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1月14日星期三的傍晚，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正在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位于圣·弗罗朗亭大街的家里吃饭，这时从罗斯柴尔德银行办公室赶过来一名职员，送来了一份紧急的情报。詹姆斯随即离开了房间，但很快又折返回来——按照于布内的说法，“脸色十分苍白”——向在座的人宣布意大利恐怖主义分子想要取拿破仑三世和尤金妮皇后的命。难道是詹姆斯已经洞悉了这可能成为法国再次干预意大利事务的催化剂，而且这一次他会很确定地站在“革命”一方来反对奥地利？但是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更加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他期待这位逃过一劫的皇帝能够采取行动，镇压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这看上去正是皇帝在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的行动。

然而，在菲里斯·奥希尼默认自己参与了这场未遂的谋杀行动的时候，拿破仑三世还是很奇怪地决定使用他作为一个向民族主义分子表达同情的沟通渠道：在这次行动之前，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两封据认为是出自奥希尼之手的公开信，第一封信里宣称“在意大利重获独立之前，陛下您及整个欧洲都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和平”。即使他自己没有把这个呼吁诉诸武力，拿破仑三世毫无疑问也已经打算对此做出回应。几乎在同一时间，拿破仑三世给皮埃蒙特政府发出了照会；7月20日，又在普隆庇尔会见了凯沃尔，他们所讨论的唯一话题就是重划意大利版图：作为对萨瓦的回报，凯沃尔建议拿破仑三世帮助皮埃蒙特建立意大利王国，“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德里亚海，并与教廷控制的邦、两西西里和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各邦共同建立意大利联邦”。实际上，直到1859年1月，法国和皮埃蒙特才就此达成了正式的协议，并以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女儿克罗蒂尔德与拿破仑声名狼藉的表弟耶弘王子的婚姻作为标志(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尼斯也拱手送给了法国）。在进行干预的这几个月中所做出的外交举动，同时加上法国媒体对奥地利的不停的攻击，都给詹姆斯表示关切找到了的更多的理由——最起码表面看上去是如此。

12月5日詹姆斯去拜访拿破仑，抱怨头一天的《导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金融信心造成了影响，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耶弘是这篇文章的幕后主使。在几分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拿破仑三世向他保证，他“没有在意大利做任何变更的打算”；尽管他反对奥地利的政策，但他“要维护他保持稳定的决定”。然而，一个月之后，拿破仑三世对于布内说得最多的是“即使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么好，也不会对于他对自己王国的看法产生一丁点儿的影响”，不过这对詹姆斯来说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他在次日与英国大使考雷一起在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下拜访了拿破仑。于布内报告说，在巴黎的银行里存在着一种恐慌情绪。因此，詹姆斯再次去面见皇帝，皇帝向他保证他还没有冒犯于布内的打算。詹姆斯“回来后表现得十分满意，并引起了交易所内基金价格的上涨”。然而，仅仅在三天以后，随着耶弘与克罗蒂尔德联姻消息的公布，市场又重新掉头向下；拿破仑三世自己承认，尽管法国站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并没有能让交易所跟他站在一起。当詹姆斯在1月23日陪皇帝去打猎时，皇帝直截了当地抱怨奥地利在意大利增兵的举动，并警告说奥地利“可能进攻皮埃蒙特”。因此，猜谜游戏在继续：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詹姆斯询问他是否可以给奥地利提供担保贷款。拿破仑三世没有表示反对；但詹姆斯在2月份明确地对于布内说，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已经“决定在所有战争风险消失之前，不再借钱给皮埃蒙特”，就算是直接来自于耶弘的请求也不行。3月10日，在各种关于英国调停失败的流言中，交易所内又出现了一阵恐慌，于布内再次见识了詹姆斯惊人的警觉。但当凯沃尔在两周之后响应俄国关于和谈大会的提议以及奥地利提出皮埃蒙特裁军的要求而亲自来到巴黎的时候，危机从表面看似乎再一次被化解了。“那么，男爵先生，”有人听到他曾经这样问詹姆斯，“听说我辞去首相职务的那天，股票就会上涨2法郎，这是真的吗？”詹姆斯回答道：“您太低估自己了！”大概就在这前后，詹姆斯留下了一段名言，这段名言是对拿破仑三世7年前著名的波尔多讲话的尖刻影射：

皇帝陛下不了解法国。20年前，发动一场战争不会引起任何大的动荡。因为除了银行家，很少有人会持有股票或者商业债券，但今天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拥有铁路债券或者3%票面利率的国债。皇帝陛下说“帝国意味着和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如果发生一场战争，帝国就什么也没有了。

“一个疯狂的协定”，他很隐晦地总结道，在纽沁根“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伦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此时，迪斯雷利已经接替了由于奥希尼事件下台的帕默斯顿的首相职务。列昂内尔也在随时向他汇报事情的最新发展。1月14日，他给德比写信，转达了那些毫无疑问来自于纽考特的情报：

金融城的警报等级非常高，“所有的地中海贸易都停止了”。债券缩水不少于6 000万英镑，最大的损失部分出现在法国。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持续一个星期，就会击垮巴黎的资本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某个人决定要让这个世界不得安宁”。金融城里只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政府对这个事件束手无策。“尽管事件本身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但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繁荣到来前最黑暗的前夜。”

列昂内尔在他4月16日的竞选演讲中呼吁“一个坚强的政府”，不管是自由党还是托利党，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危机”事件。这可以被解读为对坚决支持皮埃蒙特对抗奥地利的帕默斯顿路线的认同；但也有一些自由党人士怀疑列昂内尔是故意混淆概念，以掩盖自己对奥地利的同情。在众多思考的线索中，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托利党人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与自由党人的共同点。萨夫兹伯里（犹太人解放的反对者，因此很难做到不带偏见）在马真塔战役爆发的前夜描述列昂内尔“几近于疯狂，隆巴蒂落入奥地利之手实际上使他失去了铁路和铁路贷款应收的红利……手足无措、恐惧、屈辱，确实如此，这个民族注定要成为这些异教的犹太人炫耀自己的谈资”。

“统一”时期的金融市场

在1859年与1871年间，欧洲和美洲发生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新的，而且明显是无法化解的困境。家族的每个分支都处于一场统一战争的某一方——统一意大利、统一美国、统一德国——因此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的这种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的，特别是如果只考虑政治经济学的规模“法则”的话。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战争是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后果并不容易预见。民族主义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波兰的“统一”在1863年宣布失败；第二年，丹麦的“统一”也相继宣布失败；这之后，还发生了奴隶制各州的“统一”，以及1867年墨西哥的“统一”。政治家们想要建立的并不是统一民族的国家，而是联邦。凯沃尔最开始计划的是北意大利联邦；在美洲，所爆发的战争是为联邦主义而战；而在德国，俾斯麦在1866年所做出的决定是“更加坚定联邦的模式，同时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它（北日耳曼同盟，然后到日耳曼帝国的）联邦国家的特征，使用具有弹性、一目了然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字表达形式”。另外，所有这些冲突如果能得到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一个或者两者的调停的话，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两个大国都选择了隔岸观火的策略，只要欧洲发生的事情还不会影响到近东地区，因为在近东地区它们有更多相关的利益；但这个不干涉政策也并不是完全的铁板一块。

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面临的选择相当不容易。当皮埃蒙特在法国支持下对奥地利发动战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该站在哪一边？他们可是在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资啊。当在美洲的联邦各州和邦联各州之间发生战争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支持哪边？从南部进口棉花和烟草是他们跨洋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同时在北部他们又拥有很多投资和铁路。当普鲁士和奥地利攻击丹麦时，问题似乎要小一些，尽管说英国和丹麦皇室的关系在当时曾经困扰过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但当普鲁士进攻奥地利及日耳曼联邦中的其他成员时，所引发利益冲突就实在太多了；1870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又使他们再次陷入艰难的困境。

那些从这个角度得出的传统结论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所有这些战争都造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惨重的损失。为这个说法提供支持的证据，是在那个时期的外交日记中，满是对收到各种坏消息时充满着焦躁如热锅上蚂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描写，上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描写他们对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詹姆斯就很著名地重复了他们家族的反战传统，他在1862年告诉布雷克罗德说：“我们的银行有个原则，就是不向战争提供资金，尽管我们没有能力防止战争，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说我们没有为战争做出什么贡献。”因此，就人们的第一反应来看，从战争爆发后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推断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应该是很合乎逻辑的。更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意大利的统一和随后的德国统一似乎敲响了五家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中的两家之丧钟。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不勒斯银行在1863年关门，这发生在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从波旁家族手里夺取了西西里仅仅3年之后。这次胜利加速了萨瓦家族重建他们的古老王国的步伐。M·A·德·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普鲁士吞并了法兰克福之后跌跌撞撞又走过了30年，而它的衰落（至少从相关的指标上看是这样）似乎要从1866年的时候算起，这个时候，柏林强势地崛起为德意志的新的金融中心。

然而，这个说法中存在一个漏洞，主要来自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大量的、完全相反的证据。如表7–1所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914年以前这段时间内三个盈利最多的十年中的两个（另一个是19世纪80年代）。

将五个银行合并起来看，在1852~1874年间，它们的平均年利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参见表7–2）。在稍后阶段的1874~1882年间，而且1898~1904年间的利润更加可观，但与过去的日子比较起来，“统一时代的日子”应该算是黄金时代之一。

表7–1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利润表，1830~1909年（10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RAL， RfamFD/13E。

表7–2 罗斯柴尔德银行合并后的平均年利润，1815~1905年（千英镑）

资料来源：Appendix 2, table d。

当然，采用这种平均方法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的跨度横跨了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但是，就算对年度数据进行更仔细的分析，结果也是出人意料的。图7–1显示，1859~1861年——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事实上是那不勒斯银行历史上最赚钱的时期。

