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之后的岁月里，随着对于革命以及战争的担忧渐渐消散，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扩大了他们金融影响力的地理范围。上面引用的美国报刊的评论只是这种扩张带来的诸多评论中的一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雷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起步，成为欧洲的金钱帝王。通过位于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彼得堡和那不勒斯的分行，他们掌控了欧洲的汇率，此前任何人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大量的国库。当下，任何一个帝王如果少了他们的支持，都无法获得贷款。”皮克勒王子用一个德语双关词“Glaubiger”（信奉者或债权人）做了解释，“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可以与苏丹媲美，因为后者是所有信众的统治者，而前者则是所有统治者的债权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表示赞同：罗斯柴尔德是“以色列的骄傲、大财主，是旧世界金银币以及金块银块的主人，在他的钱箱前，国王和帝王们谦恭地低下了头”——简而言之，他是“万王之王”。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早期并不怎么出色的诗句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诗1833年发表在昙花一现的《国民旗帜报》上：

看，这是交易所的支柱！它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本人，

他的名声在天下所有的交易所里回荡；

借助钱财的荣耀，他成为第一个犹太人男爵，

他不是“犹太人之王”，而是“驾驭国王的犹太人”。

他是金钱和公债的伟大化身，

1/8，1/2和1/4，借据，期权和股票；

他将新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如年轻的小姐戏弄宠物一般；

国王将是无可置疑的公牛和熊。

漫画家响应甚至细化了这些评论。一幅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漫画显示，内森变成了“嗡嗡作响的贷款陀螺”，国王在他们面前谦恭地低着头，他给他们分发着硬币（见图10.1）。

图10.1 “A.C.”（克洛希尔），《贷款大陀螺》（1820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1插图页，第10幅（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

这类漫画中，可能最有力（轻蔑）的一幅画出自一个德国漫画家之手，时间大概为1840年。《大水泵》把一个怪异的犹太人——很明显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钱泵，作者借用了德语单词“pumpen”的双关含义，意指泵水或借贷（见图10.2）。

图10.2 《大水泵》（大约1840年）

资料来源：维也纳历史博物馆。

画中人站在齐膝深的口袋里，口袋里装满了黄金；他膨胀的肚子是地球，一个路易金币（写着“地轴”）代表北极或肚脐；头上戴着纸做的王冠，上面写着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主要贷款名称（提供给普鲁士、俄罗斯、那不勒斯、奥地利以及葡萄牙的贷款）。

根据他外套上的口袋数量来看，他简直是“世界所有王室的遗嘱执行人”。两只手分别有两个小人抓着手指，似乎正在操控水泵（尽管并不清楚他们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的动作）。左边一个代表的是土耳其，右边其中一个是奥地利。下面全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硬币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钱箱和帽子里。埃及统治者穆罕默特·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在画面左边，正在用勺喂苏丹；他们下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跟前趴着一条大头狗，可能是英国国库大臣（尽管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无法确定身份）。另一边，毫无疑问是路易·菲利普和法国政治家阿道夫·梯也尔；他们右边那个一眼很难看出来是谁的人，可能是西班牙将军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但尽管这些人物都是罗斯柴尔德金钱的接受者，他们都痛苦地被带刺的藤蔓缠绕着，这些藤蔓根植于膨胀的钱袋。他们下面也有两个小一点的人物：站在已经关闭的海关的那个人，手里举着“禁止进口”的牌子，另一个从开放的海关通过的人手里举着“允许进口或新的收入”；士兵在莱茵河右岸集合；埃斯帕特罗下面的人则在哀求拿到他们“没有发放的薪水”。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不仅将金钱泵到全世界，而且还像一个巨大的心脏那样把它们吸回来。

内森的主导地位

但是，这种壮丽的图画与内森·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兄弟们十分平凡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真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大水泵》中的人物没有多少重合的地方。曾经有许多好奇的访问者到过皇家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看内森做生意，按照其中一个人的说法，他是“一个长相非常普通的人，面貌粗俗，松弛下垂的嘴唇以及突出的金鱼眼。他的体型肥胖，显得笨拙，穿一件翻领大衣”。我们现在有大量描绘内森这些特征的画像和漫画。比较早的一幅由理查德·戴顿绘制，标题为《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10月第一次出版（见图10.3）。

图10.3 理查德·戴顿，《皇家交易所一览》（1817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插图页，第一幅。（罗斯柴尔德档案馆）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高帽男人的侧影，挺着肚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这幅画被证明是众多插画家喜欢的一幅：内森以类似的姿势出现在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皇家交易所》（1821年），以及他的《布赖顿美人》（1826年）之中。但是，每次再版时，都会有一些精细的微调。托马斯·琼斯在他的1829年版本的《交易所之柱》中增加了一个细节，这幅画将内森安排在了他最喜欢的交易所东南角的一根柱子前（见图10.4）。

图10.4 托马斯·琼斯，《交易所之柱》（1829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9插图页。（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

两者编列起来有着特殊的含义：内森就如柱子一样坚硬、固执，但同时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对比之处——柱子白色均匀，内森一身黑、肚子突出。

没那么“讲究”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夸张表现了内森突出的下唇和肚子，这种方式无疑带有敌意。比如，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当唐在1832年制作了一尊内森陶瓦小雕像，它是当时嘲笑罗斯柴尔德艺术品中最怪异的一例。内森的嘴唇突出，与帽檐一般长，并且松垮地垂着，就像是鳕鱼的嘴；他的大肚子沉重地压在两条细腿之上。萨克雷在他的素描《N·M·罗斯柴尔德先生》，同时配了上文引用的诗句（见图10.5），

图10.5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N·M·罗斯柴尔德先生》，《国民旗帜报》（1833年5月18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24页。

忽略了内森的肚子，但是最后一节诗文毫无疑问地显示，作者发现内森的外形丑陋：

啊！财神！你的魅力奇妙地给予了我们！

否则，我们肯定会认为你有失体面，

当人们的好感增加后，它会给你带来上帝般欢乐，

混合了猪和猴子脸孔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就如他尖尖的脑袋那么明显，

亲爱的读者，我们详详细细地将他展现给了你们；

然后我们将把犹太人独自留在他的荣耀中。

内森死后，大量他的黑色半身侧面影——大多数使用“伟大人物的身影”字样作为标题——包含了比较多的同情意味，它们其实也不是献媚。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请人给内森画了大量的肖像，实际上也不是试图赋予其光辉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内森的伟大本来就存在于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工作中的内森时，觉得他周围笼罩着一种英雄般的光环。这篇开头引述的那个美国访者宣称：“他周围的气氛以及他的处事方式中，有一种统帅一切的感觉，那些接触他的人主动表现出的恭敬，显示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那是谁？’是自然而然的问题，‘犹太人之王’则是答案。”但是，尽管他的性情与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金融界的帝王却从没有受到过英雄般的对待。当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胖子在买卖一张张纸片：

