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等待河内

亨利最后说：“我不信暂且不炸这座农业实力为五级的首都10英里以内的范围的目标，美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约翰逊怒目而视，说：“好吧，我们就按教授说的办。不过（他瞪着基辛格）要是这招不管用，我就亲手割掉你的睾丸。”

——1967年12月，阿瑟·施莱辛格日记

攀登高峰足以令人热情满腔。大家一定能想象西西弗很幸福。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1942年）

1

可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捕鼠器》和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冷战时期戏剧的两极。两剧首演就相隔几个月——《捕鼠器》于1952年10月在诺丁汉首演，《等待戈多》于1953年1月在巴黎首演，但两部作品似乎处处对立。不错，两者都是神秘剧，上演后都经久不衰，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在克里斯蒂那部戏里，杀害莫林·里昂和博伊尔太太的凶手到底是谁的真相，直到第二幕末尾才出现令观众满意的“转机”，谜底才被揭开。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我们从未明白为何爱斯特拉贡和弗拉基米尔（或者“戈戈”和“狄狄”，戏里两人是这么相称的）等待戈多。其实，两人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交代。《捕鼠器》有动作，包括一次谋杀（尽管是在场景中灯光暗淡时出现的）。而《等待戈多》呢，《哈佛深红报》评论员抱怨说：“几乎没什么动作，只有等待、谈话，谈话也是为了让等待过得更快……戈戈说，‘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狄狄回答，‘你就是那么想的’。那就是戏剧要表达的观点。”

1967年的外交史乍一看很像贝克特的戏剧，而不是克里斯蒂的戏剧。一天又一天，基辛格干坐在巴黎等待，不是等待戈多，是等待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的代表马文保。不过两人从未谋面。尽管那段时间出现的对话不像贝克特剧中那样都是废话，但有时候也跟剧中差不多一样晦涩。基辛格发了无数封电报，打了无数个电话，会见了无数人，到处寻觅能让马文保上台的咒语，好开始华盛顿与河内之间的直接谈判——或者说“会谈”；在他看来，要结束越战只有这个办法。东南亚和平一度仿佛系于两个法语词的差别之上，一个是pourraient（他们也许可以），一个是peuvent（他们可以）。

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出，1967年在巴黎上演的那部戏其实是部旧式侦探小说，杀人者到底是谁，观众一直蒙在鼓里，谜底是什么不仅剧终时还不知道，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也还是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大多数时候，历史学家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的鼓动下，倾向于认为是美国“干掉了”那个史称“宾夕法尼亚”的和平计划，还有此前的“金盏花”计划（见下文）。林登·约翰逊总统出言不逊、性格粗鲁，自始至终都是主犯，而过于自负的沃尔特·罗斯托和过于刻板的迪安·腊斯克则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帮凶。杀人武器就是B–52轰炸机，偏偏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竭尽全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狂轰滥炸。基辛格曾在《重建的世界》中说明，外交艺术就是“保持武力威胁的可能性，保持其范围的模糊性，万不得已才诉诸行动”，因为一旦“兑现”而证明无效，谈判立场就彻底毁灭了。人们通常认为约翰逊及其顾问是罪魁祸首，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出戏里的恶棍正是英俊潇洒的马文保先生。

根据《时代周刊》的描述，“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巴黎代表头发花白、穿着入时、稍显肥胖；因为他性感迷人、和蔼机智，女主人们都很开心，经常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很有艺术品位，说一口标准的法语，动不动抛出几句巴尔扎克的话。马文保“烟瘾很大、爱喝浓茶”，在韦里耶街的办公室招待来客。办公室位于巴黎六区，环境宜人，临近卢森堡公园，“走不远就到了爱丽丝·托克拉斯和格特鲁德·斯坦招待众多粉丝的房子”。马文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参加过将法国赶出印度支那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战役，宣传经验丰富，否定西方帝国主义而肯定专制残忍的法国政府是他的拿手好戏。基辛格在研究俾斯麦、崇拜戴高乐的过程中，一直在下功夫深入了解玩弄权术者的心理。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马文保是那么狡猾奸诈。目前这种停滞要么会让美国陷入没完没了的僵局，要么会让美国铤而走险扩大战况，基辛格想结束这种局面，压根儿没察觉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开始就在以一种嘲笑的心理玩弄他。

现在我们从越南方面得知，1967年河内政权根本无意讲和。同时，我们还知道马文保及其同伙不仅仅是在拖延时间。他们召开长达几个月的所谓的“有关会谈的会谈”，实际上是在和约翰逊政府打心理战，是想借强硬派和温和派的分裂来浑水摸鱼。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娴熟地掩盖一场精心酝酿的大战计划，希望这一战越南大获全胜。

2

从1965年秋开始，基辛格三访越南共和国，其间不乏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年时间下来，他就成了越南问题专家。经过三进三出，他深信美国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才能脱身。显然，美国不能指望在越南游击队有外援的情况下，在可以接受的时限内，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打赢这场战争。更糟糕的是，鲜有迹象表明美国设法保护的越南共和国政府有能力接受保护，实际上它根本不值得保护。因此，基辛格的作用要改变了。刚开始他的问题是：美军的作战能力可以提高吗？西贡能够强大吗？现在问题变成：美国怎么样才能不受羞辱地撤出？从1966年8月到将近9年后西贡沦陷，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应该承认，一开始这就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体面和平的主要绊脚石不是有时大家想的国内的反战运动，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屈不挠的反抗：无论伤亡多么惨重，不大获全胜、不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两个“越南”决不罢休。

