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谢尔位于博肯海姆大街的花园是逃离犹太街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他的弟弟和他们的后代在购置物业时，深层动机也与阿姆谢尔相似，那就错了。卡尔对一套更为豪华的城区住宅所持的不同想法就表明：经济用途和社会声望同样需要更为宽敞的住处，以便有足够的地方与政治精英们舒服地饮酒进餐。在阿姆谢尔购置花园的同时，另外两个购房意向也在讨论中：购买更豪华的城区住宅；购置乡村房产。

1818年，卡尔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在法兰克福新美因茨大街33号购买了一套相对适中的房子。而对于内森，更加需要在纽考特之外的地方购买一套城区住宅：1817年时，他和汉娜至少生了5个孩子——都不超过10岁，另一个也即将出世。（当时，其他几个兄弟，除了萨洛蒙，全部都还没有子女，萨洛蒙也只有安塞尔姆和贝蒂两个孩子，他们与母亲比较舒服地生活在法兰克福。）1817年6月，内森向股票交易商詹姆斯·卡齐诺夫开出了支付15 750英镑并且“立刻支付现金”的条件，希望买下“格罗夫纳豪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内森拒绝支付高出他所定房价的价格，当卡齐诺夫开价1.9万英镑时，这起交易告吹。实际上，一直到1825年——那时他已经有了7个孩子——内森才最终从库茨家族的一个成员手里租了一套位于皮卡迪利大街107号的房子。与此同时，他的“连襟”摩西·蒙蒂菲奥里也从圣斯威辛街向西搬到了格林大街，紧邻帕克街。

詹姆斯在几兄弟里审美能力最强，社会野心也最大，购置房产自然不会落后，他很快也采取了行动。在1816年或1817年，他从最初位于珀勒蒂埃街的住处搬到了位于巴黎金融中心的普罗旺斯街。但是，新住处并未让他感到满意，1818年12月，他买下了达瓦图街19号（19 rue d’Artois，1830年改名为拉斐特街）的一家酒店，它是在革命前为银行家拉博德修建的，拿破仑统治期间，约瑟芬（拿破仑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奥尔唐斯（约瑟芬与前夫所生的女儿，荷兰皇后），以及拿破仑的警务大臣富歇都曾在这里住过。12年后，萨洛蒙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拉斐特街17号），尽管两栋房子的翻新和装修工程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才完成。这个时期，只有维也纳被证明不可能购置房产：萨洛蒙继续住在旅馆里，一直到1842年，他才获得机会，无须顾忌犹太人禁止在维也纳购置房产的法令。

内森、萨洛蒙和詹姆斯同时马不停蹄地购置乡村地产——尽管我们知道，在伦敦和巴黎尚未发展、铁路没有铺设前，长途跋涉搜寻乡村幽静住所既不可行，也没必要。内森在这方面跨出的第一步是在1816年，他买下了妹妹亨丽埃塔所说的一处“美丽的乡村别墅”——实际上是一处面积达8英亩土地的房产，坐落在纽因顿和斯坦福山之间的一条路上。也就是在那里，而不是在纽考特，内森和他的家人度过了数个年头；詹姆斯恰恰相反，他一直住在“商铺的上方”，住的地方离证券交易所以及法兰西银行仅一步之遥。之后，过了近20年，内森才再次搬家，在阿克顿附近买下了更大也更豪华的“冈纳斯伯里花园”——意大利风格的别墅，1802年为乔治三世的小女儿阿梅莉亚修建，拥有巨大的花园，包括一个小型的人造湖和新古典主义的“神庙”。内森委托建筑师悉尼·斯默克扩建别墅，增加了一个橘园和一个餐厅，并用人造大理石装饰别墅外墙；他还向园林专家约翰·克劳迪斯咨询了花园的设计。

内森骨子里仍保留着城里人的秉性：乡村生活——即便在斯坦福山——并不真正适合他。“我的一个邻居，”他搬去冈纳斯伯里的一年前告诉巴克斯顿，“是一个脾气糟糕透顶的人，他试图激怒我，紧挨着我的路边建了一个大猪场。因此，当我出门时，首先听到的便是‘呼哧呼哧’的声音。”尽管他很快就解释说，“这没给我带来任何伤害，我一直有很好的幽默感”，但这很难洗脱一个城市居民对外面农耕世界的不适应感。可能仅因为糟糕的气味，当然，也不排除内森怀疑邻居饲养家畜是有反犹的意图。他也不喜欢骑马，打猎或观看赛马，这与詹姆斯以及他的儿子们的爱好截然相反。迪斯雷利在他的小说《恩底弥翁》中，显然把内森（对应文中的“纳沙泰尔”）和冈纳斯伯里花园（文中为“艾诺花园”）融进了文章中：

（纳沙泰尔）一直为他的子嗣准备着（购置房产）。在这种热情的主导下，尽管他自己很乐意在毕肖普斯盖特街永远住下去……他买下了一个巨大的“王国”，说也奇怪，它拥有壮观的建筑和自然美景，距离怀特查珀尔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艾诺花园由一个英国贵族建造，当时贵族们热衷于修建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宫殿……它的风格，它的美丽以及它的宽敞，能够与斯托或旺斯特德相媲美。它坐落在一个鹿苑之中，四周围绕着皇家森林。建造它的家族本世纪初破产了，本以为它也会遭到破坏和拆除……纳沙泰尔出手买下了它——买下了所有的东西，宫殿、公园、鹿、画、礼堂、所有的塑像、家具、酒、剩余的农场以及对部分皇家森林的所有权。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尽管他并不吝于花钱维系和改善“王国”，可除了在星期天去那里一趟，其余时间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而且他也从没在那里过夜。他会带着浅浅的笑容说：“它是为我的后人准备的。”

尽管我们知道，内森有时一周当中偶尔也会在冈纳斯伯里花园住，但毫无疑问，他买下这座别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他的孩子；他死后两年，这座房子才主要被用做家族娱乐休闲的场所。

在法国，詹姆斯和萨洛蒙在巴黎郊外购买房产开始于1817年，詹姆斯买下了位于塞纳河畔布洛涅的一座避暑别墅，它拥有占地3英亩的花园。9年后，萨洛蒙在横跨塞纳河的叙雷纳买下了一座更大的房子，它是18世纪为肖尔纳公爵修建的别墅。建筑面积共有10英亩，分布在塞纳河两岸（现在的凡尔登街附近），它的角色与内森的冈纳斯伯里花园类似：居住舒适，离城里不远。詹姆斯一直等到1829年才出手购买了另一套大得多的狩猎庄园，位于费利埃的这座庄园面积1 200英亩，城堡年久失修。与内森不同，詹姆斯似乎天生就喜欢乡村生活。他一买下狩猎庄园，就梦想着在那里过夜了；1833年，汉娜·迈耶在那里探访了他和贝蒂，她发现他们开心地“开垦了一小块菜地”。

