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质疑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温布利体育馆里的一对混凝土塔是英国足球史上最重要的建筑标志，这里是年度足协杯总决赛的举行地。但最初，它却是作为英国帝国主义的象征而建的。

1924年4月23日，国王乔治五世为“大英帝国展览会”揭幕。这次热闹的盛会是为了庆祝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成就，是为了让世人确信，大英帝国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有着光明的未来，尤其是经济前景。官方指南对展会的目的表述得非常清楚，这是：

为了在大英帝国原材料的发展和使用中，找到财富的新来源。为了促进大英帝国内部的贸易，并为自治领及英国本土的产品开辟新的世界市场。为了增进大英帝国内部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并向英国人民展示建立新的自治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限可能。

为了庆祝这一盛会，单调的郊区街道被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德雷克等帝国主义英雄的名字重新命名。但是，这一展会的基调却是由场馆自身定的。该场馆是由混凝土建成的，本身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胆的现代化宣言。展会开幕式同时也是皇家广播电台的首播仪式。

从一定程度上说，展会取得了巨大成功。逾2700万人涌入了面积达8100公亩的场地；实际上，这个展会非常受欢迎，因此在1925年又召开了一次。仅在大英帝国诞辰日就有9万人涌入场馆参加感恩仪式——虽然，人数上还比不过1年前观看西汉姆联队的球星博尔顿·万德斯比赛的观众数（127000名），但也算人数众多了。展会上还有一尊完全用加拿大黄油制作的威尔士亲王的骑马雕像，让参观者惊叹不已。参观者们还可以看到在场馆里精彩重演的祖鲁战争。他们也可以坐着那辆“永不停息的火车”从展会上的一个展馆到另一个展馆，这辆小火车的名字可以说寄托了英国对未来的希望。无论参观者走到哪里，他们看到的都是大英帝国持续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是经济生命力——的有形见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政府补贴了220万英镑，但是，展会的损失却超过了150万英镑，而1914年前的展会往往都是赢利的，这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有人也从中看出了大英帝国展览会和大英帝国本身发展呈现出极其相似的起伏，令人叹息。但是，更让人担忧的可能是，展会成了整个国家的笑话。P·G·沃德豪斯在《星期日晚报》上刊登了一个故事，里面的虚拟主人公叫伯蒂·伍斯特，他与朋友比菲参观了温布利体育馆的展会。由于此前后者与一个女孩的交往陷入僵局，他们为此心事重重，所以，很快对这些珍贵但无趣的展品失去了兴趣：

当我们蹒跚地走出黄金海岸，走向机械馆时，不由自主朝着西印度展区里的一个风格明快的“耕种者酒吧”走去……我从未到过西印度，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在生活中的一些基础元素上，他们远比欧洲文明先进。吧台后面站着一个我乐意看到的面善的家伙，看到我们进来，他似乎已经猜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胳膊还未碰到吧台，他就跳起来，奔前奔后，每奔走一个来回就取出一瓶新酒。显然，一个耕作者从不把喝一杯酒叫做喝酒，除非里面至少兑入7种酒。注意，我并没有说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

吧台后面的人告诉我们，这种酒叫绿甜酒；如果我能够结婚并生子，那么肯定会给他起名格林·斯威佐·伍斯特，以纪念他的父亲在温布利获得新生。

《磁铁》一书中的比利·宾特则是另一位参观者，还有诺埃尔·考沃德（“我带你来这里是为了瞻仰大英帝国的奇迹，可是你到这里却只顾玩碰碰车”）。H·M·贝特曼在《庞曲》画报中的卡通人物见面就直接问：“在温布利获得新生了吗？”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人最擅长举行这种帝国展会——把帝国当做一回事。这本身就是大英帝国力量的一个源泉。许多人之所以会作出英雄行为，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身居要职的白人应该做的。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在缅甸担任副督察，他发现，自己必须射杀一头捣蛋的大象，“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笨蛋”：

我并不是很在意自己的皮肤，倒是在意背后警惕着我的黄色脸庞。那时，在人群的注视下，我一般不会害怕，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可能会害怕。可是，一个白人在“当地人”面前是不应该害怕的；因此，总的来说，他不会害怕。我脑中的唯一想法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2000名缅甸人会追逐我、抓住我，把我踩在脚下，把我撕得粉碎，就像当初的印度人一样。如果发生这种事，很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大笑。但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

奥威尔当时的名字叫埃里克·布莱尔。他在孟加拉出生，是鸦片部一位文员的儿子，曾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一向忠于职守。但现在，甚至他也觉得一本正经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确实太不容易了。

