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际危机

只有把中东冲突置于冷战背景下，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交战加速了全球动荡。尽管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上不知疲倦、机敏过人，但苏联可能从时局中得到了更大的好处。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时代，它始于从越南痛苦的撤兵，终于伊朗革命以灾难收场。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倒向苏联。但美国的公共事务管理智慧，成功地使苏联在战略上重要的中东地区被边缘化。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从战争转向和平，这几乎是华盛顿一手调停的结果。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引发的挫折——特别是石油禁运——对西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是极强的，但同时使苏联体系被延期执行“死刑”，如果没有一线生机的话。油价急剧上升，不仅在美国，而且也在西欧一些经济体内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弱点，英国算是显著的。其政策被大致形容为凯恩斯派，即货币和财政政策被用来维持充分就业（往往被用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而不是实际的萧条），这样的政策导致了通胀压力，而能源危机又使这种压力更剧烈。

像许多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及荷兰诺贝尔奖得主简·丁伯根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也认为美国和苏联正在汇合。他在1967年4月写道，“我们今天正经历一场强大的演变——一方是苏联，另一方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以相反方向”，却朝着同一目的地前进：

这也就是说，苏联从社会主义向重商主义体制发展，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也向重商主义体制转变。我故意使用“重商主义”这个词，它是从18世纪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有趣的是，正在成形的新重商主义在两种情况下都相似……它涵盖三种元素：第一，政府实行综合计划；第二，政府对生产力部分所有；第三，私人对生产力部分所有。

与此同时，沃伯格发觉自己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越来越近，后者经过漫长、艰苦的“拼杀”，终于在1968年入主白宫。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总是“平庸”。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当选“在意料之中，虽然是令人不悦的震惊”。1969年2月，当他们在伦敦初次见面时，两人之间很少有那种自然的默契。但到1970年，沃伯格不得不承认，这位总统“有强大的勇气和惊人的能量”。15个月后，沃伯格在为尼克松的“勇敢”和“领导力”辩护。到1972年9月，尼克松对于沃伯格来说是“继杜鲁门之后……这个世纪迄今为止最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像杜鲁门一样，兼有常识和胆量，虽然他并不是那样出类拔萃”。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绥靖政策相反，后者导致希特勒发动战争并导致希特勒的暴行”：

现在，国际上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攻击尼克松及其越南政策，我对此略知一二。但是，正如我们从历史经验——即使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雅典时代——得知的那样，某些顽固不化的知识分子厌恶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和常识，但却喜欢沉迷于……异想天开。

对于沃伯格来说，“水门”丑闻只是代表了“对白宫底层人员实际不当行为的普遍反感”。它是“通常歇斯底里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这个媒体行为过度的时代，这种症状比霍乱或水痘更具传染性”。毋庸讳言，这种观点与另一位从纳粹德国流亡的犹太难民如此契合，后者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甚至比沃伯格在英国的更出色。沃伯格极为敬重亨利·基辛格，即使在后者卸任美国国务卿之前，他就被考虑作为S·G·华宝公司未来董事可能的人选。基辛格给沃伯格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今天我们西方世界最大的希望”。

削弱这种希望的，是沃伯格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悲观情绪。西方经济的困难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滞胀。这个词是由保守党议员、《观察者》杂志的编辑伊恩·麦克劳德早在1965年提出的。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年增长率在1975年8月达到27%的顶点，这是整个20世纪英国经历的最糟糕的通胀。20世纪70年代这10年，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不到13%，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致相同。美国表现得更好，平均通胀率刚刚超过7%。但更严峻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20世纪70年代这10年，美国经历了两次萧条：一次是从1969年12月~1970年11月；另一次是从1973年11月~1975年3月。平均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的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6%，而从1960~1969年该数字是4.6%。美国失业率从1973年10月的4.6%蹿升至1975年5月的9%。就金融市场而言，滞胀引发了双重麻烦。随着公司利润受到挤压，股票回报率变成负值。随着通胀高企，债券也不能提供保障。1970~1979年间，英国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在考虑通胀因素后为–1.4%；债券的收益是–4.4%。通胀调整后，《金融时报》精算全股指——伦敦覆盖面最广的指数——1972~1974年间下跌了74%。直到1979年，该股指指数仍是1972年水平的43%。