人们挤在他的周围，举着各种汇票。他会扫一眼某张汇票，还给对方，然后肯定地点一下头；接着转向另一个寻求建议的人。两个俊朗时髦的年轻人站在他身边，做着记录。他们的讨价还价控制着当天整个欧洲大陆的汇率。

他的弟弟詹姆斯同样易于接触。1837年，一个巴黎的记者“要见冯·罗斯柴尔德先生本人……他是人人传颂的人物，公债的大东方组织（欧洲最老的共济会组织）以及欧洲安全的关键枢纽”。这个记者惊讶地发现，“国王”走进他的“首都”时是那么的普通：

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只露面一小会，从下午3时到3时25分，这就是说，收市前5或10分钟……他通常由一个侄子陪着来到交易所，他的出现引起的骚动不是一般的猛烈。人们急切地围住他，尤其是那些纠缠不休的交易员，但这并没有干扰他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用他惯常的幽默回答。他自己会向一些关系紧密的银行家打招呼；他与别人的交谈从不冗长，说话时也没人交头接耳；当铃声响起时，人们四下散去；人们走后，他也如别人一样离去——没有到来时的那种仪式。

萨洛蒙在维也纳似乎更平易近人：“每天，从12点股市开盘到下午4点收市，他一直被交易员和投机者围绕着，他们向他焦急地报告着市场的走势，并急切地希望得到并执行他的交易委托。”

那些曾经进过罗斯柴尔德办公室的人也被他出乎意料的谦虚所震惊——尽管对外面的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1826年，皮克勒王子第一次见内森时，吃惊地发现“伦敦城的统治者……实际上……待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在他账房的小院子里，我见了这个神圣同盟中神通广大的人，狭小的院子里还摆放着一辆装着银锭的货车。”详细描述内森时代纽考特内部情况的文档无一留存下来，但我们或许可以从迪斯雷利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找到一些相近的描述（尽管作者可能有所修饰）。与皮克勒当年一样，坦克雷德拜访时，发现与罗斯柴尔德相像的西多尼亚已经与一个外国大使在小房间里谈事：

坦克雷德进到斯金花园，巨大的台阶下停着一辆带有外国王室花冠的两轮马车。一个又高又胖的门房接待了他，门房看到这个年轻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于是懒洋洋地从一个带有顶棚的椅子里站了起来，问这个刚进来的年轻人有什么事。

“我想见德·西多尼亚先生。”

“现在不能见，他正忙着。”

“我有一张便条要给他。”

“噢，给我吧，我会给你送进去。你可以坐在这里。”门房打开了一个接待室的门，但坦克雷德不愿意进去。“我在这里等就行了，谢谢你。”坦克雷德说，他环视着橡木做成的大厅，墙上挂着几幅肖像；一条楼梯蜿蜒而上，这种豪华的楼梯在现代的伦敦别墅中绝不会见到。

“（门房说）我现在不能打搅主人；西班牙大使正和他在一起，其他人还在等着。当大使离去时，一个秘书会把你的信以及其他信一起拿进去。”

此刻，坦克雷德仍在大厅里逗留，进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跟门房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向房间里走去。

“那些人要去哪里？”坦克雷德问。

门房带着一丝不解和轻蔑的神情瞪了他一眼，然后有些自言自语地回答他说……“我想，一些人去账房，一些人去银行。”

这件事过后，年轻的造访者又被晾了一会，直到一声“驾”宣告西班牙大使终于离去：

“现在你的信将和其他信一起被送进去了。”（魁梧的门房）对坦克雷德说。

坦克雷德被带进一间宽敞而且相当长的房间，房间全部用老橡木装饰，散发着浓郁的奢华气息……土耳其地毯，深红色绸缎做成的窗帘，几张巨大的桌子上铺着纸，几张休闲椅。墙边有几个铁柜子，这些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房间的一角是一扇玻璃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用做账房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办事员。平时门会用一块厚羊毛毯遮着。

这段描述让人感到怀疑的地方就是罗斯柴尔德其他分行的氛围与此完全不同。比如，詹姆斯的办公室通常能够轻易地进入。梅特涅的儿子维克多19世纪20年代末拜访詹姆斯时，他发现：

办公室就像是一个电影放映机，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声音不停地进来、出去。那天，这种来来往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剧烈地波动。这个大银行家本人也表现出了一丝焦虑，平时他总是保持着冷静。我们的谈话很快被一个向老板报告股价的职员打断。

根据当时人们极为稀少的描述，法兰克福分行在其设计上也是“开放式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之间，就像一位君王；他下面是他的秘书们，四周能看到一群来来往往的交易员。他会跟每个人说一两句话，他像是个商业天才，能够立刻知道如何回答每个问题，能够对任何放到他面前的生意做出决定……要跟他私下里说一些生意上的事几乎不可能；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每件事都是公开的，就像是在法庭里。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各个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与各个交易所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差异：交易员来来去去，相互交换着各种纸张。

因此，那些期望去他们办公室看到一些能够彰显他们权势东西的人，无疑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只要看一眼交易员的日常工作，就能知道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工作情形了——不过这也是试图探寻罗斯柴尔德成功的无形动力的一个诱惑：比如，希伯来护身符，或像巴尔扎克小说主人翁纽沁根那样，靠精心编织的骗局发迹。当时的人们唯一能够发现、可以用来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成功的线索，就是内森进行复杂金融计算的速度和轻松度，他将这归功于他的记忆力。“即便没有儿子协助，”另一个作家评价说，“据说他也能够记住每一笔交易。”他的讣闻撰写人后来在《泰晤士报》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他在计算利率方面，无论是提取还是存入，都不会有丝毫的障碍；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好，以致不管每天经手多少交易，他从来不用记笔记，回家后能够丝毫不差地口述给办事员。

内森死后，另一个作家写道：“他的野心就是比别人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勇往直前。到达终点后，目标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将自己永不知疲倦的头脑转向别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不知疲倦的才能甚至被认为有些诡异。一个看过内森工作的人发现：

他个性中的僵硬和紧绷会让你好奇地觉得似乎有人正努力地要将他挤到身后去，而他也不害怕或羞于承认这一点。眼睛通常是解读灵魂的窗口，但是在内森身上，你会得出结论：这扇窗开错了，或透过它们你看不到任何灵魂。眼睛里没有丝毫的光线透射出来，即便偶尔出现一点点闪烁，也是四下散射。给你的唯一感觉就是一张空空的皮囊，你会怀疑，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怎么站立在那里的？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它，它会向旁边移两步，瞬间固定的灰色眼睛里闪出你从未见过的光芒，就好像一个人从剑鞘里拔出一把剑一样。进来的人，可能只是偶然经过，只停留一两秒，但在这短暂的过程中，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多种多样），尽管你不能用语言形容，但你能感觉到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切过后，他的两眼再次暗淡无光，他再次恢复了雕像一样的姿势。整个早上，大量的人来到这里，所有人受到了同样的接待，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最后，这个人自己也消失在空荡荡的交易所里，留下你恍然若失地思索着。

