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的前景

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将是本章接下来反事实论证的焦点。与格拉德斯通在1886年、1893年的前两次议案不同，这次议案得到了通过，在详细讨论其内容之前有必要作一些解释。这里需要提到两个迹象或者说前提：首先，1912年的议案提得正是时候，比之前两次更有可能成功，因此在反事实思考中也更有价值；其次，跟1886年或1893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时间里蕴有更多的可能性选择。

1912年乃至以后的时期里，许多自由党人都会回顾最早提出的那个地方自治议案，沮丧地想着如果当时能得到通过会带来多少好处。事实上，这样想主要是因为地方自治问题的内在困难以及爱尔兰政府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不断增长的开支），而不是由于1886年的地方自治议案有多好的前景。在保守党人与部分自由党人的联合下，第一次地方自治议案在下院遭到了决定性的否决。毫无疑问，即便自由党内部不再有意见上的分歧（这种可能性非常小），自治议案也无法通过上院的审议。因此，联合党在议会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在1886年7月，英国曾就地方自治问题召开了一次选举，尽管爱尔兰的选民们坚决支持帕内尔党派，但英国的选民都力主联合。当时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在自由党表示默许的情况下，保守党对地方自治表示支持，那么地方自治议案很可能已经得到实施。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但也的确并非无端的臆想。1885年，在第一届索尔兹伯里政府短暂的执政时间里，年迈的保守党大臣们（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与卡那封勋爵）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过与帕内尔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众所周知，在1885年11~12月举行的大选中，帕内尔曾建议过英国的选民支持保守党候选人。但保守党人对地方自治和帕内尔并没有真正的热情。1885年12月，格拉德斯通原本希望保守党的地方自治措施能得到自由党人的支持，但他立刻遭到了拒绝。而且，尽管有些保守党大臣曾试图通过支持帕内尔党人在爱尔兰建立一个少数派政权，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授予荣誉和官职来安抚爱尔兰的保皇派（即反对自治者）。对于如何支持在爱尔兰的政权，索尔兹伯里勋爵及其内阁大臣似乎一直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已有充分的论证表明，如果第二次地方自治议案在1893年得到通过，“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阿尔斯特联合党还没有形成准军事组织（此后在1910~1914年，尤其是1913年、1914年两年里，他们才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即使是口头上提出的武装威胁也是极为保留的，这取决于都柏林是否能对他们对自治的消极抵抗实行高压政策。至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很可能会由于地方自治议案的财政政策颇受限制，除了与他们的对手阿尔斯特联合党妥协以外别无他法（东部的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工业重镇）。不过，如果说1893年爱尔兰的局势对地方自治相当有利，那么议会与高层政要的前景仍然很黯淡。地方自治议案的确在下院获得通过，但也只是以微弱的优势通过，支持者大都不太热情；而1893年9月9日，上院（在一片哄笑声中）以419票对41票否决了地方自治议案。愤怒的格拉德斯通向自己的同僚提出解散议会，并就贵族们的专横态度寻求选民的支持。但格拉德斯通及其门生约翰·莫利只是自由党内阁中的少数派，他的同僚均拒不认可这项策略。格拉德斯通的奋力抗争不仅孤立无援，而且在第二次地方自治议案时期他已是84岁高龄，“体力明显下降”。即使他老当益壮还能够发起民众运动，自由党是否能在竞选中胜出也没有定数。在不列颠选民看来，提倡地方自治的是一群不热心的自由党人以及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民族主义者，这显然很难有说服力。

格拉德斯通还作了最后的尝试，在1912年第三次提出地方自治议案。鉴于前两次议案的失败，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这次议案的前景也不容乐观。鉴于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激烈反对，我们需要根据即将到来的1914年中期的暴乱来回顾式地分析1912年的局势。1914年8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阿尔斯特联合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准军事武装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他们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北方临时政府。他们还得到了不列颠保守党盟友的坚决支持。因此，让双方在各自满意的情况下和平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传统观点认为爱尔兰完全是因为德国侵略比利时才避免了内战的爆发，这么看似乎也没什么错。