并非奥威尔一个人有如此的想法。在整个大英帝国，一代人的观点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莱奥纳多·沃尔夫（小说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丈夫）在1904年加入锡兰的文员机构，并被派去管理方圆几千平方公里的一个内陆地区。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辞职了，因为他相信“一种文明和生活模式之下的人们试图强行统治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生活模式，这太荒谬了”。他认为，一名殖民地行政官员能做的最多的事应该是：

阻止人们相互杀戮或者掠夺，阻止焚烧房屋，或者防止霍乱、疟疾和天花的传播，如果一个人在3天里能够有一晚上的睡眠，那已经相当满足了……在那里……有些事注定会缓慢但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你——你无计可施，只能在4800公里之外观望。

年轻的时候，弗朗西斯·杨哈斯本曾穿越戈壁沙漠，也曾目睹过“詹姆森突袭”，1904年，他带领第一支英国远征军进入拉萨。但是到1923年，他却接受了自由之爱的观念，并自称“希望的追随者”；4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外星生命：有关在某些恒星的行星上存在比我们更高级的生命形式》。今天，我们只知道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恐怖小说《沙岸之谜》曾经因惟妙惟肖的描写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14年打过德国人，也加入了爱尔兰自愿军，1921年他作为爱尔兰代表的秘书出席和平谈判，最后，他在爱尔兰内战中与极端共和主义者并肩作战，对抗一支火枪队。

哈里·圣约翰·布里杰·菲尔比的故事尤为离奇。菲尔比是锡兰一位咖啡种植园主的儿子，也是《英国男孩周报》所塑造的帝国主义英雄之一。他是威斯敏斯特的皇家学者，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第一名的优等生，也是印度文员机构中的一名要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菲尔比在中东地区的壮举恐怕只有劳伦斯可以与之相媲美。但战后，他竭力在后奥斯曼时代的阿拉伯支持伊本·沙特竞选最高统领，这就与官方意见起了冲突，后者支持的是劳伦斯提名的侯赛因国王。1922年，菲尔比在政府正打算辞退他时提交了辞呈。到1930年，他皈依伊斯兰教，并为伊本·沙特的事业呕心沥血，此时，伊本·沙特已经驱逐了侯赛因。菲尔比的叛逆行为中最令英国人生气的是，1933年，他成功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标准石油公司之间的关键交易，这导致后来美国在阿拉伯油田获得了比英国更大的优势。据他的儿子——苏联间谍基姆·菲尔比后来回忆，受父亲影响，甚至还不到10岁，他就成为一个“不信上帝的小反对派”。对大英帝国失去忠诚的同时，对上帝的信仰往往也消失了。

甚至在沙漠中煽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英雄劳伦斯也出问题了。在美国洛厄尔·托马斯将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与艾伦比在巴勒斯坦》（1919年8月在考文特花园首映）后，劳伦斯成了名人。此后，劳伦斯却逃离了公众视线，先是去了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后来又去了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基地（这次就更不为人所知了）。在那里，他使用假名罗斯。被空军解雇后，他又以肖的名字应征坦克军团。使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新的、也最不讨人喜欢的导师，特立独行的剧作家萧伯纳。为了躲避删节版小说《智慧的七柱》出版后所引起的轰动，劳伦斯再次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并被派驻卡拉奇，最后他在多西特退休。1935年，他在一场普通的摩托车车祸中丧生。

如果说，这样的英雄对大英帝国的统治也会有怀疑，那么，那些对大英帝国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就更别提忠诚了。E·M·福斯特只在1912年受命担任代瓦斯王公的专职大臣时，在印度进行过短期旅行。但是，他却根据这段经历写下了《印度之旅》（1924年），这也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控诉在印度的英国侨民的文学作品。书中那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常说的话是：“我们不是为了作出讨人喜欢的表现才来印度的。”而穿着体面的年轻女士则抱怨“总是要面对舞台的灯光”。萨默塞特·莫姆是另一个例子，虽然他对印度的了解仅来自于他在那里的旅游，但他却很高兴地看到大英帝国霸权的前沿出现了裂缝，正如《机会之门》中的情节一样，在其中一幕，一个懦弱的天真之举是使一个男人毁了前程，又失去了夫人。关键问题在于：“所以，你意识到……你已经让政府淹没在了奚落中……（而且）让你自己沦为整个殖民地的笑柄”。另一位到印度旅游的文学青年伊夫琳·沃用他的书《黑人的危害》（1932年），给非洲的英国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害：他嘲笑他们，从大胆鲁莽的探险家巴兹尔·西尔到接受过牛津教育的皇帝赛特。在《每日快报》（这份报纸对殖民地事务的参与引发了创办《独家新闻》的灵感）上，J·B·莫顿的“码头流浪汉”专栏描写了一系列更可笑的帝国主义特征：“大白卡斯泰尔斯”，亚布拉的居民。不过，也许没有比戴维·洛笔下的卡通人物布林普上校更能体现大英帝国声名狼藉的新形象了。布林普是一个典型的保守而落伍的殖民地陆军上校——肥胖、秃顶、脾气暴躁、不可信赖——他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代人所轻视的大英帝国的一切。洛后来深刻剖析了他创作的这个角色：

