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衰落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陆军元帅，1915年

如果我们这次被打败，也许我们下一次会有好运。对我来说，当前的战争显然只是为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拉开了序幕，而这段历史最后则将以英国世界霸权的陨落而告终……因为有色人种将对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发起轰轰烈烈的革命。

乔治·奥威尔，《射杀大象》

走到哪里，我都会看到一张张黄皮肤的年轻人的脸上露出对我不屑和嘲弄的表情，其结果是，即使我待在一个远离他们的安全地域，那种受辱感也会不断地纠缠着我，深深地刺痛我的神经……这让人疑惑，也让人不安。因为当时我已经坚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越早丢下我的工作摆脱它越好。从理论上说——当然，我也只是暗地里这么想——我完全支持缅甸人，而彻底反对他们的敌人——英国人。至于我所做的工作，我对它的憎恶程度也许是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但是我没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设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我更不知道，比起即将取代它的更为年轻的帝国来说，它已经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0年，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共学校学生对大英帝国在未来一个世纪里的命运作出了预言：

我可以看到，如今和平的世界上空笼罩着巨变的阴霾；激烈的巨变、可怕的挣扎；一场你无法想象的战争；还有，我告诉你，伦敦将陷入危机。伦敦将受到攻击，而我将在伦敦保卫战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所看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远，我能看见未来。这个国家将屈服于一次可怕的侵略……但是，我告诉你，我将指挥伦敦的防守，将伦敦和大英帝国拯救于水火之中。

温斯顿·丘吉尔在对哈罗公学的同学米兰德·埃文斯说这话的时候只有17岁。这些话惊人的精确，丘吉尔确实拯救了伦敦，也拯救了英国。但是最后，即使是他也无法拯救整个大英帝国。

不过就在区区几十年间——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寿命——大英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当丘吉尔在1892年说出那番预言时，大英帝国的疆域还未拓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到1965年丘吉尔去世时，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地盘已经全部丧失了。为什么？以前我们一直用“反殖民地化”的理论来解释，将大英帝国的瓦解归功于（或者归咎于）殖民地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从爱尔兰的新芬党到印度的国大党。大英帝国的灭亡被描绘为“自由战士”的胜利。从都柏林到德里，自由战士们帮助他们的人民摆脱了殖民地统治的枷锁，这种说法其实很有误导性。在整个20世纪，英国统治主要的威胁——或者说，最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统治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并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而是其他帝国。

这些帝国对待其臣民的态度，远比英国严酷。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比利时在名义上“独立”的刚果所实行的统治也完全是滥用人权的代名词。它的“国际协会”的橡胶庄园和铁路都是依靠奴隶修建和运营的，而利润则直接进入了利奥波德二世的口袋。在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下，死于谋杀、饥饿、疾病和生产力下降的人预计达1000万人，是该国当时人口的1/2。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黑暗的心》中对那种“恐怖”的描述毫不夸张。实际上，是两个英国人披露了刚果的状况，一位是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另一位是职位卑微的利物浦文员埃德蒙·莫雷尔，后者看到大量的橡胶从比利时运出，但是除了枪支外，从未看到有货物进口。据莫雷尔所说，他掀起的反对比利时政权的运动是“基于四大原则提出的控诉：一是对世界人民的同情，二是出于英国人的荣誉感，三是英国在非洲的帝国责任感，四是国际贸易权与当地的经济及个人自由息息相关、相互依存”。虽然在18世纪，大英帝国对待牙买加的非洲奴隶的态度比这好不了多少。但是，我们应该拿20世纪的大英帝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相比。在这方面，大英帝国与其他帝国（不仅仅是比利时）统治的差距，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清晰地显现出来。

德国的讽刺画报《痴儿》就在1904年刊登了一幅漫画，对比了不同殖民地政权的特征，轻松地调侃了这个话题。在德国殖民地，连长颈鹿和鳄鱼都被训练走正步。在法国殖民地，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在刚果，当地人干脆被放到火堆上直接烤，之后被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吃掉。而英国殖民地，漫画内容则要比其他殖民地复杂得多。在那里，当地人一边被一个商人灌酒，一边被一个士兵放到滚压机下，直至被压榨出最后一个便士，一边又被传教士逼迫着接受布道。实际上，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差别比漫画所展现的更为重大且深远。法国人在刚果法属地区的表现并不比比利时更好：人口死亡率也相当高。在阿尔及利亚、新喀里多尼亚以及印度尼西亚，殖民者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政策，这对高卢人所称的普遍公民权显然是一种嘲讽，德国的海外统治也并不自由。当赫雷罗族人在1904年企图抵抗德国殖民者的蚕食时，中将洛塔尔·冯·特罗塔发布了一个声明，宣布“枪杀每一个赫雷罗族人，无论他手里是否握着来复枪，是否牵着牛。”虽然他后来收回了他的“种族灭绝命令”，但是，赫雷罗族的人口还是从1903年的8万人锐减到1906年的2万人。为此，特罗塔被授予功勋勋章—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勋章。1907年，东非的马及马及起义也被同样残酷地镇压了。

这样的比较不应该仅限于西欧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从1905年起，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东京直接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这显然是反自由的。当成千上万的韩国人走上街头，支持李光洙的《独立宣言》（后来这被称为“三一运动”）时，日本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逾6000人被杀，1.4万人受伤，5万人被判入狱。我们也应该记住俄国对波兰（波兰就像是中欧的爱尔兰）的统治、对高加索地区（最远到达黑海的巴统和里海的阿斯塔拉）的统治、对土耳其斯坦和土库曼等中亚各省的统治，以及对远东的统治（新建的跨西伯利亚铁路使得沙皇的铁腕伸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事实上，俄国对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殖民统治与同时期在美洲平原上发生的殖民统治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也有不同之处。俄国人在欧洲殖民地上推行“沙俄化”的激进政策；在英国人讨论爱尔兰自治统治的时候，俄国人却对波兰人实行着高压政策。在中亚，反俄国统治的抵抗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916年，撒马尔罕和七河的穆斯林叛乱也遭到了血腥镇压，有上万名叛乱者被打死。

但所有这些与俄国、日本、德国及意大利这几大帝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径比起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到1940年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时，看起来最有可能替代英国霸主地位的就是裕仁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以及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了。正是与所有这些帝国对手对抗的昂贵成本，最终拖垮了大英帝国。换句话说，大英帝国之所以分崩离析，并非因为它对它的海外臣民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而是因为它拿起武器与更为强势的帝国对抗了几年。它这样做是对的，尽管成本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继承了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虽然也许并不情愿）并非英国东部的那几个邪恶帝国，而是英国以前经营得最成功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