尽管这番描述有些过头，但它捕捉到了当时的人们评价内森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内森集冷静与突发惊人行为于一身，两者能在瞬间实现转变。1821年，据说他接到有人要暗杀他的警告，当时他“带着一丝微笑，感谢了提供情报的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做过错事，他不能接受有人会策划如此残忍的行为，因此他认为警告不值得关注”。但是，两年后，当他发现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自己在皇家交易所经常使用的位置后，他变得“如此激动，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平静，并开始交易”。《给银行家的传单》指出，内森“坚强并且不受拘束的意志”以及“新的地位带给他的高傲，使得他对任何个人风险不屑一顾”。我们也提到，这种傲慢的品性经常渗透进他的信件里。一个显然目睹过内森发火的人回忆说：“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愤怒盖过辨别力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仍不会超越赚钱所允许的范围……他的口述信件通篇渗透着赚钱的思想，即便他发现一张汇票出乎意料遭到拒收而让他勃然大怒，但在信件到达收件人那里时，其语言已经转化成了商业词句。”

但是，几个兄弟之间都是亲笔写信，其他四兄弟就没有商业伙伴那么幸运了。我们也看到内森在写给兄弟的信中是何等的粗暴；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改观。1828年，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写信给列昂内尔：“请告诉你的好父亲，以后不要写这么暴躁的信给阿姆谢尔大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伤害了他的健康。出于什么原因？因为他写信给你父亲，说他希望拿一些钱，那是你们欠他的。考虑到大伯年纪已老，身体虚弱，如果你们不注意写信的措辞，他就不再收信了……”6年后，纳特报告说，阿姆谢尔的“健康状态让他非常担忧”并“非常强烈地”建议父亲“在你的信里哄他开心一些，不要斥责他，因为这对他的伤害超过你的想象”。内森与詹姆斯之间偶尔也会发生摩擦。比如，1832年，詹姆斯“非常强烈地反对”向希腊提供贷款，直到他接到纽考特寄来的信才最终同意，信里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让这桩生意从你的手里溜走。”当内森改变主意时，詹姆斯欣喜若狂，内森给他寄了第二封信：“有关希腊的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两人在1835年的葡萄牙贷款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碰撞。

仅以内森的个性还不足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的成功，尽管他的个性相当重要。19世纪30年代兄弟间逐渐增多的争吵并不是因为内森的主导地位。比如在1831年，列昂内尔转达了一条信息给他父亲：“詹姆斯叔叔希望爸爸不要仅为自己的利益在伦敦做法国公债方面的生意，因为这将破坏巴黎分行与伦敦分行之间的生意，到最后其他人将乘虚而入。”两年后，纳特从法兰克福写信说，他的阿姆谢尔大伯“抱怨爸爸跟他做的生意太少了……我能肯定，亲爱的爸爸，你会看到大伯想要什么，他特别希望你能像以前那样跟他做生意”。由于没有收到纽考特方面的任何回馈，纳特被迫再试一次：

他恳求爸爸你能够尽可能多地跟他做生意，那样会很好；他抱怨你给巴黎和维也纳太多的优先权了。我必须说，他是非常优秀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做一笔生意吧，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不理会争执也是明智的。

除了争执，阿姆谢尔的抱怨里说出了一些事实。到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兄弟几个相互见面的次数变少，伦敦分行与法兰克福分行之间的金融联系似乎也松懈了不少。这也不是离心力起作用的唯一迹象。仅仅1年后，卡尔在那不勒斯向詹姆斯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指责。这次，内森被迫充当两个弟弟之间的调停人。“亲爱的内森，关于我们的兄弟卡尔写信跟你说我没有定期给他写信的事，”詹姆斯在一封信里对卡尔的指责做了回应。

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并遵照你和萨洛蒙的期望，我实际上已给他写过5封信了，我也彻底忘记了他写给我的那些愚蠢的信……我当它们不存在。请让那不勒斯将我的信转寄给你，这样你就会了解我确实写信了，因为我想维持和睦的关系，不想发生任何争吵。我做到了一个诚实的人为他的兄弟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可以抱怨我，但是我不会再给他们写信，除非我收到他们的信，因为我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对这一荣耀的坚持与我们的兄弟卡尔一样。

当然，兄弟之间发生争吵时都写信给内森的事实，也表明内森的“司令”地位是何等的牢固——他是整个罗斯柴尔德大厦所依赖的支柱，就如皇家交易所的柱子一样不可撼动。但是诸如这类的争论也表明，维持这座大厦的稳固，其他的墙壁也是必要的。

罗斯柴尔德机制

如果罗斯柴尔德成功有一个“法宝”的话，那应该是他们5家分行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使得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以整体来看），同时将自己的金融影响力通过5个主要金融中心扩散到全欧洲。这种跨国机制由合伙人协议监管着，这份协议每几年重新修改、签订一次，它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邦的宪章。我们知道，最早的这类协议起草于1810年，但这并不是协议范本，因为当时迈耶·阿姆谢尔还处于掌控地位，而且当时的战事也让内森没有签约。1815年签订的五兄弟间3年协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协议。这阶段最关键的事情是伦敦分行的庞大财富。根据协议的序言，五兄弟的“合伙财富为50万英镑左右”，但很显然，大多数钱是内森的。协议寻求重新定义五兄弟的财产总额，除去一些项目（可能是房产），然后以5万英镑本票的形式将内森给其他四个兄弟的20万英镑分配到位。结果，33.6万英镑的份额是内森的，占整体的27%；阿姆谢尔与萨洛蒙各自占20%；卡尔与詹姆斯分别占16%。此外，几人同意所有的开支用伦敦分行的收入来支付，每年年终的时候几方平均分配利润。

在协议有效的3年期间里，兄弟5人的资本以指数级增长，从33.6万英镑升至177.2万英镑。如此大幅度的增长要归功于内森在统一公债方面的大量成功投机，尽管总体资金或多或少保持原状，但他的兄弟们此时同意在分配利润时偏向内森。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

内森应该获得多于五分之一的利润。他有一个大家庭，他需要更多的钱。无论你们怎么安排，我都同意……你告诉我，你也认为内森应该给予一些特权。我们获得的一切，确实都归功于他。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希望早一点抛售，但他阻止了我们。