布林普对民主可没有什么热情。他对普通人民以及他们的抱怨非常不耐烦。他处理社会动乱的方法就是减少教育，以便让人们看不懂经济衰退。他是一个极端孤立主义者，不喜欢外国人（包括犹太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来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人们）；主张暴力、拥护战争。对国际联盟或者国际反战力量来说，他一无是处。尤其是，他反对任何对世界资源的经济重组，唯恐改变现状。

但是不知不觉地，即使是最顽固的帝国主义者，也在慢慢蜕变成反对帝国扩张的“英帝国主义者”。

关于这场对大英帝国的集体怀疑，最奇怪的一点是，那些传统的帝国主义精英反倒最容易产生这种情绪。大英帝国在大众心目中仍还维持正面形象，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近出现并很快流行起来的大众传媒：电影。大英帝国——许多电影院起名为“帝国电影院”——就是天然的票房素材。这里有现成的情节，有异国的背景，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就可以编制出一段浪漫的情缘。无须奇怪，英国的电影制片人制作了许多以帝国臣民为题材的电影，比如《鼓》（1938年）和《四根羽毛》（1939年）。后者的影响力尤为深远，甚至《纽约时报》也称之为“一曲帝国主义交响乐”。更令人称奇的是，对帝国主义题材的热衷在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表现得尤为明显，仅仅4年就拍出许多部作品，不仅包括经典电影《抗敌英雄》（1935年），还包括《印度的克莱夫》（1935年）、《太阳永不落》、《古庙战茄声》与《斯坦利和利文斯顿》（都拍摄于1939年）等。但是，事实上这是平民眼中的帝国。仅仅1年后，约翰·巴肯就沮丧地写道：“今天，这个词（大英帝国）被可悲地玷污了……它成了丑陋的波状钢屋顶和新建的村镇的代名词，或者更糟糕的，成了无情的种族傲慢的代名词……构建起理想主义和诗歌世界的词句，如今却因被用于蹩脚的诗词和饭后打油诗而丧失了原有的魅力。”

日益严重的大英帝国信心危机的根源在于，英国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付出了巨大成本，几乎超出它的极限。仅英伦诸岛的死亡人数就约为75万，也就是说，在15~50岁的成年男子中，16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经济成本就更难计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就深情地回顾了“人类经济进步史上的那段辉煌篇章……这一篇章在1914年8月告一段落”：

对于……中层和上流社会来说……生活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麻烦提供了便利、享受和娱乐，而在以前，这是最富裕的阶层和最强大的君王才享有的特权。伦敦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购买整个世界的各种产品，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只要他认为合适，而且完全有理由希望他订购的货物能够很快送到他的门口；同时，他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将他的财富投资于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中，并分享未来的果实和优势，一点儿不费力，也不费事。

但现在，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要恢复战前全球化的基础看来极其困难。甚至在战前，大英帝国就开始采取初步举措，削减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之后，控制进一步加强，到20世纪30年代，流向美国的新移民潮几乎中断。战前，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税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但是，征收这些关税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收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主张下，阻碍自由贸易的壁垒高高地竖立了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经济变化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国际资本市场。从表面上看，国际资本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就恢复了正常。金本位制普遍恢复，战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也逐渐放松。英国重新担负起了世界银行的角色，不过，现在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和英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曾经运转正常的巨大机器现在却发生了故障，卡住了。原因之一是战争带来的新的巨额债务：不仅仅是德国要进行战争赔偿，作为胜利方的协约国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德国和法国的央行未能存储足够的黄金，因此放弃了金本位制这一“游戏规则”。主要问题是，经济政策——曾经根据收支平衡，纸币可以兑换成黄金等经典自由经济原则进行预测的——现在却要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压力。投资者不再确信已经负债累累的政府还有意愿削减开支、提高税收；他们也不确定，在黄金外流的情况下，利率是不是会被提高，以维持可兑换的黄金储备，尽管这样做会导致国内货币紧缩。