但是，对于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购置房产的计划只能被迫等待。阿姆谢尔发现，“在德国，每个人见到他后问的第一问题都是：‘你在乡下有房子吗？’”但是他和卡尔也都认为，把买房子这件事提升到诱人的社会高度是个错误。拥有一处房产预示着对贵族身份的索求，但拥有一座花园却没有这样的联系，他们显然担心，这样的富丽假象对于战后高涨的反犹浪潮无异于火上浇油。与此同时，他们对购买农业用地的回报也抱有怀疑态度。他们对农耕了解多少？“通常，这些房产带来的收益不会超过2%。”卡尔警告说，这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兄弟仍将土地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了下来：之后一代罗斯柴尔德人购买土地时，也是以将来的收益为出发点；整个家族管理不动产时，与管理投资组合中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同样小心谨慎。

上层社会

获取这些房地产的初始，也是经常引用的一个理由，具有典型的实用性质：兄弟几个都需要一个宽敞而且体面的房子来招待大臣和外交家们，这些人是他们最为重要的客户。这一策略的严峻考验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拉近关系的人物是否接受他们的邀请。这是一个颇为艰难的突破过程。

1815年12月，布德鲁斯——兄弟几个与黑森–卡塞尔选帝侯进行交易时，可靠的合作伙伴——撂了挑子。“贝特曼、贡塔德和所有大臣、商人都被邀请了，”阿姆谢尔尖刻地抱怨说，“我们借给他们银币，但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再次被排斥在外，没有受到邀请。”卡尔的理论是，布德鲁斯被之前与罗斯柴尔德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弄得有些尴尬：“他认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尊重他，因此他不愿意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出现在我们面前。你应该知道，荣耀和利润有时并不能按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进行交换。”3个月后，相同的抱怨再次出现，阿姆谢尔突然被通知，他又被邀请了，“流言将会因此传播，说我们花钱买了出席资格”。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阿姆谢尔也抱怨说，贡塔德拒绝在生意上与他过于频繁地接触，以免他的朋友“开始把他当做一个犹太人”。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被排斥在“法兰克福赌场”（Frankfurt Casino，绅士俱乐部）之外，这让他们同样感到非常气愤。

但是，峰回路转的情形很快便出现在兄弟几个面前。1816年5月，萨洛蒙邀请了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以及贝特曼和贡塔德出席他组织的晚宴，所有人都接受了邀请。罗斯柴尔德的一个表弟欢快地描述道：

今天凯斯勒（一个法兰克福交易商）在股票交易所问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房子是不是真的如此豪华。显然，在赌场里这是个热门话题。他也希望知道谁出席了晚宴。我提到了大臣们、贝特曼和贡塔德等人。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贝特曼和贡塔德都满口赞誉，他们说出席晚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而且罗斯柴尔德夫人知道如何很好地料理一切。贝特曼特别喜欢安塞尔姆和贝蒂两个孩子，他说，贝蒂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个主要的对手听说，“贡塔德与萨洛蒙共进了晚餐之后，他说：‘贡塔德也去了？’然后一声叹息……他似乎感到很不安，这说明了一些事情”。3个月后，阿姆谢尔和卡尔举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晚宴，主要邀请对象是规模较大的日耳曼公国的外交代表，其中包括了威廉·冯·洪堡。这一宴会模式在随后一年再次成功举办。只有法兰克福市长和另一个受邀者拒绝出席。

这种态度转变的速度震惊了不来梅市长施密特，他是所有驻法兰克福外交代表中，最坚定敌视犹太解放运动的人。“一直到去年年底，”他在1820年8月评论道：

在过去，允许一个犹太人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违背了生活中所有的习俗和惯例。没有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或商人会邀请一个犹太人与他共进晚餐，即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也不行，驻联邦议会的所有代表一直非常遵循这种习俗，而且言行一致。但自从我回来后，让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那些人，如贝特曼家族、贡塔德家族和布伦塔诺家族和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在一起用餐、饮酒，邀请他们去自己的家里，然后再接受邀请回访。当我表达了我的惊讶后，他们告诉我，如果不与这些人合作，任何重要的金融交易都很难完成，他们必须被当成朋友对待。由于有了这些方面的进展，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接到了一些大使的邀请。

没过多久，阿姆谢尔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接受了。到19世纪40年代，阿姆谢尔一直例行地举办此类晚宴，“差不多每两星期一次，招待所有级别的来访者”。

在维也纳，克服传统的壁垒被证明要难得多。尽管梅特涅不反对与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一起喝汤”，但在奥地利的首都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当时的评论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维也纳的社会生活在遵从传统宗教教义方面比任何地方都要严格。19世纪20年代，根茨评论说，犹太人“金钱贵族”喜欢在一起喝酒跳舞，与正常的贵族生活方式有别。当英国作家费朗西斯·特罗洛普（小说家的教母）19世纪30年代造访维也纳时，她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都看不到与维也纳银行家地位相似的情形。他们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无比巨大，他们也确实是一个整体，也必须是一个整体，对国家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但即便拥有了所有这些东西——头衔、财富、影响力和奢华的生活方式——银行家们仍一律被禁止进入更高的圈子，似乎他们仍需保持他们金匠祖辈的谦卑。

当然，特罗洛普并不是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她自己不喜欢“在金融贵族举办的规模最为庞大，也最奢华的宴会上……被一群黑眼睛、高鼻子……确定无疑的犹太人包围”（这一偏见，她还传给了儿子）。但是，从她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东西来看，她的怀疑就不再是毫无理由的了：

他们多大程度上或是否愿意友善地与这个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王国的其他成员相互融合……他们作为富有团体的力量，非常巨大，而且广泛深入地渗进了重要的政治领域，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并不被基督徒伙伴所欣赏，结果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一个错误，这比我观察到的所有团体的地位错误都更为明显……没有一个造访维也纳的人保持警惕的眼神，与当地的社会融合在一起，但他们终将找到理由赞同我的观点，即任何将基督徒与犹太人在社会以及类似团体中混杂起来的尝试，可能在一个小时或一天内能够维持住，但最终不会带来双方相互欣赏或容忍的结果。

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高级政界人士愿意接受邀请，与萨洛蒙在罗马恺撒大酒店共进晚餐。梅特涅家族于1836年1月，与玛丽·艾什泰哈齐公主以及众多其他的贵宾出席了萨洛蒙组织的晚宴，他们对他的法国主厨交口称赞。但是克洛瓦拉特伯爵于1838年接受萨洛蒙的邀请（很明显是第一次）时，“他所属阶层的许多人告诉他，此举冒犯了他们。‘你们希望我怎么做？’他说，‘罗斯柴尔德对于我的出席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因为国家需要他’”。

