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但这将是西方的世界。因为长途跋涉、横渡大西洋，进而拥有广袤土地的，正是欧洲人。在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描绘出1507的世界地图之前，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美洲这块土地，而美洲也得名于探险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1]。心甘情愿越过大洋征服整块大陆的，是那些欧洲的君主，尤其是西班牙和英国君主——他们争夺人口、黄金，攫取领地。在很多史学家看来，美洲（宽泛的定义包括加勒比地区）的发现是西方崛起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人如此断言：没有那个新世界，“西欧仍将是欧亚大陆中一块很小和落后的地区，仍将依赖东方输入技术、传入文化并输进财富”。没有美洲这片海外给养地，没有在其上辛勤耕耘的非洲奴隶，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欧洲奇迹”和工业化革命。鉴于大规模开发新世界之前西欧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已取得的成就，上述论述似乎有些夸张。征服并殖民美洲的真正意义在于，这是历史上进行的最大的自然实验项目之一：这是两种西方文明对另一种族和另一块土地大范围的输出和强加，即在美洲北部强行输入英国文化，在美洲南部强行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然后，看哪种文化产生的效果好。

这根本不是竞争。看看当今的世界，此后的4个多世纪，或许没人能怀疑这个事实：西方文明的主导力量是美国。直到最近，拉丁美洲仍远远落后于英美人。这种情形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或许你会认为，这是因为北美土地更肥沃，地下埋藏的黄金和石油更多，抑或是因为气候更好，河流地理位置更佳——或者仅仅是因为北美离欧洲更近。但这都不是北美洲获胜的关键原因。我们也不能认为，西班牙帝国或葡萄牙帝国内部问题重重，与东方大帝国的情形相似。因为西班牙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人很早就参与了全球贸易，是1500年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的弄潮儿。他们与奥斯曼帝国也不同，因为他们很早就投入到了科学革命的运动中。确切地说，使英系美洲和伊比利亚美洲产生巨大不同的，是理念的不同：关于人民应如何管理自己的思想。有些人错误地将这种理念称为“民主”，并据此认定，只要是举行了选举就算是选择了这种理念。事实上，民主是建筑大厦的拱顶石，而大厦的根基则是法治——准确地说，便是通过代议制立宪政府确保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

伟大的英美人之一在他认为的文明处于灭亡危机之际曾这样说过：“很少有哪个词能像‘文明’一词那样具有如此广泛的含义。”“文明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文明是迄今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最完美描述：

文明意味着基于民众舆论的社会。它意味着，暴力、武士和专制首领的统治，军营和战争，暴动和专制统治，所有这些都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和长期维持这些法律独立的法庭。这就是文明——在文明的土地上，自由和文化会逐渐形成，生活日益改善。当文明在任何一个国家盛行时，广大人民的烦劳就会日益减少，并过上更为丰富的生活。昔日的传统被珍视；往日英明、骁勇的人民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将成为最重要的财产，为我们所共同利用、享受。

文明的中心原则在于，使统治阶级服从人民约定俗称的习俗，遵守人民以宪法表达出的意志……

这便是温斯顿·丘吉尔1938年的观点。他是英国贵族和美国女继承人的儿子。可是，以法治和立宪政府为基础的自由与和平的文明，这种特别的英美式定义，又来源于何处呢？为什么这种文明没能在格兰德河南部的美洲生根发芽呢？

我们的故事要从两条船讲起。1512年登陆厄瓜多尔北部的一条船上，载着已获得“秘鲁总督”头衔的那个人，其随行的西班牙人不足200人。他们的野心便是替西班牙国王征服印加帝国，并为自己攫取传说中数量极大的稀有金属财富。另一艘则是在138年后的1670年抵达“新世界”的“卡罗来纳”号，其登陆地在今天南卡罗来纳海岸的一个岛上。船上载着一位仆人，他的不大的抱负便是，寻找更好的生活，告别他在英国所过的劳苦、贫穷的生活。

这两艘船代表了这两个美洲的故事。一艘船上载着西班牙征服者，另一艘船上则是契约佣工。一群人渴望立即展开掠夺，那里有成山的玛雅黄金，去了便可得到。另一群人则知道，他们还需辛勤耕耘数年，但同时也明白，他们得到的回报将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财产——上佳的北美土地，此外还有法律制定流程中的发言权。地产加代表权：这便是北美之梦。