此时，技术上已经有了“五个合伙人共同运作下的三家联合商业组织”：伦敦的N·M·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兰克福的M·A·冯·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以及詹姆斯在巴黎的新据点：冯·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因此，伦敦分行的一半利润将归内森所有，他的兄弟每人得到利润的1/8；内森同时还会得到其他两家分行1/4的利润，其他兄弟每人分得3/16。1818年的协议同时还引入一个新的制度，即每个合伙人每年获得自己资金份额的4%，用来支付各种费用（生意和家庭开支）；任何用于遗产、房产或地产上的大额费用将从个人的资金份额中扣除。此外，“为保持账本和账目的规整……需要作出规定，尽管三家分行组成共同利益集团，但自定汇率、经纪费、邮资和邮票价格，三家分行相互间的利率定为5%”。为了增强集体身份的感觉，协议特别要求每家分行每周向其他分行通告自己的交易情况。

尽管这份协议最初只打算使用3年，但实际上它一直延续到1825年。但是，如果认为这份协议是兄弟和谐的一个标杆，那就错了。除了我们在前文叙述过的五兄弟在这段时期常见的争吵外，欧洲大陆的四兄弟曾另外订立一份协议，其内容反映了他们与内森之间严重的分歧。因此，1825年代协议恢复了1815年的机制：利润将平均分配，这反映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资金增长迅速，有望超过伦敦分行。另一方面，内森的个人份额仍然超过了联合资金的1/4，此时的数额超过了400万英镑。此外，尽管萨洛蒙和卡尔或多或少地定居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他们的分行并没有获得前三家的同等地位，继续被当成法兰克福的“分支机构”，1828年前没有任何独立的资金（这之后也只拥有相对较少的资金）。这可能阻止了上述的离心倾向。几个合伙人此时确保“知会彼此所有的交易，不管其内容是什么，过程和结果如何”，不过是每个月通知一次，不再是一周一次。

1825年的协议也第一次将第三代人吸纳进了公司，在萨洛蒙的儿子安塞尔姆与内森女儿夏洛特结婚后，他成为了合伙人之一。罗斯柴尔德兄弟第一次增加了道德方面的内容：1825年的文件包括了一项条款，允许安塞尔姆退出生意，如果“工作变得过于艰巨”；并且寻求遗产问题可能出现争执的解决办法，即规定每个合伙人的后代无论继承的资金份额是多少都必须接受，不能诉诸法律。协议特别声明，如果一个合伙人的后代起诉其他尚在人世的合伙人，这个后代继承的资金份额的1/3将被罚没，然后分发给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穷人。

只描述他们所定的条件，很容易忽视这些协议所包含的秘密特性，保密做法也一直被流传了下来。当兄弟几个1828年8月在法兰克福会面，总结相对让人失望的3年时，内森的妻子汉娜和儿子们也一起去了那里，但他们全部被排除在协商会议之外，8年后依然是这样的情形。“爸爸和他的兄弟以及安塞尔姆几乎一直忙着商量安排他们所关心的事，”汉娜说，“会议在（阿姆谢尔的）花园的塔楼里秘密举行。”她能够说的就是“每件事似乎都一致通过”。这对她来说让她放心了不少，1828年的协议显示，尽管内森的个人资金份额维持不变，但伦敦分行的相对重要性继续下降。它所占总资金的比重只为27%多一点儿，而在1818年，这一数字是42%。这一份额在之后的8年里只上升了非常小的幅度，而且还是因为1836年法兰克福会议前的一件事发生才实现了这一改变——内森的意外去世。1828年的协议，由于伦敦主导地位相对降低，使得欧洲大陆的合伙人能够确立利润分配的有利方式：从那之后，内森可获得伦敦分行60%的利润，但只能获得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和维也纳分行10%的利润，其余四个兄弟每人获得10%的伦敦分行利润，22.5%欧洲大陆分行的利润。这条法则——毫无疑问提高了伦敦分行的相对自主性——在内森死后也仍旧保留：他所有的权利全部转移给了他的4个儿子。

毋庸讳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上是成功的。实际上，1850年前，他们资金的增长速率以及规模在银行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表10–1总结了19世纪上半世纪各个分行的总资金数额：

表10–1：罗斯柴尔德总资金（1797~1844年，单位：千英镑）

备注：1815年资本总额或许过低：关于资本总额是50万英镑还是33.6万英镑的协议并不明确。同时注意，1815年的数字是各个合伙人个人的份额，而不是分配给各个分行的份额。1807年的数字由古尔登转为英镑，当时1英镑兑换10.16古尔登。1828年的数字也是由古尔登转换而得，当时1英镑兑换12古尔登。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资源的庞大规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1825年来说，他们的资金总额是巴林兄弟资金总额的9倍，是詹姆斯在巴黎主要竞争对手拉斐特的11倍。他们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此时大约为300万英镑）。记录1830年以前的各个分行资金数额的资料残缺不全。比如伦敦分行，1809年的总账保存了下来，但1828年之前的损益账目全部没有留存下来。

图10.6 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年度利润占资金的百分比（1830~1849年）

来源：附录2，表格b。

图10.6给出了截至1850年的“结果”数据：每年年初的上年度利润占资金总额的比例。这些数字中表明了几点：第一，他们的业绩存在巨大的波动，有非常成功的年份（1834年），当时的利润接近资金总额的1/4；也有遭受严重挫折的年份（1847年），公司接近1/3的资金亏损了。平均下来，利润实际上并不可观，尽管这部分反映了计算净利润前扣除了各种开支的事实。利润（或亏损）的数额只是简单地加到前一年的资金总额里（或从中扣除）；这一机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巴林所采用的机制截然不同，巴林倾向于计算毛利润，并且将毛利润分配给各个合伙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他们将利润重新投入了生意中，因此他们的资金总体上出现的是增加趋势，而巴林兄弟或多或少地保持资金稳定，寻求能够保证自己生存的最大化利润。1829~1846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金总额增加了90%，而巴林兄弟只增长了50%。

其他几家分行里，分类账目得以保存下来的是相对较小的那不勒斯分行。考虑到它的规模，那不勒斯分行的利润有些不可思议，尤其在它创立的头10年里。1825~1829年，它的平均年利润超过了3万英镑，当时它的资金总额还不到13万英镑；整个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它的年平均利润为2万英镑。与伦敦和巴黎分行不同的是，它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亏损的情况，即便遭遇了1825年、1830年和1836年的3次危机。卡尔可能被当时的人认为是5兄弟中天赋最差的一个，他的信也反映出他处事有些迟钝，但是毫无疑问，他在金融方面仍然十分精明。