内森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外国大使和其他高官很早就接受了与他共进晚宴的邀请：他在1818年就招待过洪堡；夏多布里昂在1822年与他共进晚餐，而艾什泰哈齐则是他的常客。皮克勒王子的信件记录了大量在内森家里进行的社交活动，包括了1828年的一次“豪华晚宴”，当时盛甜点用的是纯金盘子。不确定的一点是，内森与工党政治家，如赫里斯、范西塔特和威灵顿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否也延伸到了餐桌上，他们之间的大量谈话可能大多发生在办公室里。形成对比的是，支持犹太解放运动的辉格党贵族，如圣奥尔本公爵和劳德戴尔伯爵很乐意与他共进晚餐。此外，下院中犹太解放运动的一个杰出支持者、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在1831年也成为内森的宾客。因此，认为詹姆斯在巴黎邀请的与他共进晚餐的英国贵族已经接受过内森招待的看法不无道理：比如，“迷人的伦敦德里女士”，便是内森在1833年介绍给詹姆斯认识的；一年后，里士满公爵也经内森介绍接受了詹姆斯的邀请。兄弟几个小心谨慎地拉拢英国皇室，并增进与萨克逊–科堡王室的关系，这同样也受到了社会地位方面的回报（尽管直到内森去世后两年，坎布里奇公爵夫妇才接受邀请，前往内森家里做客）。1826年冬天，卡尔盛情接待了萨克逊–科堡的利奥波德王子，在他位于那不勒斯的别墅里为王子安排了戏剧表演，舞会和晚宴。到这个时期，欧洲的社会精英发现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十分困难，就如严冬中的北欧难以抵御地中海温暖的诱惑一样。1818年，蒙蒂菲奥里家族成员拜访他时，也发现了他与众多贵族礼尚往来的情形。

在五个兄弟当中，詹姆斯在追求社会成功方面做出了最为坚定的努力，可能他受到的优良教育给了他这样做的信心。1816年，在一本礼仪手册的帮助下，他获得了第一次成功，邀请黎塞留公爵的私人秘书与他共进了两次晚餐。但是他也遇到过挫折。尽管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动荡，法国首都远没有脱离势利和偏见的束缚，他的对手巴林和拉布谢尔于1818年对他的鄙视尤为尖刻。直到1821年3月2日，詹姆斯才真正地以主人的身份，第一次在达瓦图街翻修的旅馆里举办了最大规模的舞会。有些厌世的贝利纳·亨丽埃塔·门德尔松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过去两个星期里，这里的上层社会谈论的都是罗斯柴尔德先生终于于昨天在他新近装修过的豪华的家里举行了一场舞会。现在，我还没有它进展的细节消息，但是我确信，它绝不会逊于我十几天前就听说的版本——我并没有夸张——当时几乎每个年龄段，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谈论这事：800人接到了邀请，另外至少还有同样多的人通过拜访、信件和请求，希望获得邀请……尽管我现在感觉越来越悲惨和贫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并没有用上出席这次舞会的邀请函，尽管它是罗斯柴尔德先生亲手发出来的，而且语气从未如此客气。

此类活动一直未停止过。1826年4月，奥地利大使记录了在“罗斯柴尔德男爵”家里举办的奢华宴会，出席的不仅有其他大国的大使，还有梅特涅、德文希尔公爵、俄罗斯拉祖莫夫斯基王子和一小群法国贵族：马耶公爵夫妇、达马斯男爵（时任法国外交大臣）、迪拉斯公爵和蒙塔朗贝尔伯爵。一年半后，当卡斯特拉内元帅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他遇到了英国和俄罗斯的大使，此外还有穆希公爵和诺瓦耶伯爵。詹姆斯一周平均大概安排4次宴会，每次至少邀请10位宾客，有时多达60位。夏洛特生第一个孩子的前一晚，詹姆斯与18位宾客共进了晚餐，而孩子降生后的一晚，宾客数字增加到了26人。

与罗斯柴尔德有关事件的部分吸引力来自于对这种好客的极端夸大，这点詹姆斯非常了解。亨丽埃塔·门德尔松曾讽刺地评论说，1821年受邀出席詹姆斯的舞会演变成了可以获得额外收入的地方，人们相互传说，“所有的女士进入舞会现场时都会收到一束花和一个钻石戒指或胸针”，或至少会收到“一张抽奖券，而且每个女士都会中奖”。当1826年阿波尼与詹姆斯共进晚餐时，餐桌上摆了一个巨大的烛台式的银边浅盘——阿波尼估计至少值10万法郎——食物由著名的厨师安托南·卡雷姆烹饪，这位厨师之前的雇主有英国的摄政王和沙皇亚历山大。海龟汤以及美酒如此美味，以至于消化不良的阿波尼再次探访詹姆斯的时间比以往迟了8天。

在许多方面，卡雷姆精湛的厨艺是詹姆斯社会地位上升初期最主要的一个吸引宾客的手段。颇受欢迎的作家悉尼·摩根女士只是许多垂涎卡雷姆美食的食客之一，当她与詹姆斯在布洛涅共进晚餐时，她写道：“美味的肉汤似乎是严格按照化学配方做出来的……每根蔬菜仍然保留着新鲜的颜色……酱汁驱走了寒意……卡雷姆应当得到一顶桂冠，因为他展示的是一种艺术，这可是衡量现代文明的标准。”这次晚宴中最高潮的部分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上面用糖浆写上了她的名字，周围是神圣同盟中她所有崇拜者的名字。因此在这之后，詹姆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厨师来接替卡雷姆时，伤尽了脑筋。他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唯一看重厨师的人。尽管阿姆谢尔和萨洛蒙从没有尝过一口这些厨师做的菜肴，但他们仍然坚持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用最好的法国菜肴招待客人。迪斯雷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直系成员之外，享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美食最为频繁的人之一，在他的小说《恩底弥翁》中描述道，“精美的菜式，宾客们惊讶地看着，然后羞赧地尝上一口”，这说明了美味佳肴重要的社交功能。

粗鲁的暴发户

是的，尽管他们的邀请被接受，但并不能说罗斯柴尔德兄弟是受人欢迎的。当时的人发现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外貌普通，处事方式粗俗得近乎粗鲁。皮克勒王子于1826年在纽考特第一次称呼内森为“伦敦的统治者”时，遭到了典型的不礼貌回敬：

我发现俄罗斯领事在那里处理俄国皇室的款项支付事宜。他是一位杰出而又聪明的人，他非常清晰地知道如何扮演“谦恭的债务人”的角色，同时又合适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过，由于掌控伦敦的天才并不遵守礼仪，这使得俄罗斯领事想要实现两全其美的方法变得十分艰难。当我把信用证递给他（内森）时，他尖刻地评价说，我们富人很幸运，能够到处旅行游玩，而他，可怜的人，承受着全世界的关注。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诉苦，称“没有一个来到英国的穷鬼不想从他身上捞点东西。”“昨天，”他说，“一个俄国人向我乞讨”（很有意思，朝俄国领事脸上丢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而且，”他接着说，“这里的德国人让我片刻的宁静都得不到。”现在需要轮到我对这件事表现出乐观情绪了……所有这些话用的都是他自己独特的语言，一半英语一半德语，而且英语带着浓厚的德国口音，不过所有的倾诉都用一种令人难忘的镇静口吻说出，似乎他对这样的琐事不屑一顾。

