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冷战的判断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他从不认为这和坚定的亚特兰大主义不兼容。他的确可以宣称自己为《大西洋宪章》的起草提供了灵感，该宪章为英国和美国之间在战时和战后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41年，就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华盛顿出任大使前，沃伯格建议哈利法克斯勋爵应在他首次的美国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份针对世界的新的大宪章”，而不只是为英联邦。母语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联盟，其目的很明显。早在1940年，沃伯格以卓越的先见之明看到，法国沦陷也许最终将意味着“苏联势力的进一步延伸”，有可能延伸至莱茵河。希特勒的战败是以向斯大林交出欧洲大陆为代价，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担心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为他在冷战期间坚定地反对苏联奠定了基础。1942年，英国的亲苏情绪高涨，像工党内的许多人一样，虽然沃伯格在战时对苏联的“现实主义、大无畏和目的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毕竟，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在追求胜利上流了更多的血。

今天，人们很容易忘记冷战那一代人生活在怎样的阴影下，超级大国对峙产生的破坏性，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1987年，这种破坏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消失。1949年10月，沃伯格写信给他的友人威廉·舒巴特说，“如果苏联人掌握了原子弹，那么我非常确定，他们有能力把原子弹打到美国……如今地理距离不再成为保护。当今唯一相对安全的地方可能是那些相对远离人口和工业中心的地方”：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了一个从中欧来的难民的故事，他大概在1938年来到英格兰，他担心下一个地方应该去哪儿，但不能下定决心。有人问他，“你到底想去哪儿？”他答道：“很远的地方。”那人又问：“很远的地方在哪儿？”他答道，“离所有地方都很远的地方。”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这是一种徒劳和歇斯底里态度的征兆，这种态度伴随着道德、社会和经济的解体。这种解体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从那时起，它愈演愈烈，尽管会有较光明的短暂间隔。鉴于这种解体，大部分不愿意被歇斯底里的情结吞没的人，要么按照伏尔泰所说的“管好自己的事”，要么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即我们周围好像没有发生解体一样。

事实上，沃伯格不得不以一种重要的感觉度过余生，“好像”这个世界既不危险，也不腐朽，但他内心知道并非如此。

但沃伯格直觉上对核战争风险规模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像他很快就意识到威慑和相互毁灭，这两者产生的稳定性的作用。朝鲜战争白热化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结合极端好战和政治野心，让人不安地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将军、希特勒早期的支持者艾里希·冯·鲁登道夫，即使在那时，沃伯格仍旧明白，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热”战，比“持续冷战伴随在朝鲜和印度发生局部热战的可能性要小”：“我甚至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许开始把冷战视为在未来1~20年的一种常态，那时我们也许会逐渐平静下来，不会像到目前为止那样紧张。”事实上，早在1951年，沃伯格企图展望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缓和的时代，甚至展望超级大国们走到一起：

如果一个人愿意沉浸在特别乐观的期待中，那他也许想象得到，冷战持续10年后，东西方也许习惯了共处，习惯了以一种奇怪的混搭精神，互相怀疑又互相容忍。这是心理学的一次熟悉的经历，抽象地说，虽然怀疑和容忍之间存在对立，但在现实中，适当的怀疑加上适当的容忍，可以产生合理的精神催化剂，调解对立思想态度之间的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个人和国家。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东西方相互之间也许会慢慢采取和平的态度。同时，东方阵营的发展方向也许会变得不那么集权、集中，而西方阵营在更广泛的区域基础上和更社会主义化的模式上，也许会变得更加有组织。

使沃伯格感到乐观的原因是他逐渐意识到，西方领导人不会重复绥靖时代的错误，但乐观不符合他的特点。“与1938年秋天和1940年春天相比，”他告诉一位记者：

今天，虽然西方世界仍处于极度危险中，但比那时更加觉醒。顺便说一句，我的乐观之所以得到些许强化，是因为几乎所有反对我在1933~1939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预言的人，现在都接受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说法。那些在1938年，甚至在1939年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的”内维尔·张伯伦的追随者们，现在反而悲观地预言灾难即将到来。

冷战稳定的关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出现，它是西欧安全可靠的保证。早在1950年5月，沃伯格确信，西方的安全依靠“真正的防御，以及北美和西欧之间的货币统一”。他甚至提出建立两党制的协会——大西洋联盟之友——该协会旨在将“工业、金融城和行业工会”团结在新兴的西方联盟后面。有趣的是，沃伯格形容这个机构“比那些试图推进联合国、联邦制和欧盟的各个协会重要得多”。正像沃伯格向保罗·马苏尔解释的那样——保罗担心“苏联将从局部热战中得利”，他还担心“打败苏联唯一的可能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有信心，“西方列强与其盟友一致的政策，将继续削弱苏联，从而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邀请了以下几位加入新机构，包括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沃伯格的同事、银行家弗朗西斯·格林，还有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后来招募的还有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前司法部长哈特利·肖克罗斯，以及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各方达成的目标是通过“至少定期举行部长级理事会议，配备共同的秘书处”，加深现有的大西洋防御联盟。

同时，沃伯格明白，与纳粹德国相比，苏联是一个有着不同特点的敌人。他在写给军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信中说，“对纳粹德国来说，它从未准备共处，只热衷称霸世界。不过，对苏联来说，情况和纳粹德国时代有所不同”：

克里姆林宫里的独裁人物，与希特勒主义者一样残忍，但除了这些独裁者以外，还有一些非常精明、有建设性的思想者，他们试图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取得控制权。当然，没人能预见这场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内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斗争将如何化解，但东西方的冲突至少有机会以共处为结果。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首先，通过继续加强西方盟国的实力；其次，提高东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再次，通过缓解紧张关系……

冷战也许不只一次升级为热战。它的确在一些国家变成热战，不仅在韩国，后来在印度，而且还在危地马拉、柬埔寨和安哥拉，这些国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但在沃伯格眼里，“第三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两个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军事、工业和政府综合体之间的对抗。1955年，他好奇地听到时任美国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的讲话，后者“谈论美国空军对战苏联空军……就像一个工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谈论另一个工业公司”。如果美国政治人物很少打动沃伯格的话，至少他们不太可能犯沃伯格预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犯的“极为严重的错误”。1958年4月，沃伯格预测，“后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重要的集体专制，现在已经让位给个人专制。我认为其后果是，赫鲁晓夫像他之前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会表演得过火”。“我认为，这将是关于一个独裁者的老套故事，他的手下没有充分向他汇报，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他因情报机构不得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沃伯格强烈反对赫鲁晓夫在1960年“令人恶心和咄咄逼人的”行为——以他10月12日在联合国发言时，摔着皮鞋过激地谴责“美帝国主义者”为顶点——并正确地预见柏林危机的到来（“今天对柏林的处理办法，甚至比1938年对苏台德区的处理办法，还不受英格兰、法国或美国的普通民众欢迎”）。诚然，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于1956年在反斯大林的“秘密”讲话中透露，国内恐怖行将结束。但是，超级大国对峙，比如建造柏林墙（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以及美国干预越南升级，逐渐让沃伯格之前的担心再次复苏，“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朝着原子战争发展的趋势”。但是现在，他担心的是一次意外的战争：“没有人真想让战争发生……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人类免于自相残杀。”在沃伯格看来，无能比凶残威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