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力量

大革命不单单吞噬了法国自己的儿女，许多与之抗衡的人实际上也是些孩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第一次目睹反抗法军的行动时年仅12岁，但已经是普鲁士军队里的一名准下士。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蒙受惨败，克劳塞维茨侥幸活了下来。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事学者，1812年他拒绝与法军一起攻击俄国人，1815年他也看到了里涅的战斗。他比任何人（包括拿破仑本人）都明白法国大革命的方式已经变成了黑暗的战争艺术。他死后才出版的经典著作《战争论》（1832年），一直是西方作者所写的有关该主题的唯一最重要的书籍。《战争论》在许多方面是一部没有时代限制的经典之作，它对拿破仑时代也作了重要论述，它解释了为什么战争已经改变了规模，这对战争又意味着什么。

“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是运用武力迫使我们的敌人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它）不仅仅是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延续，它与其他政治手段一起运作。”这可能是他最有名，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误译和误解的话，但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话。克劳塞维茨敏锐地看出，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在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狂热。“即便最文明的人群，”他写道，显然暗指法国人，“也会怀着满腔的仇恨相互射击……”1793年以后，“战争又成为老百姓的事情”，而非国王们的嗜好；它变成了由“国家情绪”所驱动的“巨大力量”。克劳塞维茨肯定了波拿巴在驾驭这种新军事力量上的天分。他的“胆大无畏和运气”将“旧的行为模式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已经“达到了绝对完美的地步”。实际上，这位科西嘉暴发户不亚于“战争之神……他以他的优势不断击溃敌人”，但他特有的将军气质比起激励他的军队的新流行气质要逊色不少。

克劳塞维茨写道（这或许也是他最著名的论点）：战争现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三位一体，首先它带有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这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其次它是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最后它作为政治工具，具有从属性，这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的确，“消灭敌军”是非常迫切的愿望，是国家间新战争的“头生子”。但克劳塞维茨警告道，防御比起进攻是“一个更强大的战斗形式”，因为“进攻的力量会逐渐地减弱……”但即使是防御也有其固有的困难：“战争中的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最简单的事情却是困难的……些许摩擦也会降低行动的总水平。”由于这些原因，一个高效的指挥官必须时刻谨记三点。第一，评估概率[1]。第二，最全神贯注地行动。第三，最快速地行动。

所以，整个军事活动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为作战服务。士兵的招募、穿衣、武装和训练……这一切的最后目的很简单，就是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打响战斗。

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因此，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的”战争“须把政治放在首位”，换言之，即战争手段从属于外交政策。这才是《战争论》的真正含义。

那么，拿破仑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在某些方面，它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的形象。比较这两幅画，一幅是雅克–路易·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1804年），巴黎圣母院里拿破仑身披貂皮皇袍；再看这位艺术家的另一幅《拿破仑在圣伯纳德隘口》（1801年），此时的拿破仑是个浪漫主义英雄，革命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了马背上（用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改变对贝多芬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这位时代的音乐灵魂愤怒地划掉了他第三交响曲原有的标题“致波拿巴”，而改为“命运交响曲”。1804年12月拿破仑自己加冕为皇帝后，强迫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的封号，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与此同时，随着1801年的政教协议的签署，拿破仑使法国与教皇达成了和平，扫清了崇尚理性的雅各宾派的残余。

但除此之外，拿破仑试图在欧洲建立帝国并没有什么其他反动的地方，他确实是革命的。他不仅将法国扩大至“自然疆界”并让普鲁士版图缩水，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瑞士联邦——莱茵西部一个40邦的新日耳曼联邦，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一个（北）意大利新王国；以及一个新的华沙公爵领地。的确，这些新国家将成为法国的番邦；他甚至派他最小的弟弟、挥霍无度的热霍姆担任威斯特法利亚新王国的挂名元首，派遣他那花花公子的妹夫热瓦奇姆·穆拉特做那不勒斯的挂名元首。战败者们也的确向胜利的法国人支付了大量的贡金。从1795年到1804年，荷兰人向法国人总共纳贡2．29亿荷兰盾，超过了一年的国民收入。拿破仑在1806~1807年发动的战役不仅自筹资金，而且至少占据了法国政府开销的1/3。而在意大利，从1805年到1812年，征收的税款足足一半进了法国国库。然而，由拿破仑重新绘制的欧洲地图将旧的世袭领地大杂烩变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网络。法国的统治伴随着对法律秩序的根本改变，引入了他所主持的新的民用法典——这样的改变后来对所涉及国家的经济产生了持久而积极的影响。法国的统治去除了那些曾庇佑贵族、教士、行会和城市寡头的各种特权，建立了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拿破仑后来说，他曾“希望建立一种欧洲制度、一部欧洲法典、一套欧洲审判制度”，这样“在欧洲就只有一种人了”。他没能彻底成功，只是因为他的帝国没能长久，并不意味着他缺乏政治远见。对拿破仑而言，战争不是自身的终结。正如克劳塞维茨理解的那样，它是政策的武力诉求。