阿谀只能部分地取得成功。当皮克勒和来访的俄罗斯人宣称“没有他，欧洲就无法存活下去”时，内森“谨慎地拒绝了我们的恭维，并且笑着说，‘哦，不，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一个人们感到满意的仆人，因为他将他们的事务管理得很好，他们给了他一些小恩小惠作为感谢。’”这是极大的挖苦，这一点遭受挫折的皮克勒心里一清二楚。

迪斯雷利——我们在后面章节里将看到，在19世纪30年代与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非常熟识——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里，描述他的英雄试图获得年老的西多尼亚（至少部分取材于内森的一个角色）的倾听时的情形：

这时，那个引领坦克雷德进入公寓的年轻人从玻璃门进到房间里，他拿了一封信给西多尼亚。蒙塔丘特勋爵感到有些困惑，他再次羞涩起来……他站了起来，说了声早上好，而西多尼亚目光并未从信件上移开，而是挥了挥手，制止了他，然后说，“我与埃斯克代尔勋爵达成了协议，如果有任何需要我暂时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发生，你不得走开。”

“记下来，”西多尼亚继续对秘书说，“我的信件比预定时间晚了12个小时，伦敦仍旧十分平静。将柏林来信的摘要同时给财政部一份。最近一份公报是什么内容？”

“统一公债跌了2.5点；所有外国基金下跌；股市十分活跃。”

他们再一次被晾在一边。

办公室里的这种怠慢场景后来被写进了著名的笑话“两张椅子”里，它可能是被传扬次数最多的罗斯柴尔德笑话了，这则笑话的灵感也肯定从内森身上得来。一位高贵的访者被带进了罗斯柴尔德的办公室；罗斯柴尔德头也没抬，随口说了一句“请坐”。“你知道自己跟谁说话吗？”被冒犯的来访者喊道。罗斯柴尔德仍旧没有抬头看：“那么（两位）请坐两张椅子。”（因为来访者愤怒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托恩与塔克西斯王子，罗斯柴尔德以为是两个人，于是让“两人”就座。）

而且内森不仅仅在自己的王国——他的办公室里表现出这种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即便出现在上层社会的餐厅里，内森也会表现出粗鲁的待人方式和粗俗、刺耳的法兰克福“犹太街”幽默。当皮克勒王子受邀与内森共进晚餐时，他“分了神”，因为“听到了他给我们解释餐厅四周的画作，（欧洲所有国王的画像，都是他们的大臣们送给内森的礼物），谈及这些国王时，就好像是他的好朋友，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在说他自己”：

“是的，”他说，“（某某国王）曾经向我请求一笔贷款，但在我接到他亲笔信的同一个星期，我也接到了他父亲写给我的信，请求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理会他儿子的请求，因为我不能借钱给一个像他儿子那样没有诚信的人。‘这可能是典型的天主教徒’；但是，那封信可能是老（夫人）写的，她如此憎恨他的儿子，以至于她经常说——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如何的不合适——‘他有一张天（使）的面容和一颗恶（魔）的心’”。

另一次，内森在宴会上粗鲁地冒犯了一位宾客，参加那次宴会的德国大使威廉·冯·洪堡写信给他的妻子说：

昨天，罗斯柴尔德和我共进了晚餐。他十分粗鲁和没有教养，但他非常聪明以及在金钱方面有天赋。他漂亮地羞辱了马丁上校一两次。马丁当时也和我们一起进餐，他不停地赞扬着法国的一切东西。他对战争的可怕和大量人员死亡感到无比的难过。“噢，”罗斯柴尔德说，“如果他们没有全部战死的话，上校，你现在可能还是个鼓手。”你真应该看看马丁当时的脸色。

即便在不那么高贵的社交场合，内森似乎同样是个粗野的人：自由派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记录了1834年内森在一次宴会上的言行，当时两人一同出席了在汉姆山庄举行的晚宴。在这次宴会上，这位凭借自我努力获得成功的百万富翁，自我满足的特性似乎达到了顶峰，他向客人们吹嘘自己成功的经验并提供了陈腐的建议：

“我看到过……很多聪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连鞋子都没穿。我从不与他们一起做事。他们的建议听起来很好，但命运总是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连自己都照应不好，如果他们连自己都不能照顾好，又如何能对我有益呢？”

“将思想、灵魂、心灵和身体以及所有东西投入到生意里，才是快乐之道。我需要大量的冒险和大量的小心谨慎才能挣到一笔巨大的财富；当你拥有这些财富时，需要10倍的才智才能保住它。如果我接受了提供给我的所有项目，那么我很快就会自取灭亡。坚持做一种生意，年轻人……坚持做你的啤酒厂，你可能会成为伦敦最大的啤酒商。成为一个啤酒商，一个银行家，一个商人和一个制造商，你将很快出现在报纸上（即出名）。”

当一个出席宴会的宾客说，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因为太喜欢钱和生意，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我肯定你不会希望那样的情形出现。”内森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很肯定地说，我希望是那样的。”

内森在一些人心目中是一个吝啬市侩的人。鸟类学家奥杜邦曾回忆过他与内森的一段经历，他当时试图说服内森订阅他使用了大量插图的著作《美国鸟类》，但由于没能在内森付款之前给他寄去这本书，内森便拒绝订阅。当奥杜邦拿着（书和）付款票据去见内森时，他“看起来非常的惊讶，然后大声说，‘什么，为这些鸟要花100英镑！先生，我只能给你5英镑，一个便士都不能多’”！

另一则经常被传诵的逸闻则是，内森跟作曲家路易斯·施波尔说：“我不懂音乐，这”——伸进他的口袋，摇动口袋里的硬币叮当作响——“才是我的音乐，我们天生就懂的音乐。”

还有一则逸闻，他气愤地回应慈善捐款的请求：“给你！开一张支票，我已经做了一件傻事了！”巴克斯顿曾对内森对于善举有些粗鲁的态度感到震惊不已。“有时，”他解释说，“为了让自己安心，我会给一个乞丐一个金币。他会认为这是我搞错了，担心我发现，于是尽可能快地跑开。我建议你有时给乞丐一个金币，这会让你很开心。”因此，内森另一个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性格：他曾向自己邀请的宾客说，宴会上的一项特别服务花了100英镑。

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在上层社会有如此言行，但却因为他新近获得的大量证券财富而使得他能继续立足，这一想法让当时的人们感到痴狂和恐慌，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传统等级制度所赋予的处世观受到了冲击。比如，皮克勒王子似乎并不憎恨自己第一次带着信用证出现在纽考特时内森嘲弄他的方式，恰恰相反，他总结说，内森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热情的人，甚至具备了伟人的性格……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比同阶层的任何人都要慷慨——只要他自己不去冒险，那么谁都无法与他抗衡……这个真的是一个楷模”。我们从上文也已看到，洪堡也被内森带进上层社会的无礼、机智以及不顺从感到哑然失笑。

