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及其理论专家）的末路

从某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举动让共产党内部大多数人都丧失了信仰，但用宗教信仰的类比来解释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毕竟，共产党是一个由上百万平凡人构成的政党。

支持对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巨大的错误。鉴于西方长期以来都呼喊着口号，要求苏联解除对西方知识界意识形态的武装，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嘴上谈谈“趋同共存”是有利的，但如果付诸实施则无异于自杀。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将这作为其主要的政治论调。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言时提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70周年和即将到来的攻占巴士底狱200周年，他这样说道：

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场革命形成了目前仍然在社会意识领域中流行的思维方式……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必须制定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在人类的普遍利益下，进步才有可能实现……引导世界政治的也应该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

事实上，苏联体制的稳定从本质上要求与西方世界断绝接触。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相信苏联必须在西方标准下与之进行竞争，但又试图维持其固有的控制力，他们错误地实行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举措，动摇了原本停滞而稳定的基础，结果没有任何真正的收获。当然，列宁多次提到过，在重压之下，革命者最好的路线就是撤退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但戈尔巴乔夫日益增长的压力却是自我施加的。苏联内部司空见惯的冷漠氛围或许会让政府觉得沮丧，但很少会导致政府垮台。

毫无疑问，1989年变化的真正动力来自体制的内部，尤其是来自秘密警察。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的关系已有详细的档案记载，而他欣赏的东欧改革者们都与克格勃有来往，或者直接沟通，或者通过自己的安全部门进行联络。比如，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求学时期，就曾被招入克格勃，尽管他极力否认那时曾见过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改革派共产党领袖汉斯·莫德罗，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也是隐蔽在东德秘密警察中的大改革家马库斯·沃尔夫的密友。此外，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1989年11月17日在布拉格发生的关键性事件涉及到了一种典型的挑衅。由于不满分子无力挑起足够的不满情绪劝说共产党领导作出改变，秘密警察只能自己组织游行抗议。当然，许多学生受到临近民主德国事态的影响而参加了游行（这让人想起50年前那场反纳粹抗议游行）。但最主要的事件即所谓的“大屠杀”，其实是刻意上演的。学生马丁·施密德实际上并没死，而且他还是一名秘密警察便衣。他所谓的“被殴打致死”引发了后来布拉格的群众大游行和强硬派的倒台。

不过，多党民主制在操作上是有难度的。这也是斯大林偏爱人民民主的原因，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党派都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角色”，甚至连波兰和民主德国名义上独立的党派也不例外。不过在1989年，当突然有机会真正发挥作用时，这些“阵线党”就像匹诺曹一样活了过来。实际上，在多党选举的条件下，这些党派此前懒散消极的领袖们完全有理由扮演独立的角色，与共产党保持距离——从1989年3月苏联第一次差额选举、6月波兰大选，到第二年有争议的民意调查引发的骚动，也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到1989年秋天，事态已经很明显，仅仅将昂纳克及其亲密同伴撤职已经无法平息民主德国民众新发起的抗议活动。随着政府一步步退让，游行规模扩展至全国。昂纳克的倒台并没有促生一个成功的共产党改革派政府，而是令民众受到鼓舞最终推倒了柏林墙，连同这个国家。当改革进程威胁到沃尔夫·莫德罗集团实施伪民主体系的计划时，莫德罗开始设法将其他与秘密警察有关联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安排进政治决策层。律师、暗探格雷戈尔·居西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11月21日，莫德罗对秘密警察头子们说：“居西就属于等着我们调动的那种聪明人。”

不幸的是，所谓的这些“聪明人”无法胜任工作，至少民主德国的情况是这样。一旦政府产生动摇并开始玩起权谋政治，伪装和操纵就失去了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沃尔夫都低估了民族主义与德国马克对民主德国人的双重吸引力。为了私利，这些想要操控大权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接下来的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勃列日涅夫这只精明的老狐狸绝不会天真或过于自信地认为，克格勃在让人们获得自由后还能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玩弄帝国命运最后却一无所获——这实在是种非常特别的政治智慧。

关于戈尔巴乔夫，公平而论，他的失策主要归因于他缺乏与现实的接触。最高领导人的光环与特权（尤以他在克里米亚半岛弗洛斯镇的豪华宅邸为代表），让他对苏联的现实一无所知，因此与西方领导人的接触并不能让他产生对自己的质疑。在他们的赞美与吹捧中，戈尔巴乔夫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这是一个他之前的领导人从未犯过的错误。在几代领导人将苏联安全地领至超级大国的地位后，跃跃欲试的戈尔巴乔夫掌管了船舵，让苏联径直撞向了岩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