并不是波拿巴的目标出了问题；事实上，敌人的军队迟早会在数量上超过他的军队，即使那些指挥官在战略技术上永远无法和他匹敌。比俄国的冬天更严酷的是俄国的深度退防及消耗战略（更不必提肆虐的斑疹伤寒）。在1813年的莱比锡，这位伟大的军事统帅在优势兵力面前屈服了，特别是骑兵兵力的悬殊差距。同样的故事发生在1815年的滑铁卢，兵力的天平倾向普鲁士一方。而许久以前，法国在海上已经输掉了战争。1798年在阿布基尔湾，霍雷休·纳尔逊爵士狡猾地从两面攻击了法国舰队，给了拿破仑征服埃及的美梦以致命一击，他也因此受封为贵族。7年以后，在特拉法加尔，纳尔逊的27艘兵舰以机动的方式战胜了法国—西班牙的一支较大的舰队，这次他采用了“纳尔逊接触”战术：高速穿越敌舰防线，舷炮向一艘敌舰的右舷射击，向另一艘的后部射击，再向第二艘敌舰的左舷射击。

拿破仑在海上的失败有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法国与其海外领地的联系逐渐被切断。1791年，本是滚滚财源的蔗糖殖民地圣多明各在被解放了的奴隶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意思是“打开”）领导下，爆发了革命，此前巴黎的立法会议将投票权放宽到自由的黑人和混血儿，但没有给奴隶。1794年国民大会废除奴隶制，使该岛陷入血腥的种族内战之中，并波及邻近的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02年杜桑被捕并被押解到法国、拿破仑恢复奴隶制。在海地革命中，共有160 000到350 000人失去了生命。一年后，法国人决定将广大的北美领地——那时叫做路易斯安那（不要和目前的州弄混了）——以最低价格卖给美国：828 800平方英里卖15 000 000美元（1公顷不到3美分）。第二，可能也更为重要的是，法国输掉了金融战。尽管不断出售过去的教会土地，推出新货币，压榨荷兰、意大利纳税人，但拿破仑已经不能将借贷成本降至低于6%了。从特拉法加尔到滑铁卢这段时期，法国长期公债的收益率比起英国的统一公债，整整高了两个百分点。这是致命的一点。

作为一名重商主义者，波拿巴试图削弱英国的经济地位，手段就是禁止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但英国商人能够迅速地将市场转向更远的海外，因为皇家海军主宰着重要的海上航线，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有时候，人们误以为英国早期的工业化为它赢得了对法的优势，实际上这种优势源于商业和金融，而非钢铁和蒸汽。英国不仅在贸易上支撑了下来，更关键的是，英国经常项目下的非贸易往来保持了顺差，这要归功于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加上帝国利润（来自东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和印第安人税的收益）。从1808年到1815年，英国劳务收支顺差每年达到1 400万英镑，远远超出了同一时期商品贸易的赤字。这就使得英国能够以支付军费和资助盟友的形式向国外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出，这在高峰时达到国民收入的4.4%。在1793年到1815年间，英国提供给法国的大陆对手的资金达65 800 000英镑。新的时代精神代言人，此刻正倚靠在证券市场的柱子上，他是一位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名叫内森·罗斯柴尔德，又被称为金融波拿巴，他在向威灵顿公爵和他的盟友提供军费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法国现在背负着巨大的战争赔款，还有一个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代表——肥胖的路易十八。但是当拿破仑1821年在遥远的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因几乎确认无疑的胃癌去世时，无论是革命的梦想，还是革命帝国的梦想，并没有随他而死。1789年的大革命为法国的政治戏码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脚本。在随后这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重新上演这出戏码的诱惑难以抵挡，它分别于1830年、1848年以及1871年再次登台。关键是，每当巴黎中心街道上竖起路障时，这场冲击波总能席卷欧洲和欧洲的帝国，虽然它的威力在不断减弱。《人权宣言》中红色的革命承诺总是不能简简单单地卷入牧师的黑衣袍而被抛诸脑后，这一点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年）中也得到了有力体现。总之，任何人都会喊上几句革命的口号，画上几笔革命的油画。仓促武装的平民、裸露胸膛的战士、倒在地上的烈士，人们并没有厌倦这些形象[2]。