图7–1 那不勒斯分行利润，1849~1862年（达克特）

资料来源：AN，132 AQ13和14；基尔，《罗斯柴尔德商号》，第二卷，第573页。

毋庸置疑，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数据更多地支持了战争对战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具有破坏性的说法。为了便于比较，图7.2将纽考特的年利润与其他两家同处金融城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公司和斯罗德公司进行了比较，对每家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式是将利润转化成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资本利润率。结果非常明确地显示，1863~1867年——德国统一战争的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年份，其盈利情况最好的年份出现在和平年代——1858年、1862年和1873年。巴林银行似乎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战火中得以繁荣（斯罗德稍差一点，但也基本是）——尽管对于巴林兄弟公司来说，这些高利润或许更多来自于和平的美洲，而不是战乱中的欧洲。无论怎么说，如果我们坚持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段时间整体上总的盈利水平与军事冲突的爆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这无疑是很荒谬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和平年代大大地提升他们的盈利水平，就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一出现先兆的时候就为欧洲国家的战争准备提供了金融服务，同时国际局势也急转直下，紧紧跟随着当时战争的步伐。这些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战事，不仅没能损坏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领头的跨国银行的地位，反而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业务机会，这与50年前战争把他们送上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并同时使他们声名远扬的情况如出一辙。

图7–2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巴林兄弟公司和斯罗德公司利润率（百分比），1850~1880年

资料来源：RAL，RFamFD/13F；吉格勒，《第六帝国》，第373~378页；罗伯茨，第527~535页。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基本上是由那些紧缺现金的国家所挑起的；这就最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在这段时间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它们能获取如此巨额利润的原因。税收的基础仍然很窄。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段时间的现金确实特别紧张，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英国的模式进行了贸易自由化运动——奥地利降低了关税并且在1853年与普鲁士领导的贸易同盟达成了协议，法国与英国在1860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短期内降低关税的效果是减少了财政收入，一直要等贸易总量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填平这个鸿沟。奥地利政府在理顺它差异很大的各块领地之间的税收系统方面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尽管有布鲁克在19世纪50年代所做出的英雄般的努力，但是它的预算在那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平衡过。另一方面，普鲁士政府拥有相对高效的财政筹资体系，用盈利的国有企业来填补其空虚的国库；但是自由党主导的议会与日渐保守的君主之间的政治纷争使得其金融体系几乎同样举步维艰。到底是谁来决定战争的预算——议会还是皇室？这是俾斯麦受命去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之一。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谁来统治德国——俾斯麦不得不极大地增加预算的规模。他为此所采用的那些绕开普鲁士议会的金融手段完全可以与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相媲美。

甚至远在几十年以前，政治家们寻求通过税收以外的手段筹集资金的努力就非常有利于快速成长中的多元化的国际银行系统。如果19世纪50年代是工业信贷银行及类似投资银行的时代，那么19世纪60年代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多更具有生命力的机构——股份合作制储蓄银行。在英国，这种情况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影响相对有限，因为绝大多数储蓄银行都只关注那些国内的金融业务，而这些业务则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随着1856年和1862年英国公司管制的两次放开，出现了很多与雄心勃勃的外国投资人合资建立股份合作制银行的尝试，其中的英国·奥地利银行——由乔治·格兰费尔·格林于1864年1月建立——造成了也许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最严重的挑战。这就是那一类用列昂内尔的大儿子纳特的话说，做了“大量草率的业务，而且如此草率，使得穆非叔叔几乎不可能跟他们有任何合作”的新进入者。

在法国，詹姆斯不得不面对在这个时期成立起来的4个主要的新竞争者：工商信贷银行（建立于1859年）、储蓄与贴现银行（建立于1863年） 、兴业银行（建立于1864年)以及里昂信贷银行（1865年开设巴黎分行）。事实上，这些银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算不上是竞争者。比如说，兴业银行由一个包括塔拉伯特、巴特隆尼和德拉罕特这些早就通过各种铁路企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组成的财团所组建，而且新银行通常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一致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里昂信贷银行的关系也是友好的。要说真有什么事情的话，应该说这些新建立的银行对于工业信贷银行的威胁应该更大一些，原因是这个银行在19世纪50年代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获得了几次有限的成功之后，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像是储蓄银行。尽管如此，它们的存在扩展了法国的金融基础，这只是预示了有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势力受到相应削弱的可能。詹姆斯选择自己不直接参与到兴业银行里，尽管他们很明确地邀请詹姆斯“进入它的首脑机关”；很显然，他自己在巴黎建立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愿望在金融界联盟成立之后就逐渐消退了。在奥地利，也有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建立，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工银行。在维也纳建立一个奥地利版的地产信贷银行的想法在1863年首次提出来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詹姆斯和安塞尔姆的阻挠。然而，这也就给比利时金融家兰格朗·杜蒙梭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梦想着建立一个抵押贷款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网络，使自己成为那个取代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主教徒。

所有这一切给了处于战火中的各个国家比过去更多的选择：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为他们提供资金，他们可以去找其他银行。因此，这时已经不再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好战政策进行否决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可能性（就算是这种情况以前确实存在过）。政府或许最后会由于缺乏资金而输掉战争，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发动战争。如果说要为奥地利、邦联合法国的战败找到什么经济学上的解释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开发新的金融资源方面不如皮埃蒙特、联邦和普鲁士；或者，换句话说，很可能是金融市场不太愿意借款给他们。这个时代是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赋予了同一个利益集团中的银行家们前所未有的权力，虽然说一家单独的银行不可能再像1848年以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呼风唤雨。自由贸易，再加上货币复本位制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大大限制了政治家们随心所欲采取行动的自由；很小的误判——无论是外交还是财政——就可能马上招致来自于投资人的惩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政府债券价格的跌落，或者是货币的流出，给货币当局对货币可兑换性的承诺造成巨大的压力。表7–3通过比较奥地利与英国和法国的债券表现，说明了1858~1859年的危机对奥地利债券的影响。事实上，对于这些大国的债券，军事失利导致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失掉一半以上的市值。

表7–3 意大利统一的金融影响

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报价的周收盘价格，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报价的年终价格。

资料来源：《目击者》；海恩，《私人银行与产业化》，第358~372页。

“统一”欧洲

在外交家和政治家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9年时看起来有些忧郁。现实的情况是，他们必须得非常小心地算计，以确保冲突的双方都能够为他们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买单——这一点却被那些主要依靠外交人士的书信和日记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因此，在詹姆斯敦促拿破仑维护和平的同时，詹姆斯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5亿法郎的1858年法国贷款，这笔钱被很多人看成是“战争贷款”。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859年1月牵头组织了600万英镑给奥地利的贷款，期望加强由布鲁克自1855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以来所形成的财政与货币稳定局面。皮埃蒙特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在1858年夏天，经过艰难的谈判后，詹姆斯帮助组织了4 540万里拉（票面价值）的皮埃蒙特贷款给凯沃尔（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和都灵国民银行共同承销），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政府已经意识到要想获得在国内市场上公开让公众认购成功，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然而，当凯沃尔想在随后的12月到法国资本市场上再募集3 000万~3 500万时，情况全变了。他当时试图修补他与佩雷尔家族之间业已被毁坏的桥梁，说要打破詹姆斯“对我们债券市场的垄断”，而这是佩雷尔已经“梦寐以求了很多年的理想”。“如果在我们与罗斯柴尔德分手后，我们与佩雷尔先生联姻，” 凯沃尔审慎地说道，“我相信我们将会成为幸福的一对。”但是这一次，挑动这两个老对手互相争斗的策略没有成功：没有一方愿意接受凯沃尔所设想的条件，因此他被迫退回到有限的公开认购，发行了150万法郎的债券，价格与他曾经给银行建议过的相比，低了很多（79相较于86）。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拒绝在奥地利债券市场表现已经很差的条件下大规模发行债券为其提供帮助，来避开自己对战争的资助的案例，更何况还是在得到了工业信贷银行的认同的情况下。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詹姆斯对于布内说了些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参与了凯沃尔战前的最后一次发债行动，他们自己认购了100万里拉，同时承销了另外的400万里拉。

因此，当奥地利在错误地认为俄国和普鲁士会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草率地发出了最后通牒后，战争最终在1859年4月底爆发，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所有的三大战役的金融准备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起到了一些作用。如果只是简单地说他们试图阻止战争——因为假定战争的爆发是对他们的打击，就犯了与于布内以及其他人在当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只是按詹姆斯说了什么而不是按他做了什么来对他做出判断。他无力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他已经开始的那些生意的损失，同时寻求在战争可能产生的新的生意上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对这个说法最典型的证明就是1859年4月30日——奥地利军队越过边境进入撒丁尼亚的当日——从伦敦发给巴黎银行的电报，上面说：对抗已出现，奥地利需要两亿弗罗林。

所有战争的结束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当奥地利在索弗林诺遭到了看上去似乎是致命一击的时候（6月24日），拿破仑三世很快就提出了条件，他担心——而且也可以理解——普鲁士在莱茵地区进行战争动员后可能引发的问题。在维拉弗兰卡（7月12日），他与弗兰兹·约瑟夫达成了妥协，这似乎使凯沃尔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奥地利保留威尼西亚以及隆巴蒂的那些要塞，并且做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承诺，其他的意大利统治者——目前饱受民族主义者起义的威胁——可以恢复他们的统治。一切都很明确地显示，只有当莱茵地区出现的危机已经完全地转移之后，统一意大利的计划才会重新实施。到1859年12月底，拿破仑三世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抛弃教廷（名义上，法国军队一直保卫着）；1860年1月，凯沃尔回到了办公室；在3月23日，两个人重新修订了普隆庇尔计划。作为对获得萨瓦和尼斯的报答，法国支持在意大利各邦进行公民投票，投票最终结果与当初预想的结果一致。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凯沃尔是否有能力控制他自己发动的革命？只有当加里波第的大军在那不勒斯被挫了锐气，而且凯沃尔的军队冲破了教廷控制的各邦，才能够说他已经成功了，而且新的意大利将会按照皮埃蒙特的愿望建成君主制国家。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大国是否会再次干预，以保持那种梅特涅似的国际秩序？在意大利他们已经这样干预过很多次了。但普鲁士只会以取得对德国的统治权作为交换来救援奥地利，而这个方案已经遭到了奥地利的拒绝；如果要俄国要与法国绝交，则必须以恢复1856年的《黑海条约》为交换，而这个方案也已经被英国否决。