尽管1912年地方自治议案的前景十分复杂，但与前两次有着巨大的区别。自由党官员韦尔比勋爵认为地方自治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他深知阿尔斯特联合党是个很大的障碍，但他仍然认为1912年早期的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在下院，自由党人、爱尔兰党派与工党联合起来支持地方自治；1893年上院曾否决了地方自治的议案，但由于1911年议会法案的通过，上院已经失去其在立法上的否决权，对于议案已经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议会外，联合党在英格兰占大多数，但苏格兰、威尔士当然还包括爱尔兰都对地方自治持同情立场，所以联合党的优势被抵消了。而且，在韦尔比看来，英格兰的联合党“并没有像1886年那样表现出任何活跃的甚至是暴力的反对迹象”。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党竞选者的经验也在事实上验证了韦尔比的判断。他们发现，人们更为关心的仍然是土地和社会福利，而并非爱尔兰的效忠问题。另外，1912年英格兰的联合党发现爱德华时期的捐助疲劳现象正日益凸显：人们已经不再那样关心爱尔兰联合党在地方自治下的可能遭遇。

关于1912年地方自治议案的前景，对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抵制程度有个准确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即使是在1912年，也不能将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战斗精神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1910年11月，阿尔斯特主战派核心人物F·H·克劳福德（联合党其他高层人物显然对此已知情）给5位军火制造商写信，索要200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的报价。1910年11月，极端保皇组织奥兰治党的成员已经开始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1911年4月，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贝尔法斯特奥兰治党人领袖罗伯特·华莱士上校吐露，他已在“尝试让贝尔法斯特进行简单的军事操练——从四路纵队变成两路纵队，诸如此类”，但很快大量购买武器的计划被搁置了。尽管1911~1912年的准军事训练有所发展，但直到1913年1月阿尔斯特志愿军建立后，才真正有了集中管理和规范的军事训练。因此，当1912年4月地方自治被第三次提出时，阿尔斯特联合党已明白地表明了他们对这个议案的关注；但他们大部分还没有军事装备，军事训练（尽管有不少出色的退役军官予以指导）相对来说还是缺乏协调和统一。而联合党所表现出的极度狂热和好战情绪，直到1914年夏天才有所体现。

1912年，无论是不列颠还是爱尔兰联合党，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和平谈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列颠联合党的领袖博纳·劳与卡森几次好战情绪的戏剧化表现（比如1912年7月29日博纳·劳在布莱尼姆宫情绪激愤地表示支持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激进观点），成了今人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基础。我们不能小看他们的这种愤怒：这两位曾进行的无数次公共演讲，充分证明了这种愤怒的力量，而他们偶尔的私下谈话同样如此（比如1911年卡森在写给詹姆斯·克雷格的一封信里毫不客气地宣称他“并不喜欢虚张声势。除非人们已经头脑清醒地准备好有所牺牲，否则大谈抵抗是没有用的”）。但要判断这些联合党高层政治家在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时期扮演了怎样复杂的政治角色，就必须将这些言论结合其特定的语境来理解，否则意义不大。对于自由党人通过议会法案成功地更改了宪法，两人都异常愤怒。同时，他们也都非常担心（事实也的确如此）新的地方自治议案和前两次一样，不会对北部联合党作出什么让步。但其实二人在私下里的态度要更灵活和温和，并不像公开场合表现出的那么好战。

博纳·劳在北部爱尔兰新教地区有往来的亲戚，对新教的理想宗旨怀有很大的同情。然而，在1910年为解决人民预算中出现的宪法问题而召开的跨党派会议上，博纳·劳（与F·E·史密斯以及其他托利党人）都赞同与自由党人达成妥协，包括对地方自治问题作出让步。1911年，托利党就有争议的自由议会法案分为了强硬派和温和派，博纳·劳此时再次持和解妥协的立场。他是关税改革的热烈支持者，并宣称关税改革与北爱尔兰是其政治生涯的两大驱动力，但他千方百计想要让狂热的关税改革者和对此不那么热情的联合党都接受自己。1913年1月，面对国内托利党人的反对，他不得不搁置关税问题。同样，尽管在托马斯·琼斯看来，博纳·劳激进的联合主义思想或许部分是源于某种“原始的热情”，但也确实是他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

