戳，可以从副总统办公室职员那里查到记录，说明基辛格可以引用但不能给任何人看。

基辛格不可能知道这是为他和洛克菲勒设下的陷阱，还是真心实意的示好。结果证明是后者。早在5月尼克松就得出结论：轻轻松松通过无人竞争的初选拿到共和党提名实际上是件坏事；报纸对肯尼迪在与休伯特·汉弗莱激战中获胜的报道永远多于对自己的报道。洛克菲勒后来又要重新竞选共和党提名，对尼克松根本构不成严重威胁。过去党派大会上出现过几次支持大潮让提名竞争翻转（最近一次是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被“选”为民主党候选人），但让他也体验一次这种支持大潮怕是纯属空想。但是现在尼克松想到，让洛克菲勒做他的竞选伙伴将巩固他在民众思想开明的美国东北部的地位；至少，在党派大会之前让洛克菲勒参加竞选能在最后跟肯尼迪一决胜负之前，展示尼克松团结内部的能力。7月22日，芝加哥召开共和党大会前两天，副总统尼克松秘密飞往纽约，与洛克菲勒在第五大道的寓所共进晚餐。尼克松坦率说明自己对选举的估计，表明愿将副总统的位置留给对方，并承诺一旦他获胜，将增加副总统职位的分量。洛克菲勒后来告诉基辛格，尼克松承诺如果他愿意做竞选伙伴，就让他：一、口授政治纲领；二、完全控制外交政策；三、负责纽约州的赞助事宜。不出客人所料，洛克菲勒拒绝接受，然后拿出一份“原则”声明，并说如果尼克松要得到他的支持，这份声明必须出现在党纲里。洛克菲勒有阅读障碍，埃米特·休斯从芝加哥打来长途电话帮忙解释附属细则。

尼克松决心要争取到洛克菲勒的支持，什么条件都答应，就连大西洋联盟的提议也答应。关键是国防预算，洛克菲勒希望增加35亿美元或提高9个百分点。尼克松知道艾森豪威尔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他们没能确定数额，最后就这样的措辞达成了一致：“美国能够承受而且必须提供所增加的开支，以充分实施这个必要项目，增强我国国防实力。美国安全没有价格上限。”到凌晨三点半，“第五大道协议”的最后四点得到了纲领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珀西的认可。事发后这成了重大新闻，但这次幕后交易对双方都没有多大好处。艾森豪威尔指责洛克菲勒的行为是“个人背叛”，指责尼克松“否认”政府记录。保守派煽动者巴里·戈德华特看到大纲里竟然加入了民权方面的自由派言论而大惊失色，谴责这是“共和党的慕尼黑”。尼克松迁就了艾森豪威尔，但没有向戈德华特低头。民权方面的条目还在，但对国防方面的措辞进一步温和了。定稿写道：“美国可以而且必须提供所需一切来保证自身安全，提供必要增长的开支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提供多了是浪费，提供少了将造成灾难。”这时轮到洛克菲勒不得不低头。他的当选梦破灭了，共和党大会上他半是不甘地投了“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支持票。