1966年8月17日，基辛格开始了他西西弗式的苦差事。首先，虽然他现已不担任正式顾问之职，但威廉·邦迪及其特别助理丹尼尔·戴维森给他派了个苦差：西方和苏联集团学者即将在波兰召开帕格沃什会议，基辛格要在会上说明美国与河内会谈的理由。第二天，埃夫里尔·哈里曼任主席的谈判委员会得出结论，基辛格也是与法国前部长让·圣特尼[1]谈判的“合适人选”，因为据说此人见过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约翰逊政府的立场初看直截了当：“一旦越南共和国获得独立，美国立即撤军。”当年10月亚洲领导人峰会在马尼拉召开，会上约翰逊总统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保留美军在越南共和国的永久基地。基辛格逐渐意识到，问题是哪个或哪些主要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说服或诱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此基础上接受和平协议。初步证据显示美苏“都有兴趣制止中国大陆势力在东南亚扩张”。还有一件事很明显，法国跟河内的关系非常好，很难想象戴高乐会向美国伸出援手。

基辛格逐渐发现，进行和平试探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很难。找到不止一个中间人从理论上虽说很高明，但实际上一个渠道有可能被另一个渠道抵消或堵塞。第二，必须保密——除非事情办成了，否则谁都不愿意《纽约时报》大肆报道，但保密也会碍事，要在战事牵涉的所有美国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比较费劲。第三，正如基辛格在文章《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中所说，所有参与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内政：不仅涉及公众舆论，还涉及对立党派、派系或利益团体。第四，会出现外交的常见病：参与谈判的人运用多种语言（捷克语、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和越南语都有），一些重要概念有可能在翻译时丢失。第五，谈判文件会引出许许多多的利益博弈，这些文件必须精心拟定，不光要供谈判使用，还要影响将来的历史学家并通过他们影响子孙后代，所以有些话说出来是为了存档，不是为了眼前的迫切原因。最后，事实证明也很重要，还有一个未知信息量的问题，用威廉·邦迪的话来说就是“河内在想些什么”。尽管中情局动用了各种资源，美国还是很难发现实情。由于缺乏可靠信息，他们一般都会从赤裸裸的事实（他们自己的破坏力远远大于敌人）中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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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波特是波罗的海海岸的一个比较荒凉的度假胜地，原属普鲁士，现归波兰。1966年帕格沃什会议就在此地召开，也是在此地，一次乘船去往格但斯克港的途中，基辛格得知了中苏分歧到底有多大。苏联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埃梅尔雅诺夫对他说，红卫兵一下子就让他想到了希特勒青年团。美国和苏联都有防止中国扩张的兴趣。基辛格乘机插话：“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明白苏联怎么不情愿帮忙结束越战。”埃梅尔雅诺夫说我们要有耐心。自从赫鲁晓夫发表去斯大林化演讲以后，他还没见到苏联政府像现在这么困惑过。有些斯大林分子看到越战来了，他们就有机会卷土重来，有些斯大林分子则不知如何是好。基辛格会后跟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也谈过，他们的说法也大同小异。9月16日，尼古拉·塔连斯基将军对他说：

世界上真正的危险是中国。美国和苏联为越南打起来岂不是笑话？真正问题在于不要让东南亚落入中国手中。“如果他们有两枚核弹可用，是都用来打我们呢还是用一枚打你们？”……的确，还是有些军人以为会打起仗来；苏联人想到党派之战就会不由自主地同情越共。然而，美苏和平依然很重要，可以阻止中国独霸天下，也可以让苏联继续发展消费工业。

不过，两天前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舒斯托夫承认，美国“太高估莫斯科对河内的影响了”。而且，“中国局势让莫斯科步履维艰”。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帕格沃什会议上，苏联发言人改用他们传统的“过激的、很情绪化的语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行径了。舒斯托夫对基辛格明确表示，莫斯科在缓和阶段的当务之急是推进《核不扩散条约》的履行，他们打算通过该条约将德国永远排除在拥核国家名单之外。越南问题他们看得很轻。其实，美国立场之所以时不时显得很软弱，正是因为苏联觉得越南微不足道。苏联往河内运送武器、派顾问不是因为在意越南，而是因为以这种方式牵制美国的资源成本不高，因为不这么做越南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苏联早先暗示他们东欧的一个卫星国可能更有条件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基辛格还记在心上，从索波特来到华沙，在美国使馆和波兰驻美国使馆的前参赞马里安·多布罗谢尔斯基共进午餐。多布罗谢尔斯基现在是类似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波兰机构的负责人。他是研究查尔斯·皮尔士哲学的权威，他宽慰基辛格说“河内需要和平”。他重复了苏联代表在索波特说的那番话，认为河内执意将越共当作越南共和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四条中的第三条）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招”。更重要的是，他说“如果美国逐渐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最终彻底停止，河内会礼尚往来，停止向越南共和国渗透”。具体而言，基辛格在自己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我们应该一连两个星期停止轰炸，也不用宣布。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路上所谓的渗透停止了没有。如果没有就重新轰炸。他认为渗透会停止。”