现在很难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861年正式宣告成立的新的意大利王国总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詹姆斯曾经在两个场合暗示凯沃尔他支持统一；而这个家族里的一些身处英国的年轻成员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们对意大利文化习俗的热衷，安东尼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在1860年“用短短半个小时就将加里波第的《自由之歌》翻译成了英文诗歌”。而在另一方面，詹姆斯又被加里波第所扮演的角色所困扰。这用不着多想，因为他在1860年9月对那不勒斯的入侵，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儿的银行送到了一个万分困难的境地。阿道夫选择与波旁国王法兰西斯二世一起逃往那不勒斯以北的加埃塔，但是不久之后，大家都很清楚，无论是詹姆斯还是安塞尔姆都不准备贷给流亡的国王所要求的（分别为150万和200万法郎）贷款。阿道夫遭遇的尴尬可以部分地解释他的姐姐夏洛特对加里波第的反感，这位“意大利叛乱分子”在1864年访问英国时受到了辉格党精英分子的“没有任何道理的接待”，这使她感觉非常遗憾。像她稍后在1866年对俾斯麦的谴责一样，她的这些评述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对1848年革命曾经如此热情欢呼的女人已经是多么接近她的叔叔詹姆斯在那些干涉年代所秉持的态度。

詹姆斯的理念本质上是超民族的，他对民族主义的那些巧言辞令或多或少都有些充耳不闻，他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令人惋惜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猜疑加里波第的原因，而对加里波第的每一个举动的猜疑似乎都会使金融市场深受打击。在詹姆斯的眼里，拿破仑三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考虑法国主流大众的感受，而这种情况是拿破仑三世走向衰落的征兆；之后同样的情况是，俾斯麦利用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来终结普鲁士，也是俾斯麦不可靠的信号。按照詹姆斯的喜好，1860年和1866年的事件具有太多1848年的意味。从另一方面说，詹姆斯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他总是喜欢把国家事务看成是生意——考虑一下有多少意大利政治家（比如凯沃尔和巴斯图吉）有银团背景，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说法。因此，历史学家（紧跟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建立，而詹姆斯看到的只是合并和分离，这也就解释了他对奥地利1859年后所面临的困境时的态度。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敌意吞并有其道理，而且获得了成功，奥地利跟以往一样，战败之后在经济上非常贫弱，因此，它应该把它对威尼西亚和霍斯坦的权利出售给那些有能力出得起价格的大国——意大利和普鲁士。让詹姆斯十分不解的是，奥地利皇帝宁愿遭受进一步的军事失败，也不愿意让哈布斯堡商业化，以便能够采用这种方式。不管怎么说，对于詹姆斯来说，威尼西亚是由维也纳还是都灵或是佛罗伦萨来统治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的欧洲版图里，他一直是按铁路而不是边境线来划分国家的。事实上，正如萨夫兹伯里所预测的，意大利战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战争将他们的帝国隆巴多威尼西亚与中意大利铁路所覆盖的绝大部分领土从奥地利转到了新的意大利王国治下。《苏黎世协定》（1859年11月）中最关键的条款中确认了由奥地利所授予的在隆巴蒂地区现有的铁路特许权依然有效，只需在合同中用新的意大利政府来替换奥地利，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由老意大利政府在1860年7月所授予的特许权。在正式的文件中，处于意大利——奥地利边界两边的铁路线由独立的公司管理；实际的操作中，还是那些股东在巴黎聚会，并在詹姆斯的主持下，讨论整个的北意大利铁路网的事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够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意大利统一的态度。詹姆斯最开始时的反应是同时向战败方和战胜方提供金融服务。早在1859年8月，奥地利政府惊奇地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为托斯卡纳发行债券，尽管事实上这只是一项早期交易的后续工作。第二年的3月，詹姆斯通过安塞尔姆宣布他也很愿意帮助奥地利财政部，为解决他们赤字问题提供融资服务。与通常的情况一样，他会利用哈布斯堡的财政困境提出很多条件，而第一个条件是，他可以认购计划发行的2亿古尔登贷款中的2 500万，没有其他外国银行参与。“部长一般总是想要避开把这个业务委托给我们的银行，”他略带威胁地写道，“而且他想象不到他损害了自己多少的信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危及了这项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公众现在已经习惯了由我们的银行资助所有的奥地利人，当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果这项计划不是独家委托罗斯柴尔德家族，公众就可能会猜测我们在撤资，并因而对奥地利的金融形势失去信心，这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在8月，詹姆斯给都灵也发出了类似的信号，那里在1860年8月发行了15 000万里拉的新债。尽管詹姆斯认购了1 750万里拉新发的4.5%票面利率的国债（发行价80.5），但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他宣称，这是“制造财富的地方，而且它们都是为我们而造”：

我还不想说我们应该提出新的业务，或者说我们愿意使他们的债券上涨。不，因为如果加里波第还在坚持，我当然不会让它上涨，而且如果他保持安静，我会觉得需要卖掉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卖出100万份债券来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不会对此表示反对。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使用意大利战争的结果来重新主张他们在法国的金融影响力，尽管这种遮遮掩掩的威胁最后证明在这里其实并无必要。

詹姆斯甚至试图想要重塑他与教廷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在1860年12月时很草率地停止了对他们债券利息的支付。如果这样做是基于推测凯沃尔和加里波第不久就会在罗马建立新的意大利首都的话，詹姆斯马上就会意识到他的错误：尽管拿破仑三世愿意将教廷所控制的邦留给凯沃尔，但从政治上他不可能从罗马自行撤出法国军队。在这个问题上，皇帝仍然受教皇至上的那种认知所禁锢。当长期处于破产状态的梵蒂冈在1863年被迫将目光转回到拉斐特大街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算继续履行义务，尽管只是以一个很小的规模开始。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种关系，似乎始终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考虑到此一期间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激进的态度，这种关系显得十分奇特，而且人们毫不奇怪，教廷在巴黎的大使因此受到了嘲弄：“想要烧死德·罗斯柴尔德先生，但前提是与他共进晚宴。”但现实的情况是那些像兰格朗·杜蒙梭那样梦想着用“天主教徒的金融力量”来替代“犹大”的人，都不具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实力；而且在19世纪60 年代梵蒂冈的信用状况出现剧跌时，对这种实力的要求就显得尤为突出。另外，至少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的部分成员对天主教徒感情的尊重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已经看到，夏洛特就对英国天主教徒的祈祷仪式和慈善机构留有非常正面的印象；而在1867年，詹姆斯在拒绝批准一项很大的以教会财产做担保的意大利贷款时，也表现了他对天主教教义的仁爱之心。

从1867年贷款中退出的决定也应该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新的意大利政府金融政策的认识不断清晰的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早在1861年12月，詹姆斯就开始怀疑新政府财政的稳定性。他抱怨说，财政部长都似乎打算好了决意要“破坏”自己的信用，将很多钱投入到新的军费开支中（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预计还有更多的仗要打），而投入到政府现有的债务中的却很少。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从来没有放弃他早先对新政府长期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按照他的说法，意大利是“我们的旋转木马”。问题是，只要新政府迫切希望插手罗马和威尼西亚，它的军费开支就存在膨胀的可能。而在意大利南部，存在着对皮埃蒙特强权统治进行的坚决抵抗，这将进一步拉大新政府的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859~1865年间，新政府的借款不少于18 750万里拉，从税收和其他途径获得的财政现金收入仅能满足其支出的一半。不可避免的是，这对意大利债券和新的货币都产生了影响。詹姆斯曾经预测，意大利国债到1862年“如果不到80的话……也会到75”，而实际上却跌到了1866年最低时的54.08——甚至低于罗马债券的价格。1866年月1日，在加入复本位制的包括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拉丁货币联盟”一年后，在与奥地利重新开战的前夜，意大利不得不暂停了里拉的兑换。

新的意大利政府因此在金融方面引发了业界的很大怨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60年代的书信中满是对新王国的辱骂：意大利人是“暴民”，继任的部长们是一群“蠢驴”和“傻蛋”，意大利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国”。在1864年9月，阿方斯很让他的表姐（也是岳母）夏洛特吃惊，“因为银行对意大利问题有了不堪重负的感觉，他说意大利王国不可能持久”；他同时预测“仇恨在那不勒斯、西西里、托斯卡纳和皮埃蒙特之间”日益蔓延。詹姆斯充满信心地预计意大利会像是一个扩大的皮埃蒙特，而且正如阿方斯在1866年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所评论的，意大利的信用越来越靠近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水平。“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无赖。”在听到对外国资本征收新的税种时，他气愤地写道，“而我起码还会为他们考虑，在英国和法国总是通过为他们讲好话来增加其信用。”

从另一方面看，一个软弱的政府也有可能是产生好生意的源泉。尽管詹姆斯一直在抱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在自1862年开始的几次行动中，帮助补充意大利国家银行日渐匮乏的贵金属储备。6个月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安排了一次大规模的价值5亿法郎（票面价值）的国债发行。然而，意大利政府紧接着又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在1864年所看到的是意大利政府和银行之间关于债券价格的无休无止的争吵，这次争吵是有关他们准备推出的短期国债的。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开始筹备新发15 000万的国债，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意大利政府按这种可能降低市场对他们债券的预期价格的方式，来出售这种短期的品种。为了防止出现价格的进一步下滑，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同意用黄金支付1 700万~1 800万里拉。