英国虽然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最大的、唯一的受益者，但最后却未必能获益多少。20世纪20年代，这个多年久经考验的世界警察似乎失灵了。参战的高昂成本导致国家债务增长到原来的10倍。仅仅债务利息就占据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开支总额的近1/2。预算应该与支出平衡（理想情况下，最好有盈余）的假设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支配者不再是纳税人，而应该是债券持有者。以现在高估的1914年汇率水平回归金本位制的决定导致英国维持了10多年的通货紧缩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工会力量的增强不仅激化了行业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6年大罢工—而且意味着工资削减幅度滞后于价格降幅。实际工资的增长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在1932年1月大萧条的谷底，近300万人（占所有纳入保险工人的总数的近1/4）失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国的大萧条非常严重，但是，比起大萧条对美国和德国的影响来说，美国的情况还是非常温和的。这与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革命毫无关系：虽然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强调了政府需求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使用预算赤字刺激衰退的经济——但是，他的理论是很久以后才实行的。实际上，最后促进复苏的是对大英帝国经济进行的重新界定。英国之所以按照旧的利率水平回归金本位制，部分原因是担心一旦英镑贬值，各自治领将转而使用美元。1931年，事实证明，英镑可以贬值，而各自治领也将紧随其后欣喜若狂地贬值。一夜之间，英镑使用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却不再与黄金挂钩。贸易政策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英国大选之前的两次民意测验，都否决了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在经济繁荣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大规模的危机中却成了不可缺少的事情。正如约瑟夫·张伯伦所希望的，“帝国特惠关税”（对殖民地产品实行优惠关税，从1932年起实行）促进了帝国内部的贸易。20世纪30年代，英国本土向大英帝国的出口从占英国出口总量的44%上升到了48%，进口英国的产品从占英国本土进口总量的30%上升到了39%。因此，虽然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的政治联系因《威斯敏斯特法令》而松散了，但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起来。

温布利展会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会误导人：大英帝国确实很有钱。而且，诸如帝国商品行销局（由利奥·埃默里创立，无意中推广了帝国特惠关税）等机构还在不断地向国内鼓吹这一点。仅在1930年，英国65个不同的城镇先后举办了200场“帝国购物周”。在帝国商品行销局的建议下，国王的御厨精心制定了“帝国圣诞节布丁”的配方：

1磅无籽葡萄（澳大利亚）

1磅无籽葡萄干（澳大利亚）

1磅带籽葡萄干（南非）

6盎司苹果泥（加拿大）

1磅面包屑（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1磅牛油（新西兰）

6盎司蜜制果皮条（南非）

8盎司面粉（英国）

1英镑红糖（西印度）

4枚鸡蛋（爱尔兰自治州）

1/2盎司肉桂末（锡兰）

1/2盎司丁香末（桑给巴尔岛）

1/2盎司肉豆蔻末（海峡殖民地）

1把布丁香料（印度）

1汤勺白兰地（塞浦路斯）

2汤勺朗姆酒（牙买加）

1品脱老啤酒（英格兰）

这些美味原料调配在一起的混合物，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大英帝国存在，就能做出圣诞节布丁。如果没有大英帝国，那么英国就只有面包屑、面粉和老啤酒了。或者，正如奥威尔所说，没有了大英帝国的英国只是一座“冰冷的、无足轻重的小岛，我们都只能拼命劳作，而且主要靠鲱鱼和土豆为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英帝国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但是，大英帝国的国防在英国政务中的重要性却不可阻挡地下滑了。虽然大英帝国的选民要求履行战时承诺，“修建适合英雄的家”，更别提修建医院和学校了，但英国政客先是忽略了这些要求，随后又干脆把大英帝国的国防事务完全抛到脑后。在1932年前的10年间，大英帝国的国防预算削减了1/3，而同期意大利和法国的军事开支分别增长了60%和55%。1919年8月的战时内阁会议采纳了一条规则：

为了作出重新估计，我们应该假设大英帝国在未来10年间不会参与任何重要战争，也不会为此目的派出远征军……陆军和空军的主要功能是向印度、埃及、新近托管的地区、所有在英国控制之下（不是自治）的地区派出驻军，以及为国内的文职机构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1932年之前，“十年规定”每年都要进行更新，新的开支计划每年都被推迟。理由很明显：正如从1934年起担任财政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内维尔承认的：“我们不可能同时考虑对日本和德国作战；我们根本付不起那么高的开支。”作为帝国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马辛贝德爵士将军在1928~1940年间的“唯一念头就是推迟战争，而不是展望战争”。