与内森在伦敦的情景形成对比的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巴黎，詹姆斯的许多失误——比如鲁莽地将自己的妻子介绍给奥尔良公爵，或他用波托茨基伯爵的基督教名斯坦尼斯拉斯称呼他——都被人所厌恶。与詹姆斯众多的尊贵宾客一样，卡斯特拉内元帅并不十分在意詹姆斯的热情，即便他接受了他的做客邀请：“他的妻子……十分漂亮，彬彬有礼。她唱歌很好，尽管有些震颤；她的德国口音很重，听起来不怎么舒服。詹姆斯……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举止粗鲁，但是他举办宴会和晚宴；君主们取笑他，但仍然喜欢去他家里，那里聚集了巴黎最高层的人员。”

根据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的记录——他的回忆录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详细一手材料之一——萨洛蒙在社交礼仪方面表现得更为糟糕。

“为何我要去你那里吃那么糟糕的东西，为何你不来我这里，品尝我的美食？”有一次他被听到如此回答俄罗斯大使的晚宴邀请。另一个“地位非常高的人”希望得到一笔贷款的请求遭到了断然拒绝：“因为我不想借。”萨洛蒙因此“很少跻身上流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缺少教育，因此可能要被迫扮演不舒服的角色”，宁可将“与时髦圈子打交道”的事交给了赫尔曼的父亲。少数几次与梅特涅共进晚餐，他也忍不住粗俗地展示自己的财富，向宾客们展示自己保险柜里的东西是餐后的例行“节目”。即便在他自己的圈子（即犹太人）里，他也是一个粗俗的人。如果他的理发师早上迟到了——萨洛蒙习惯在早上3点起床——他就会遭到斥骂，“一个蠢货”。如果进入办公室的某个人身上带着轻微的气味，萨洛蒙也会用手帕捂住自己的鼻子，打开窗户然后喊道：“把他扔出去，这个人臭死了。”他在下午6点30分就举行晚宴，这与社会习惯格格不入；他习惯喝两杯酒，然后带着“死心塌地跟随他的食客和随从”去公园里散步。他在星期六通常会去戈尔德施密特的家里，他会向在场的美丽姑娘大献殷勤，而“方式并不总是那么恰当或礼貌”。这包括有孕妇在场时，他讲的粗俗笑话。

并不是所有这些故事都完全会让人产生误解；毫无疑问，内森和他的兄弟们对许多人而言，似乎是“暴发户”的化身，同时身上存在着种种缺点。这点没什么比1848年的漫画解释得更清楚的了（是“来自法兰克福的画面”系列漫画的第一幅），它把莫里茨·冯·贝特曼和阿姆谢尔进行了对比，前者优雅地坐在马车上，后者则没精打采地站在一个钱箱上（见图7.1）。

图7.1 恩斯特·沙尔克和菲利普·赫利希，《莫里茨·冯·贝特曼男爵与阿姆谢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法兰克福画报》，第一期（1848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51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

但是这些判断并不是最好的历史证据。首先，它们只是告诉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别人眼里似乎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因为“暴发户”是2 000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诟病的目标，因此无论“暴发”的个人实际情况是否与漫画主题相符，这一比喻也会被一再重复。罗斯柴尔德兄弟自己的信件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实际上，兄弟几个并不喜欢他们频繁举行的大多数社交活动。阿姆谢尔在他的晚宴结束后都会“感谢上帝”，卡尔认为它们是昂贵的“谎言”——“它非常美妙，但金钱更美妙”。当他们雇用的主厨把账单拿给他时，他如此感慨道。“但是，”他坦白说，“它与贿赂一样好”。值得注意的是，1817年，至少有5位宾客也获得了巴黎新城的贷款礼包。在柏林，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尽管卡尔在那里，获得哈登贝格以及英国、奥地利大使的邀请并不困难，但他仍然怀疑这类社交活动的价值：“我并不真正在乎（它们），因为我发现我们比那些没有邀请我们的人生意做得更好。”对于内森，如同不习惯待在乡村一样，舞会或沙龙同样不是他喜欢的地方。1817年，阿姆谢尔曾提到过这点，如果内森只是举办一个茶会，他就会觉得早晨的时间被人“偷走了”。甚至他的女儿夏洛特也遗传了他的那些特性，她在1829年希望“季节一直像现在这样舒服，我想，这对交易是个激励”。

詹姆斯为我们揭开了兄弟几个本质上反感社交活动的原因，当他再一次筹划舞会时，他说：“我现在和你的想法一样，我宁可待在家里，也不想自己被杂事弄得发疯。”而且，詹姆斯对这些活动远不像宾客们所想象的那么痴迷。从一开始，他对社交活动持有相似的功利看法。“我想到的只有生意。”他向内森保证说，“如果我参加了一个舞会，那就是为了结识那些可能对生意有用的人。”这一点，可以从早期他与黎塞留的秘书接触，让后者给他提供信息的事例中得到证实。但私下里，詹姆斯承认自己对大量的舞会感到厌倦，不过他仍然继续办着舞会，他在1825年1月向内森坦白说，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防止人们认为他无力举办宴会了。“我亲爱的内森，”他疲倦地写道：

我被迫举办一个舞会，因为全世界都声称我破产了，对那些习惯于我在去年冬天举办了三四次舞会的人来说，不举办这次舞会，就可能会让他们产生怀疑，老实说，法国人是邪恶的人。狂欢在下个星期进行，但我希望它已经结束。我向你保证，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一个人必须尽一切可能为世界表演一场戏。

6年后，1830年革命危机结束之后，夏洛特对她叔叔的经济表现与他的社交活动之间的联系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尽管贝蒂对于“举办理性舞会”感到无比“疲惫”，“但法国公债的价格仍在急速地上升，因此詹姆斯将继续举办下去”。我们将看到，举办舞会是詹姆斯向巴黎上层社会发出信号的一个重要途径，他需要向他们表明自己度过了1830年的金融和政治风暴。

“混乱”的荣誉

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跨越横亘在犹太人面前的社会樊篱，所采用的途径并不仅仅是举办舞会。在一个仍然由社会等级制主导的社会里，他们也急切地为自己争取正式身份。他们发现做到这点竟然非常容易，这可能也是复辟的梅特涅政权脆弱的一个迹象：这也是本章开头引述的“犹太男爵”故事的真实成分。

