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战争幻想

以上就是1905年12月鲍尔弗辞职以后自由党人继承下来的外交传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绝不意味着英国因此注定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个传统为英国安排好了发展外交关系的先后顺序：法国、俄国、德国（其后是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但英国并没有承诺在德国侵犯法国或俄国时一定会向它们提供援助。简而言之，这种外交策略并不像一些悲观主义者（尤其是罗斯伯里）所担心的那样必然导致英德之间爆发战争。

此外，初看起来，一个由坎贝尔·班纳曼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很可能和其前任政府一样，与德国发生争执或与法、俄交好。尽管英国史学界一直在尝试引入德国史学中“国内政治高于一切”的概念，但1905年鲜有观察家认为政府的变化会加大战争的可能性。不遵从英国国教的意识，科布登对自由贸易与和平的信仰，格拉德斯通对国际法而非强权政治的推崇及其对过度军事开支的厌恶，还有对庞大军队的传统反感情绪——这些只是自由党众多传统中的某些方面，都可能促使其政府采取和平政策；长期困扰自由党的爱尔兰问题和议会改革问题也会分散政府精力，从而怠于发动对外战争。此外，爱德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还开始关注公共资金再分配、“社会性”问题，以及各种各样关于战争的经济不合理性的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比如诺曼·安杰尔的理论）。别的暂且不说，（用劳埃德·乔治的话说）新政府看来似乎可能会尝试“削减前任政府贸然建立的庞大军队的开支”。

然而，当自由党政府内部分歧日益严重时，“意外效应法则”更有可能起作用。早在1905年9月，阿斯奎思、格雷和霍尔丹（此时任国防大臣）成为了新政府中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或“自由联盟派”，以便对抗其他人尤其是国王所担忧的激进主义倾向。这个集团第一次最重大的成功就是格雷出任外交大臣。格雷远非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而且他显然相当熟悉安杰尔关于战争理论之虚幻性的观点。一方面，他同意激进派“制定不需维持庞大军队的欧洲政策”，在控制印度政府的问题上也欢迎约翰·莫利等格拉德斯通主义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极力主张维持并深化与法国的协约关系，并且还计划与俄国建立类似的关系，这与内阁中一部分人发生冲突，他们主张“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厌恶与大陆国家发生任何纠葛。这种根本上的分歧原本早就该引发麻烦了，不过，（在1908年接替坎贝尔·班纳曼出任首相的）阿斯奎思巧妙地掩盖了格雷的立场。对内阁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加以限制，让这二人很是满意（更不用说外交部的那些外交官了）。1906年6月，格雷抱怨自由党下院议员“现在相当明白如何提问和挑起讨论的艺术，有许多被关注的外交事务原本不应被过问”。显然只有格雷才会发这样的牢骚。当内阁同僚对外交事务表态时，格雷会尝试“说服他们，在有些问题上他们只会碰壁”。

在这方面，反对派对格雷政策的默认无疑是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应该牢记一点，1906~1914年自由党中的多数派一直在不断地减少。1910年，战前进行的最后一次大选中，自由党和托利党分别赢得272个席位，这使得政府中的多数派取决于42个工党议员和84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因为保守党人在下院此后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20个席位中的16个，到1914年7月，多数派只剩下了12个席位。这有助于解释关键时期政府为什么会在预算和地方自治问题上犹豫不定。此时，反对派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格雷的外交政策像劳埃德·乔治的财政政策、阿斯奎思的爱尔兰政策那样没有得到保守党领袖的认可，他也会和这两人一样遇到重重的阻碍。但保守党没有这么做，他们相信格雷是在延续他们的政策。正如托利党领袖威普·巴尔卡雷斯在1912年5月所说的，托利党“认为格雷延续了兰斯道恩勋爵开创的英国和法、俄的友好关系，因此6年来一直对他予以支持”。鲍尔弗则不得不处处小心，以避免因为过于“亲近”政府而惹恼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而实际上格雷在内阁的小团体在反对派中获得的支持反而比在内阁中要多，这就意味着格雷政策的细节（其问题恰恰在于）经不起议会的仔细推敲。而且，当时原本可以对格雷政策进行审查的行政和军事部门内部一片混乱。尽管伊舍作了不少努力，但由于自由党掌权，帝国国防委员会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海军部和战争部关于战略规划的意见无法统一，而且后勤方面陷入了因技术专家管理带来的困扰，正如著名的《战争手册》的记录那样，在用语精确严密的同时，对战事动员的目标和经济意义的阐述却语焉不详。