1918年，英国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运动赢得了西线的战争。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教训都以经济的名义被遗忘了。现实显然是，虽然英国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获得了更多的领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让大英帝国比以前更脆弱了。战争好比一系列新军事技术的温床，孕育出了坦克、潜水艇和战斗机。为了确保战后的未来，大英帝国需要对所有这些先进技术进行投资。但事实上，它什么也没做。英国人为拥有连接直布罗陀到巴林，再到卡拉奇的民航班机而骄傲，但是，在大英帝国的海军防御力量建设方面，它却几乎无所作为。在20世纪20年代的亨登空中表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当地人”村庄的模拟轰炸；但这就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全部实力了。1927年，R·G·埃杰顿爵士强烈反对用装甲车代替骑兵队的马匹，理由很有趣，因为“马匹通人性”。虽然丘吉尔主张启用坦克和装甲车（或许正因为是他赞同这一主张），骑兵团机械化的决定直到1937年才被采纳。对那些负责装备骑兵团的人来说，似乎设计一种与印度刺猪的短枪类似的武器才更重要。当1939年，英国再次参战时，前线所用的武器大多数都是1905年的型号，种类只有德军的1/2。

但是，政治家们一时还是逃脱了谴责，因为破坏大英帝国稳定的主要威胁似乎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

1916年复活节，一个周一的中午，1000名左右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诗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和社会学家詹姆斯·康诺利的领导下，进军都柏林，占领了几处公共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巨大的邮政总局，在那里，皮尔斯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经过3天激烈的战斗，英国炮兵严重损毁了都柏林市中心，叛乱者投降，叛乱宣告失败。这其实是一场通敌叛国的行动——叛军的枪支实际上是向德国索要来的——英国人的最初反应也非常无情：几个主谋很快就被处决了。（奄奄一息的康诺利只能用一张椅子支撑着，才能站着接受枪决。）这场战斗的后果是，政府更愿意调集以前的士兵——臭名昭著的爱尔兰王室警吏团——来消灭武装共和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现在更像是以新芬党及其军队爱尔兰共和军的名义而发起的一场民众运动。但就像这一时期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人不能容忍军事镇压。当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在克罗克公园的一场盖尔人足球赛上朝公众开枪时，这一事件在英国激起的反感与在爱尔兰的感觉一样强烈。到1921年，当英国人的伤亡人数接近1400人时，继续作战的意愿已经消失了，双方仓促地达成和平协议。爱尔兰已经在上一年分裂成了新教主导的北部（6个郡）和天主教主导的南部（剩余26个郡）。劳合·乔治的唯一成就就是让这两个部分都留在大英帝国内部。但是，就在有关效忠王室，还是争取自治领地位的争论之中，南部的“自由州”正大步走在成为独立共和国的道路上（1948年，终于如愿以偿）。

不同政见者的小规模暴动，无情的军事镇压，紧接着是英国人自信心的崩溃，双方角力、重新思考、仓促让步、再次让步，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但爱尔兰成为一个特殊案件：允许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一分为二，这等于向整个大英帝国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

无论是从财力还是人力方面来说，印度对帝国战争的贡献都远大于澳大利亚，虽然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从巴勒斯坦到帕斯尚尔的战场上牺牲的6万名印度士兵的名字，被刻在了新德里印度门巨大的拱门之上。为了回报他们，或许也是为了让他们确信，德国人对印度人的任何劝诱都将既往不咎。蒙塔古曾在1917年发誓，在印度“逐步建立责任政府”。这曾是许多鼓舞人心的号召之一，但是，实现这一誓言的日期却太过模糊——也许非常遥远。对于印度国大党中的激进派以及孟加拉更极端的恐怖组织来说，改革的步伐太慢，简直让人难以容忍。确实，至少印度人现在有了自己的一些代表组织。德里的中央立法议会看上去俨然成为一个小型的上议院，连绿色的皮革座椅都与英国上议院相同。但是，这些代表组织没有实权。政府将战时限制政治自由的政策延长3年的决定（这使得它有权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在没有提起公诉的情况下拘捕嫌疑人，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判人入狱）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建立责任政府的承诺，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是，印度人注意到了爱尔兰的例子，并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等待别人授予自己自治权，是无济于事的。