1848年的革命甚至波及更广。人们涌上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卡尔斯鲁厄、卡塞尔、慕尼黑、斯图加特和维也纳，以及米兰、那不勒斯、都灵和威尼斯的街头。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他们尤其对1815年复辟的皇室政权强行限制言论自由不满。其中的典型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他们筹划共同写一部渎神的歌剧，为这场“世界大火”尽绵薄之力[3]。英国是西欧国家里少有的幸免者之一，主要是因为有35 000名士兵、85 000名特别警察、1 200名退休军官和4 000名警察在监督宪章主义者——普选权的支持者——保持安分。因此1848年的伦敦只有公园里的讲演，而非街头的鲜血。

但所谓的人民的春天并不局限于欧洲。和19世纪众多其他西方思想一样，法兰西式的革命很快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在整个大英帝国，骚动无处不在——锡兰、圭亚那、牙买加、新南威尔士、奥伦治河流域、旁遮普和范迪门领地。更为瞩目的是发生在法属西非的事件。不同于英国殖民地，那里的激进政治变革得到了宗主国革命政府的支持。

上述内容都是为了说明法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点：它坚韧的革命品质。英帝国对社会问题本能地持保守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行政官员们越发青睐当地精英阶级，更加放心地透过部落首领和王公贵胄实行间接治理。但法国人依旧满怀热情，希望他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加上《拿破仑法典》和罐头食品（拿破仑的另一项发明）——成为出口全球的商品。

像所有欧洲帝国一样，法国的海外帝国至少部分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但是，1848年法国新的共和政府宣布，在整个法帝国废除奴隶制，包括西非殖民地塞内加尔。英国人15年前在他们的帝国里已经这样做了。但在法属非洲，废奴只是这场革命的第一步。它还宣布新解放的奴隶将得到投票权，这和英国殖民地的土著人不同。随着普选权引入整个法帝国，几乎所有的非洲人和混血人种选民（白人仅占总数的1%）在1848年11月的选举中投了票，并选了第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坐进了法国国民大会。尽管1852年拿破仑三世皇帝撤销了塞内加尔派众议员去巴黎的权利，并直到1879年才恢复，但是根据普选权，在4个市镇（圣路易斯、格雷、鲁菲斯克和达喀尔）选举市议会的举动一直延续。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的民主议会在当时的殖民地首都圣路易斯召开。

同时代的人认识到这是怎样的离经叛道。一个去圣路易斯的英国游客写道：“议会的访问者不时地看到一名黑人主席叫一名欧洲议员下令维持秩序……黑人议员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塞内加尔的官员。没有哪个英国殖民地会容忍像塞内加尔这样由土著们攻击欧洲官员。”对英国人来说，帝国就是等级制度，同样，在国内，社会就是阶级划分。最上面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那4亿属民中的每一个都根据精心设计的地位链安排在其下，一直往下排到最低的加尔各答制扇工。法帝国是不同的。

对于1848年的革命分子来说，以最可能快的速度将殖民地的人民转变成法国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用当时的行话说，非洲人要被“同化”了。与此同时，法国官员和非洲妇女间的通婚是得到积极鼓励的。路易·菲达波成了这个进步的帝国主义的代表。菲达波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1854年成为塞内加尔的总督。在圣路易斯，菲达波监督建造了新的桥梁、道路、学校、码头、淡水供应系统，并创立了河道上定期的渡船服务。为解放奴隶，塞内加尔通境建起了“自由之村”。1857年菲达波成立了一支塞内加尔殖民地军队，即塞内加尔土著步兵，他将非洲士兵从契约化的军事劳工变成正规的步兵部队。他还为土著首领的儿子们建立了一所学校。菲达波本人与一名15岁的塞内加尔女孩结婚了。