然而，在开发之初，得到命运眷顾、处于顺境的，似乎不是移民北美的贫穷英国人，而是踏上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毕竟最初抵达美洲的是西班牙佬。在16世纪，殖民美洲的任务几乎全部落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人的肩头。当英国人还渴望着征服加来时，强大的美洲帝国则正臣服于西班牙的探险家。在墨西哥，嗜血的阿兹特克人在1519~1521年被荷南·考特斯大量消灭。在秘鲁，仅在此后的10年中，伟大的安第斯印加帝国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

征服的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皮萨罗看得异常清楚。仅仅为了找到印加帝国的地理位置，在1524~1526年他就进行了两次远征探索。第二次探索过程中，在不那么顽强的兄弟思想发生动摇之际，皮萨罗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清楚地表达风险和回报的关系：

同志、朋友们，线这边代表了死亡、艰辛、缺衣少粮、滂沱大雨和放弃，线那边代表着安逸。从这边你返回巴拿马，结果是贫穷；从这里你可以继续前往秘鲁，结果是富裕发达。作为出色的西班牙人，作出最适合你们的选择吧。

他的第三次远征，于1530年从巴拿马以扬帆出海，船上载着180人，其中的核心成员和亲密战友都来自他家乡特鲁希略。当他们达到秘鲁高原时，皮萨罗可资利用的马夫只有60人，麾下士兵只剩90人。他们干的事需要极大的胆量，即便半个世纪后再论及他们的冒险，也让人瞠目结舌。他们意欲征服的那个帝国的人口在500万至1 000万之间。

然而，西班牙征服这边却有一种无形的优势：南美人根本无从抵御的欧洲疾病——天花、流感、囊虫病和斑疹伤寒。此外，西班牙人的马匹、枪炮、弩弓则比印加武器库中的任何武器都要先进很多；他们赋予了侵略者一种令人畏惧的外星人属性。而且，印加人自身也分裂成种种派系。在印加帝国皇帝瓦伊纳·卡帕克死后，他的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为了争夺王位而一直在争斗，而其原来臣服的部落嗅出了良机，从印加人的桎梏下摆脱了出来。结果呢，卡哈马卡战役（1532年11月14日）根本就称不上是战役。如皮萨罗的兄弟尔南多所描述的，阿塔瓦尔帕接受了西班牙人的宴请，走进了他们所设的圈套：

阿塔瓦尔帕行进到一个开阔地的中央时，停了下来，此时，伴随总督（皮萨罗）的一位多米尼加托钵修会修道士代表总督上前告诉他，总督在住所等候他，所以先派他过来跟他说话。随后，那位托钵修会修道士告诉阿塔瓦尔帕，他是一个神甫，也许他们希望皈依基督教，这才派他过来布道。他把手里拿的一本书（《圣经》）给阿塔瓦尔帕看，并告诉他，这书里讲述了有关上帝的内容。阿塔瓦尔帕把书拿去，扔在地上，说：“如果你们不归还从我们的土地上掠夺的所有东西，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我很清楚你的身份，明白你此行的目的。”随后，他从轿上抬起身子，向他的战士发表讲话，之后，只听见含混不清的小声说话，其中包括对武装战士的命令。那位修道士回到总督身边，报告了那边的动静，时机不容耽误。总督派人叫我过来。此前，我已与炮兵队长作好了安排，收到信号他就必须开炮，一听到火炮发射声，所有军队就立即冲锋。一切按计划执行，由于印第安人没有武装准备，基督徒秋毫无伤地就将他们击败了。

用16世纪安第斯人编年史家沃玛·波玛的话来说，西班牙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杀掉了惊魂未定的印第安人。

征服秘鲁并不是通过一次战斗实现的，其间发生了1535年由曼科·卡帕克领导的印加人起义，还有一次起义的规模更大，发生于1536~1539年。印第安人采用西方战法的速度也不慢。事实证明，他们是顽强的游击战士。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内部的争斗太多，这危害了他们的统治地位——竟然发展到了皮萨罗也因为内部斗争而搭进性命。直到30多年后的1572年12月，当图帕克·阿马鲁被处死时，印加人的抵抗才无可挽回地被镇压。