对这种结局，基辛格毫不奇怪。他没有参加芝加哥大会是明智之举。然而，8月，他去了一趟位于缅因州海豹湾的洛克菲勒避暑山庄，“向他解释秋季选举为什么不能帮他”。施莱辛格记了日记，原因很清楚：“亨利说他不会干任何有助于尼克松的事。”洛克菲勒跟基辛格一样很厌恶尼克松：“就像亨利说的那样，把一个词断成两个部分说，‘他讨——厌尼克松’。”但事情已成定局。他必须代表这个他讨厌但不得不支持的人参加竞选，洛克菲勒“显得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因为“芝加哥方面反应不热烈叫他很失望”。基辛格才不会勉强自己。共和党国家委员会和尼克松的竞选班子找他咨询，他跟他们说第二天去日本，所以没空。1960年时他对尼克松的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忠心耿耿，依然认为自己是他最杰出的顾问。（1960年11月，他对罗德·珀金斯说：“我记得外交政策方面一有问题，州长必然首先联系我。”）他继续忙活区域联盟的事，不过他越来越怀疑实际上要建的是两个联盟，一个是北大西洋联盟，一个是西半球联盟。而且他反复规劝洛克菲勒要开始为1964年更好地获得提名奠定基础，甚至提到“几个祝你好运的人”的名字：有纽约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中西部报业老板约翰·考尔斯。实际上，基辛格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机巧机制感兴趣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到1960年12月，他就每周到奥尔巴尼跟洛克菲勒的高级职员一起开会，“制定未来4年的战略”。早在1961年1月，他就建议洛克菲勒，面对民主党有可能对他的州长职位提出挑战，应该先行一步，“周密思考肯尼迪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他可能联系的机构、他可能以何种方式动用家族势力、老家伙肯尼迪在金融界有何影响等”。

1961年2月末，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了封长信，教他如何为1964年总统竞选做最佳准备：“到那时你也许会选择不竞选总统，要么因为肯尼迪要施行的政策和你的基本一致，要么因为共和党候选人可能不过是一只要牺牲掉的羊羔……然而，我大胆猜想我们不妨置身于危机之中，国家将迫切需要你的贡献。”这一次，洛克菲勒必须吸取1959—1960年的教训：当时有人批评他这个纽约州州长玩忽职守，实际上是花在建设国家机构上的时间不够。这封信可不同寻常：正好19天以前有新闻报道，基辛格正考虑进入自己向洛克菲勒说的三年后要竞争的对手、去年11月险胜讨厌鬼理查德·尼克松的肯尼迪的政府任职。

在基辛格看来，洛克菲勒似乎是民主社会贵族精神的化身。正如他对卡里尔·哈斯金斯所说（为了在《选择的必要》中发表，这一段语气明显改得缓和了）：

在我看来，非常成功的民主社会基本上就是贵族社会（我们可以证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靠建国先贤们的道德资本在生活，我们还有一部书面的宪法，它本身就是一种保守力量）。贵族社会，更恰当地说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受到贵族观念影响的社会鼓励自我节制，而其原因并非是贵族的道德水准更高、更无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结构和精神促使他们反对个人卓越，因而反对专制统治。而且他们通过与平等民主主义的专制相对的素质观念让自己的言行合理化。

基辛格像他昔日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一样，对在华盛顿见到的大量现象深恶痛绝，尤其是政府官僚机构的那种僵硬化倾向。1956年克雷默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失意，比如坐在五角大楼写一些“刨根问底的分析性研究、深刻的政治评论甚至是‘绝顶聪明’的文章”，而年轻的匈牙利人却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与共产党作战。对此基辛格自然深有同感：

我们非常了解历史并非真是用钢笔写出来的、用印刷机的墨印出来的。是啊，没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漂亮地文饰一番。我们的记录、我们的评论文章不正是争取他人支持的重要武器吗？是的，将心比心，我们知道，事实上别人采用我们希望他们采用的大胆而有想象力的政策，不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被我们充分的论据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我们打动了。而我们就这么坐着，我们这些训练过度的政治学家，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宣扬新的信仰，而是像律师和教授一样辩论。我们兢兢业业地抱着一种干巴生涩的文风，我们写出的文字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

即便受干巴生涩的文风影响，理想主义者基辛格仍然渴望追随英雄领袖。正如他对施莱辛格所说：“我们需要有人带我们往前跳出一大步，不仅仅是对现有倾向进行改善，而是创造出一种新气氛、一个新世界。”

然而，克雷默比基辛格更担心自己的爱徒为了给那个他称为“纳洛”（即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贵族当顾问，已经做出了让步。1957年12月，克雷默给基辛格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长信，规劝他要记住自己“保持自我的利他的（绝非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责”。