已有充分的论证表明，博纳·劳对联合主义的坚决捍卫其实是一种清醒明智的策略——以此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迫使自由党政府解散并进行大选。此外，还有论证指出博纳·劳面在议会的边缘政策（指不惜将危急形势进一步升级）风险逐渐加大时态度显得犹豫不决。以上的论证都颇有道理。1913年10月到12月阿尔斯特（包括整个爱尔兰）的局势日益紧张，博纳·劳在那时与自由党首相阿斯奎思曾有三次会面，审慎地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方式。在11月6日第二次会面以后，似乎出现了一种可能，即如果让北爱地区4个或6个郡退出地方自治若干年，就有望达成和解；在规定年限已满后，这些地区要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它们以后的宪法地位。实际上博纳·劳似乎误解了阿斯奎思的意图（这位诡计多端的首相似乎只是想估计一下反对党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而并非真的打算提出明确意见）。尽管如此，博纳·劳对这次会面的评论仍然是一针见血的：如果和解达成，“我们就失去了选举中的王牌”。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形成了意见坚决的议案，“一旦表示拒绝，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承担因拒绝产生的责任”。博纳·劳在留心自己党派利益的同时也明显体现出政治家的本能：由于托利党人并不能拒绝选民认可的合理协议，此时对党派利益的维护恰好需要表现出宽厚大度。此后，他在1914年拒绝坚持议会的极端策略（比如修正《军队法案》以预防北爱地区的军事胁迫），这些行动都进一步表明了他灾难预言家外表下那更谨小慎微、通情达理的性格。

卡森也是如此。在公开的会议上，在卡森副官詹姆斯·克雷格维多利亚式的气氛沉郁的家里，在巴尔莫勒尔广场（阅兵式的最佳会场），卡森不断地激发并鼓励其支持者的愤怒情绪。而在私下的场合，诸如在威斯敏斯特和贝尔法斯特关门讨论时，卡森又在极力地要求谨慎从事。1912年12月至1913年5月，从有关联合党私下集会的秘密警察报告中可以看到，卡森数次劝告他的心腹“要寻求和平，采取和平的方式”。特别要注意的是，尽管一些鹰派军官极力主张整个联合党都普遍武装起来，他似乎并不热衷于此。1914年，大批购入武器勉强得到批准，一方面是由于阿尔斯特志愿军内部某些人的不安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止与阿斯奎思的谈判也许体现出政府不可能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当然，卡森在公开拥护保皇派军事行动（如1914年4月拉恩地区的军火走私活动）的同时，也对这些行动满怀忧虑。1914年4月，他坦承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1914年5月，针对地方自治议案的僵局，他试探性地提出了联邦制的设想，但遭到了他的追随者的强烈反对。1914年夏天，北爱尔兰志愿军的主战势力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控了联合党。

1914年，对政治家来说，自治问题已不太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正如后来事实发展所证明的那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卡森和博纳·劳个性的偏执。尽管这两个人都大谈末世预言，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立宪派的政治家；两人都对一支难以驾驭的政治队伍有（部分的）领导权。然而，尤其是卡森（他对内战相当恐惧），他越来越无法驾驭那些好战情绪日益高涨的追随者。这并不是说他在鼓舞联合党的热情方面已无法发挥什么作用（当然在保皇派漫长的动荡岁月里，任何政治家的影响也许都被夸大了），而是指卡森和他的不列颠保守党盟友们其实是有可能妥协的，而且很可能已经准备提出妥协——但这种可能性也只是存在于地方自治危机的早期阶段。到了1914年的夏天，时机显然已经错过了。