第二天基辛格在布拉格又听到一些消息，更有意思。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在帕格沃什会议上表现出的强烈同情心，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央生物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伊万·马利克在午餐时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做梦都想越战结束，因为战争只会妨碍欧洲矛盾的缓和。”但是形势“艰难”。去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悄悄敦促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基辛格、保罗·多蒂和马歇尔·舒尔曼以参加“中欧问题讨论”为由，前往布拉格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德国情报站前站长、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什奈达雷克。19日晚餐之后，什奈达雷克告诉基辛格，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高层代表团第二天去河内，意在“尽最大努力迫使河内接受一个和平解决方案”。然而，他也坦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自由很有限：

捷克斯洛伐克最多只能在越南问题上让苏联不开心。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华沙条约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强烈要求制约越南，和苏联闹僵了。他跟我说的一切都可能被苏联否定，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因为越南问题失去苏联在中欧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拿不准苏联想不想和平解决越战。矛盾缓和了，苏联对中欧的控制也许就松动了，对这一点苏联很不安。

至于河内，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外交报告、党派报告都说它极其顽固。

捷克斯洛伐克想知道美国寻求和平到底有多诚心——“还是说提出和谈只是放烟雾弹，其实是想继续升级战争？”还有就是中间人能起什么作用。基辛格回答华盛顿“是毫无疑问诚心寻求体面和平”，“一定要用到”第三方。什奈达雷克于是又抛过来三个问题，显然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搬过来的：

（1）如果美国肯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会停止渗透，那么美国在越南共和国集结的军队怎么办？

（2）除了成立联合政府，还有什么其他手段保证不会让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遭受印尼共产党那样的命运？

（3）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将河内之行的结果通报给美国？

基辛格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现编。他说，虽然美国“无法停止重新补给、轮换人员”，他倒真的觉得“对部队数量增长问题提出一些限制”是“一个合适的讨论话题”，国际担保问题也是。但当基辛格建议到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进一步交流时，什奈达雷克纠正说，捷克斯洛伐克注意到苏联态度暧昧，“中央委员会不希望和美国进行任何正式联系，这方面的谈话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换句话说，他希望基辛格做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的秘密交流渠道。

10天后，基辛格和什奈达雷克在维也纳又见面了，两人都出席了总部设在伦敦的战略研究所的年会[2]。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经过莫斯科访问了河内，结果很灰心。他报告说，苏联“似乎极为困惑”。起初他以为“越战妨碍了苏联想看到的缓和局面”。现在他开始琢磨“苏联是不是真的想缓和矛盾，即他们对结束越战是不是真的很感兴趣”。

苏联以为，美国在越南这滩烂泥里越陷越深。美国迟早会厌倦，到那时美国能接受的条件将比现在想象到的多得多。我打断说越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对美国都没有任何压力，我们可以无期限地打下去……然而，苏联答复说就算到情况明朗的时候，美国也从未打过这么长时间的仗。他们指望美国人会产生心理疲惫。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访问河内，想让越南民主共和国“朝更和平的方向”发展却遭到冷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布拉格代表团感觉，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亲河内派和亲北京派之间正在展开一场重大较量……显然苏联想利用越南民主共和国阻碍中国扩张，不想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被削弱得太惨。”

基辛格指出：“在这方面，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似乎并不矛盾。”什奈达雷克解释：“这就是苏联左右为难的另一个问题；他们不愿承认和美国有相同利益，怕因此经常遭到攻击。”的确，东南亚危机可能最终成为“莫斯科进一步控制东欧的方便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酝酿改革，因为1963年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任命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辛格何曾想到，他和什奈达雷克推心置腹的谈话暗示着“布拉格之春”即将到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怀疑苏联不会接受这场政治解冻。

到1966年年底，至少有4组人马在各自行动，由于哈里曼依然认为苏联是“启动谈判的最大希望所在”，因此有3组人马将重点放在苏联，所有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正如基辛格在维也纳会议上对一位英国代表所言，“知道谈判前景的人越多，尤其是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朋友好心提供的帮助越多，出现真正谈判的可能性就越小”。实际上，基辛格“暗示华盛顿目前的倾向是秘密进行小规模的谈判”。问题在于，有人知道全盘活动但他不知情。他知道什奈达雷克，知道圣特尼，但对代号“金盏花”和“葵花”的和平行动一无所知。

“金盏花”行动始于1966年6月，当时国际管制委员会的波兰代表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找到意大利驻越南共和国大使乔瓦尼·D.奥兰迪，声称受人所托传达范文同的一条“非常具体的和平建议”。11月，奥兰迪在意大利与哈里曼见面，赞扬莱万多夫斯基“是个可靠的渠道和报道准确的记者”。因此，那时依然是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得到总统授权，在奥兰迪住所与奥兰迪和莱万多夫斯基会晤，详细介绍了美国最新提议的“甲阶段–乙阶段”计划，据此，华盛顿和河内将同意采取一种“合理的降级措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美国暂停轰炸。第一步走完了，过“一段合适的时间”再走第二步，就是采取事先商量好的一系列步骤。洛奇一五一十地讲给莱万多夫斯基听，希望对方把他的话忠实、准确地传达给河内。按照预定计划，这条渠道走莫斯科，更确切地说是走索菲亚，在那里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向苏联新任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汇报了情况[3]。然后，勃列日涅夫把谈判事宜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阮维桢。勃列日涅夫神采飞扬地对阮维桢说：“这可是美国提出的最佳条件。”“很难预料结果会怎么样，不过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十字路口，越南处在十字路口，中国忙着搞‘文化革命’。”