沃伯格对这场“风暴”没有比大街上的普通人准备得好到哪儿去。1966年，他向记者约瑟夫·韦克斯伯格表达了他对通胀的恐惧：

他确信，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在贬值。他神往地谈到在雅典实行的明智的《梭伦法》，该法规定，所有70年内未偿还的债务必须勾销。借债方需支付利息，但……他们今天偿还的钱，其价值永远在缩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沃伯格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当时债券持有人几乎血本无归，而没有抛售的股票持有人最终“解套”，这些都形成了他基本的投资哲学。

但是，那套“哲学”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沃伯格对华尔街和金融城都将遇到“进一步重挫”的预期是正确的，但他于1970年8月给内厄姆·戈德曼的理财建议却非常不充分。沃伯格建议他“一半投资股票，一半投资固定收益”，其中后者保证有“真实、值钱的收入……再加上能提供最大的安全”。如果戈德曼全部投资股票，他的收益会更好，如果全部购买黄金，仍会更好。即使像沃伯格那样有反应快速的头脑，但他对未来的预期比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环境中适应得更慢。亨利·格伦菲尔德多年后承认，他也被通胀搞得完全措手不及，他和沃伯格也不能保护他们的银行免遭“劫难”。直到1974年6月，沃伯格才看到市场对一种新的指数挂钩型债券的需求，该债券可为投资者抵抗通胀——沃伯格即刻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一想法。该产品终于在1981年被采纳，自此在大西洋两岸成为一种成熟的投资形式。与此同时，通胀和货币贬值大大削弱了英国的投资银行，（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的）这使它们沦为“国际银行界有教养的穷人”。譬如，希尔·塞缪尔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从1973~1977年下降了近1/2。1969年，伯纳德·凯利的总收入包括他在多家公司任董事的劳务费以及额外的养老金支付，共计2.1万英镑，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约合64.4万英镑。但到1975年，他名义上更高的收入为3.5万英镑，以购买力衡量，却缩水了超过1/3：用今天的英镑价值计算，约合40.5万英镑。

对于沃伯格来说，早在1968年事态就很明显，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制定的固定汇率体系注定失败。不像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艾夫，沃伯格排除回归金本位的可能，并指出它可能“产生几乎和我们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条件”。但是，“通过一家由主要工业强国支持的世界银行进行国际认证”，沃伯格对这个想法也持怀疑态度，这一体系在没有一个基于全球联邦制的政府下不可能奏效，全球联邦制由丘吉尔的文学代理人、匈牙利作家兼出版人埃默里·里夫斯提出，后者是埃里克·科纳的朋友。那样的话，就只剩下了美元。沃伯格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向越南和其他热点地区）输出和单方转移产生的问题没抱幻想。法国对“美元泛滥”不满已不是秘密。泛滥的结果导致德国马克有升值压力，这也不是秘密，它迫使德国政府在1969年接受10%的升值，并使马克在1971年自由兑换。但沃伯格同意纳特·塞缪尔斯的观点，“充斥世界的美元……现在已构成国际市场的主要资源”。欧洲债券市场的成功显示了，“所有国家的公司经理们只从字面上理解货币兑换和世界金融愈加一体化，但当它们的影响变得明显时，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和财政部长们有时都吓得发抖”。这个情况是千真万确的。尽管货币币值不稳定、股市暴跌，但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发挥作用。不过，投资人偏好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这也推高了短期欧洲美元的利率。1970年9月，沃伯格致信让·弗斯滕伯格说：“我预计我们西方世界的困境将在我们触及萧条底部之前，从劣势转变为更糟，而这次萧条就始于1970年。”

沃伯格带着些许不耐烦注视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漫长、持久的消亡。他“对那些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反常的金色幻想”不屑一顾，并敦促美国尽早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他主张，“黄金情结是众多迷信的一种，这些迷信是思想里极具传染性的疾病”。他留给支持回到战前方式的人的另一项口诛是“黄金梦游症”。他对法国人企图通过“采用黄金”破坏美元的至高地位气愤不已。所以，1971年8月15日，当尼克松终于终止美元与黄金（残留和有限）的可兑换性时，沃伯格举双手赞成。他不相信一种短期的妥协安排，这种安排允许货币在其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基础上上下浮动2.25%。然而，沃伯格对“货币混乱”的发作感到失望，从1973年2月他的反应是持有“尽可能多的瑞士法郎或德国马克”——他在瑞士的居所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它使沃伯格脱离英国外汇的监控。20世纪70年代早期，货币的“再次大洗牌”的确比沃伯格预想的更加混乱。除了两个主要货币——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相对于美元贬值外，以德国马克和瑞郎为首的其他货币较美元均显著走强。币值在欧洲境内的变动是剧烈的：以德国马克计算，英镑从1969年1英镑兑4德国马克，跌至1英镑兑1.72德国马克，对于英国消费者而言，德国进口成本上涨了1倍还多。黄金价格从1970年7月的每盎司不到36美元暴涨了20倍，达到1980年1月的高峰——每盎司850美元。但1975年北海出产石油后，英镑兑美元实际上升值。不过，石油危机却帮了倒忙，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陷于绝望的工业家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英镑走强。