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格雷所获得的行动自由事实上要远远大于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而且，他并没有浪费机会。从他战前出版的一部不那么著名的作品《假蝇钓鱼》（1899年出版）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对于假蝇钓鱼，如果是有决定论倾向的人就很难应付得来；而从童年直至晚年，格雷都对这项活动充满热情。书中用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其难以确定、无法预料的特点带给了他很大的愉悦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段文字描写了他钓到一条重达8磅的鲑鱼：

当时并没有直接原因表明未来会出现可怕的危险……但我突然意识到，这整件事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最难的还在最后：鱼上钩不算数，还得把它拉上岸……而只要尝试用网把它拉上岸，我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不止一次地失败，每次失败都是可怕的……用细小的鱼竿、精细的钓具出乎意料地钓到一条大鱼，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

在解释1906~1914年英国的外交政策时，我们脑子浮现的应该是河岸边兴奋焦急的垂钓者格雷，而不是回忆录中忙于自我辩护的、消沉失意的格雷。虽然使用这个比喻有点过度，但我们可以说当时大多数时候（尤其是7月危机时期）格雷的确表现得如同垂钓者。他希望能钓到鱼，但也很明白有可能会遇到“可怕的危险”。无论哪种情形，都不可能提前预知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比喻有误导之嫌，因为在英国和俄、法关系的问题上，格雷似乎也是别人钓到并拖上岸的鱼。就对俄关系而言，格雷后来坚持认为自己有效地延续了前任的缓和政策，尽管激进派和国防部对此表示了不满和怀疑。但仔细考察会发现，格雷确实比兰斯道恩走得更远，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在下院议员们的支持下削减印度的防御开支，从而能更轻松地搁置“西北边疆”引发的传统情绪。而且，他在波斯问题上向俄国作出了大量让步，甚至还对俄国历来对土耳其和巴尔干的野心显露出支持的态度，以此来平衡德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这些让步也许会使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认为，战争爆发后俄国能够得到英国的支持。1914年5月就海军问题展开联合会谈的决定，自然也不会让格雷改变观念。

对于一个自由党外交大臣来说，奉行亲法政策比亲俄政策要容易得多，而格雷在任职前就已表现出了亲法的倾向。这么来看，似乎托利党的政策又得到了延续。但如格雷自己承认的，他所做的大大超出“前任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英、法两国在1905年末举行的军事对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曾经一直被认为是格雷最大的错误——他上了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钩。格雷允许军事规划员们讨论，法国和德国如果爆发战争，英、法在陆地和海上协同作战的可能性，这向法国透露出英国前所未有的防御承诺。更为重要的在于，总参谋部成功地论证如果法德战争爆发，英国要立刻向法国或比利时派出一支不少于10万人的远征军，原因在于仅动用海上力量无法阻止德国入侵法国。这些讨论还有接下来的英国陆军计划，都相当于给两国关系附加了一项秘密军事协定。外交部中的主战派当然对此求之不得。早在1906年1月，伯蒂（后出任驻巴黎大使）就谈到要提供“不局限于外交的支持”以帮助法国维护在摩洛哥的利益，意味着明确地“承诺对法国加以军事协助”。较之对地中海和北海地区进行的海军责任范围划分，这个承诺的意义更重大。我们甚至可以与弗里茨·弗里舍观点截然相反地认为，确定英德战争基调的、真正的“备战会议”，是大英帝国防卫委员会于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会议（而不是威廉二世和军事头脑在16个月后召开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总参谋部的远征军策略，而没有采纳海军部提出的在德国北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和两栖联合作战的设想。在会议室外，军事行动署署长、上将亨利·威尔逊爵士则在积极地向格雷等人（尤其还包括了劳埃德·乔治）兜售总参谋部的这番策略。因此，1914年早期格雷私下向康邦保证“如果（英国）遭到非法威胁甚至是攻击，英国政府不会拒绝（法国）陆海军的援助”，此时他非常清楚这种保证意味着什么。