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有兴趣。阮维桢对拉帕茨基说：“得知提议内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表达某种惊奇感。”他取消原定去布达佩斯的访问，直飞莫斯科，会见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黎笋。莱万多夫斯基回到河内，又会晤范文同，范文同告诉他，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准备好确认洛奇大使和莱万多夫斯基大使会谈时表达的意见，他们也将直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波兰大使会谈予以确认”。莱万多夫斯基兴冲冲地赶回西贡给洛奇报信，洛奇又把这个明显突破转达给华盛顿。

美国历史学家，尤其是詹姆斯·赫什伯格，责备美国“谋害了”金盏花计划。要是国务院不对洛奇要求莱万多夫斯基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点儿自由而随意的“十条”吹毛求疵，硬说“有几个具体问题会出现解释上的重大差别”，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约翰逊不下令重新轰炸，打击河内郊外的文奠车辆站和安远铁路调车场，“金盏花”没准就开花了。的确是美国加大了波兰行动的难度。首先，他们把雅努什·莱万多夫斯基误认为是波兰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外交部官员波格丹·莱万多夫斯基。其次，华沙会晤显然也出现了混乱。12月6日，美国驻波兰大使约翰·A.格罗诺斯基理应会晤两名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一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另一位是特使阮庭芳。不过，格罗诺斯基以为越南没准备好，根本就没到场。总之，事情已经很清楚，秘密谈判的最大问题在于，正因为是秘密谈判，所以实情无法被告知身在越南的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手下的指挥官。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华盛顿谋害了“金盏花”的说法。谈到洛奇的看法，他阐述美方理由时语气简直缓和得不能再缓和了，这从波兰人的记录上看得很清楚。他对莱万多夫斯基说：

我知道开始前必须停止轰炸，而且停止轰炸还不能讲条件。如果美国确定停止轰炸后能真正向谈判迈进，美国将“随时”停止。美国明白河内不会接受一种情形：把停止轰炸说成美国胜利，因为若那样的话，越南民主共和国就会把轰炸视为迫使越南谈判的手段。因此，美国会准备接受无条件停止轰炸，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会谈……

美方知道民族解放阵线和河内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美国准备考虑，也有可能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让越南相信他们真的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第二天洛奇透露了更多信息，他告诉莱万多夫斯基，美国即将明确6个月的撤军期限，因为“一位‘东欧人士’告诉他们这样谈判会更容易”。只要越南保持中立，美国不会干预将来越南共和国的选举，会把“越南统一问题……留给越南人自己决定”。洛奇最后说道，华盛顿准备“慎重考虑所有正式与非正式但却具体的建议。大家不要以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4条说一句‘可以！’就完了”。

苏联同意了。波兰也同意了。拉帕茨基写道：“可以公正地得出一个结论”，美国“这次表现出的弹性前所未有，也许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然而，他们跟越南民主共和国讲谈判的事却毫无结果。勃列日涅夫抱怨他跟河内政府的一个个官员谈起来，他们“都表示理解”，但“集体决定”却“与个人意见相左”。同时还存在“一个非常严重而我们知之甚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共的关系问题”。波兰也插进来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详细提出他们“在目前战争阶段都有哪些具体而实际的……目标”。但阮维桢还是不肯明确表态，只说他会“把信息和我的补充评论转告河内，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河内的范文同谈到自己的意图时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和同志们“很耐心”。只要美国撤出越南共和国，“没必要慌里慌张。他们做好了等待的准备”。不过“停止轰炸”依然是“任何和谈开始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无论是河内还是北京，都有很多人反对开始和谈。越南副外长阮基石“声称坚决不接受”美国建议，周恩来对黎笋说时机“不成熟”。12月7日，即华沙会议应该举行的第二天，范文同对波兰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怒斥美国最近的行径傲慢、具欺骗性”。沃尔特·罗斯托的话并不是句句都错。他怀疑“共产党根本不愿意做出必要让步来促成谈判”，这话说得很在理。这一次越南民主共和国心不诚，1967年整整一年都是如此。事情过了不到一个月，河内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有意开始商谈，这就是明证，不是反面例子，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整个“金盏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保密。后来，迪安·腊斯克倾向于不把这出戏当回事，因为匈牙利投诚者亚诺斯·劳德瓦尼声称“莱万多夫斯基是一个只代表他本人的波兰特工，金盏花计划是个骗局”。不过，还是谈判委员会这时做出的评价比较准确：“在金盏花行动中，河内是想在非谈判不可之前，看看到底能让美国做出多大让步。”1968年1月，两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在交流时更是如此。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约翰·格斯里提出讨论全盘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衔参赞回答，只有华盛顿“立即无条件停止轰炸及其他所有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河内才会与华盛顿“交换意见”。

1967年1月底，基辛格返回布拉格和安东尼·什奈达雷克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上面这些事他一概不知。这时弗拉基米尔·卡赞–科马雷克一案让美捷关系复杂起来。卡赞–科马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裔美国人，碰巧又是哈佛大学旅行社负责人，他乘坐一架从莫斯科开往巴黎的苏联飞机，在飞机临时停留布拉格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逮捕[4]。什奈达雷克对此案的解读很清楚：是苏联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所为，“意在阻止东西关系解冻”。他解释说：“东欧国家的行动自由不断增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努力减少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苏联“对此日益敏感”。接着什奈达雷克问了基辛格一个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的自己“从未想过的”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一个“美中交易正在酝酿”。基辛格只好虚张声势，“我决定不动声色，说每个国家总想和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休想从我口里探听到未经公布的美国举动”。什奈达雷克根本不信，接着解释为何中国是哈里曼通过莫斯科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中的关键因素。这可是地缘政治的大师班：