西班牙中有个年轻的船长，来自塞哥维亚，名叫杰罗尼莫·德·阿利阿加。在他看来，秘鲁是个奇妙而神秘的地方。他对印加建筑的庞大规模和精妙绝伦赞叹不已，尤其雄踞于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萨克塞华曼城堡上，有一面向北的、巨大的城墙，城墙上重达20吨的石块密合在一起，堪称完美。西班牙人意识到这些建筑所具有的非凡的抗震性，后来在库斯科所建的大多数建筑，都是在印加人以前堆砌的城墙和地基上完成的。今天，马丘比丘遗迹能让我们对印加被征服前的辉煌成就有一些概念。这座传说中“消失的印加城”，似乎是漂浮在安第斯山巅的云雾之中，这座城市西班牙一直没能发现，因此从来没有遭到掠夺，所以也用不着重建。高高耸立在乌鲁班巴河之上的马丘比丘，极有可能兴建于15世纪中期。该城紧紧依偎于海拔8 000英尺的悬崖峭壁山腰上，地理位置似乎并不便利，但很显然，这是一块自给自足的定居点，泉水流淌，梯田肥沃，适合栽种谷物和放牧。1911年，美国学者、探险家海勒姆·宾厄姆发现了这个城市，此前，西方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存在，这给了我们这样的警示：任何文明都可能衰亡，不论这种文明自身看起来多么强大。我们仍然不知道兴建这座城的目的何在。我们也无从知晓，印加人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放弃该城。其中很大的一种可能性是，伊斯帕尼奥拉岛（如今，这个岛屿分属多米尼加和海地）的瘟疫先于西班牙征服者肆虐于此，夺去了居民的性命，这座城因此而被废弃。

西班牙起初袭击卡哈马卡的借口是，印加人拒绝皈依基督教。但是，皮萨罗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上帝，而是黄金。被俘虏的阿塔瓦尔帕第一次用黄金装满其囚室，第二次用银子填满囚室，以求获得释放，但这是徒劳，反而激起了西班牙征服者攫取稀有金属的欲望。1 340英磅22克拉的黄金和26 000英磅的纯银，整整齐齐地堆满了一屋，加入这次远征冒险的每个人即刻暴富。然而，这里有比这多得多的黄金和白银。而且，西班牙人又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找到了黄金，在中美洲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储量巨大的白银。现在，他们在波托西找到了“富山”，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银井。不论西班牙人走到秘鲁的哪里，似乎都能发现金币。杰罗尼莫·德·阿利阿加是皮萨罗的大会计，在最大程度地攫取这些新发现的财富过程中，可是一点也不含糊。截至1550年，来源于秘鲁的黄金大约值1 000万比索，其中大约一半是掠夺而来的，另一半是开采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产银矿井的产量日益上升：16世纪初期的年产量大约为60吨，截至1780年，产量已超过90吨。全部算进来，1500~1800年，以当今价格折算，大约价值1 750亿美元的稀有金属从新世界输往欧洲，或越过太平洋输入亚洲，其中很大一部分稀有金属来源于秘鲁。诸如德·阿利阿加这样的人确实腰包被撑得满满的。所以，他可以在新建的秘鲁首都利马城为自己修建富丽堂皇的别墅群，而别墅内院竟然就坐落在印加神殿的选址上。自此以后，他的后代便一直居住于此；别墅目前的主人贡萨洛·德·阿利阿加，以他的征服者祖先感到自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西班牙人似乎为一种全新的伟大文明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这种文明则由一小撮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富裕精英来管理。这些精英生活在建得富丽堂皇的少数几个城市中。这些城市迅速繁荣起来。1692年，墨西哥城有100 000居民，而那时波士顿仅有6 000人。西班牙式的美洲大学相继创建，多达25所，比如圣多明哥大学，几乎比哈佛大学早一个世纪创立。不管怎么说，西班牙人学会享受中美洲的烹调了：辣椒、花生、土豆、火鸡（所有这些食物后来都被北美所采用）。数以百计的装潢铺张的教堂拔地而起，有些气势磅礴的大教堂，比如库斯特竖起的雄伟壮观的大教堂，就是建筑师弗朗西斯科·贝塞拉设计，并在佛兰德人耶稣会信徒胡安·鲍蒂斯塔·埃吉蒂亚诺的主持下于1669年完工的。除了耶稣会士，还有成千上万的圣方济修士前往美洲，让所剩的原住民皈依各自的教派。教堂虽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决定大权仍掌握在西班牙国王手里。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以下故事涉及的北美财产权，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

[1] 哥伦布本同样可以将这片大陆取名为“哥伦比亚”，但是韦斯普奇于1504出版的《新世界》却先于哥伦布给这个大陆命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