前任政府建立的海外友好协议被格雷发展成了向法国作出的、几乎已十分明确的“大陆安全承诺”。为什么？传统的回答是，德国的世界政策在英国看来已经威胁到英国在非洲、亚洲和近东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已经开始对英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然而细心考察会发现，殖民地问题或海军问题都不必然会导致1914年前英、德之间开战。正如丘吉尔后来指出的，“我们并不是德国殖民扩张的敌人”。事实上英国差点就和德国达成协议，帮助其在南非的前葡属殖民地扩张势力。1911年，格雷本人也提到，“我们在非洲的邻居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并不太重要”。他想要本着“倾向德国的精神”“尽快”将“被抛弃了的”葡属殖民地予以“划分”。但他的部下拒绝公开违背13年前英国向葡萄牙作出的承诺，从而制止了英、德间公开达成协议；而有关的德国银行（主要是沃伯格家族银行）明显认为这种对承诺的固守仅仅是出于礼节。即使在格雷倾向于法国利益的地区（摩洛哥），英、德关系也没有陷入完全的僵局。1906年，格雷一直在考虑将英属大西洋海岸的一个装煤港口给德国。尽管在摩洛哥阿加迪尔危机后英国政府变得更富侵略性，以此明确警告德国“不要小看英国的内阁”，但连阿斯奎思也承认，法、德就非英属非洲地区和势力达成的协议，和英国没有太大关系。不管怎样，德国政府在阿加迪尔事件后作出了让步；而且，当转而关注土耳其时，格雷如果在海峡问题上采取反德国的方针，就正中俄国下怀。格雷对于1912~1913年巴尔干战役中德国的表现很满意，因此没有过分担心利曼·冯·桑德斯事件（即任命一名德国将军为土耳其军队教官）。并且，德国还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问题上对英国的担心作出了安抚性的回应，两国关系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此来看，《法兰克福特报》在1913年10月的观点不无道理：英、德之间“恢复友好邦交”，“互不信任、外交无果的日子成为过去”。直至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事件前夕），英国外交部仍然认为德国政府“情绪平和……迫切想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到7月23日，劳埃德·乔治还在宣称英、德关系比起“几年前”已经“大大好转”。

将海军军备竞赛看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起因”，这同样也有误导性。英、德两国都有充分的理由在海军问题上达成协议。两国政府都发现，不断增长的海军花费将带来难以应付的政治难题。自由党人掌权前曾承诺要削减军备开支，因此很难让下院的普通议员和激进的新闻界接受海军预算的增加。同时，国防开支的增加使得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社会政策改革时比从前更加困难。德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大。不断上升的国防开支让德国陷入极为紧张的局势，政府面临巨大威胁：失去保守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提高税收的理由更加充分。那么，为什么英、德没有达成协议？曾出现过很多机会：1907年12月，德国提出与英、法签订北海协约；1908年2月，威廉二世否认德国旨在“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6个月后，威廉二世在科伦贝格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1911年3月，他又呼吁签订一份“限制海军开支的海军协议”；最为人所知的是，1912年2月，霍尔丹前往柏林，表面上是“讨论大学委员会事宜”，实际上是与贝特曼·霍尔维格、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讨论就海军、殖民地和互不侵犯等问题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对于协议未能达成，传统观点认为是德国不肯做出让步。更多的谴责则是针对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认为他们在霍尔丹抵达德国前夕宣布再度增加海军开支，实际上破坏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只有英国无条件承诺在法、德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德国才会与之讨论海军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阿斯奎思后来提出，德国所谓的中立是指“假如它以任何借口攻击法国，我们都不能向法国提供援助”。而实际上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手稿里是这样说的：

缔约国……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发动无端进攻，不得参与以侵略另一方为目的的组织或计划……如果任何一方……被卷入战争并且不是侵略方，另一方起码应对其保持善意的中立。