对于这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是一个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17年就从费朗西斯二世那里获得了贵族身份。授勋仪式安排在维也纳，这要归功于奥地利财政部官员斯科维纳、财政大臣斯塔迪翁以及梅特涅的游说，他们将此举视为对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英国补贴款以及法国赔款业务中给奥地利提供便利的回报。当然，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罗斯柴尔德兄弟也不是第一批获此殊荣的犹太人：其他6个家族之前也获得了授勋（尽管这些家族到1848年已经全部皈依了基督教）。哈布斯堡皇帝的授勋在社会地位提升方面的意义也不能与内森的孙子获得的荣耀相提并论，纳蒂·罗斯柴尔德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世袭贵族身份。与奥地利的货币一样，奥地利的贵族身份与英国的贵族身份相比，贬值得很快。另一方面，授勋向罗斯柴尔德兄弟提供了三方面有价值的资产：在名字前加标志着贵族身份的“冯”字（在法国和英国则是“德”字）；一个盾徽（尽管设计得并不十分符合他们最初的设想）；以及1822年获得了“男爵”的称号（法国和英国是“Baron”）。

这些也不是1814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社会地位提升方面获得的所有胜利。与他们的父亲通过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以及从尽可能多的王室获得“御用银行家”的地位来增加自己的特权一样，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孙子被家族的老朋友、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任命为“财务顾问”，后来又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任命。这些头衔完全是荣誉性质的，但在社会上很有用，因为拥有这些头衔的人会得到一套制服，这几乎是参加王室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内森1820年被授予的奥地利领事头衔，以及詹姆斯因为那不勒斯危机期间提供财政支持而在1821~1822年获得的奥地利总领事头衔，从根本上讲，也拥有类似的重要性，尽管名义上，他们也需承担一些职责，保护哈布斯堡在英国和法国的金融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制服的利用，可以从当时人们的记述中找到。早在1817年，卡尔就寻求获准穿着黑森军事学院的海军金色制服。詹姆斯在1825年被看到穿着红色的领事服，出席在兰斯举行的查理十世加冕仪式。两年后，年轻的夏尔·博谢把詹姆斯误认为是一位英国将军，因为他从杜伊勒里宫出来时穿着配有金色肩章的深红色外套。

有一套制服非常好，但是一套经过装饰的制服——配上徽章、绶带或穗带则更好。这些装饰兄弟几个早在1814年便开始着手设计。1817年晚些时候，卡尔公开接受了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赠送的一条绶带，他发现自己是普鲁士王室里胸前没有佩戴任何东西的两个人之一。一年后，达姆施泰特大公向詹姆斯授予了勋章。1822年维罗纳国会期间，当詹姆斯和萨洛蒙接受沙皇的弗拉基米尔勋章时，萨洛蒙通过根茨，确保这个消息见诸德国报端。一年后，詹姆斯在胸前又增加了法国荣誉军团的骑士十字勋章（尽管他一直到1841年才成为军团的全职会员）。到1827年时，萨洛蒙已经有些厌倦地请求得到一枚勋章——圣乔治康斯坦丁勋章，这是为他的高级秘书利奥波德·威尔瑟姆斯泰因争取的，为了表彰他为帕尔马公爵夫人提供的服务。当纳特1834年前往君士坦丁堡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前往该地的成员——他难抑即将获得一个异乡礼物的兴奋之情：

你不知道苏丹会接受什么东西，任何官阶低于全权大臣以下的官员一律不得出现在宫廷里——因此我认为自己被当成了大使……因此有权获得最豪华的招待。苏丹暗示，他自己希望向我表达一些心意，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一个戒指、一个鼻烟壶还是一个大的装饰品——我希望是装饰品。我已经给他们暗示，钻石装饰的新月将是我最乐意接受的。

正如他这封信所表明的，王室的诸如戒指和雕刻的鼻烟壶的礼物，尽管不受欢迎，但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礼物。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头衔和勋章的追求通常被看做是某种不可理喻的怪癖：卡普菲格称之为“东施效颦”。对于已有的贵族来说，这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的弊病。梅特涅就怀疑他们的“虚荣”和“对荣誉以及与众不同的渴求”；复辟王朝的批评者，最著名的如海涅，则嘲笑他们与贵族习惯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自己私下里对这些习惯不屑一顾。卡尔就曾说，盾徽只是“喧闹的一部分”。对于制服，詹姆斯私下里曾开玩笑说：“如果你在这里去拜访一位大臣，你必须穿着整齐，就像去见你的新娘一样。”兄弟几个甚至偶尔拿新近获得的头衔开玩笑：比如，卡尔将一封信的地址写成：“给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基督教奴隶解放协会爵士（原文如此），黑森选帝侯财政顾问，等等。”当丹麦国王也邀请他“提出授勋的请求”时，他只能问：“我们如何处理这些头像？”实际上，当黑森–卡塞尔选帝侯授予卡尔“一条像士兵用的那种带有皮带扣的绶带”时，卡尔拒绝接受，认为有损他的尊严。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愿意花钱买一些象征地位的徽章：当纳特听说奥地利政府希望给他的哥哥列昂内尔提供一个领事秘书的职位——每年需支付500英镑的费用时，他非常震惊：“在我看来，在支付500英镑以及得到一个讨厌的上司前，我会从坏的方面来看这件事……我会想知道谁会为了奥地利领事的荣誉每年支付500英镑。”即便是阿姆谢尔——他在许多方面对家族在这方面的举措一直持怀疑态度——也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位置。他在1814年说：“如果我们总是担心别人会怎么想，那么我们现在剩下的只会是一大堆纪念品，但钱一分不剩。最终，我们将一无所有地离开，没有赞美，没有纪念品，也没有钱。”“最高级的纪念品，”在他看来，是“一种平静的生活，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不过，接受这类荣誉有两个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铺平了罗斯柴尔德兄弟走向权力走廊的道路。其次，头衔和其他荣誉是“我们民族——即欧洲全体犹太人与众不同的标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贵族地位在法兰克福被广泛地解读为：狠狠地扇了那些希望把陈旧的枷锁重新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人一记耳光。“如果一个犹太人是男爵，那么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男爵”，这也是他们犹太街里的看法。同样，内森被任命为奥地利驻伦敦领事，在卡尔看来是“犹太人的一件幸事”。即便一些事实存在，即兄弟几个收到的纪念品明显地带着基督教文化特征——圣人的名字，甚至十字架的外形——这些同样被看做是一种胜利。尽管阿姆谢尔拒绝接受此类勋章，但卡尔在这方面却来者不拒，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1832年格雷戈里十六教皇的绶带和新设立的圣格雷戈里勋章，而列昂内尔3年后接受了西班牙女王授予的伊莎贝拉勋章。海涅注意到，勋章最初是用来“赞美将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举动）”；而“巴黎的冯·夏洛克男爵（指詹姆斯）”被认为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男爵”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当然，授勋让许多基督徒评论员感到受到了羞辱，比如奥地利人巴龙·库贝克：