尽管意大利政府在平衡预算方面非常无能，并且由此导致的债券价格的下滑对这些债券的外国委托行来说，面子上也有些过不去，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交易都毫无利润可言。然而，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并不满足于代理业务所产生的那点佣金。除此之外，他们寻求利用政府周期性出现的现金流困难的情况，迫使它授予他们的铁路公司更多的特许权。这一点都不假，他们一直希望“融合”隆巴蒂铁路及其他所有未完工的在利夫诺、罗马和那不勒斯以北的铁路，但他们的这个希望在新意大利议会遇到了对外国控制国有铁路网所设置的政治障碍，议员们很自然地认为意大利应该像拥有自己的政府一样拥有自己的铁路网。但是到了1865年，意大利政府的财政需求终于战胜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它同意以2亿里拉的价格将现有的国有铁路出售给隆巴蒂公司。这使得公司自身的财务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需要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兴业银行得到短期借款支持，同时也希望通过发行新的债券筹集必要的资金。然而，考虑到在奥地利和瑞士的类似并购，这项计划更多的是一项战略投资。

1865年同时又发生了关于建筑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所引发的争议。在其他人为弗雷吉斯（法国）、鲁克马尼尔/圣·格特哈特（瑞士）和布勒内（奥地利）关隘的相关政治利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詹姆斯在一旁冷眼旁观，表现得相当冷静，因为几乎所有的选择方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原因是，当其他人在忙着统一民族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正静悄悄地“统一”着欧洲。正如詹姆斯在12月份对兰道所说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联的。”“根本用不着怀疑，”詹姆斯在给银行家德·艾希塔尔的一封信中满腔热情地说，“布勒内铁路……将会是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首选路线，它处于欧洲的正中心，它会将它的效益带给东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通向欧洲西部总体交通的广大区域……”这就是詹姆斯的欧洲地图：一张铁路线路图。

阿方斯在西班牙所描绘的那条平行线是很有用的，因为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与西班牙所进行的交易，同他们与意大利进行的交易看上去具有很多相似性。在这里，铁路是关键，扎拉果扎铁路在詹姆斯的西班牙计划中具有隆巴蒂铁路在意大利所起到的同样的作用。与意大利政府一样，马德里政府也一直出现预算赤字——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赤字，从未间断过。在两国的具体情况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援助几乎都带有与铁路特许权有关的条件。然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前者的政治动荡更严重：1854年爆发的皇室以反对专制主义者为借口发动的军事政变，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革命，但保守派和激进派一直存在不合——每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将军——因而在1856年引发了宪政危机。利奥波德·欧·丹内尔将军领导的保守派政府在1863年被另一次宫廷政变推翻。3年后，又有另外一位将军发动了一场流产的政变。有些时候，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很容易被人忽视。正如詹姆斯在1864年12月所说的：“这没有什么新奇的，只是在西班牙又换了一届政府。”但是，到了1867年2月，他很有预见性地警告他的儿子等待在西班牙历史上出现“一个1792年”。“总的来说，”阿方斯在当年的晚些时候认识到，“西班牙与其他国家不同。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麻烦不断的时候，西班牙是平静的；而当其他地方安静下来后，它又在闹着革命。”西班牙是“充满惊奇的国家，在那里你甚至不能指望着明天会来临”。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的第二个不同，也是纳特从来没停止过提醒其兄弟们的，就是西班牙拥有非常悠久的破产历史：每一次，在西班牙政府企图进入债券市场的时候，它总是要遇到那些满脸不高兴的、持有以前政府拖欠很久的“不生息”债券的人。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控制着西班牙的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对增进西班牙的信用几乎没有半点帮助。最后，西班牙的铁路跟意大利比起来盈利状况也要差很多。到19世纪60年代中时，当政府的补贴枯竭后，萨拉戈萨铁路已经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高达4 000万法郎的债，而且每年还有高达150万法郎的赤字。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这个时期的信函中充满了对这个金融“噩梦”的悔恨。

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解释了詹姆斯和他的侄子们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为什么每当碰到继任的西班牙政府向他们申请贷款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如此审慎的态度的原因。在1861~1862年间，他们同意了一笔小的贷款；而1864年一个规模较大的业务由于遭到了竞争对手——比如佩雷尔家族和巴林——的搅和而告失败。两年后，詹姆斯准备为西班牙政府提供一项新的贷款，贷款条件只要求用税收补贴或者是补贴他的铁路公司作为回报（这在短期看起来，似乎将罗斯柴尔德和佩雷尔的利益很好地调和在了一起）。然而，一个由法兰西银行家福尔德和霍廷格尔领衔的银团抢先了一步，他们给马德里政府提供了一项新的价值7 900万法郎的债券发行业务。后来在1867年由兴业银行（巴林银行在其间起到了协助的作用）提出了一项贷款安排，计划将所谓的“不生息”债券（这些债券的利息支付早已停止）进行转换。尽管这些竞争让詹姆斯非常不舒服，但历史其实也不过是在不断地重复：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陷入新的西班牙债券事务中的态度跟以前一样地勉强，他们更希望继续按照埃尔梅登矿山的产量来安排适度的贷款额度。其他所能提供的担保形式——盐垄断、烟草垄断或者从古巴来的殖民地收入——没有水银那么有吸引力：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来喜欢金属，而是越贵的越好。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好相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获得处境艰难的萨拉戈萨铁路的特许经营权，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排除提供更高额度贷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提供新的贷款。正如安东尼恰如其分的比喻中所说的：“铁路总是男爵考虑业务的底线。”1867年，这场繁复的谈判始终围绕着法国交易所对西班牙债券的禁令在进行，这项禁令颁布于1861年，目的是制止资本输出。法国首相尤金·罗伊尔宣称，他愿意结束这项禁令——因此又向批准新的西班牙贷款的目标迈进了一步——条件是西班牙政府要恢复自己金融市场的秩序。问题是这个重启的贷款之门是否会包括詹姆斯所寻求的对萨拉戈萨铁路的那些补贴；尽管对于西班牙政府之所以为了借入1 000万到1亿法郎而把它移交给法国人控制的铁路公司的原因，从来就没有完全理清过。由银行家萨拉门卡代表纳瓦埃政府所进行的谈判一直到革命爆发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结果——而这个时候纳瓦埃已经辞世而萨拉门卡则已经破产。阿方斯抱怨道：“政治体制能提供一点保障和稳定比任何补贴都有效果。”这是一种奢望：由胡安·普利姆为首的军人集团在9月份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伊莎贝拉女王。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各种谈判都没能谈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各家银行都早已意识到了这场酝酿中的风暴。正像阿方斯所说的，维斯维勒尔早就已经“在等待着这场灾难的到来”。

与拿破仑三世的亲密关系

阿方斯在他与西班牙的谈判中能够依靠法国政府的强大支持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关注。因为意大利战争中，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或许就是它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波拿巴法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表面上看，法国在意大利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中少有的几大亮点之一，而且第二帝国再也找不出比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年代了。当列昂内尔在1861年4月到访巴黎的时候，他被乔治·豪斯曼对这个城市所做的改造惊得目瞪口呆。“我必须说，”在看着那些取代了原先老城中七弯八拐的小巷而新建成的宽阔大道后，他半真半假地评论道，“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位像皇帝陛下这样的人过来三个月，对伦敦老城也进行一些改造。”然而，在这些表面的光鲜之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虚弱。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属于外交问题。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比拿破仑三世于1860年3月掠取了萨瓦和尼斯更让英国的自由党人大失所望；这件与他的叔叔有些类似的“宏才大略”之事一出，立刻抵消了在同一个月所签订的《英法贸易协定》所带给法国的正面外交形象。对于詹姆斯来说，英法之间出现对抗的唯一结果就是可能给法国带来麻烦；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有过教训的，他曾经亲身经历过路易·菲利普的退位。“法国内部政策的任何最革命性的变革对本国金融界的影响，”詹姆斯在1859年10月对新上任的奥地利大使理查德·梅特涅说，“不会比他们与英国断交所带来的影响更深远。”“确实非常遗憾，”迈耶·卡尔在第二年的3月这样说道，“这份协定带给世人的良好印象都被这些意大利的不幸的言论所破坏了，这些言论没有丝毫的好处，而且正肆意地扰乱着应该存在于英法两国之间的那种事关整个欧洲安全的相互谅解。”按照一位外交观察员在次月所观察到的情况，“巴黎的那些伟大金融家，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对一场恐慌进行着准备，并且到处宣扬这场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次外交上的疏远也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影响。渐渐接近尾声的美国内战导致黄金从欧洲流出到大西洋对岸，这种情况最初开始于1860年。这对伦敦和巴黎都造成了影响；但是，当英格兰银行主要依靠提高银行利率来保护其储备的时候，法兰西银行并没有亦步亦趋地紧跟英格兰银行的做法。这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再次提高其贴现率——提高贴现率遭到了部分董事的反对——法兰西银行行长因此决定于1860年11月授权购买伦敦市场的黄金。很遗憾的是，他的代理人犯了一个错误，自己直接从英格兰银行提走了30多万英镑，这是一个让阿方斯深感痛惜的对抗举动。他采取的用英格兰银行5 000万法郎的黄金换等值的法兰西银行的白银这一补救措施，只为法兰西银行提供了短暂的宁静，更大的压力很快就降临到了银行的头上——这些压力来自法国贸易极不正常的巨额赤字和政府巨大的融资需求。

这些困难迫使政府转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在1861年10月，罗斯柴尔德兄弟和巴黎的另外五大银行（霍廷格尔、福尔德、皮勒·威尔、马勒和杜朗德）之间达成了一项精心谋划的交易，他们共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及巴林银行借入价值200万英镑的三个月票据，其目的是减少标准银票据的升水，并阻止黄金再流到海峡对岸。与此同时，法兰西银行卖出国债（尽管表面看起来，发行5 000万法郎小面额纸币部分抵消了这样做给这些开放式的市场行动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效果）。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能真正帮助法兰西银行摆脱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62~1864年，这时黄金和白银流向了埃及和印度，这些地方在美国南方被封锁后，成为了欧洲纺织工业所需棉花的主要来源地。