不幸的是，没有这个时期的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分行利润的完整数据。巴黎分行唯一残存的是1824~1828年间的数据，它所告诉我们的，是1825年危机给詹姆斯造成的伤害程度（他的损失不少于35.6万英镑）以及他从挫折中恢复的速度（他的利润在随后两年里分别是4.4万英镑和12.4万英镑）。不过，我们可以从资金总额表上推断出每个分行的年度利润（见表10–2）。这些数字有些出人意料地显示，伦敦分行的盈利能力实际上比其他三家主要的罗斯柴尔德分行要低：1818~1844年间，法兰克福与巴黎分行的平均年利润都高过伦敦分行。内森的兄弟们，尤其是阿姆谢尔经常要忍受与他们认为的“司令”相比较的痛苦；但即便在内森占主导地位的那段时期，法兰克福也比伦敦更具盈利能力。维也纳，考虑到它较小的资金规模，其盈利能力也是相当高的。

表10–2：5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年平均利润（1818~1844年，单位：千英镑）

数据来源：档案文件

当然，问题是当5家分行仍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合伙人时，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否准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表明，5个分行依靠一种集体策略获得了各自利润的一大部分，这种策略1836年之前的订立者是内森。如果没有这种有效获益的策略，兄弟之间就无须如此频繁地相互写信，信的内容也无须如此详细。如果各个合伙人不再觉得需要依靠别的合伙人，那么利润摊分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那不勒斯的资产负债表给出了很好的例证，说明了5家分行是如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1825~1850年间，它的资产中属于其他分行的资金很少低于18%的比例，有时甚至多达30%。这种情形在其他分行似乎也是一样。1828年，巴黎分行31%的资产是欠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钱，主要是欠纽考特（伦敦分行）。

几兄弟究竟是怎么赚钱的？截至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营政府债券方面的生意，（从他们的信件内容来判断）这也是他们在1836年之前最感兴趣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给当时的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因为它包含了明显的政治寓意。表10–3提供的数字是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其他分行的数据无法获得）在这一时期发行的贷款（债券）面值总额。

表10–3：伦敦与法兰克福分行发行的债券面值（1820~1859年，以每10年计，单位：英镑）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6~81页，艾尔著；《迈耶·阿姆谢尔》第29~42页及第206~228页，伯格菲尔著。

这些数据证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伦敦分行）在这一时期是国际债券发行的主导力量。1815~1859年间，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政府，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形成对比的是，巴林兄弟在同一时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为6 600万英镑。表10–4提供的是1818~1846年间，伦敦分行贷款的流向地域——包括少量的大笔私人贷款。这些数据显示，当时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的银行家”的说法有些夸大；伦敦分行最大的客户是法国和英国，而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远远地排在后面。

表10–4：伦敦分行发出的贷款（1818~1846年，按照借贷者）

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与那不勒斯。*荷兰、希腊与丹麦。

数据来源：《金融世纪》第14–42页，艾尔著。

阐明政府债券在罗斯柴尔德各个分行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性相对容易。伦敦分行现存最早的资产负债表（1818年）显示，它的资产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超过了1/4——投资在英国政府债券之中。如果算上它持有的丹麦政府债券，这一比例超过了37%。同年，法国分行35%的资产是3%利率的法国公债。“国家证券账户”在维也纳分行的资产中占据了同样的比例，这也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大胆的策略：保持“最上等”的证券所占资产比例为1/3左右。但是，计算这些债券发行所产生的利润非常困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一笔收取的佣金和其他费用都不相同；一些债券的发行实际上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比如1830年的法国贷款）。不管怎样，兄弟几个在债券市场挣到的大部分钱并不是来自于发行新债券，而是来自于对现有债券的投机。这其中，要找出精确的数据也非常困难。从现存的记录来判断，各分行账户的构成主要基于对各种业务或交易回报的计算，并且确保各个分行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大多数19世纪公司的总账一样，伦敦分行并没有按照种类来组合记录交易：各种买卖行为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相继记录，年底时再合计。理论上，计算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利润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无疑要花费大量精力，总账也没有试图厘清这方面的数据。那不勒斯分行有一个“公债账户”，但是它也保持了其他政府证券，如那不勒斯、罗马政府债券的独立账户。由于它经常改变每半年的会计惯例，建立新的账户用于继续进行的交易，因此要对它的活动得出让人深刻印象的评价几乎不可能。最多可以说它绝大多数利润来自5~10个联合账户，有些是与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的联合账户，有些是与意大利银行的联合账户；利润也来自于为第三方进行交易收取的佣金，来自于各种没有列出明细的贷款利息。

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只经营政府债券，那这就没什么问题，但他们在银行业里的活动实际上多种多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政府金融是他们的最爱。如果按照生意的成交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相对重要的是伦敦“商业银行家”的经典业务：接收商业票据或汇票。按照1882年《票据法》的规定——它给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这种业务形式进行了精确的定义——汇票是“某个人（出票人）填写地址（并签名）后提供给另一个人（付款人）的无条件支付命令……要求……付款人（当他签署票据后变成了承兑人）在未来……确定的日期……支付给特定对象或持票人……确定数额的款项”。换句话说，某些货物的卖家可以向买家开出汇票，以便向他提供一段特定时间（通常是三或四个月）的赊账期，这样就能够让他在货物抵达并卖给制造商或零售者之后，再支付款项。商业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代表买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充当汇票的接受人或以一定的折扣（收取利息）从开票人手里买入汇票。贴现也可以再次打折将汇票卖给中央银行，在汇票上增加自己的签名或背书。承兑汇票的银行家是在有效地“兜售他的名声”，这也就是说，他的名声是有信贷价值的。

这类商业票据的买卖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主要的活动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能够从残存的资产负债表中推断出：1828年的“应收票据”占了伦敦分行资产的1/4；“应付票据”占了债务的5%。这类业务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重要性要低一些，反映了19世纪大量国际贸易通过伦敦运作的事实。内森1832年在银行委员会作证时阐明了这一点，“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的银行……在印度、中国、德国以及全世界进行的交易，都受这里的主导，并通过这个国家达成协议”。但是，内森也解释说，其他罗斯柴尔德分行在他的业务运作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我买入伦敦银行家和商人手里从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以及其他地方开出的汇票，每周我会购买6 000或7 000英镑的汇票，有时会买1万英镑，然后将它们发送给欧洲大陆的分行；欧洲大陆分行用它们购买本国用于购买酒、毛纺品和其他商品的汇票……如果这个国家的国外汇票数量不足的话，我们就要被迫从巴黎、汉堡和其他地方运来黄金。

这对于当时进行的业务是一个合理的总结。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试图凭借收取票据手续费来赚钱（实际上，内森收取的费用一直比其他公司低0.5%）；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欧洲各个市场之间的汇率差异获得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经常提及此类套汇交易：“伦敦”（开给英国的汇票的简称）的价格高于巴黎或法兰克福的幅度足以让内森向詹姆斯或阿姆谢尔发送大量的汇票吗？“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1832年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