“我们的动机是纯洁而崇高的，”菲达波在即将结束总督任期时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当然，他的使命远不只教化。1857年他宣称：“我的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控制这个国家，并通过商业获取最大的收益。”在授意之下，他将法国的势力延伸到了内陆，从当地人手中夺取了阿拉伯胶（一种用阿拉伯胶树树液制成的商品）和花生在非洲的贸易控制权，借此促进了塞内加尔的经济发展。菲达波的策略是沿着塞内加尔河，从麦迪那开始直到费卢瀑布，修建一连串的法式城堡。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内陆强大的本土势力发生冲突：瓦罗的特拉扎摩尔人、南部的凯奥人和艾尔哈吉乌马尔特人，以及中尼日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此人后来在邻近的马里建立了图库勒帝国）。

然而，这些非洲对手最后都逐个地、无一例外地被迫后撤。1857年，法国军队推翻了勒布共和国，将其首都纳卡罗并入新的殖民城市达喀尔。至今，这个城市中心仍然保留着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子，从白色的将军总督府到宽阔的菲达波大道，从生产新鲜而香气逼人的法国棍式面包的面包铺到供应加奶咖啡的糕点铺。为了将法国化的进程正规化，整个国家被分成了郡、区和县。到1865年菲达波下台时，一个法国人可以在圣路易斯溜达，真切地为其国家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过去的奴隶市场已经变成法国文化骄傲的前哨。往昔的帝国主义受害者已经被改造成既有投票权利又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记者加布里埃尔·查姆斯这样写道：

如果（法国）能为这片迷信和劫掠盛行的广袤土地带来……和平、商业、宽容，那么谁能说这是武力的滥用……百万人民将接受文明和自由思想的洗礼，这片土地将充满骄傲，它将孕育出伟大的人民。

当然，法帝国主义的现实与这样过高的宣传可能不相符。最大的挑战在于吸引来自法国的有能力的官员。菲达波的一个继任者曾尖刻地说，那些自愿到西非服务的人通常“不是在家乡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就是至少在家乡难以立足谋生”：如果不是小偷小摸，就是酒鬼或破产的人。正如一个定居者1894年所言，殖民地“对于我们所有这些不称职的人来说是‘罪人的避难所’，是我们政治和社会机体排泄物的收集场”。殖民大学校长回忆，当有人前往殖民地时，他的朋友会问：“他犯了什么罪？他从哪具尸体边上逃走了？”大量的殖民地官员因为他们对土著人的蛮横行径而臭名昭著。一个叫埃米尔·托盖的人1903年在庆祝巴士底日时，用黑色火药将一名犯人炸上了天。多数殖民地官员可能和学校里的至少一名教授的观点相同，即他们的非洲属民在智力上都是迟钝的。基因赋予他们天然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就会以46项不同罪名把不听话的土著人关上15天，而在法国，这些罪名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算违法。殖民地人民没有上诉机制。在西非强迫劳动是税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就是这样建成的。对橡胶园的一名工人来说，法属刚果的人头税相当于一年中100天的劳动所得。一旦村子的税款拖欠，就要带走人质。有些官员，比如法属苏丹的某位官员，他被控多次谋杀、至少一次强奸、严重的身体伤害、审判不当和贪污，他似乎把小说家约瑟夫·康纳德笔下的科茨当做生活楷模了。一个名叫布洛卡德的人出于“怜悯”将一名因监房条件污秽而致盲的犯人给斩首了。最为残暴的事件是保罗·乌莱和朱利安·夏诺瓦去乍得湖所执行的任务（1898~1899年），这起任务导致一系列村庄被烧、土著人被绞死甚至活活烤死孩子等惨剧，最后他们麾下的非洲士兵哗变将两人杀死。