格雷最多只能承诺英国“不发起或参与任何对德国的无端攻击”，因为用他的话说，“‘中立’这个词……会让人感觉我们力不从心”。

同样，英国此后声明海军问题升级是德国单方面造成的错误，这也很值得怀疑。事实上在霍尔丹访德期间，德国已表示了真正的让步；会谈受阻的原因在于中立问题而非海军问题。而且，态度强硬的恐怕是英国——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恃无恐。尽管1909年在英国一度出现“恐慌”，但德国仍然很难有机会缩小两国在海军实力上的差距。海军部也从未怀疑过，一旦爆发战争英国能够有效封锁德国的进攻。英国也的确设想过从海上进攻德国，其残酷程度是蒂尔皮茨的草拟计划难以匹敌的。依据费希尔在1906年的预测，与德国开战几周后，皇家海军会彻底“清理”全世界海域的德国商船，随后完全无视海牙会议达成的《伦敦协约》，对德国实行严厉封锁。英国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海军高级将领费希尔、伊舍和威尔逊等人很难想象德国敢于冒险与英国交战。因此，格雷的态度非常强硬：任何海军协议都必须保证英国处于“永久性”的优势地位。正如丘吉尔在进入海军部后发现的，1913年德国政府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一点。他作为第一海事大臣，首要关心的就是保证英国海军的力量“始终占据60%的优势地位……这个比例不仅是相对德国，也是相对全世界而言”。他对此直言不讳：“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击败德国？研究一下参战舰队的力量对比就足以打消他的疑虑。”1914年，丘吉尔回忆道：“海军力量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导致摩擦冲突的原因……我们的领先地位无疑将永远保持下去……谁也不可能取代我们。”甚至连阿斯奎思后来也承认：“海军军备竞争本身不会立刻造成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而且也有能力维护我们在海上的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格雷立刻拒绝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提议——接受英国海军的主导地位，但条件是英国对大陆国家的中立态度。很简单，因为英国即使不答应这个条件，也可以保持它在海上的霸权。而难以理解的是，格雷认为基本上任何有关英、德交好的想法都是不可行的。既然在殖民地和海上德国都没有对英国构成威胁，为什么格雷还要如此坚决地反对德国？很简单，格雷比其前任保守党人更加看重与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如前所述，格雷的不同在于更倾向安抚法、俄（自然就会不那么看重与德国的关系）。1905年10月，他声明：“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损害与法国既有的良好关系。”第二年1月他又写道：“对德国以礼相待的危险在于有可能让法国认为我们对友好协议缺乏诚意。”1910年4月，他向驻德大使爱德华·戈申明确指示：“我们不能和德国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会损害我们和法国、俄国的关系。”当格雷提出与德国建立的任何关系都“不得影响我们与其他国家既有的关系和友谊”时，他事实上已排除了与德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与常务次官尼科尔森的意见是一致的。1912年，尼科尔森反对与德国签订协约，主要是因为这会“严重损害我们与法国的关系，而这种损害会立刻对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就会发现，格雷的逻辑实际上有很多漏洞。他认为与法、俄关系的恶化会导致战争，这种看法没有什么根据。格雷当时所处的形势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格雷自己也承认，俄国需要10年才能从日俄战争的失败与1905年革命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在他来看，法国也不构成威胁：正如1906年他对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法国“很平和，并没有什么好战情绪”。与法、俄签订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处理海外的争端，而这些争端一旦得到解决，英国与这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有趣的是，1912年9月，格雷在与《曼彻斯特卫报》编辑C·P·斯科特会谈时指出：“如果法国在对抗德国时没有得到我们的支持，就会转而与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攻击。”至于对法国或俄国“投靠同盟国”的担忧，也是无稽之谈，但这都是外交部常常关注的问题。早在1905年，格雷就担心“失去法国又没有争取到德国，因为后者一旦成功地离间了我们和法国，也不会再想与我们交好”。伯蒂则警告，如果法国对阿尔赫西拉斯的表态没有得到英国的回应，“我们将……被法国人看成叛徒，并……遭到德国人的蔑视”。尼科尔森则呼吁法国和俄国正式结盟，“以防止俄国倒向德国……并阻止法国投靠同盟国”。格雷及其部下都过分地担心英国在别国看来没有“结盟的价值”，在“四面楚歌”（“缺朋少友”）中亡国。他们经常会设想的可怕场景，就是俄国或法国投入“日耳曼人的怀抱”。因此，德国的一切政策在他们看来都以“破坏……三国协约”为目的。特别是格雷还认为，“假如……由于不幸或错误，我们与法国的协约遭到了破坏，法国将不得不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则能够继续破坏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从而在欧洲大陆取得支配性的地位。那么，我们和德国之间迟早会发生战争”。然而，格雷决心为了维护与法国的协约而作出军事上的承诺，这其实加大了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这完全是种循环论证：他希望英国与德国开战，否则英国与德国可能会爆发战争。