苏联对中国的攻击（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极其重视。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不甘心自己是列宁主义主要解释者的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我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有多想去影响中国内部的发展。他们用两种方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反毛势力，这两种方式都与越南有关：一是他们想呼吁党员在越南问题上成立一个反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联合阵线。苏联特别讨厌做任何结束越战的事……是一个原因。第二，他们以向越南输送武器为由来壮大那些赞成这一观点的军队。

进而就能解释两种连带情况：一是苏联政策摇摆不定，只要有机会利用越南重新巩固社会主义团结，苏联就不愿支持和谈，甚至会缓和欧洲矛盾。（第二个局限是担心东欧国家独立性太强。）

这真是让人又沮丧又着迷。苏联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毛势力，但是阴谋没有得逞。而毛泽东现在“急于将苏联彻底赶出中国，不与苏联彻底决裂便坐卧不安”。的确，“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场思想分裂，中国人是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无论毛泽东的思想有多激进，他手头可用的人都将迫使他朝民族主义方向发展——他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尽管毛泽东的追随者大话连篇，但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可能比苏联更灵活。他们必须让中国置身事外、重建政权，和美国签订某种非侵略协议可能正中他们下怀。当然他们也恨美国，不过……任何共产党人都不会忘记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协议。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看，这种“约翰逊–毛泽东协议”的设想令人恐慌，因为“如果中美和解，苏联对欧洲的压力就会加大”。苏联担心被孤立，势必压制什奈达雷克委婉提出的“东欧民族发展的前景”。

基辛格有点儿懵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跟他谈过话的人中很少有看得这么远的。尽管后来他认为什奈达雷克观点的政治意义没那么大，但对方那番话的深刻战略意义却不可小觑。东道主捷克斯洛伐克显然很真诚，他们“似乎真的很担心美国和毛泽东达成协议”。基辛格“以教授的口吻”，用华盛顿官方路线反驳道，“关键在于莫斯科”，因为“如果让美国选择是与莫斯科和解还是与北京和解，美国很可能选择前者，至少莫斯科的行为更好预测”。他书面上就是这么主张的。不过他又顿了一下：“话说回来，如果莫斯科想组织世界各国给我们施加压力，拿越南问题羞辱我们，把我们赶出欧洲，我们也只好采取基本自卫措施设法孤立它。”

什奈达雷克说服了基辛格。现在基辛格总算明白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从河内回来为何两手空空：因为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都遭到拒绝。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是这么总结的：“河内和民族解放阵线都声称自己必胜。说什么如有必要可以打上20年。他们说美国是打来的，必须被打走。”河内无心谈判，因为此时两大靠山都对和平不感兴趣。美国在苏联身上做文章是白费功夫。什奈达雷克对基辛格说，如果美国还有什么救星，救星就在“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北京。

说句公道话，基辛格如实转述了什奈达雷克的观点，虽然这时他听到这话感到不很顺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盛顿得到了这个消息。（尽管理查德·尼克松2月访问布拉格时很可能知道了，因为东道主也是什奈达雷克。）相反，5个月后麦乔治·邦迪（不再供职白宫了，但还是顾问）几乎是把基辛格听到的话完全倒过来了。他对腊斯克说：“捷克斯洛伐克声称，如果美国停止轰炸，河内不一定不知回报。”给总统提建议的圈子在不断缩小，这些人自以为苏联会在越南问题上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将所有反对证据都筛除了。结果就有了“葵花”计划，把英国政府拉进来向莫斯科兜售“甲阶段–乙阶段”计划，不过到头来全都是白忙活。

哈罗德·威尔逊是个聪明人，从政以前在牛津大学当过老师，但也因此很傲慢。他对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说：“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在讲话时把停止轰炸和必然行动分割开来。不过你我都知道，如果我们停止轰炸，他们的必然行动很重要。”的确，华盛顿这次又犯了错误，罗斯托想反悔。原来的立场（洛奇说得很明白，切斯特·库珀现在还在重复）是大家都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回报行动将在第二阶段出现，所以美国要首先降级。2月8日，约翰逊接受罗斯托恳求，给胡志明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保证“一旦我能确信水陆两路对越南共和国的渗透停止了”，美国就停止轰炸。在最后一刻，华盛顿给伦敦发电报说就这么措辞。威尔逊这位牛津高人对美国的意见得到政府认可，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5]

无论是唐宁街还是历史传记，都认为葵花计划的失败是美国的责任。不管华盛顿怎么说，谁都不会想到河内应该回答一句：“不是这样的。”整个事件的可笑之处在于，约翰逊其实已经答应在越南春节期间暂停轰炸，一直停到2月13日，到那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占了不少便宜，这一点不可小看。然而，事情常常如此，预言未来的人不一定是在场最聪明的人。威尔逊那位嗜酒如命的外交部部长乔治·布朗最后说道：“我认为苏联把所有人都带上了歧路，包括我们。”腊斯克说“已经停止”这一表述无关紧要：“如果河内诚心诚意和谈，这种误解是可以消除的。”他是对的。