英国人在对付印度的暴力抗议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身材瘦小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的追随者称其为圣雄，而丘吉尔称其为“煽动叛乱的托钵僧”——则是他们从未碰见过的棘手问题。他是一位在英国接受过培训的律师，一位在布尔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老兵，他最喜爱的诗歌是吉卜林的《如果》，但是，从他消瘦的身材和他的装束来看，他却是一位传统的圣人。为了抗议战时管控政策的延长，甘地号召印度人用“灵魂武装”自己。这是号召人们进行消极的、非暴力抵抗的一种有意识的宗教呼吁。然而，英国人却不相信他。甘地提出联合休业主张的本意是为了用一天的时间在印度范围内实行“自我净化”，但对英国人来说，这花哨的词汇实际就是指代总罢工。他们决定用旁遮普省副总督迈克·欧德怀尔男爵的“第一武装”来对付印度人的“灵魂武装”。

1919年春，印度人不顾甘地的恳求（虽然常常还要以他的名义），将抗争从消极状态升级到了积极状态。3月30日，当德里铁路的一群印度人准备实行联合休业时，冲突发生了。军队开火后，3名印度人丧生。但是，最恶劣的冲突是发生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那里就有一个人感觉到，事态开始向以前印度兵变的方向发展了，他试图阻止这一苗头，没有获得成功。在阿姆利则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一开始都很响应甘地的号召。3月30日，有3万人集会进行“消极抵抗”。4月6日，又举行了一次联合休业。这一阶段，局势总体还算平和，但由于当地两位民族主义领袖受到了看管和驱逐，紧张氛围已经有所升级。但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暴力事件发生了。枪击事件、抢劫银行事件、破坏电话线等事件频频爆发。4月11日，英国教堂的一位名叫马努埃拉·舍伍德的传教士被人从自行车上拉下来，并遭到一群暴徒的残酷殴打。在这种情况下，文职政府的权力移交给了军队。当晚，雷克斯·戴尔准将抵达并接管政府。

戴尔是位脾气暴躁、身体强壮、吸烟成瘾的人，对付民众暴乱自有一套妙法，也因此小有名气。在参谋学院，就有人形容他“嘴里叼着左轮手枪穿过缅甸防线时，是最开心的”。但现在，他已经54岁了，疾病缠身，戎马生涯留下的伤口时常困扰着他。他的脾气非常暴躁，上任伊始，他就明确指示：“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会或者游行。一旦集会，格杀勿论。”次日，他又正式宣告禁止“任何会议和集会”。4月13日，2万名民众聚集在札连瓦拉园抗议这些命令。戴尔毫不迟疑地进行了镇压。他派出了两辆装甲车和50人的廓尔喀和俾路支军队到场，部署军队包围人群后，他便立即下令开火。没有任何警告，人群也没有任何机会逃散。因为这729公亩的集会地四周都是高高耸立的墙，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口。10分钟的持续射击之后，379名示威者被击毙，逾1500人受伤。事后，戴尔下令公开鞭打地位较高的嫌疑犯。任何走到马努埃拉·舍伍德被袭地所在街道的印度人都被迫趴在地上爬行。

正如爱尔兰一样，强硬手段一开始还是得到支持的。欧德怀尔就支持戴尔的举措。戴尔的上司们也很快为他在阿根廷找到了新的差事。当地的一些锡克人甚至在金庙的一次仪式上授予他荣誉锡克人的称号，将他比做“nikalseyan sahib”（即约翰·尼科尔森，1857年印度兵变中的传奇英雄）。在英国本土，《晨报》还为戴尔开设了一只慰问基金，共募集资金2.6万英镑，捐赠人中还包括拉迪亚德·吉卜林。但是很快，自以为是的情绪就开始转变为自责的心态了。当两位受国大党支持的律师成功地将戴尔传唤到法庭，就其镇压行为受审时，戴尔的厄运也就开始了。他恬不知耻地承认，他的目的就是“让整个旁遮普省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下”，这让他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在议会，蒙塔古愤怒地质问那些为戴尔辩护的人：“你们是想通过恐怖主义、种族歧视、附属关系和威吓手段来控制印度吗？”更没想到的是，丘吉尔也谴责戴尔的大屠杀“惨无人道”，是：

在大英帝国的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无仅有的。这是一起与以往的惨剧完全不同的事件，军队竟然与平民发生了冲突。这是一起特殊的事件，一起惨无人道的事件，一起罕见而邪恶无比的事件。