沃伯格认为，问题在于“所谓的货币专家……有意或无意地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应同时具有有利的贸易和支付平衡”。与更接近现在的时代相比，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贸易赤字在规模上似乎微不足道，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70年代中，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海外净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0.9%上升至1976年的2.8%。沃伯格理解，如此的不平衡是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越发一体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但那时的经济政策旨在捞取短期的政治好处，而不是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沃伯格低估了这类经济政策破坏性的后果。1973年11月，他坚持认为，“美元长期看应该是西方世界最强的货币”，但这与在华盛顿、法兰克福、苏黎世和东京的央行的政策出发点截然不同。重要的是，早在1974年5月，他就开始主张在货币体系中恢复“尽可能广泛的”固定数量成员。1977年年底，他抱怨“浮动货币波动性太大、随意性太强”。“需要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包括固定数量的成员，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沃伯格描绘的方案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成为一种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这将排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到现在他渐渐相信，因为“美元疲软的基本原因是贸易赤字，尤其是石油进口水平仍未修正……所以，美元不能再扮演储备货币的角色，现在美国是一个债务大国”。这一分析在之后的30年里，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美元和油价一样上下波动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同。但是，我们距离采取沃伯格提出的激进措施还相差甚远。

与以色列一样，1973年的危机目睹了沃伯格对欧洲的“爱”变成了醒悟。在他看来，欧洲人不感激美国应该感到内疚。1971年5月，沃伯格半认真地在午餐时向塞西尔·金建议，现在欧洲人难道不应该对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帮助他们摆脱海外援助和越南战争造成的麻烦吗”？美国应该停止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在经济事务上采取的纵容政策”，并提醒那些抱怨“美国在欧洲投资过度”的人，“过去20年奠定欧洲繁荣的一个主要辅助因素正是这些大额的投资”。1973年2月，沃伯格在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彼得森后说：

美国人必须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全体自由世界的利益，就国际经济措施承担领导角色，但并不指望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一致响应……我确信大多数欧洲国家……将承认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只要这种领导力……以以下两点为前提：第一，美元实际上是唯一真正的国际货币；第二，美国要么与那些接受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国家进行多极化合作，要么否则单独行动，不考虑那些所谓的贸易伙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成为欧洲和日本的“钱包”。

欧洲的领导人，尤其是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慕尼黑派，他们甚至比张伯伦和达拉第还糟糕”，这一评价是沃伯格晚年言过其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正失去“为理想而战的意志”。沃伯格唯一（最终有据可依）的安慰是，“不管西方自我毁灭的倾向有多大，最后，苏联人自我毁灭的倾向甚至将更大”。沃伯格正确地指出，苏联在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是一个转折点，不只是因为它将帮助美国人“消除越南情结”，并且使美国人“最终准备以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朝某些重要方向采取行动……而不再为此感到耻辱”。

沃伯格一次又一次地对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生的国际危机的解读，都是正确的。他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混乱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沃伯格辨认出，这个波动的新世界里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将使美国及其盟友最终受益，受益程度将超过东方阵营。但是，把沃伯格描绘成一位圣人也是有问题的。在他所有的误判里，也许偏颇最大的是他对伊朗国王的评价，沃伯格反复将伊朗国王与基辛格列为世界级领袖，他认为两人“完全不平庸”。沃伯格确信，伊朗是有最好未来的中东国家，虽然抱怀疑态度的亨利·格伦菲尔德劝说他不要在中东开设永久办公室，因为住酒店房间更容易在情急之下离开。伊朗国王被赶下台、伊斯兰伊朗共和国成立，这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美国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未曾恢复元气。“困境”是一个让人把它与卡特联系起来的词，虽然卡特在他1979年7月15日以悲观著称的演讲中没有使用这个词，此时距推翻伊朗国王和伊朗人质危机开始已有5个月。相反，卡特谈到“一种信任危机……它击中了我们国家意志的心脏和心灵，以及精神……并威胁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沃伯格看来，这场危机再清晰不过了，它延伸到美国以外，并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