如果莫斯科出局，布拉格和华沙也会出局，更不用说伦敦，北京也不能进入，那就只剩巴黎了。到1966年12月，让·圣特尼已经被哈里曼说成基辛格的“巴黎朋友”。圣特尼主动请缨去河内探个究竟，弄清范文同要开出什么“高价”才肯做越南共和国这笔买卖。问题在于戴高乐，基辛格说得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做事见利忘义，心狠手辣”。法国总统在金边发表演讲后，“法国就做不成正式调解人”了。他“显然是在实施一种强求我们和解的路线，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有可能利用一切正式手段”。问题是圣特尼这样的高官未经戴高乐准许是无法前往河内的。戴高乐可不会那么轻易批准。结果，法国派博比·肯尼迪回华盛顿捎信，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然后开始谈判（这是《新闻周刊》的报道）。真是欺人太甚！约翰逊对肯尼迪咆哮道：“半年后我要把你那些懦弱的朋友全部消灭。半年后你们在政治上就一命呜呼了……要我做那种事是不可能的，门都没有！”肯尼迪对一位朋友说：“他跟我都发这么大火，怎么可能跟河内谈判？”不过，实际上约翰逊所做的跟法国建议的极为接近。他之所以勃然大怒，是因为他不能跟任何人讲他做了，而且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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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十多种探索。我们联系过教皇，联系过秘书长吴丹，也联系过联合国。我们的立场清清楚楚，在我们已经公布的包含14条内容的文件中做了总结。对方不感兴趣。我们得不到对方的回答。我们动用了第三方，不见成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遭遇沉默。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严肃答复，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没有证据表明河内准备好停战。越南民主共和国希望得到北方的避难所，但又不肯付出，同时继续与越南共和国作战。

1967年2月8日，迪安·腊斯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上讲了这番话。句句是真。但这番话对他和他的同僚有何影响？约翰逊政府的不同成员对跟河内谈判这件事是能形成共识的，但谈判却一直无法推进，大家都快要崩溃了。早在1966年11月10日，约翰·麦克诺顿就发觉国防部部长和总统在要不要进一步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麦克纳马拉手上的权力变小了，其影响力变小了”。麦克纳马拉正在迅速转变成温和派，建议美国单方面降低轰炸河内的力度。麦克纳马拉尖酸地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每天有1 000名非战斗人员牺牲或受重伤，为了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要把一个落后的小国家打得服服帖帖，这样的画面并不好看。”与此同时，罗斯托却变得越来越强硬，敦促约翰逊用水雷炸毁海防港，总体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有意要激起总统的男子汉气概，宣称“他们应该感觉到警长正在向他们缓缓走来，而不是我们突然变得焦躁或绝望了”。在中情局和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怂恿下，约翰逊同意扩大美军行动，首次瞄准老挝境内的渗透路线，但不会像罗斯托那样过火；而罗斯托此时已准备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约翰逊一直反对这一方案，担心引起中国干预和又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杜鲁门了。

事到如今，约翰逊的决策似乎要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上下手了。从5月22日开始，他接受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暂停对河内周边10英里以内的目标进行攻击，暂停行动将持续到8月9日。接着他同意对“几个重要目标”再轰炸两周，然后在8月24日再次停止在河内地区行动。与此同时，他同意再次增兵，让越南共和国美军总数首次超过50万人。“这场战争我们能打赢吗？”他问麦克纳马拉，后者又去越南摸了一次情况，刚回国。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回答不是那么叫人宽心：“现在不是僵局。虽然缓慢，但是迈向胜利的步伐是坚定的，如果加大力度，还能加快步伐。”

然而，白宫外面的形势在转变。3月2日，博比·肯尼迪披露了一个结束越战、撤出美军的三点计划，第一点就是无条件停止轰炸。腊斯克准确地回应：“在越南春节休战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们探讨过非常类似的一些提议，全都毫无结果。”而约翰逊则怒斥肯尼迪计划“表面看起来是要达到宣传目的，实际上是不光彩的和解”，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肯尼迪这么做是心里有愧，因为他密谋暗杀卡斯特罗，“事与愿违，反而牵扯到他故去的哥哥”。

时值1967年。那是水瓶座时代，是英语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喷涌的鼎盛时期，此间一枚音乐热核弹引爆了文化的繁荣，包括凯尔特民间音乐、密西西比三角洲的12小节布鲁斯以及源自拉维·香卡、具有大英东方主义传统的西塔尔琴即兴演奏。在大西洋两岸，4个越来越不修边幅的利物浦人的两首歌雄踞音乐排行榜榜首，一首是《佩珀军士孤独心俱乐部乐队》，一首是《你需要的只是爱》。非主流文化音乐剧《头发》被搬上了百老汇舞台，里面有露骨的反战情节、裸体场面、涉及毒品的内容以及有关不同种族性爱的歌曲。安迪·沃霍尔赞助的纽约地下丝绒乐队高唱《等待那个人》。平克·弗洛伊德发行专辑《黎明之门前的风笛手》。大门乐队首张同名专辑破门而出，主打歌就是《点燃我的火》的催眠般的扩展版。

不错，首轮反战抗议早在1965年年初就出现了，但现在反战之火才在美国各地熊熊燃烧。反对越战的声音越来越大，其他迫切问题使得这场全国性的反战大火越烧越旺。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纽约河滨教堂谴责越战，因为政府“带走被社会残害的黑人青年，把他们派到8 000英里之外保护东南亚自由，而他们在佐治亚州西南部和哈莱姆东区却找不到自由”。就在三周之后，世界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他加入伊斯兰民族组织后改名）“因为伊斯兰牧师的良知和我个人的信仰”拒绝入伍[6]。反战游行示威此起彼伏，4月在纽约和旧金山，6月在洛杉矶，10月在华盛顿。（华盛顿游行示威令政府忧心忡忡，麦克纳马拉甚至建议约翰逊总统弃城出走。）7月，纽瓦克、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等地爆发种族骚乱。年轻人川流不息地涌入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又名海什伯利）地区，宣告“爱之夏”，“激发热情，向内探索，脱离体制”。（后面这句话是蒂莫西·利里编的，他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因为吹捧神奇的迷幻蘑菇而被学校开除。）