丘吉尔强调，朝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不是英国人的行事风格”，他谴责戴尔这样做会削弱，而不是拯救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简直是“所有景象中最可怕的，文明的力量遭到无情的践踏”。戴尔很快被军队解雇，虽然他从未受到起诉，但是，他的仕途也就此结束了。

印度就好像是放大版的爱尔兰；而阿姆利则好像是印度复活节起义，一方面产生了很多民族主义烈士，一方面也带来了对大英帝国的信心危机。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者一开始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呼吁地方自治和大英帝国内部权力的移交，但到最后，它们都是依靠武力让大英帝国妥协。而且，在这两桩事件，英国对待暴力反抗的态度都是分裂的：基层态度强硬，上层态度和缓。如果正如甘地所说，阿姆利则“撼动了”大英帝国的“根基”，那么第一次震动就是3年前从都柏林发出的。确实，印度人学习爱尔兰的经验已经有一阵了。当年轻的贾瓦哈拉尔·努胡走访都柏林时，他发现，新芬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怜悯，而是争取权利”。当印度预言家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希望民众反抗英国人分裂孟加拉时，他采取了爱尔兰式的联合抵制策略。另外，1918年12月，一位爱尔兰女士安妮·贝赞特被选为国大党主席，她是一位半癫狂的有神论者，她相信她的养子是“世界之师的载体”，并预见到“地方自治”是解决印度问题的答案。

不过，重要的并非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震撼本身，而是它们撼动了大英帝国根基这一事实。以往几个世纪里，英国人为了捍卫大英帝国，会毫不迟疑地射杀任何人。但是，在莫兰湾事件后，这一切开始转变。到了阿姆利则大屠杀发生时，曾经在克莱夫、尼科尔森和基奇纳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无情的果决，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弥漫的所有这些焦虑情绪中，还有一个人继续对大英帝国的未来深信不疑。在他眼中，英国人是“训练精良的民族”，他们“以300年的努力确保自己在世界上称霸两个世纪”。他们已经“学会了做主人的艺术，他们轻轻地挽住缰绳，好让当地人感觉不到约束”。甚至他最喜爱的电影《抗敌英雄》，也是以帝国臣民为主角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以及他后来在餐桌上的独白中，阿道夫·希特勒反复表达了他对大英帝国主义的崇拜。他声称，德国人要做的，就是以英国人为榜样。“大不列颠的财富就是靠对3.5亿名印度奴隶的资本主义剥削……而积累起来的。”这就是希特勒最崇拜的：有效地压迫一个“低劣”的民族。而且，德国人显然有条件实施同一个计划。他解释说：“印度之于英国，就好像俄国之于我们。”如果希特勒对英国有什么微词的话，那就是他认为他们过于自责，对属民过于仁慈。

有英国人自责说，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太过糟糕。为什么？因为印度并不欢迎英国人的统治。但我说，英国人已经把印度治理得够好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希望他们管理的臣民，对他们表示欢迎。

1937年，他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解释说，对付印度民族主义的方式很简单：“杀死甘地，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他们屈服，那么就把国大党的领袖再杀几个；如果还不够，那么再杀200人，依此类推，直至建立稳定的秩序。”

希特勒从不怀疑，大英帝国统治的真正挑战是它的对手，而非当地的民族主义。他在《我的奋斗》中说道：“只有当英国自己的行政机器受制于民族分化……或者受到强势敌人的利剑伤害，它才会失去印度。印度的动乱煽动者永远不可能实现这点……就算英国人向印度归还自由，不消20年，印度还会再次失去自由。”他还恬不知耻地承认，他的帝国主义计划要比大英帝国卑劣得多：

如果说印度居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生活悲惨的话，那么即使英国人走了，他们的生活也未必更好……如果我们拿下印度，那么印度人显然也不会欢迎我们，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怀念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好日子。

但是，希特勒否认自己有任何“攻占”印度的意愿。相反，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我，作为一个德意志血统的男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宁愿看到印度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的统治之下。”他坚称，自己无意摧毁大英帝国，这种行为（正如他在1941年10月所说）“对德国没有任何好处……而只会让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受益。”1940年6月，他还告诉墨索里尼，大英帝国是“维持世界力量制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正是这种亲英思想，让大英帝国面临着也许是最为严重的威胁：一种恶魔诱惑的威胁。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作演讲，这次演讲值得我们在此大段记录：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始终在阐述德国和英国之间达成亲密友谊及合作关系的主张……这种推崇英德友谊及合作的意愿，不仅仅符合我们两个民族因渊源久长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符合我的认识，即对整个人类来说，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我从来不怀疑，大英帝国的存在对人类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价值。不管英国采用什么手段获取殖民地（据我所知，他们多数时间用武力，有时往往非常残酷）。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其他任何帝国也从未以其他方式崛起，而且最后，能够永垂青史的并非这些方法本身，或者方法的成败，而是这些方式所带来的普遍益处。毫无疑问，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在世界上完成了不可估量的殖民工作。对此，我表示由衷敬佩。对我来说，破坏这一劳动果实的行为无论从以前还是现在来看，从整个人类的更高层面来看，都是对人类的一种荒谬的摧毁。