教皇接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上帝之子带着无比的宽容，授予了容许基督受死的那些人的后代圣格雷戈里勋章和绶带，而且只要求吻手而不是吻脚作为回报。但罗斯柴尔德却仍然拒绝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这方面，可能最难解释的一件事就是内森对这类荣誉价值的明显怀疑。比如，大量的信件似乎表明，他在1815年或1816年接到了一个授予爵士身份的邀请，但他却拒绝了。当有人试图告诉卡尔他的哥哥接受了授勋时，他拒绝相信，“因为你喜欢简单”。1816年的授勋仪式明显地少了内森，而获得批准的盾徽上显示了4支箭，而不是5支。此外，与他的兄弟和长子不同的是，内森很少用“男爵”的称号或名字前缀“冯”。这是因为——如科尔蒂解释的那样，他不愿过于公开地与奥地利反对主义者联系在一起？马斯则认为，内森这么做有一个更为实用的解释：尽管他在1818年获得了佩戴盾徽的权利（因此加上了第五支箭），但是他在1825年申请进入皇家军事学院登记奥地利爵位时却遭到了拒绝——可能是因为他8年前才成为当地居民。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如阿姆谢尔认为的那样，内森“只是不想”被授勋。因此，内森在1818年试图拒绝普鲁士的一次授勋，他建议让萨洛蒙代替自己，因为“在伦敦这里，这个东西对我没有任何用处”，而“我的哥哥喜欢绶带，而且是一个准备在巴黎定居的男爵，在那里他可以用这些东西装扮自己”。詹姆斯一开始不愿称呼自己“冯·罗斯柴尔德”。“让我们保持商人本色吧。”他1816年敦促哥哥们，“拥有头衔却不利用它，真是非常好。”一位财政大臣生意上的乐观来信“比所有贵族的头衔都要有价值”。

但是，在詹姆斯对头衔的兴趣快速消退的同时，内森对贵族诱惑的蔑视仍在坚持着，甚至进一步加深了。当皮克勒王子1827年拜访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时，他被安排观看了一出怪异的餐后表演，显然有些醉意的内森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奥地利领事制服，他说，那是他朋友梅特涅从维也纳寄给他的”：

他把它展示给我们看，甚至有些勉强地在穿衣镜前穿上了制服，然后走了几步。但是这场戏一拉开就不知道何时收场了，他让人拿来了其他华丽的宫廷服装，然后接连换了好几套，似乎他是在台上演戏一样……

看着这个一副严肃生意人模样的人，竭力地承受着一个奉承者的各种恭维，非常滑稽，他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大笑，而且满怀信心、面带笑容地向我们保证，罗斯柴尔德能够扮演任何角色，再来五六杯酒的话，他能够与宫廷里最好的人物媲美。

皮克勒明显有些五味杂陈的感觉显示，这显然是内森向贵族展示自己特性的一次表演。他可能偶尔愿意将自己端庄的装束换成旧秩序下的俗丽宫廷装，但他只把它们看做是化装舞会的表演服。从这方面讲，这种鲜活的景象——一个微醉的犹太银行家在一个穷困潦倒的王子面前戏耍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礼服——简短地概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复辟王朝时期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

“良好的教育”

尽管几个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以“市侩”著称，但他们至少对我们现在所谓的“高度文化”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所谓的高度文化，是对当时高速发展的“公共领域”的误称，当时音乐、戏剧、书籍以及绘画的生产和消费市场或多或少地有了一定的自由。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这方面的兴趣是上述娱乐方式的必然结果：当时如果拥有一栋大房子，但不用画作和其他装饰物来点缀房间的话，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为了能够与社会精英人士交流金钱和政治以外的话题，对他们最喜欢的画家、作曲家以及作家有一些基本了解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忙碌的中年银行家（五兄弟除了詹姆斯以外，1820年时都已超过了40岁）通常在艺术方面知识匮乏。诚然，他们继承了父亲对古董艺术品的鉴赏能力，对于送给亲近政治家的礼物，他们同样拿捏得十分准确。他们雇用知名的艺术家，如威廉·比奇、路易·埃米艾·格罗克洛德以及莫里茨·丹尼尔·奥本海姆替自己、妻子和孩子画肖像；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他们定期在剧院里预订包厢。但是詹姆斯是第二代中唯一对文化显露出自己浓烈兴趣的家族成员。比如，他20多岁时读了席勒和歌德的作品，19世纪20年代，他每月资助一个叫阿拉尔的艺术家5法郎，同时订阅了《戏剧快报》和《剧院日报》。他的哥哥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欣赏的。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罗斯柴尔德兄弟真的十分市侩，他们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内森希望他的儿子们“将自己的思想、灵魂、心脏和身体，所有的一切都放到生意上”，但尽管他说出了这样的言论，几个儿子也只有一个在完成教育后为公司工作了几年。内森和其他兄弟也承认，高等教育与成功的“生意学徒”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卡尔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言论，当时萨洛蒙正在考虑他15岁儿子安塞尔姆的将来：“我建议你别让他学习的时间超过两年，这样他应该在17岁时参与到生意里来，否则他对生意就没那么深的感觉。”而后来迈耶——内森唯一上过英国大学的儿子的商业生涯，证明了卡尔这番话无比准确。不过，兄弟几个对于生意成功与尽可能好的中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一丁点怀疑。实际上，他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此外，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男性放弃学业进入“账房”前，所经历的实习期要比卡尔建议的要长得多。从安塞尔姆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商业信函上的时间来看，他真正参与公司运转业务已经23岁（尽管他在之前一年就被接受为公司的合伙人，而且可能为他父亲做了一些日常的工作，不过没有记录在案）。列昂内尔第一次书写和接到商业信函时为20岁；安东尼和纳特为18岁，迈耶则是21岁。卡尔的儿子在20岁前，没有一个参与过公司的具体业务，实际上，虔诚的威廉·卡尔直到24岁才被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詹姆斯的儿子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开始写商业信函时已经19岁。鉴于他们的父母认为最好的学徒经验来自于动手做事，因此第三代无疑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商业信函上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实习。

无论如何，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并不想把自己苦涩的童年强加给自己的后代。安塞尔姆的母亲对她11岁的儿子漂亮的笔迹感到无比自豪，不仅仅是因为这能使他在未来的生意中获益，她心底深处更希望他和他的姐姐能够为自己的将来接受“优良的教育”。当时教育理念对她的影响，在1820年她写给丈夫的信件中显露无遗（随信还附了一封他们十几岁儿子写的信）：“他一点都不像我，这个好孩子，让我尤为开心，你知道，亲爱的丈夫，我的目标一直是我们的孩子不应该向我们隐藏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而我——更应该是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