河内也没有爱之夏。如果嬉皮士没有被迷幻药弄乱了脑子——如果反战抗议者不是那么肯定是约翰逊在拖延越战，他们可能会觉察到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击垮了吴丹的三月和平计划。瑞典和挪威驻中国大使也先后介入调停，同样没有结果。1967年6月，约翰逊与柯西金在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会晤，给苏联渠道最后一次机会。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还是那么消极，他们让美国深信：“任何插手越南与美国关系的行为都是徒劳。”

反战抗议者甚至约翰逊政府哪里知道，1967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同意了阮志清将军提出的“总攻总起义”计划，设想在1968年大规模攻打越南共和国政权，赢得越战。准备新年攻势的重任落到武元甲将军肩上。1967年7月、10月、12月，河内政权体系中剩余的亲苏战略支持者在黎笋和黎德寿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肃清运动中遭到无情杀害。只有那些习惯与亚洲共产党较量的人才能估计对手。1967年10月，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访问刚刚更名的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他与资深教员一见面就请他们对越战发表看法。基辛格后来回忆道：“那些教员（也包括持不同意见的我）的主要分歧在于约翰逊是战犯还是精神变态。”在座的人没完没了地批评约翰逊政府的政策，主要观点是美国要赶紧离开越南。李光耀听完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人真恶心。”他对《哈佛深红报》记者说，美国在越南共和国周围支起了一把“军事保护伞”，为亚洲地区做了一件好事。他主张：“新加坡做的事西贡也能做。”他对在邓斯特楼听讲座的学生说：“你们若走了，我们继续干。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撤退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

5

有关“宾夕法尼亚”和平计划（基辛格就是凭借该计划赢得了实践外交家的美名）的传统看法毫不含糊：开始谈判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明确表态，要谈判，必须先停止轰炸，而美国则要求一旦停止轰炸，河内必须采取行动，结束、减少或至少不增加向越南共和国进行的人力和物资渗透。有人说1967年和平指日可待。但是，每次眼看和平近在咫尺，美军就来轰炸河内。

另一种看法是，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他渠道的证据，1967年连和平的一点儿影子都看不见，因为河内政权正在潜心准备新年攻势。美国以为要演的是《等待戈多》，马文保饰演的戈多迟早会出现。越南民主共和国知道两国要演的是《捕鼠器》，他们自己就是肇事者。

这场戏主要在巴黎演出。1967年6月，基辛格前往巴黎出席帕格沃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召集人是帕格沃什会议秘书长、波兰裔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研究所所长赫伯特·马尔科维奇[7]。虽然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刚刚打完的六日战争，但会议还是决心找到一个“阻止越战升级的办法”。实际上，基辛格已经胸有成竹，办法就是在“甲阶段–乙阶段”计划上稍作修改：“通过合适渠道向对方（河内和莫斯科）传达我们有意暂停全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除了涉及渗透行动的有限地区）的信息，不需要对方采取积极回报行动，但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后续行动重新考虑。”

会议决定，传达任务交给马尔科维奇，他将以重建巴斯德研究所与东南亚下属机构科研关系为由，途经柬埔寨前往河内。马尔科维奇采纳了艾蒂安·鲍尔的建议，将与鲍尔的老朋友、身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官员雷蒙德·奥布拉克一道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胡志明住在奥布拉克家里，还是他女儿芭贝特的教父。因此，美国的办法可以在拜访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时谨慎传达。

这里先特别强调三点。奥布拉克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越南文献中称之为“抵抗组织英雄”。他从素有“里昂屠夫”之称的克劳斯·巴比魔爪下逃脱的故事至今在法国流传，尤其是他妻子露西在里面上演了娇妻释夫的浪漫戏码。奥布拉克原名雷蒙德·塞缪尔（战争时期他用过好几个别名，“奥布拉克”是其中一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左翼政治组织，后来打仗了，法国沦陷后加入“解放”抵抗组织。他妻子早就是一名狂热的共产党员，1935年就被共产国际选派到莫斯科受训。有人声称奥布拉克是1943年出卖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的告密者，但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无疑他最先效忠的是法国共产党。他父母和很多朋友都死在纳粹手里，他一心报仇亦情有可原。但战后肃清运动（主要是针对以前勾结德国的人）期间他在马赛担任“委员”时的举动不像只是算旧账。实际上，戴高乐开除了奥布拉克，指责共产党搞“匿名独裁”。奥布拉克是“胡志明叔叔”的私人朋友并非偶然。他在整个战后期间都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在回忆录中表明，最多是对“传达美国政府的提议”有点儿犹豫不决，即便他认为这个提议“很得体”。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宾夕法尼亚”计划是基辛格提出的。他向迪安·腊斯克通报过自己正在做什么，但国务院置之不理。总统也是如此。总统和腊斯克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条死胡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走过了。就别提了”。是麦克纳马拉给了基辛格所需的官方支持，那是基辛格将原来发给腊斯克的一份电报抄送给他以后，他或多或少感到美国现在要减少在越南的伤亡。

