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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秩序

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下一阶段的趋势和压力只能是走向解体。自中世纪以来，我们的世界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同源而生的就是人们对伟大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不可遏制的倾向性，这也引发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大变革。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833年关于欧洲“列强”的文章是19世纪史学的开创性著作。尽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仍然相信，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的革命能量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兰克看到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这种秩序将会阻止看似普遍的解体趋势。基于他所谓的五个大国组成的体系：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他对该秩序做出了具体阐述。这一秩序在18世纪开始出现，但是被拿破仑征服欧洲的企图破坏了。然而，随着拿破仑的失败，五国联盟的体系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我们应注意到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最积极的结果。它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解放，不是从解体的意义上，而是从建设性的统一的意义上。它不仅首先创造了大国；它更新了所有国家、宗教和法律的原则；并重振了每个国家的原则体系……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所有国家和民族的联合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独立……一国的决定性的霸权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毁灭。它们的合并将会破坏每一个个体的本质。只有独立自主地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1]

自兰克以来，在维也纳大会上聚集的政治家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稳定的权力平衡，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中指出，欧洲在1815年至1914年间享有相对和平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五大国权力秩序的“普遍认可的合法性”。[2]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两位特别有天赋的外交官的成就：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梅特涅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合法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自由主义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与卡斯尔雷的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目标本质上是一个均衡权力的方案，英国在其中扮演了“平衡器”的角色。[3]他们的成功和拿破仑的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拿破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没有在他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结婚后稳定自己的地位。[4]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为一个潜在的革命者的出现，他渴望成为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独裁者”。而新秩序建立的最终结果只能说是一种悲剧性的成功，英国无法维护梅特涅渴望建立的反革命的欧洲秩序，梅特涅还试图将这种想法灌输给沙皇。在梅特涅看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后来皮埃蒙特的政治危机都对新秩序构成了致命威胁；对英国人来说，这似乎是当地的小麻烦，过多地干预可能同样容易使同一秩序失衡。[5]在特罗保举行的另一次大会上，梅特涅把他那注定要失败的“反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描述成整个欧洲而不是奥地利的事业。[6]卡斯尔雷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俄国像在巴尔干半岛那样反对奥斯曼帝国，那么俄国同样愿意站在民族主义一边进行干预。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厌倦了辉格党和激进派对他尖酸刻薄的挑衅，无法忍受他所承担的责任，在绝望中他切断了自己的颈动脉自杀了。维罗纳会议最终保留下来的就是“合法化原则”——既反革命又反法国的，作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神圣同盟”的基础。[7]

然而，权力平衡的想法并没有随着卡斯尔雷的离世而消失。尽管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断断续续，但直到1914年，它都在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一样挑战五大国秩序的根本合法性。实质上，欧洲的稳定是建立在四个大陆大国之间的平衡之上的，英国通过偶尔的外交或军事干预来保持这种平衡。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英国是平衡器。结果，欧洲秩序的相对稳定持续到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的倒台和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秘密再保险条约的不续签[8]——也许是俾斯麦重叠联盟体系中最重要的线索，使得该体系过于僵化，以致到了脆弱不堪，甚至濒临崩塌的地步。[9]

后来的研究当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一情况。一些人认为，随着假定冲突和竞争的旧规则让位于渴望协调和平衡的新规则，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0]也有人认为过去的恶意关系依然存在，只有“狭隘的私利”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11]然而，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他们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将“大国”（首先是滑铁卢战役的四个战胜国，在1818年之后加上了战败的法国）与小国隔离开来。[12]因此，四国联盟条约（1815年11月）的第六条承诺，四国将定期举行会议，“目的是就它们的利益进行协商，或者采取相应措施……这被认为是对国家繁荣以及维护欧洲和平最有益的”。[13]西班牙可能会抱怨，巴伐利亚也会抱怨，但它们也无能为力。卡斯尔雷可能会警告大国不要成为“管理世界事务的欧洲委员会”。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担心这种新的“独裁”可能会成为“对下级阶层的施虐、不公正和痛苦的来源”，年轻的约翰·拉塞尔勋爵也有同样的担忧。然而，大国的领导人逐渐习惯于行使集体霸权。[14]正如根茨所言，回看1815年的欧洲，会议制度实际上是统一的。

各国在主要大国的统治之下……第二、第三和第四等级国家在没有任何事先规定的情况下，默默地服从主要大国共同做出的决定；欧洲似乎最终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大家庭，在它自己创造的一个“最高法院”的主持下团结起来。[15]

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卡斯尔雷不赞同梅特涅的反革命战略，两个人也有一种隐含的共识，即今后任何争夺霸权的努力都应该被抵制，并且应该避免一场全面战争。[16]当然，经过更仔细的研究观察，这一体系总是比兰克的五国权力体系所暗示的更加复杂，发展也更迅速。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大国政策的被动对象，这正是“东方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其未来）如此棘手的原因。[17]19世纪建立的新国家，不仅是德意志帝国（其大规模扩张了五大帝国之一）和意大利王国，还有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的性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事物在产生，更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有效的。在《乌德勒支和约》（1713—1715年）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时间里，发生了33次欧洲战争，涉及当时11个公认的大国（包括西班牙、瑞典、丹麦、荷兰和萨克森）。在1815—1914年，即使西班牙和瑞典仍被视为强国，也只有17场这样的战争发生。任何国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都降低了大约1/3。[18]实际上，18世纪曾发生了20世纪那样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冲突。但是回过头看，19世纪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换句话说，当时的国际秩序显然是一种等级制度，但有5个中心在发挥主导作用。这5个节点可以以各种不同的组合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确实会有争端，但是从1815年到1914年，它们从未全部参战。虽然这个体系不太稳定，不能完全避免战争，但是发生在滑铁卢和马恩河的冲突都比以前和以后的冲突的破坏性要小得多。甚至19世纪规模最大的欧洲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英法对抗俄国——也比拿破仑战争小了一个数量级。此外，大国之间的协商比它们之间的冲突更频繁。在1814年至1907年间，大国之间召开了7次代表大会和19次会议。[19]外交行为的增加和战争数量的减少成为常态，这与1815年之前的20年形成鲜明对比。接下来，如果不解释1914年这种局面为何发生了转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就是不完整的。

[1] Ranke, ‘Great Powers’.

[2]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102-19.

[3]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702-8. For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Castlereagh’s suicide, see Bew, Castlereagh, ch. 21.

[4]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1606-8.

[5]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5377-8, 5389.

[6]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5396-9.

[7]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6398-6400.

[8]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179.

[9]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80, 82.

[10] Schroeder, Transformation, vii.

[11] Slantchev, ‘Territory and Commitment’.

[12]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3]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6.

[14]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94-6.

[15]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2ff.

[16]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5f.

[17]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7.

[18]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64. See also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table 4.1.

[19]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21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