随后，他切入正题：

但是，对这种成就的衷心崇敬并不意味着我忘记了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认识到，除了英国人的利益之外，还有德国人的利益；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英国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维持大英帝国的永存，而德国人生命的意义则是争取自由和德意志帝国的永存，那么我认为，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间不可能有永存的友谊。

这份字斟句酌的言论显示出，德国正在尽最后的努力避免与英作战，即以英德共存为前提，与英国达成协议：德国将允许英国维持它的海外帝国，如果后者能够免费帮助希特勒在中欧和东欧建立起一个德意志德国。1940年6月25日，希特勒致电戈培尔，具体说明了这项协议该如何实施：

元首……认为，如果有可能，必须保全大英帝国。因为，如果它崩塌了，我们无法继承它的基业，反而会使外国或者更不友好的国家占了便宜。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保全大英帝国，那么就必须用武力使它臣服。元首同意停战的条件是：英国从欧洲出局，归还殖民地和托管国。偿还在世界大战中，它从我们手里掠夺的东西……

这是希特勒反复提到的观点。1942年1月，他仍然认为，“英国有两种可能：要么放弃欧洲控制东方，要么放弃东方控制欧洲”。

我们知道，战时内阁中有些人已经（或者正在）受到将欧洲大陆拱手让给纳粹德国，以争取“和平”想法的诱惑。哈里法克斯本人就在5月25日接触过意大利大使，以殖民地行贿（可能是直布罗陀，可能是马耳他），希望墨索里尼不要参战，并且牵头组织一场和平会议。张伯伦私下承认，如果他相信“我们将坦噶尼喀拱手让给德国，就能够换取和平以及一块永久的聚居地的话”，那么他“是不会有一刻犹豫的”。值得我们永远庆幸的是，丘吉尔却看穿了希特勒的鬼话。3天后，丘吉尔召集整个内阁——不仅仅是满脑子绥靖政策的战时内阁——作了一次演讲。丘吉尔坚称，“我们不要徒劳地幻想，以为现在努力达成和平，就会比通过战争去争取和平有更多好处。德国人会要走我们的战舰——他们称为解散……还有我们的海军基地，以及其他东西。我们将变成一个奴隶国……”这么说很正确，希特勒提出的与大英帝国和平共存的协议完全没有诚意。否则，为什么1937年11月5日在与德国参谋部军官进行那次著名的会议时，他会将“英国”称为一个被“仇恨煽动的对手”？那次会议上，谈到大英帝国时，希特勒换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口吻，赤裸裸地预言大英帝国不日即将瓦解。这才是希特勒的真实想法：大英帝国“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已经难以为继了”。德国筹建大西洋舰队和非洲殖民帝国的计划，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然而，丘吉尔反抗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也是以卵击石。当然，在德国人尚未拿下法国海军的前提下，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仍比德国大。英国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相比，也有足够的优势，因此有足够大的机会赢得英国保卫战。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敦刻尔克撤退后，225000名英军（还有120000名法军）中最终有11000人牺牲，40000人被俘，而且装备辎重几乎悉数丢弃。德军有10个装甲师，可英国人却几乎没有坦克。最重要的是，法国被征服了，俄国人站在了希特勒一边，英国根本就是孤军奋战。

是这样吗？1940年，丘吉尔对英国上议院的慷慨陈词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他曾意气风发地发誓，要战斗“在海滩上……田野里，和大街上”。但真正重要的是，演讲的结论：

……我们将永不妥协，即使——虽然我一刻也不愿相信——这座岛，或者这座岛的大部分被攻占，饱受痛苦，我们海外的大英帝国，在英国海军的武装和护卫下，将继续战斗，直到在上帝的保佑下，新的世界羽翼渐丰，站起来拯救和解放曾经的家园。

欧洲失去了。但是，大英帝国保留了下来。这是在未与“那个人”作进一步会谈的情况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