当然，他的论证中最有力的部分在于指出德国自大狂妄、野心勃勃，对法国乃至英国都会构成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保守党派记者和有反德倾向的外交家普遍持有这种看法。然而，外交部在战争期间从柏林获取的许多情报信息实际上与这种焦虑担忧是矛盾的，这一点历来都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确，1914年前由于现代谍报系统尚未出现，关于德国的准确情报并不多。但驻德英国外交官与领事们作出的报告质量非常高。丘吉尔在1909年11月的报告中，作出了比1907年克罗的报告更为精彩的分析。丘吉尔并不是个亲德主义者，但他认为（显然是基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情报），“资金方面的日益紧张”正极为有效地“阻碍德国海军的扩张”：

德意志帝国过度的开支让这个帝国负担沉重，社会和政治上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食品税的繁重已经造成农民和工业家之间出现严重裂痕。国家和地区早就忙于进行大量的直接征税。而帝国议会在投票通过后即将再次侵袭已枯竭的征税领域，这使得有产阶级因共同的忧虑而彼此团结……另一方面，对流行的各种嗜好进行新的征税或是提高既有税收，大大增强了左翼党派的势力，他们原本就反对军备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开支。同时，帝国背负的债务在过去13年的和平时期里增加了一倍多……帝国信誉已经掉至意大利的水平……以上种种都表明，德国国内即将出现一段时期的紧张局势。

察觉到德国经济弱点的不只是丘吉尔。早在1908年4月，格雷自己就指出“未来几年内德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在发展上受到限制”。事实上第二年德国大使梅特涅就让格雷注意到了德国国内针对海军开支的政治“反抗”。1911年，戈申也评论了德国的经济问题，而且就威廉二世对经济问题的否认表示质疑。1913年军队议案引发争议期间，戈申注意到“每个阶层都……乐意看到财政的重担被硬推给其他阶层”。1914年3月，尼科尔森甚至预测“除非德国已经准备在经济上作出更大牺牲以追求军事上的目标，否则它在欧洲的霸权（原文如此）将时日无多”。德国与奥地利、意大利的同盟被普遍认为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简而言之，英国观察家们认为德国是弱者而非强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使之无法赢得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也无法在与法国和俄国的陆军军备竞赛中胜出。而在丘吉尔看来，唯一的危险是德国政府可能放弃“平息国内局势”，“转而向外扩张以摆脱所处的窘境”。格雷在1914年7月再度（从德国的角度）提出了在军事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之前，先发制人地进攻俄国和法国的推论。

事实上，既然德国政府原本就有过侵略意图……现在自然会对俄国的军备活动及其军队规模潜在的扩张感到焦虑，尤其是俄国还在法国政府的坚持和资助下即将在德国边界修筑铁路……德国并没有害怕，因为它相信自己的军队是无懈可击的，但它担心的是几年后自己也许会开始害怕……让德国畏惧的，是未来。

尽管如此，格雷及外交部里的大多数高级官员、总参谋部仍然还在想象德国企图建立一个拿破仑式的帝国，进而对英国形成直接威胁。如果他们不是在编瞎话，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对法国作出军事承诺，而为了让这种承诺有充分的依据，就很有必要强调甚至是夸大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准确地讲，他们希望英国和法、俄结盟，因此把称霸欧洲的野心强加给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