对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货币紧缺意味着影响力的复苏；或者说，它意味着那些竞争对手影响力的下降。在1861年，尤里斯·米勒因为欺诈被逮捕，这是詹姆斯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结果。“罗斯柴尔德是胜利者，”梅瑞美观察道，“而且据说，他是这个行业中独一无二的男爵。”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人们看到了工业信贷银行死亡的最初征兆。由于通过其下属的不动产公司对不动产进行了过度投资，到1864年，佩雷尔家族发现自己很难平衡资产负债表。由于这些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巨星的陨落，阿方斯在法兰西银行以主流经济人士的名义发出的声音影响力变大了。阿方斯在1864年时认为，工业信贷银行是货币危机的“始作俑者”，而“唯一的补救措施在于法兰西银行的强力抵抗”。他担心，“暂停货币兑换”会成为佩雷尔家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种局面确实十分危急，因为这是业务的老系统和新系统之间、工业信贷银行和国家银行之间的生死搏斗。”他和他的父亲给1865年的货币听证提供的证词提前宣告了佩雷尔家族以前一直想以一个更具扩张性的信贷体系取代法兰西银行的野心的彻底失败。“您希望建立几十家银行吗？”詹姆斯反问委员会，矛头指向佩雷尔家族关于放松货币监管的要求：

您希望授予他们发行钞票的权力吗？那么，保障在哪里？假如我是一家小银行的头，我们只有很少的资金，但是资金的需求量却很大。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说：随便，反正其他的银行到时候不得不来救援我。这是所有小银行都会干的事情，而且是注定要发生的，它们肯定期盼着法兰西银行像一家母亲银行一样有义务去为其他银行所干的蠢事买单。

詹姆斯和阿方斯一致认为，货币政策可以成为法兰西银行自己的事情；如果它发行的钞票的可兑换性受到威胁，信心就会消失；它的运作方式应该尽可能地向英格兰银行靠拢，但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白银应该继续留在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里，并与黄金享有同等地位。佩雷尔家族试图反击，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怪罪于法兰西银行的高贴现率，并且指责是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操纵，将法国的资本转移到了海外。艾米尔·佩雷尔在1865年11月时这样说道：

在法兰西银行里有人希望看到我倒下……但是给萨拉戈萨和埃里康特铁路融资的人不是我，给隆巴蒂铁路线融资的也不是我，该为15亿意大利贷款、比利时贷款、奥地利贷款、罗马贷款、西班牙贷款负责的人也不是我，在这些项目中签过字的那些人现在就在那些谴责我们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而抽干了国家财富的人中间！

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有点幸灾乐祸的超然态度，冷眼旁观工业信贷银行经历着死亡的阵痛。詹姆斯甚至兴致勃勃地对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做了一些很随性的投机，尽管他也许对这些股票在1864年最后出现的大起大落没有什么责任（很多他同时代的人这样认为）。“老的”银行因此变成了新的，而“新的”银行却已经作古。

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货币问题并不只是缘于那些人力无法控制的全球经济力量；这些问题中有些部分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意大利战争促使了公共借贷的增加，举个例子说，仅在1859年一年，法兰西银行必须借给财政部1亿法郎来支付国债费用，并对价值2 500万法郎的财政票据进行贴现。然而，这些钱只是政府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总借款额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总借款——就算没有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总计大约20亿法郎。意大利前国务部长阿齐尔·福尔德对这一政策的批评态度为一个不太现实的政治调整铺平了道路，这种情况在10年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出现在从前的对手之间的那些亲善关系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原野乡间可以看到。早在1860年11月，就有报道称皇帝“与福尔德和罗斯柴尔德先生在圣·杰曼打猎”；在第二年10月，有谣传说“福尔德先生、德·杰米尼法兰西银行行长先生和阿方斯·罗斯柴尔德先生在康皮埃尼与皇帝陛下一起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商讨金融局势”。然而一个月以后，巴黎传来的公告称福尔德回到了意大利政府内阁，出任财政部部长——这个公告很显然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整个市场的欢迎。“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的好朋友……福尔德听从了你聪明的建议，不调低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仅仅几周后，詹姆斯在写给阿方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阿方斯应该“去拜访福尔德，并且非常开诚布公地、非常坦诚地跟他谈谈”，还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们非常愿意与他携手，一起工作”。

在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波拿巴之间出现了新的蜜月关系的确凿证据，出现在1862年的1月，当时在为将（相对很少见的）4.5%利息的国债转换成3%的做准备。尽管当时正在尼斯过冬的詹姆斯对这个计划有些小的保留，但最后福尔德还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毫无保留的完全支持，这种支持不仅只是在法兰西银行里，而且是在整条拉斐特大街。在第一阶段，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借给政府3 000万法郎（5%的利息，为期4个月），目的是把3%票面利率债券的价格推高。另外，阿方斯同意购买8 590万法郎的30年期政府债券，这些债券也将被政府逐渐转换成了3%票面利率国债。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转换工作是成功的；而对詹姆斯来说，他非常高兴他又再次向世人表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公共金融中的优势地位。

1862年12月16日皇帝到费里耶尔打猎的这次著名的出巡，需要放到当时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历史学家常常把这个事件看成是波拿巴与这家老奥尔良派支持者的“金融高手”之间和解（如果不算是他缴械的话）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事实上看起来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在福尔德、他的国防部长（也是他的表兄弟）瓦卢斯基伯爵、英国大使考雷伯爵以及福雷瑞将军和内伊将军的陪同下，拿破仑三世乘火车在上午10：15到达了欧祖尔·拉·费里耶尔，受到了詹姆斯四个儿子的迎接。走过站台上绣着金色蜜蜂图案的绿色天鹅绒地毯后，拿破仑三世和他的随员们换乘五辆装饰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绿色和黄色色彩的马车前往庄园。他到达的时候，庄园的四个角楼都飘扬着皇旗。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安东尼、纳特和他的姐姐伊芙林娜）在庄园的正厅里被正式介绍给了皇帝，皇帝驻足欣赏了挂在那儿的范·戴克、维拉斯克和鲁本斯的画作。然后，他走出门外，在花园里种下了一颗纪念雪松树，种完树后，享用了一份奢华的早餐。“所用的银盘子用铸模制造，而为了保证盘子的独一无二，模具一用完就被销毁”。《时报》以崇敬的语调这样报道，“随后是著名的塞夫勒瓷器，每个盘子上都是布歇的真迹画。”打猎活动也非常成功：据报道，猎杀的猎物有1 231只。下午以安排在大厅里的自助餐作为结束，从艺术馆里传来的是由已略显老态的罗西尼特别创作的《民主猎人大合唱》。这首歌没有什么艺术价值，配了男高音、男中音以及男低音的声部，伴奏中增加了有两架鼓和一面铜锣。下午6点，皇帝一行回到了车站，一路上由“侍卫、猎人和其他从这个领地上雇用来的人手执火把提供照明”。

然而，这次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的好客表演中最具炫耀色彩的活动是否真的代表了与拿破仑三世的和解仍然值得怀疑。尽管皇帝自己确实留下了十分愉快的记忆，纳特在他给他父母的函件中还是捕捉到了当天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我必须说这是我所有坐车的经历中最不舒服的一次，因为（从车站出来的）道路就像是玻璃窗格……如果是在英格兰，周围的民众应该会显得更加热情，“皇帝陛下万岁”的呼喊大部分来自于那些雇来的人……早餐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要是食物能保温，那就更完美了。早餐后，参与活动的人转移到了花园里。这里展示了宏大的狩猎场面，但是由于大多数猎手都喝了10~12种不同的酒，他们的枪法实在是不敢恭维。总共被射杀的野鸡约800只，而当初计划的是1 500只。

另外，按照一份记录，詹姆斯在跟皇帝告别的时候，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有些不中听的话。“陛下，”据推测他这样说，“我儿子和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一切。我们今天的这份账单可是够贵的。”就像（龚古尔）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拿破仑三世只是最近的法国统治者“对钱做了一次国事访问”。当时的德国卡通作家描绘拿破仑三世猎杀金鹿或者是肥大的金钱“猎物”，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参见图7–3和图7–4）；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了这种场景里面的虚假成分。这场费里耶尔招待会如果不是为了英国与法国的和解——所有到场的有考雷和不少于4名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那么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然而，大家所期待的这种和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相反，每一次外交危机的出现似乎都把法国和英国两国之间的距离推得更远。

图7–3 《小金牛》（1862年）

资料来源：考勒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36页。

图7–4 《费里耶尔：罗斯柴尔德家的野生大猎场》（1862年）

资料来源：威尔森，《罗斯柴尔德》，第19版。

从公开的情况看，波拿巴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很不错，而且詹姆斯和他的家人经常被邀请出席宫廷的社交活动。比如在1863年1月，龚古尔在皇帝的表妹玛蒂尔德公主举办的晚会上就看到了詹姆斯。几个月后，阿方斯再次去贡比埃尼与皇帝讨论货币政策，他很满意地记录道：“陛下似乎明白了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4个月后，他和他的妻子又回到了那里参加猜字游戏晚会——一种最受欢迎的宫廷消遣，晚会上，莉奥诺拉表现得像“拥有荷罗孚尼大脑的朱蒂丝^[36]”，到游戏结束时“她的头上和颈上已经戴满了钻石”。次年，福尔德担心佩雷尔家族可能会说服拿破仑放弃对货币可兑换的坚持，特别要求詹姆斯去与皇帝讨论货币局势。但詹姆斯自己没去，而是派了阿方斯去，他不去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嫌皇后太唠叨，而且“对犹太人的好奇心实在太重”。在1865年11月，莉奥诺拉又再次被邀请到贡比埃尼参加业余剧社的演出。她和她丈夫与居斯塔夫和他的妻子塞西尔还一道参加了皇帝1866年2月举办的化装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皇后非常不吉利地扮成了玛丽·安托妮特^[37]。