内森则以更实在的行动迁就孩子们。忙完工作后，他会和他们一起玩，让他们（据一个朋友回忆）“骑在他的后背上玩”。事实上，他有一次玩“骑马”游戏玩得太厉害，结果弄得肩膀脱臼。他给孩子们买了一架迷你马车，用4头白羊拖着，在斯坦福山的花园里跑着玩。威廉·阿姆菲尔德·霍布迪于1821年为内森一家所作的画显示，他们一家相处得其乐融融：左边，3岁的迈耶试图从父亲的手里拽一封信；汉娜·迈耶的软帽掉在夏洛特的脚边；年长一点的男孩子试图安抚家里的宠物狗，它正在咬列昂内尔的帽子。男主人脸上淡淡的笑容也不足为奇，他翘着腿，斜靠在椅子上。内森也继续迁就甚至溺爱他们，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7岁时，汉娜·迈耶尽情享受着在布赖顿的生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肖像画。而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第二年遇到安东尼时，后者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他的父亲允许他购买任何他喜欢的马匹。他后来向摩洛哥国王寻求一匹一流的阿拉伯马。国王送给了他一匹极出色的马，但它却在抵达英国时死了。安东尼伤心地说，‘那是他遭受的最不幸的经历’”。

在《科宁斯比》一书中，迪斯雷利将年轻的西多尼亚刻画成了现代教育的楷模：

尽管被大学和学校拒之门外——那些大学和学校曾惠及他祖先的古代哲学知识和事业，但年轻的西多尼亚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的家庭教师……他几乎天生就具备了解读数学最深奥秘的能力……周遭的环境很早就造就了他不寻常的语言能力……西多尼亚19岁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欧洲的主要语言……他17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定居……

这与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们接受的教育没有多大的出入。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忆了1815年列昂内尔和安东尼从他们的第一个教师身边被带走的情形；“一个戴着波兰高帽的波兰人经常在教室里四处巡视，高筒靴插着一根教鞭。”他们的父母和一些朋友“找到了加西亚在佩卡姆建立的一所更合适的学校，列昂内尔和安东尼就是要送到那里去；加西亚之前是巴罗和卢萨达会计事务所的簿记员。”受欢迎的课程实际上很现代，并非古典，这种倾向在1827年现代巡回欧洲教育旅行风潮到来时依然存在。年龄分别是19岁和17岁的两个男孩被送往德国，而不是古典主义者喜欢的目的地意大利，他们与自己的家庭教师约翰·达比一起，从法兰克福穿越了萨克森的主要城镇，然后前往布拉格和维也纳，返回时经过了巴登和斯特拉斯堡。（普鲁士显然被有意地绕开了，尽管他们似乎去了汉诺威参观戈丁根大学。）这次旅行的目标很明显：对德国文化有透彻的了解。除了参观大量的美术馆和其他地方，兄弟两个还恭敬地拜访了年老的歌德。

也是在这次旅行之后，列昂内尔和安东尼被期望将自己的心思转到生意上：1829年1月，法兰克福分行的一位簿记员接到了一项任务——将安东尼的计算能力提高到一个银行家的水平。“我不停地教他解决各种算术难题。”新的家庭教师向内森汇报说，“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很聪明，一学就会，而且能够运用我教他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系统地教他数学的知识，我会同时继续向他解释汇兑的套汇和会计部门的所有周转业务。”

内森的儿子前往法兰克福的旅程，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英国——德国父母之间的“竞争”。1831年，夏洛特写信给他母亲汉娜，敦促她让“（迈耶）尽可能用德语写信，如果写不了，让他尽自己所能用英语给萨（洛蒙）·冯·罗（斯柴尔德）先生写信。查尔斯叔叔（卡尔）的孩子（迈耶·卡尔与威廉·卡尔）的信写得很好，肯定会拿来比较的。”

4年后，轮到了英国的迈耶访问德国；但这次与他两个哥哥的德国之行相比，学术味道更浓。在他的家庭教师施莱默博士陪同下，他在前往海德堡之前，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在这方面，他跟随的是安塞尔姆的步伐，安塞尔姆是第一个上大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他在柏林上学时，对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随后返回了英国，在那里他也成为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的第一人，开始在麦格达伦学院，当学院严格要求他参加礼拜时（现在仍然是对本科生的一个正式要求），他转到了更大而且更为宽松的三一学院。（牛津大学被家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的入学考试需要测试英国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而在剑桥，非国教信徒以及犹太人也可以成为学校的一员，尽管他们不能够获得学位、奖学金和研究员身份。）

卡尔自然也不甘落后，他将儿子迈耶·卡尔送去了哥廷根学习法律，随后又去了柏林。在柏林，迈耶·卡尔参加了德国法律学界顶尖人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做的讲座。他的弟弟威廉·卡尔则接受了非同寻常的严格中等教育：15岁的他学习了20个不同的学科，包括5种语言、5种科学；家庭教师是一个团队，由法国生理学家昂里·布隆瓦莱率领。他飞速地转向正统犹太教，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为了逃避这种新式的填鸭式教育。詹姆斯的儿子没有经过特别精心安排的教育。阿方斯在波旁学院（后来的孔多塞高中）学习，同时为获得了法国中学结业证书，他还接受了家庭教师德西雷·尼扎尔的辅导。不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孩子们享受到了优良教育的好处。尽管卡尔的女儿夏洛特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但她可能是第三代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她也热爱文学，这可以从她优雅的英文书信以及大量的德文日记中看出。

如果这一切的目标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不得不说它完全失败了：除了夏洛特，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代没有一个能算得上具备学者思想的。但是它的目标其实是培养有知识的下一代，使其比父辈更容易跻身欧洲精英阶层——同时继续保持从事银行生意的热情。在这些方面，罗斯柴尔德第三代的教育是成功的。迈耶·阿姆谢尔的孙辈讲的不再是生硬的犹太街式的德语。卡斯特兰不喜欢贝蒂的德国口音，而不是犹太口音；也没人发现内森的儿子在讲英语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人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成不变地用希伯来字母写信：尽管萨洛蒙和卡尔的儿子们仍然这样做着，英国和法国的第三代罗斯柴尔德成员却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能够不费力地阅读犹太德语）。实际上，从19世纪20年代起，5个分行的业务运作时使用了多种语言，每个合伙人倾向于用自己的第一语言写信，偶尔会嵌入工作所在地或所到地方的语言。从各方面来说，正如他们的信件所示，第三代人在书写英语、德语和法语方面与同时代的贵族一样好，有时甚至还要好。此外，他们文化品位方面严格地因袭传统，说明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喜欢史考特的小说、迈尔贝尔的歌剧、穆里洛的画作、玛丽·安托瓦妮特的家具。男孩子们还养成了社会精英的爱好和恶习——骑马、猎杀狐狸和牡鹿、赌马以及吸食雪茄、喝名酒以及追逐不适当的女性。他们甚至为彼此起了昵称：列昂内尔叫“拉布”、安东尼为“比利”或“胖比尔”，而迈耶叫“墨菲”或“塔普”。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所有外在迹象都已经消失殆尽，除了相貌——而且即便在这方面，也鲜有家族成员能够与讽刺漫画家笔下的人物能够有重合的地方，詹姆斯一家更是如此。他和他的哥哥们发现，成为男爵、勋章获得者、房产所有人以及社交活动的主人非常容易。现在，他们使得第三代罗斯柴尔德人寻求让一个更难得的东西变为可能：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