我再次忙于汇票业务了，请你准确地评估一下你发送给我们的（汇票）。我们在这里购买伦敦汇票的价格是25.65法郎，加上3%的利息，相当于是25.845法郎；你送过来2.1万英镑的巴黎汇票价格是26.075法郎，加上4%的利息，相当于是25.79法郎，即便不计算手续费也有20%的亏损。我将这一点告知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不想在处理汇票生意时蒙受损失。

这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兄弟几个试图利用的是非常微小的汇率差异。作为跨国的合伙人企业，他们在这类生意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票据市场中的地位并不像他们在债券市场中那么有掌控力。沃尔特·巴杰特在名为《伦巴德街》(伦敦金融中心)的伦敦影响力调查中，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外汇交易商”；但是这一赞美用在巴林兄弟头上更合适。1825年，内森承兑的总金额为30万英镑，巴林兄弟则为52万英镑。25年后，纽考特的承兑额上升到54万英镑，但是巴林兄弟的数额则是190万英镑；而且19世纪下半叶，随着诸如克莱沃特这样的新来者加入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林兄弟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政府金融放在第一位的因素外，这主要反映了一个事实：票据生意很大一部分是由跨洋贸易带来的，而不是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易带来的，后者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优势。上文也提到，罗斯柴尔德也试图提高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他们只刚刚站住脚；整个19世纪上半叶，巴林兄弟在那里一直占据上风。

票据交易很自然将大量活动联系到了一起。从非常早的时期开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交易便是国际金银市场。正如内森1832年作证时说的那样，对应英国进口的汇票与出口的汇票总额之间存在着差距；按照当时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贸易赤字或盈余自动地会带来金属货币流进或流出伦敦，只要这些货币的数量足够大，足以涵盖装运和保险费用，以及必要时的融化和重铸费用。当汇率达到所谓的“黄金点”时，就需花钱进口或出口黄金（在一些国家是白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将黄金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是1815年前直接参与英国战时金融活动的重要途径，兄弟几个也从没有失去对金银生意的兴趣，他们与英格兰银行以及法兰西银行进行了大量这方面的生意。这也是内森写信给一个汉堡银行并用傲慢的口吻提及的一点：“我的生意……完全由政府交易和银行业务组成。”这方面的业务也涉及了复杂的计算，尤其是硬币被融化成金条（银条），然后在另一个市场重铸时更是如此。“现在，亲爱的内森，”詹姆斯在另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写道，“以1谷令（0.0648克）黄金的价格买入银币，其余的可以作为利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分析，因为0.5谷令等于1法郎的0.875%。因此，59.125谷令等于25.82法郎，这其中，我们就有机会赚取利润。因此，我强烈地建议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挡住皮克勒王子前往纽考特去路的“装满银块的货车”并不是罕见的场景：从兄弟几个的信件来看，价值数以万计英镑的金银块定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运来送去。

另一个相关的活动领域是直接参与商品贸易。当然，买卖货物与买卖证券相比，一直是迈耶·阿姆谢尔生意的一部分，内森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从纺织品商人起步，后来又参与了“殖民地货物”的贸易业务。但是，从几个人的通信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类生意的兴趣在19世纪20年代似乎有所减弱，直到1830年后，才慢慢转回来。与巴林兄弟买卖多种货物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喜欢专门化，希望在一些经过挑选的领域中确立主导地位。引起他们兴趣的主要商品是棉花、烟草、糖（主要来自与美国和加勒比海）、铜（来自俄罗斯）以及最为重要的水银（来自西班牙）。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予以更详细的阐述。他们偶尔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的货物：比如铁、毛纺品和酒。怀有敌意的漫画家刻画了一个沿途叫卖的“布劳斯柴尔德”，他卖“各种东西”，但这其实是错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没有大包大揽地做贸易生意（见图10.7）。

图10.7 I·纳斯盖格，《骑马人》

资料来源：赫尔西，《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52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立及大学图书馆）

举一个例子，尽管他们的亲戚沃姆斯兄弟在锡兰建立了一个茶叶种植园——这个种植园甚至以“罗斯柴尔德”命名——但是他们从没有真正地涉足茶叶生意。

罗斯柴尔德涉足的最后一个生意领域是保险业，这也是他们贸易活动带来的一个结果。19世纪上半叶，保险业开始繁荣，大量保险公司在伦敦和其他地方成立。内森参与了1824年联合保险公司的创立——他唯一感兴趣的合资公司——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满意。根据该公司的历史记载，这是他与连襟摩西·蒙蒂菲奥里一次偶然碰面的结果；还有人认为他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他们的亲戚本杰明·冈珀茨获得公司精算师的职位。第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当时已有的保险公司歧视犹太商业人群。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险业的兴趣已持续多年，因为1815年前为了确保运往欧洲的货物与金银块的安全，他们不得不提前支付高昂的保险费用。1823年，更进一步的推动力来自萨克逊–科堡公爵的帮助请求，他提出的一项新寿险条件遭到了两家伦敦保险公司的拒绝，包括当时新成立的卫士公司。最重要的是，内森似乎希望打破劳埃德（他在皇家交易所的位置刚好在内森的头上）的卡特尔，他的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垄断了伦敦的海上保险业务。“英国与国外人身安全与火灾联合保险公司”以500万英镑的资金成立后几天，新公司的稽核员之一的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议员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寻求打破海上保险业务的垄断状态。与此同时，内森也希望得到老朋友赫里斯（此时是财政部的金融秘书）的支持。“这个公司的目标，”他用当时流行的炫耀口吻写道：

就是通过确保资金平稳流动，进而促进各种国家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向航运以及任何可能遭遇风险的财产提供保险，来保护商人以及商业社群。该公司还有其他有益的经营方向，将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吸引以及留住国外商业机构。

这是此刻整个欧洲大陆的政策：每一个地方，每一次努力都是要引进商业的精神，让贸易凋零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掘新的渠道……我请求你将这一主题提交给利物浦首相考虑，他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些事实对于他的政府一直所坚持的自由原则是额外的支持，因为它们清除了开放、自由以及没有约束的贸易之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是提交给推行经济自由政府的一个判断正确的提议，但随后事情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按照内森的说法，现存的海上保险公司缺乏：

活力以及那些必要的自由观点；在当下，为了保持优势，他们只能依靠继续垄断。我可以断定，如果保险业继续墨守成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角落的类似企业兴盛起来，并最终从它们手上夺去它们目前独家经营的业务。

显然，英国政府被说服了，因为议案6月在上院获得通过。但是，新公司的一个股东（同时也是劳埃德公司的一个保险商）成功地拿到了一个指令，限制联合公司参与海上保险业务，理由就是这超出了它最初确定的业务范围。结果，第二家公司被迫成立，即“海上保险联合公司”，投资资金同样是5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保险人的新角色一开始就受到了公众的一些质疑。当时的一幅漫画（由名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人所画的《纽考特的防火墙》）中，一辆驿站马车装载着一群乡下的投资者和他们装着钱的袋子，停在写有“虚伪同盟防火与人生安全办公室”字样的建筑物前（见图10.8）。