当然，那时的人们无法不去注意他们之间关系中的种种微妙之处。与詹姆斯相比，拿破仑三世显得年轻：他到费里耶尔的那年是54岁，而詹姆斯是70岁。然而，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一般，一些危急的关头会耗费掉他很多的精力，而詹姆斯——尽管视力越来越差，而且双手的关节炎也更严重——却一直精神矍铄。当夏洛特在1864年到拉斐特大街去探望她的叔叔时，她“见他正在吃午饭，第一道菜吃的是牛排配土豆，然后是一份数量很大的龙虾。一个人必须要有很好的健康状况，最起码是基本上接近这种状况，才有可能有这么好的胃口来消受这么大分量的饮食”。同样令她吃惊的还有他“让人极度疲劳的”生活方式——“永远往来于巴黎和费里耶尔之间，”另外还有博罗尼、尼斯、威尔巴德和洪堡。他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最主要的中坚力量，整日不知疲倦地联络，一个接一个地开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驱动他这样拼命的那种工作伦理观，是他的后辈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1867年8月，安东尼给出了一个关于随詹姆斯访问伦敦的痛苦记录：

今天早上，我需要去一下交易所——9点时，男爵来了，我得陪他去见威尔士王子——剑桥公爵，然后是埃及总督，之后又是苏丹^[38]，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然后如果谁不在办公室，准会被劈头盖脸骂一顿，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像往常一样写东西。

尽管如此忙碌，詹姆斯仍然能给自己找到时间在费里耶尔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野生珍禽园，同时还与威勒丝卡伯爵夫人——一位部长的太太——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人关系。他每年要花很长时间做温泉疗养，这不应该被看成是身体日渐衰弱的迹象，因为当他在享受这些水疗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比以前更年轻、更有活力”。“他在公共餐厅吃饭，并且与每一位女士交谈，但前提是她必须又年轻又漂亮。”当法国媒体在1866年刊发了一份夸张的报道说他的视力完全丧失了的时候，詹姆斯：

勃然大怒，而且非常迫切地想要给这些正在为他的失明作文章的穷酸文人们一个最有力的驳斥。因此他随即带着他的儿子们到所有的戏院走了一遭，给所有的女演员抛了数不胜数的媚眼，同时也让那些坐在包厢里的以及大厅里的观众看了个够，最后又到俱乐部玩惠斯特（一种四人玩的牌戏），并且大赢特赢，而且还很煞有介事地介绍了被他那杆非常准的猎枪打到的鹌鹑、野鸡和麋鹿。

詹姆斯超级自信，或许这时还有点倚老卖老，他随心所欲地发泄他过去一直压抑的那种刻薄的幽默。有一些是有关股票交易的知识：“在交易所里，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当你不得不讲希伯来语的时候，机会就来了。”“你问我知不知道交易所里价格起落的原因？如果我要知道，那我早就是一个有钱人了！”有位发财心切的经纪人问他，如果安装一个旋转栅门并且向进入交易所的人收取入场费，对国债的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詹姆斯满脸木然地回答道：“我的康（看）法是，这样每天会邀（要）我付出20苏^[39]的成本。”而他最有名的笑话——就像在费里耶尔说到“账单”——都是巧妙地嘲弄皇帝的。“帝国意味着一个下跌的市场”，这句话比照的是拿破仑三世的著名论断，他说帝国意味着“和平”。事实上，这句话成了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一个无法躲避的魔咒。^[40]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把这位老奥尔良分子的笑话理解成是他认为他和他的家族才是法国真正的统治者的原因。那些心怀不满的同时代的日记作家，包括岗果特兄弟，描绘了74名出现在居斯塔夫婚礼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我想象他们身处于伦勃朗^[41]创作的那些犹太礼拜堂和神秘庙宇中，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金犊^[42]。我看到这些人里的所有男性，有的身着用几百万根丝线纺织而成的华丽的绿色服装，有的身着白色以及其他色彩暗淡的宛如银行钞票的服装。一场在银行洞穴里的盛宴……这个世界的金龟子王，今天，他们觊觎着所有这一切，控制着所有这一切，报纸、艺术、作家和王室随心所欲地将音乐厅以及世界和平玩弄于股掌之间，控制着国家和帝国，随意用他们的铁路来贴现，就像高利贷者控制着一个年轻人，对他们的各种梦想进行贴现……因此，他们统治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歌剧本身……不是巴比伦的囚徒，而是耶路撒冷的囚徒。

对于岗果特兄弟来说，詹姆斯“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最粗俗，长着最恐怖的青蛙脸，眼睛通红，眼睑就像盾牌，嘴巴有钱包那么大，而且流着口水，就像是一尊金色的萨悌^[43]”。但那些见识过詹姆斯的“天然本色”——在办公室里——的人，比如费多，却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绝对生命力所感染：

他具备非凡的、难能可贵的能力，可以不受干扰地集中自己的思想，甚至身处地狱般的嘈杂吵闹中也可以十分专注。通常情况下，当那些重要的交易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会关上自己的门，谁也不接待；还有，他能很轻松地在指导最重要的大生意的同时又管理好最不起眼的业务，这都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他指挥着他的儿子，基本上都是大儿子，在他的主办公室里接待从交易所过来的办事员，而他则蜷缩在同一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某些部长或者大使愉快地讨论着涉及数亿元的某项计划……他有时候会在一项可能给他带来几千万盈利的贷款合同条款谈判中，向那些倒霉的廷臣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在有些小得可怜的交易中价值可能也就是大约50法郎，而这些大臣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位金融天才具备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能力，他可以洞察一切，而且每件事都亲力亲为……这位巨人……阅读所有来信，收取全部包裹，而且还能在晚上找出时间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尽管每天早上5点他就又必须投身于他的生意里。而且，你还应该留意到，在他巨大无比的银行大楼里，所有事情都是那么井井有条！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秩序啊！多么忠诚的员工！

因此，尽管甚至连拿破仑三世都开始放松了对政治势力的控制，詹姆斯却越来越加强了对巴黎金融的绝对独裁。正如（龚古尔）所说的一样，在这个“最圣洁的金钱圣物”面前，“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而且这种绝对性就跟你必须面对死亡一样。”

但问题依然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对波拿巴的统治到底有多大的危害？这是当时的人普遍想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公开场合，詹姆斯对于帝国的统治至少还表现出了一些友好行为的话，那么私下里他和他的家族则仍然持有完全的敌意。就像他的法国亲属纳特所感觉到的，变得“荒谬地比以前更倾向奥尔良派，看不惯任何与皇帝有关的人和事”。这个观点得到了本杰明·戴维森的验证，他曾经与贝蒂会过面。起初，詹姆斯对于朝更有议会宪章性质的方向转化表示出了谨慎的欢迎，但又很担心拿破仑三世会通过政变再一次复辟。当阿方斯决定学习他叔叔列昂内尔的榜样，参加选举时，他是以一名反对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的——尽管詹姆斯对于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对形象搞得如此“昭然若揭”一直持保留态度。

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会反对一个在19世纪60年代对自己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政权？比那个挥之不去的奥尔良情节更为重要的是，詹姆斯和他的儿子们看到了在福尔德所提出的那个完善的金融新时代理念与皇帝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像以往的情况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而且在他们看来还充满了危险。19世纪6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且拿破仑还蠢蠢欲动地想去“插一脚”；每次有这样的迹象，对增加军费和因而导致更多政府赤字的预期就会给国债的价格以打击。例如，早在1863年7月，对新的法国贷款就展开了谈判；法兰西银行周期性的货币困难可能也会以影响金融信心的方式对帝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意大利战争之前，詹姆斯就已经总结出了他自己的波拿巴政治理论：“没有和平就没有帝国。”在随后的几年间出现的事件只是使他对这一点更加坚信不疑，而且他的很多信件也都指出了金融弱势与需要进行操纵的外交空间之间的关系。他在1863年10月对他的侄子们说：“就像我说过的，皇帝应该以和平的口吻来发表谈话。如果他想拿到钱，而且确实也在准备一项贷款，他就必须这样做。”“我相信，”他在1865年4月写道，“弱势的市场将会帮助皇帝保持一种更平和的心境。”在1866年3月，他又说：“我们能够把和平维持一段时间，因为那位伟大的人物（拿破仑三世）无法负担发动一场战争所需的财力。”他反复忧虑的是国内的政治软弱仍然会诱使拿破仑三世去拿国外冒险进行豪赌。拿破仑三世越是证明了詹姆斯这种担心的可能性，詹姆斯就越预见到了金融的困境，这就是他说帝国是“下跌的市场”而不是“和平”的真正含义。

英国中立的根源

对拿破仑三世的不信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19世纪60代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所做出的反应的途径。在同一个时期，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发挥的政治和外交作用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对这些冲突所谓的不干预政策。这些冲突不仅指发生于欧洲大陆的冲突，也包括发生于美洲大陆的冲突。