在1912年春天地方自治危机初现苗头的时候，自由党人及其在爱尔兰议会党中的盟友是否能提出一项在某种形式上排除阿尔斯特地区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在政治上的确可行，那么是否应该提出它？有一点得记住，联合党和民族主义的军事力量到1914年已大为增强，此时才出现了真正的让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设想1912年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如果地方自治议案中以任何形式排除了阿尔斯特，爱尔兰民族主义无疑会被激怒；他们将爱尔兰岛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一向对北爱尔兰联合党的反抗不予理会。此外，任何形式的排除都会让北方的少数派——天主教徒难以得到地方自治行政当局的保护。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但约翰·雷德蒙最有影响力的副手乔·德夫林恰巧是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德夫林是民族主义者地方政党组织爱尔兰统一联盟的文书）。单纯从政治决策角度看，1912年爱尔兰议会党原本可能有更好的举措来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而不是在1914年至1916年间屈辱地步步退让，乃至最终（在战争中期）雷德蒙接受了北方六郡暂时退出地方自治。如果是在1912年，自由党政府哪怕要求的让步再少一些（比如只要四郡退出），也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抵制；但爱尔兰议会党却能因此免受后来的耻辱，也不会使得民众期望的选举结果出现继而又遭到破坏。此外，雷德蒙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自由党人的决定，因为尽管政府依赖于他的政党，但他在地方自治上需要政府的支持。爱尔兰议会党也许会帮助托利党人在投票中让持分离主义立场的自由党政府被孤立，但同时也会让联合党在下院变成多数派，或是导致出现一个独立的多数派的自由党政府。不管是哪个结果，都意味着地方自治问题将被搁置。

因此，1911年末到1912年初自由党内阁的意见就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排除北部六郡的提议是否可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提出自治议案前，很明显应该首先认真考虑对爱尔兰东北阿尔斯特地区加以特殊对待。许多研究爱德华时期自由主义的杰出学者对这一点已达成共识。正如帕特里夏·贾兰所认为的，1886年格拉德斯通低估了联合党反对的激烈程度还属于情有可原，但（自1886年就进入了下院的）阿斯奎思对北爱尔兰保皇实力的顽强与激烈观察了长达25年之后也作此判断就难以理解了。1904~1905年，联合党从情感和组织两方面动用了全部的资源以反对权力下放；1907年，联合党以同样的方式反对爱尔兰议会法案。尤其要注意的是，阿尔斯特联合党议会（北方保皇派反对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的中心）从1905年建立开始就显然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工具。1910年2月，一个杰出的议会党人兼律师卡森出任下院爱尔兰联合党政党的领袖，这也预示了未来战斗的激烈程度。

阿斯奎思与内阁其他成员实际上也都意识到有必要单独处理阿尔斯特问题。支持对北部进行特殊处理的两位主要人物是内阁中最喜欢争论也最富才华的戴维·劳埃德·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随后，才华与热情都逊于这二人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奥古斯丁·比勒尔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早在1911年的8月，比勒尔在私下场合就曾谈及择取北方个别郡实行分治，而直到1914年2月，这项提议才（由劳埃德·乔治）摆在反对党面前。比勒尔在日常生活中对联合党坚决不妥协的精神有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丘吉尔（其父伦道夫勋爵曾直言不讳支持阿尔斯特）和劳埃德·乔治（非国教教徒）则是出于家庭和宗教的原因表示支持。阿斯奎思在1913年9月声称他“一向认为（并表明），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代价，我们最终可能会不得不向阿尔斯特作一些让步”。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并不太关心这个问题，而喜欢在内阁的事物讨论中随大流，所以在北部六郡的分治问题上态度始终犹豫不决。1912年2月6日，当丘吉尔和劳埃德·乔治向内阁提出要将爱尔兰联合党集中的区域排除到地方自治之外时，他们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被包括首相在内的大多数人投票否决了。

尽管如此，关键的一点不应被遗漏：自由党内阁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排除方案；即使是在1912年2月，地方自治议案提交前两个月，情况仍然如此。在克鲁勋爵和劳尔伯恩勋爵的领导下，格拉德斯通的拥趸占了上风；而赞成排除方案的人除了已提到的几个人物以外，还包括霍尔丹、霍布豪斯和阿斯奎思（至少在内阁第一轮论战中他是赞成的）。考虑到卡森和博纳·劳并非无可挽回的主战派，而且自由党内阁还出现了院外游说集团（几个月来人数在与日俱增），从宪法角度提出某种形式的解决方法显然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就已有事实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地方自治议案的良机在1912年春天被错过了。因此本文最后一部分将着力思考这种解决形式及其可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