图10.8 “一个业余爱好者”，《纽考特防火墙》（1824年），H·福雷斯出版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办公室有3个入口：一个写着“德国门房的小屋”，一个写着“英国门房的小屋”，中间的那个，门前站着3个人（罗斯柴尔德·蒙蒂菲奥里和冈珀茨）用法语交谈着。内森说：“这次，我们从这里进去吧。”蒙蒂菲奥里回答说：“继父，你这样做太对了。”冈珀茨则嘟哝着说：“吃一堑长一智啊。”一个标志写道：“除了大热天和11月的第五天外都不休息。”另一个标志则写明办公时间为：“从太阳升起到月亮放光。”中间那扇门上方是一则启示：“禁止进入，除了那些头脑空空腰包鼓鼓的人。”英国门房对新来的投资者说：“不！我们全部要。”但是德国门房喊道：“不！不！你开门准备足够的地方招待我的贵族朋友。”

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的评价是没有来由的。与当时诸多投机公司不同，联合保险公司不再是一个欺诈幼稚投资者的工具，而是一个踏实创立的企业，它有着长久、繁荣的前景。两年后，它搬到了巴赛洛缪巷，就在纽考特街4号，紧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司。这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涉足保险业的唯一事例。1839年，他们参与了（尽管不是直接参与）迅速发展的莱茵兰市场，向奥本海姆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科洛尼亚火险公司提供了支持。这种联系即便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事件（尤其是1842年代汉堡大火，它差一点耗干了公司的全部资源）仍然维持了下来；此外，1852年，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分行共同成为了科隆再保险协会的股东。

罗斯柴尔德网络

不断上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量，金融活动的多样化以及生意利益在地域的扩展，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五兄弟的能力范围。之前，谈判大笔政府贷款时，其中一个合伙人前往布鲁塞尔、布拉格、柏林或马德里通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们希望在这些首都城市定期运作正常的生意，就需要做出其他的安排。同样地，如果在关键市场中没有可靠、有效的代表处存在，买卖诸如棉花、烟草、糖、铜以及水银这些交易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些关键市场是指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圣彼得堡和马德里。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仅需要吸纳更多的新一代家族成员成为合伙人，加入5个分行的管理之中，而且也需要增加5个分行中办事员的数量，并建立一个经过挑选的付酬代理人团队，用以照顾5家银行在这些新市场中的利益。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往外辐射，与这些代理人的通讯路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网络，大大提供了通讯的数量，同时也提高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进行的生意数量。这个网络并不具备牵动全局的影响力；相对重要的是与其他银行、股票经纪商、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形成的更为全面但更为松散的联系网络。如果每个人或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正常的通讯联系，就将其视为他们网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网络无比庞大。

合伙人的扩充包括了萨洛蒙、内森和卡尔的儿子们，詹姆斯最终也稍加抗争，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到了资格。下一代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安塞尔姆和列昂内尔——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们世袭的职业，毫无抱怨地度过了一系列罗斯柴尔德学徒阶段：在父亲的银行工作，然后去叔叔的银行工作一段或几段时间，最后独自接受一项国外任务。安塞尔姆在1826年正式成为一名合伙人，但是一直到1830年，五兄弟才足够放心地让他参与柏林的敏感谈判，而且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事先仍要接受他父亲的仔细指导，萨洛蒙给了儿子最经典的罗斯柴尔德建议“多听少说”：

你现在是所有兄弟中享有全权的人了……所有兄弟将以相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做生意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因此要多写信……努力工作，忙碌起来，将所有这些托付于万能的主，他能给你带来运气和祝福。

实际上，没过多久，安塞尔姆就具备了足够的自信来表现出一个合伙人应有的权威。不到一年，他就很自信地批评起叔叔们在七月革命之后的投资策略，詹姆斯很快就要求他前往巴黎协助他做事，因为“他真的很有个性”。这是一种先见之明：在下一次更为严重的革命危机横扫欧洲时，安塞尔姆在减少5家银行遭受的损失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即便这是以他父亲的感情为代价的。

内森最大的儿子列昂内尔也顺利通过了学徒生涯。1828年，他正式“加入生意”，当时内森带着列昂内尔前往法兰克福与其他几个兄弟见了面，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中将”。“现在你是指挥自己的将军了。”詹姆斯在信里给予了鼓励，“你毫无疑问能够非常好地参与生意。”“像一个男人一样，做几笔好的生意。”詹姆斯在几天后又说，“证明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商人。”3年后，当詹姆斯苦于应对1830年革命带来的冲击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似乎高高在上的语气：

亲爱的内森，你能否暂时让（列昂内尔）离开一段时间，你知道，如果你能够让他来这里帮我，那将是让人何等高兴的一件事。两人一起努力总要好过一人独自支撑。尽管我们这里很不幸，生意很少，但两个人共同运作还是大有裨益。如果让他来这里不是很方便的话，我将被迫请求你派另一个儿子过来，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儿子看待。我希望列昂内尔对我不会抱怨什么，愿意回到我这里。

当列昂内尔被派往布鲁塞尔时，詹姆斯对“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巴黎感到了一丝不安。到1833年，列昂内尔在他姐姐眼里似乎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生意人”：“他在早上过来问候，然后晚上7点吃晚餐时我们才能再次见到他。”他在1835年的马德里之旅被认为是成功的；他在1836年继承父亲担当大任显然也没有任何困难。

与此对比的是，列昂内尔的弟弟们对银行业则有些抵触。安东尼因为一段感情而被迫缩短了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段学徒生涯，而且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他所选择的姑娘，他由此对那个“让人讨厌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另外两个弟弟也有同感）。与巴黎以及伦敦相比，法兰克福并不提供奢侈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伯阿姆谢尔比侄子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这是常事，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7点，每周工作6天（内森并没有像要求自己那样鞭策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生活条件差不多的巴黎，安东尼仍然感到有所欠缺。詹姆斯曾机敏地解释道，尽管他“努力工作”，但他仍然不能“确保生意一直保留在将来的后代手里”。他的叔叔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詹姆斯鼓励他参与谈判一宗大合约时，注意“观察所有的细节”；萨洛蒙寻求“灌输给他一定程度的坚定意识，但一方面不要动不动就吵架，另一方面脾气不要过于火暴”。但是安东尼一直没有抹去自己不可靠的名声：一直到1840年，他的哥哥纳特感到被迫要在心里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来向他提出抗议。“我不喜欢他给我写信的方式，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向列昂内尔抱怨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是总是有那种容易冒犯人的说话方式，而我们的好兄弟比利（安东尼的昵称）有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

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

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动乱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遗孀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 700英镑）。