勾画19世纪60年代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确定进入下院以后，列昂内尔从来也没有对他们的议员同僚们发表过讲话，但如果以此来认定他在政治上不活跃，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很频繁地出席议会——甚至有一次在关节炎严重发作而造成行动不便时，被抬入会场出席辩论——而且还很频繁地在纽考特和皮卡迪利大街接见资深政治人物和记者，致使他的妻子在1866年这样写道：“对政治的兴趣让你的父亲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了。”由于列昂内尔在争取进入下院的运动中一直得到自由党的支持而保持着竞选上的优势，很自然地一直留在自由党人的阵营中。他那位满怀浪漫的乡村情怀的弟弟迈耶也是同样的情况。在经济政策上，他也属于自由派，在对自由贸易的推崇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朋友查尔斯·维利耶这位自由党对外事务秘书克拉伦敦的兄弟，以及未来的自由党首相罗伯特·罗。但是，友谊的力量使他开始偏向迪斯雷利——假如说不能算是偏向迪斯雷利的党的话。他和夏洛特与其他托利党人相处得也不错，包括乔纳桑·皮尔将军（罗伯特爵士的兄弟，但是他并不是皮尔派保守党人）以及亨利·朗诺克斯，一位代表齐切斯特的下议院议员。1865年，列昂内尔以他特有的方式要求德莱恩减少《时报》对罗素政府的攻击，而与此同时又在纽考特欢迎最能击中政府要害的批评家——迪斯雷利。1866年4月，在对罗素的改革法案的辩论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餐桌上却迎来了“两位最大的对手——在周六是辉格党（格莱德斯通），在周日是托利党（迪斯雷利）。纳特说这两场招待代表的就是虎穴和狼窝——这两天当中，我们肯定会因某一天弄得下不来台，并且被搞得气急败坏，要是运气不好，说不定两天都这样”。

纳特是列昂内尔最疼爱的儿子，而且是所有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与政治关系最深的人，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一条之字形的路线。在能找到的他的最早的政治评论中，他很明显地表明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同时夹杂着对格莱德斯通的英雄崇拜，对迪斯雷利的冷嘲热讽。在自由贸易方面，他则是一个狂热的科布登主义者。但是他对帕默斯顿的赞誉也毫不吝啬，而且似乎从来不把贸易协定看成是军事备战的替代物（这个观点可以从他的军事训练以及在白金汉郡义勇骑兵队服兵役的事实得到支持）。当他首次来到下院（旁听1866年的改革法案辩论）时，“他发现格莱德斯通的演讲沉闷而且华而不实，并认为迪斯雷利先生熠熠生辉”。罗反对改革的论断让他有些动摇，然而布莱特——这位最有激情的支持者——仍然是一位英雄。

当支持改革的游行在1866年7月出现在伦敦街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政治态度的暧昧被暴露得一览无余。伊芙林娜藏好了她的瑟夫勒花瓶并且决不踏出房门半步；然而，当“某些保守派的先生们对纳特说，他们正在防范那些愚蠢的改革者，并且说他们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家的窗子没有被砸碎……你的哥哥回答说我们非常安全，因为人们知道我们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人们为我们欢呼，而且纳特和艾尔法就在人群里”。当艾丽丝·皮尔夫人告诉列昂内尔“士兵会开枪射杀20名或30名暴民，这场骚乱马上就会平息”时，他给出了一个很典型的回复：“您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艾丽丝夫人，但是我建议您不要让这样的说法传遍伦敦的大街小巷。”夏洛特谴责托利党内务秘书斯宾塞·瓦勒坡挑起了暴力冲突，因为他把示威者驱逐出海德公园；但她同时又认同“托利党政府只能被逼迫采用自由党人的政策，这样人们就再也没有理由不让它证明自己与辉格党政权一样有用”的说法。列昂内尔在政府里“表达了对迪斯雷利先生获得成功的祝愿” ——但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不想看到如果托利党组阁，他又得再去搞一次普选的情况出现。当迪斯雷利在1867年2月新一届国会组成的前夜说“当我们再次相见，我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老鼠，但我们不辞职，坚持住，不要对国家做出任何的请求”时，他几乎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在增补、通读迪斯雷利的改革法案的漫长过程中，罗斯柴尔德的家门一直对所有派别的政治家们敞开着；夏洛特如饥似渴地阅读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文章（他走得太远，已经在倡导女性参政的权利），给格莱德斯通沏茶，又与迪斯雷利吃饭。列昂内尔认真地参与对增补内容所进行的辩论并积极投票，其间经常与（“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交换意见，并以一脸的不屑“看着情绪激昂的议员对通过的这些条款如此兴高采烈，而同样是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在上一年却是以最极端的态度进行了反对”。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诉求中越来越明显的跨党派形式的基础与过去一样仍然是对外政策。通过应用学自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日臻成熟的政治智慧，他们有能力把握住任何当政者的关注点——无论是自由党的还是托利党的。由于认同詹姆斯的目标——限制拿破仑三世可能导致大战的侵略野心——他们也寻求对英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相反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根本就不对普鲁士有什么担心）。安塞尔姆无疑是有些夸张了，但他1866年3月所做的分析中提到了很多他从纽考特接收到的信件的内容：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的政治影响力可以看成是零。并不是把谁的剑永远地插在鞘里，或者谁的全副武装的战舰停泊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就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优势，并且令对手胆寒。无论如何，改革法案及牛群的传染病在约翰牛^[44]的心中远比希勒斯威格和霍勒斯坦的领地更为重要。

这个矛头所指非常准确：毫无疑问，迈耶在1866年对在门特摩尔牛瘟传染的后果的担心和关注，就远远超过对德国统一的关注。很富戏剧性的事件——欧沃伦、格尼的失败（5月10日）、罗素政府的倒台（6月26日）、伦敦改革骚乱（7月23日）——分散了英国对欧洲大陆关键时刻所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力。无论列昂内尔对俾斯麦的疑虑有多深，他都没有太强烈的欲望让英国去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就算他想做，他也基本无法突破几任外交部长所传承下来的孤立主义政策的限制。只要格莱德斯通主义的财政公正原则依然被奉行，英国的预算就是平衡的，因此就算当防务预算增加，它们也是通过税收而不是借贷来解决：1858~1874年间，只有4年政府财政出现赤字，而且每一次的赤字都很小。对于国债的长期趋势，也一直是清偿而不是增加：在1858~1900年，债务金额从80 900万英镑降到了56 900万英镑（这也许是格莱德斯通最实在的成绩）。一个不借钱的政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只是一个可以提供意见的政府，而不是可以施压的政府。

美国的战争

英国不干预的习惯可以说始于罗素对意大利统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化的欢迎，这或多或少打消了他和帕默斯顿对法国政策的疑虑。美国内战的爆发转移了英国对保卫加拿大的关注，并因此为英国的对外政策建立起了这种持续了10多年的模式。罗斯柴尔德对于美国发生的冲突所持的态度常常被误读；事实上，它说明列昂内尔在这个时期对于对外政策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看是被动的。因为贝尔蒙特（时任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在1860年首相选举的辩论中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主要支持者，而后者则是列昂内尔的对手，他以及他后面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随后一年爆发的战争中同时遭到了来自两边的责难。北方共和党人指责“道格拉斯全国主席”在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是机会主义者；南方的民主党人也是同样的做法，只是从相反的观点提出。

按照贝尔蒙特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他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直在努力争取罗斯柴尔德对联邦的支持：他最害怕的是他的欧洲“主子们”可能会对南方提供金融支持。但是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被反反复复地指责为邦联的同情者，特别是在乔治·迈克勒兰将军在1864年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后，因为他支持南方以谈判促和平，而不是那种被贝尔蒙特称做是林肯的“查没和强制解放的致命政策”。“我们是要那种让人鄙夷的和平，以便中饱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整个犹太人团体的私囊（因为他们已经倾囊购买了邦联的债券），”186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这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还是要那种让人尊敬的和平？这种和平要用格兰特和谢尔曼的加农炮炮口去赢取。”“让我们来看几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纽约时报》在同年10月这样写道，“在芝加哥（大会）上那位臭名昭著，无可抵赖的民主党领导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是的，伟大的民主党已经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它只能找一名国外的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来做它的领导人。”下面是由一名宾夕法尼亚的林肯支持者在随后一个月的某一天举行的集会上以极端的方式发表的讲话：

罗斯柴尔德家族代理人是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这样”的呐喊声和欢呼声）……如果迈克勒兰先生成功当选，他将是多么合适的一位一流的财政部长（笑声）。在基督教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或者政府的财富能够逃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魔爪或毒牙的深深噬咬……他们也想来这里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借钱，那么犹太人就该发疯了，而且从此以后得一直疯下去（欢呼声）。他们和杰夫·戴维斯以及那些妖魔鬼怪永远不可能征服我们（长时间的鼓掌）。

那么，对于支持南方的这种说法能找到什么依据吗？就算是纽考特没有，在拉斐特大街也确实弥漫着对南方的理想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这主要与詹姆斯三儿子萨洛蒙的一份报告有些关系。萨洛蒙在1859年被送到了大洋彼岸（而阿方斯在1848年也去了一次）作为他的商业教育的一部分，并且在那一直待到了1861年4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尽管他惊奇地发现美国政治生活中很多方面真真切切地以狄更斯的方式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是萨洛蒙还是倾向于同情南方，并且在他给巴黎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欧洲应该承认邦联，以便制止战争。除了南方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法律这个理由以外——这条理由使很多像格莱德斯通这样不太支持蓄奴州的人改变了立场——由于北方对南方棉花出口的封锁而造成的对欧洲经济的破坏，也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尽快到来的和平——如果不是南方取胜的话。至少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有联系的一家美国银行——位于弗吉尼亚彼得堡的切夫斯与奥斯本银行——曾经反复敦促“英格兰应该在考虑利益和人道的基础上马上承认南方邦联”。而贝尔蒙特自己（与卡兹的说法相反）在1863年访问伦敦的时候，明白无误地告诉列昂内尔“不久北方就将被攻陷”。然而，在对战争的爆发进行了大量的谴责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战争的初期保持了中立的姿态，表示不赞成英国或是法国出手进行干预。1863年，美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在与迈耶·卡尔会谈后告诉《哈珀周刊》：