不过，法国殖民地行政官员的标准后来明显提高了，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殖民大学不仅吸引了更好的学生，而且还有莫里斯·德拉福斯和亨利·拉伯雷这样著名的民族学家。作为大学校长，圣徒似的乔治·哈迪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象征。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吸引和训练本土精英上也做了切实的努力。菲达波在他作的一次演讲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当时他正将中尉军衔颁发给名叫阿利翁·萨尔的士兵：

这一任命……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等级里，即使高级的职位，肤色也不再是排斥的理由了……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成功。那些冥顽不化、无视文明的人将待在社会的底层，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1886年波多诺伏（后来的达荷美）国王的儿子和几十个亚洲学生在殖民大学就读。从1889年直到1914年，该大学的“土著部”每年都接受大约20名非法裔学生。显然这要归功于法国文明教化使团的理念，就像1872年出生在格雷旧奴隶交易市场一间简陋屋子里的布莱兹·迪阿涅，也能到殖民地的海关工作并步步晋升。在英属非洲，这样的升迁要难很多——实际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14年，迪阿涅成为法国国民大会中第一个黑皮肤的非洲人（无混血种族），对于一个塞内加尔奴隶的孙子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业绩。与当时其他欧洲帝国的特征相比，毫无疑问，法帝国在制度上是最自由的。在达喀尔市街头流传着庆祝迪阿涅成功的沃罗夫歌谣，简明地概括了新的政治形势：“黑绵羊（已经）打败了白绵羊。”

对法帝国主义最为出神入化的一段反讽之语出自1922年一个叫“阮爱国”的人，他从地球另一边的印度支那，给法国另一殖民地总督写了一封信。“尊敬的阁下，”他在开头这样写道（其真名是阮必成），他流利的法文得益于在顺化国立学校的日子：

我们十分了解你对土著居民的慈爱；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安南人尤其受到青睐。在你的总督下，安南人民知道了真正的繁荣和确切的幸福，一种看到他们的国家星罗棋布般日益增多的烈酒店和鸦片屋的幸福，还有行刑队、监狱、“民主”和所有现代文明改善过的玩意儿，加在一起使得安南人成为亚洲人中最先进的、人类当中最幸福的。这些善行让我们免于想起其他人的苦难，诸如强行征兵和贷款、血腥镇压、废黜并流放国王、亵渎圣地等。

这位写信给总督的阮爱国在后来领导越南独立运动时使用了另一个化名“胡志明”，他不仅通晓法语，在自己的越南独立宣言中，他还准确恰当地引述了1791年的《人权宣言》，类似例子还有取得奠边府战役决定性胜利的武元甲（他是胡志明同一个公立中学的校友），也曾经通过钻研拿破仑战争来学习战争艺术。这就是文明教化使团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在输出滚球游戏和长棍面包的同时，也输出了革命传统。独立的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马里的总统都是威廉·庞悌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塞内加尔的总理，这不是巧合。

法国文明使团除了要面对所有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威胁着他们生命的敌人——疾病，这也使得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是不可居住的。一个半世纪前，西方国家人的寿命很短。1850年英国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仍然仅为40岁，而现在为75岁。而在非洲，婴儿死亡率和早产儿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19世纪中期，塞内加尔的人口平均寿命可能低至25岁。所以非洲成了西方文明第四个撒手锏的终极试验场，实践现代医药延长人类寿命的力量。

[1] 在巴黎皇家军官学校，拿破仑就曾接受过皮埃尔 – 西蒙·拉普拉斯的测验。拉普拉斯是概率数学的先驱。

[2] 不妨拿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与埃吉德·查尔斯·古斯塔夫·瓦珀斯的《比利时革命》（1835年），以及墨西哥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兵工厂》（1928年）作个比照。

[3] 根据瓦格纳的自传，他打算“构思一部悲剧以备未来上演，取名叫《拿撒勒的耶稣》。巴枯宁恳请我透露一些细节，当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想法，并希望他能加入创作时，他客套了两句，然后坚持应不惜一切代价把耶稣塑造成一个脆弱的角色。在作品的音乐上，他建议我在所有的变奏曲中只用一组乐句，比如男高音就唱‘砍掉他的头’，女高音就唱‘绞死他’，通奏低音就唱‘开火！开火’”。这则小故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848年狂热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