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

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

加塞尔不断地成为这类批评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胁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万卢比），他认为这一薪酬过高，而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薪酬：“无论我们与他做了什么生意”，给加塞尔1/4的利润提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加塞尔最频繁的指责是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只写一个字给加塞尔，”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后写道，“那条呆板的狗，为你带来的伤害也肯定会多于好处。他只乐意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拉扎尔——1832年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全职代理人——有时也被贬为“混蛋”，他竭力地讨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犯下了错误。

可能19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应该是丹尼尔·威斯维勒了。威斯维勒当时是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考虑人选中是1834年。当时，威斯维勒显然已经在法兰克福分行赢得了作为一名“商人”的名声，但没过多久，他也被怀疑忽视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考虑替换他的想法：“那个年轻人，按照（安塞尔姆）的说法，一年比一年自负了”：

我真认为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会写信给父亲，让他做好前往马德里的准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够或愿意前往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在信里提到迈耶，我知道你母亲希望他留在英国。我认为兰多在马德里熟悉环境之后会做得很好，他非常干净……而且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绝不会表现出如此荒谬的自傲。威斯维勒不仅现在自傲，今后仍将如此。

这些威胁毫无作用。威斯维勒可能表现出“无比的虚荣”，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迈耶前去马德里待几个月，只是因为威斯维勒要到国外结婚，对此，纳特曾说，“威斯维勒的离开迫使托普（迈耶的昵称）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够立刻让他把自己变成那里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维勒回来了，迈耶就会立刻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安东尼试图推倒威斯维勒时，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旧如冰一样冷，直到我明确地告诉他，只要他在马德里为我们做的生意让我们满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他继续抱怨我们的给予不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待在马德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被迫去那里取代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难，但是我很少或从没有见到比他更冷淡、更精于算计的代理人。他虚荣过了头。

相反，另一个派往美国的代理人哈瑙在那里立刻因为过于草率的交易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满——尽管有人怀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事项，他可能又会被批评为懒惰。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一个“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为我们寻找生意的过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点。

为纠正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误理解，将诸如威斯维勒的付薪代理人与那些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定期往来以及优先生意关系的伙伴银行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要将这些银行全部列出来将会十分枯燥：到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与世界多个地方的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只列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尔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汉堡、米兰、奥代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德国银行业中两个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瓦尔堡和布雷克劳德。实际上，它们只是伙伴银行中的两家银行而已。1848年前，它们在银行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两家银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小银行（尤其是德国的银行）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建立某种联系为整个网络增加的价值，尽管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只有那么一点点。

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

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却不能提供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股份制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股份制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

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

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赫尔伯特·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 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

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

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

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电般的速度形成了”。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内森与托马斯·马萨·艾尔萨格确立了友谊，后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报》，也是该报直至1846年的顶尖金融作者之一。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泰晤士报》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应被夸大（艾尔萨格有时会对英国资金输出的规模表示忧虑，而内森比任何人都鼓励资金输出），但是激进派和民权运动人士指责《泰晤士报》是“犹太人的竖琴”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理由。1842年，安塞尔姆写信给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鲁士政府将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新法令”：

普鲁士国王非常虚荣，很容易受到《辩论日报》或不认同他的政府的英国报纸影响。因此，非常需要这些报纸不时刊登有利于犹太人的文章。由于你十分熟悉《泰晤士报》的主导人物，你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插入这些文章，我会发一些德语文章给你，你可以让人翻译一下。

当然，对媒体的这类控制与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难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对那些敌意媒体施加影响力的做法。现代读者很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当时的金融运作，因为那时几乎没有正式的监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让这方面的立法出现了滞后情况。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环境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上升为“内部交易”或任何现代形式的欺诈，那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纽沁根——以詹姆斯为原型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破产行为累积起了自己的财富。他把这些行动非常详尽有趣地描写了出来，但是它们在经济学上根本说不通，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际运作也丝毫没有重合之处。实际上，似乎只有几起针对内森错误运作行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终成立。比如，1823年，一个购买1822年那不勒斯债券的人声称内森试图扣留他的1 255英镑的存款：这个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实际上是原告、一个名叫亨宁斯的伦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弃义（当法国入侵西班牙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时，他拒绝付款；在价格恢复后，他又试图补交款项）。

针对内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现在1829年，原告是一个叫做布鲁克曼的人，他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心给他提供一个糟糕的投资建议，然后收取买卖股票的费用，而事实上这些买卖根本没有发生。布鲁克曼声称，1818年，内森建议他卖出2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投资由伦敦分行发行的普鲁士债券。这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法国公债价格上涨了10%，而普鲁士债券则下跌了7%——这其中还包含了欺诈的因素，内森并没有将布鲁克曼的法国公债卖给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来。随后，内森又采取了与布鲁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动，卖出普鲁士债券，重新买进了11.5法郎的法国公债。“与之前的情形一样，原告一买进某只股票，价格就会立刻下跌；然后原告被建议抛出……而原告的公债卖出后，市场则再次上扬。”布鲁克曼接着被要求将钱重新投进法国公债，但没过多久就再次接到抛出的建议。根据巴黎分行的账户记录，每笔交易都会从布鲁克曼的账户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费和佣金”等各种费用，但实际上，围绕法国公债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它们一直停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内森的律师试图证明布鲁克曼只是一个“老练的投机者”，受质疑的账户10年前就已经设立，其中的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庭并未采信。根据法院的严厉判决，内森“不合理声明”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鲁克曼支付“损失的或应该得到的钱”，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种支出费用。可以预料到的是，这起案件激发了另一幅漫画《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的浮现，它描绘的内森穿着旧衣服，拿着一个写着“法国债2万公债”的袋子（见图10.9）。

图10.9 “一个神枪手”，《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1829年7月14日）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4插图页。（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藏品，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但是，这种类似于纽沁根的行为得到重视，只是因为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诈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说那些堂而皇之的盗窃了。1824年，一个叫多洛雷的法国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债券问题上提出了针对内森的指控，但并不成功——从伦敦分行以欺诈手段获得了9 670英镑的汇票，然后在巴黎分行兑现。一年后，詹姆斯的一个办事员盗取了大量纸币（可能多达150万法郎），他将那些钱藏在一条特制的腰带里带出了办公室。类似的盗窃案于1838年在纽考特也发生过，一个名叫萨穆埃尔·格林的18岁办事员带着一张2 900英镑的支票逃之夭夭。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这样的情形。6年后，马德里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一次盗窃案，价值4万英镑的黄金和证券被盗。1845年，一个价值5 600英镑的装着西班牙金币的箱子在伦敦运往巴黎的途中被盗。而且，欺诈和盗窃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面对的所有威胁。1863年，一个在交易所损失惨重的年轻人试图用威胁信敲诈詹姆斯10万法郎。这些罪行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价。因为在19世纪，还有比世界级银行家更有诱惑性的目标吗？

他无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