这里的M·A·罗斯柴尔德公司反对奴隶制并且支持联邦。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艾兰格尔为叛乱分子提供了300万英镑的贷款，并且他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罗斯柴尔德男爵告诉我，所有的德国人都谴责这种借钱给一个目的是建立蓄奴政府的组织的行为，而且公众的舆论也是如此强烈地反对，艾兰格尔公司根本不敢拿到法兰克福交易所里来进行交易。我还进一步了解到，犹太人承认借钱给那些追求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目的的人并不违反他们的任何教义，但是他们说，这是专门留给那些变节的犹太人去做的事情。

确实是艾兰格尔与美国的詹姆斯·斯莱德尔联手在1864年3月发行了第一张“棉花担保”邦联贷款债券；同意参与发行的唯一一家伦敦银行不是M·A·罗斯柴尔德公司而是J·亨利·斯罗德公司，这家公司以前从来没有发行过政府债券。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通报贝尔蒙特：“邦联贷款投机性太强，很有可能会吸引来所有疯狂的投机者……这是由外国人推出的，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与它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一直很好地保持着中立，跟它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一直到1864年，詹姆斯才介入到针对北方从欧洲进口的融资业务中，并批评贝尔蒙特对支持林肯政府的态度不积极，敦促他那位还在迟疑不决的侄子纳特，告诉他北方债券有着很好的投资价值。当对资助南方的指控在1874年再次被提出来的时候，贝尔蒙特有点夸张地说：“大概在9年以前，已故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巴黎展示了他的账簿……当时我在场，他是在战争期间对我们的债券最早和最大的投资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南方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言，就像后来对贝尔蒙特的指控，说他试图拖延美国对芬尼亚会援助的支付一样。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相比较于竞争对手比如巴林以及在伦敦的美国人乔治·皮博迪和朱尼尔斯·斯宾塞·摩根，罗斯柴尔德在美国金融界——包括北方和南方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19世纪的余下时间里也一直处于这种状况。当那些后来者像瑟利格曼家族已经有一名家族成员在纽约进行运作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仍然只是间接地参与到美国市场，而且由于贝尔蒙特将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政治上（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得罪了太多有权有势的敌人），因此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另外，内战的爆发让詹姆斯更多地认清了美国。尽管他过去曾对在1865年和平到来之后的跨洋贸易的发展持有很乐观的态度，但他总是被对政治骚乱可能再次出现的担心所困扰。1867年，他对这件事情的最后一句交代，就是售出美国基金，因为“我非常确定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前景的国家，但是大家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这场又要重燃的战火不仅是直接反对总统的，而且也是反对南方的”。

尽管詹姆斯的儿子们继续在棉花市场上保有利益，阿方斯在1868年还是很严肃地告诉他的堂兄弟们“我们不希望对在南方出现的黑奴暴动或者任何类似的事情进行投机”。他对美国的铁路也是同样冷淡。在伦敦也有类似的，但要缓和得多的反应。当美国金融家杰·库克在1870年访问伦敦，希望能找到500万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债券的认购人的时候，他遭到了列昂内尔的冷遇。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美国经济越来越多的参与主要局限在为各州或者是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上。就算是这样，还是遇到了问题：当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投资了50万美元的宾夕法尼亚州债券的时候，战后经济恢复的开局却很糟糕。一年之内，美国州政府很显然打算用贬值的美元来清偿给它的债权人，但是当贝尔蒙特表示抗议的时候，他从州财政部部长威廉·H·坎贝尔处得到了一个反犹太人的回应：“我们打算给你们一磅肉，但是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1870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伦敦和法兰克福银行与阿道夫·汉斯曼合作发行的纽约州债券相比起来要成功一些，因此又在1871进行了另一次成功的增发。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喜欢与中央政府做生意，从1869年开始，他们游说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获得了帮助他稳定联邦金融体系的工作。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位列5家为1871年再融资贷款的发行银行之一；两年之后，这个程序重复了一次；1878年又进行了一次。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被贝尔蒙特的敌人称为“欧洲的夏洛克”，认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将美国拉入金本位体制来对美国各州的债券进行重新估值。但现实的情况是，内战不仅导致了英国大陆的影响力出现短期的下降，而且还导致罗斯柴尔德家族跨洋贸易的影响力出现了永久性的衰落。

里约·格兰德河以南的一系列事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插手其他国家内战的说法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尽管拿破仑三世未能实现其影响美国内战结果的企图，但他还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达到了干预美洲大陆事务的目的。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是整个19世纪帝国主义冒险扩张中最不成功的范例之一，它部分源自于拿破仑认为墨西哥应该从美洲合并的浪潮中保留下来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让原奥地利隆巴蒂总督能够“再就业”的一种方式，尽管马克西米廉大公接受墨西哥王廷只是因为无法抵御他那来自于萨克森·科堡王室的妻子夏洛特的野心，并且也遵从了他的兄弟弗兰兹·约瑟夫皇帝的意见。从表面上看，入侵是为了钱。由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在1861年对墨西哥的入侵起初是由于新上台的进步党政府拒绝继续支付国家所欠外债的利息；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间，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场侵略的正义性。但实际的情况是，债券持有人中大多数是英国人，因而法国人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或者（像默尼所做的那样）附和别人的主张。英国和西班牙做出的在1862年4月撤军的决定，以及随后派遣3万多名法国士兵的做法，马上就将墨西哥事务变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惨剧。占领一个国家并建立起马克西米廉王朝是可能的，但是法国财政部无法维持一个看不到结果的承诺，因此《米拉马条约》规定新的墨西哥统治者欠法国27 000万法郎——4 000万是债券持有人和其他的私人利益，其余的是侵略行动的费用。这些欠款只能通过在欧洲筹集新的贷款来支付，而这样的做法必须要保证新政权稳定性。但是美国内战一结束，美国就发出信号，表示它不承认马克西米廉是这个国家的合法统治者，因此，占领变得岌岌可危。1866年，拿破仑三世被迫屈辱地撤出了他的军队，只留下倒霉的马克西米廉独自应付随后几年中烽烟四起的局面。

曾经有说法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次墨西哥的冒险行动持反对态度，但是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墨西哥有自己的利益，这点我们在以前的章节中已经讲到了。事实上，内森尼尔·戴维森很焦虑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损失至少1万美元，原因是胡阿雷政府不承认其保守派前任政府所签订的法律协议，特别是那些与教会土地有关的协议，而戴维森的70万美元的贷款正好用的是教会土地做担保。他购买的桑·拉斐尔炼铁厂也面临着威胁。戴维森因此欢迎欧洲军队进驻威拉·克鲁兹，唯一使他遗憾的就是他们的进军速度还不够快，没有能够推翻胡阿雷。他急不可耐地去帮助法国远征军的军需官，帮他贴现票据，并从加利福尼亚向他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黄金。马克西米廉还有间接的利益：他的妻子是比利时里奥波德国王的女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交，她早在1848年就把她的遗产交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帮忙打理。法国政府一提出墨西哥贷款的问题，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再也捂不住他们自身利益的秘密了。

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对于这样一份贷款成功的可能性一直持有疑虑。“我并不是太清楚，”他在1863年8月时心事重重地说，“奥地利王子应该怎样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下取得皇帝的头衔，如果他们不能长期驻守，谁能保证税收的持续征缴？这些贷款的利息又将怎样保证按时支付？”他同时也正确地预见到美国内战的结束会削弱法国的地位。尽管操作贷款可以拿佣金，詹姆斯还是对参与到很可能会一文不值的债券的各种事务中不是很有热情，说这个债券会一文不值，是因为其赖以为继的整个冒险活动，可能会以大崩溃的结局收场。但这些疑虑还不足以说詹姆斯会反对贷款，它只是说明了他不急于紧随巴林的步伐，并因此限制了风险的扩散，进而减轻了他和阿方斯为确保伦敦债券持有人能遵守他们之间的协定所需要付出的辛劳。从根本上说，他对在墨西哥贷款上输给了工业信贷银行和格林银行感觉上还是很不舒服，并且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建立新墨西哥银行的想法从长远看是“一个黄金般的交易”，因而在最终不得不放弃的时候还是感到非常失望。就算是没有参与贷款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发现自己身陷困境——因为戴维森过分热衷于票据的贴现，不仅为法国的军队，也为马克西米廉自己。当法国撤军的消息一公布——这使得戴维森一下子乱了阵脚——这些与马克西米廉的倒霉政权一同留下来的票据价值大约有600万法郎。

因此这就为支持墨西哥冒险提供了合理的——如果不能算是根本上绝望的——商业理由。然而，还有一个更敏感，而且也许也是更重要的支持性辅助论据：在遥远的墨西哥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转移了法国对中欧的注意力。私人间的通信往来证明了这样的说法。正如詹姆斯在1863年6月非常直接地说的，把财力和军力放到墨西哥是“一件对财政不好，但避免了对波兰开战的事情”（详见下一章）。然而，由此产生的对法国实力的削弱的后果最终证明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阿方斯在听到马克西米廉去世的新闻后所做出的评论毫不过分：

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可怜的马克西米廉的悲剧性死亡是一件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事件。在这个国家（法国）里，弥漫着一种源自于对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问题的草率处置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进而产生的普遍的信心不稳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这些将会对所有的交易产生影响。

这个信心不稳就是“空头”，这就是詹姆斯一直在警告并提醒人们注意的事情。

[36] 犹太女英雄，她杀死一名亚述大将而拯救了她的全族。——译者注

[37] 玛丽·安托妮特，路易十六之妻，生性奢侈，声名狼藉，被革命法庭审判并被处决。——译者注

[38] 指前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译者注

[39] 苏（sou），旧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译者注

[40] 这句话的双关主要来自于法语单词paix（和平）与baisse（下跌）的发音非常相近。——译者注

[41] 伦勃朗，荷兰画家。——译者注

[42] 金犊，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译者注

[43] 希腊神话中一个被描绘成具有人形却有山羊尖耳、腿和短角的森林之神，性喜无节制地寻欢作乐。——译者注

[44] 约翰牛，指典型的英国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