纳洛……不明白你在20世纪中期……代表什么。他收藏珍稀绘画；他绝不会想到去烧毁；这种野蛮行为于他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人类身上并没有被专家贴上标签，说他们价值几何，因此在这个用事实和数字来衡量价值的时代，危险是那么的严重，那些无可替代的人被烧成灰，轻易拿来做燃料，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大自然点燃的人，反正他们已经身处烈焰之中。资产阶级者的危险不大，因为他们很难烧得着；但是其他人——那些少数派，稀有者燃烧起来会是多么壮观啊！

克雷默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写的内容会刺痛基辛格。也许他会想，要是多年前两人没有在克莱本营见面会更好。他写道：“我为你的成功感到骄傲。不光是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指望你。你代表的已经远远不是你自己。”

但是你的成功不能毁了你的内心、你的身体……有价值的人不能让自己被“别人”给毁了，无论这些人多么“好心”，多么和蔼可亲，各方面多么超乎常人，也无论他们的“崇拜”、他们善意的不解是不是毁灭你的主要动机……

我已经在克莱本营和帕伦堡营跟你说过，独立的秘诀在于独立行动；人甚至不用志在成功。你不要，你永远都不要指望事情最终会变“好”。只有当你真的不“算计”了，你才会享有一种将你跟小人区别开来、让你不受到任何欺骗的自由。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在坚持这一点，所以我非常地信任你。不过现在事情又简单了。你要抵制胸怀大志者最常遇见的诱惑，比如贪婪，还有学术阴谋。现在陷阱就在你自己的性格里。可以说，现在诱惑你的是你自己最深刻的原则：全心全意、恪尽职守。不过，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在前面等着你。

1961年年初，当基辛格准备回应盼望已久的权力中心的召唤时，真该回忆、深思克雷默此番告诫的含义。

[1] 具体例子可见约翰·肯尼迪于1958年8月14日在参议院所做的演讲：“我们已经培养了基辛格提出的马奇诺防线精神。”在此，肯尼迪认为并无解释基辛格是谁的必要。

[2] 基辛格与伯爵夫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谊。直到夫人75岁生日时（那时他们已经认识30年了）她才建议他用更亲切一点儿的称谓“你”来取代“您”。

[3] 1955年，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本来，联邦德国是要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但是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1952年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此事便作罢。

[4] 5种方案是：1）美、英、法力量撤回到威悉河一线，而苏联军队撤到维斯瓦河。在威悉河与奥得河之间，德国只准保存防御性军备，而波兰力量得限制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2）……应当对处于莱茵河与联邦共和国东部边界之间的北约力量进行一定限制，同样应当对华约力量中的东德卫星国进行限制，这样就能使双方的军事实力大体上在数量上一致；3）或者，北约和苏联力量可以从易北河附近回撤，比如说，100英里。可以在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建立起控制体系；4）……德国的中立可以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中立化同时推进；5）我们应当在奥得河沿岸划定一条分界线，让华约与北约力量同时撤退同样的距离，这样可以留出一个由平衡的德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防御力量控制下的缓冲区，从而使该区域处于监控体系之下。

[5] 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编者注

[6] 尼克松很精明，他说设立两个“超级顾问”职位，公众会越发以为“这个总统不像其他总统那么勤政”。而这一点就足以扼杀这个提议了。

[7] 马克·菲尼曾明确暗示过，尼克松是莎翁笔下伊阿古、马伏里奥和查理德三世的结合体，但是这些人格特征在1960年表现得不是很明显。问题是，“水门事件”和主动请辞已经让尼克松声名扫地，因此人们很难记住堕落之前的尼克松是什么形象。

[8] SIOP为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的首字母缩写，意为“统一作战行动计划”。

[9]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民主德国-波兰边界线大体上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划定的。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将失去历史上为普鲁士王国属地的大片土地。对许多德国人（不仅是前纳粹分子和影响甚大的“流亡者联盟”成员，而言，这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