第三点是美国突然进行轰炸的时机就“宾夕法尼亚”计划而言具有附带意义，因为两位调解人的确去了河内，正打算从那儿返程。美国又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是在8月20日，而马尔科维奇和奥布拉克计划抵达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是在第二天，头一天国防部部长还授权基辛格说“从8月24日开始，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为了表示我们的友好，河内一带的轰炸模式会有明显变化”。1967年8月似乎是约翰逊左手外交和右手打仗的协调性最差的时候。有这么好的条件，河内更容易玩两面三刀了。

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抵达柬埔寨是在7月19日。两人花了两天时间才说服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馆给他们办好去河内的签证。21日，两人乘坐国际管制委员会的飞机飞到河内。24日下午，两人会见了范文同和年迈的胡志明。第二天，他们会晤了范文同和卫生部部长范玉石（此人在场可能是为了装装样子，证明这是一次科技访问）。他们还抽出时间亲见了美军轰炸河内的惨状。两个法国人一回巴黎就跟基辛格见面，汇报他们在河内会谈的情况，还提交了奥布拉克的会议记录。基辛格赶紧小心地把听到的情况转达给华盛顿方面。

从多方面看，这的确像是一个突破。经过一番可以预料的准备工作（法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最新的“甲阶段–乙阶段”计划时，范文同把美国奚落了一番），谈话变得有意思了。奥布拉克问范文同，他“是希望美国发表一个已停止轰炸的正式声明呢，还是美国实际上停止轰炸就行了”，越南总理回答“实际上停止轰炸就可以了”。于是奥布拉克问轰炸结束后是否要拖延一段时间再谈判。范文同比较委婉地说：“这个不是问题。”奥布拉克接着问应该采用什么渠道，范文同回答“这不是问题，但应该是某个获得双方授权的人”。他对法国代表说，初步谈判可以“谈些影响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个当事方的问题”，只有提到影响越南共和国的问题时才需要民族解放阵线出席。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由此推测，“范文同设想的前景是美国停止轰炸，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在可接受的举办方支持下开始谈判”。范文同明确地给他们打气：“两位或许以为这次是白跑了一趟，但其实你们谈的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思考。”

谁知第二天开会，范文同奉上一份带有挑衅意味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方声明：

白宫和美国国防部似乎决意继续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作战。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攻击有可能加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堤坝上迎接攻击，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国土上迎接战斗。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我们，我们的军事潜力在增长……战场上的局势一直在好转……我们想打的时候才打，我们会节省资源，我们打仗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西贡内加强行动。但是我们只采取那些有政治意义、节省人力的行动……4 00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独立而战。我们三次打败蒙古。美国军队虽然强大，但也没有成吉思汗可怕。

不过这只是个序曲，后面还是重申了头一天的主要内容：河内“愿意和解，只要美国在实际上停止轰炸”，美国也不用公开承认停止轰炸。如果美国停止空中打击，“我们知道他们愿意和谈”，那么就“不存在拖延问题”。谈判可以秘密进行。只要谈判不涉及越南共和国，民族解放阵线就不用参加。这时，范文同补充了一点原来没有的内容：他“意识到一些美国部队必须一直留存到完成政治和解之时……我们不希望美国蒙羞”。下面还有：

我们的立场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维持现状。至于越南共和国，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有人以为我们想把社会主义强加给越南共和国。我们深信民族解放阵线不会犯这种错误。民族解放阵线设想的是一个广义的联合政府，包括所有重要组织和宗教，不追究过去傀儡政府成员和傀儡军官等的活动……重要的是要忘记过去。

至于统一，我们认为重要的第一步是实现越南共和国政治和解。我们同意不强行推动和平。一旦越南共和国战争平息，我们将与越南共和国讨论以寻求最佳办法。

基辛格坐在马尔科维奇位于圣克鲁区的家里，聚精会神地听着每句话。法语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不时需要有人给他翻译成英语。两人讲完，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带回了一些新情况。”他发完报道，就坐飞机回国了。谈判委员会的反应更为兴奋，他们认为与范文同的谈话“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理由至少有4条。麦克纳马拉更兴奋，称之为“我们目前得到的最有趣的谈判信息”。必须承认，约翰逊、罗斯托和威廉·邦迪都有疑虑（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奥布拉克的“政治倾向”时）。实际上，约翰逊更多考虑的是计划好的轰炸升级。然而，他还是派基辛格回到巴黎，并让切斯特·库珀以某种国务院保护人的身份随行，“讨论他们报告中的某些问题，也许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说明”。

基辛格带给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并要他俩转达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回复初稿非常明确：

美国愿意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中和海上轰炸，如果这样能迅速推进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开展富有成效的讨论的话。我们假定无论会谈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会谈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不会借停止或限制轰炸渔利。

然而，基辛格谨慎地解释：

（1）“渔利”一词是指“加大力度往越南共和国运送人员和物资”；

（2）“富有成效”的讨论表示有决心在军事行动力度不减弱的情况下避免朝鲜战争中那种漫长的谈判；

（3）轰炸停止后，谈判保密的时间可能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星期，但我们自然会对谈判内容保密。因此，也许可取的办法是在轰炸机的吨位、轰炸频率和范围受到限制时进行初步谈判，待轰炸完全停止以后再进行最终谈判。

两名法国人回答愿意再去一趟河内，不过他们希望把美国答复的法语版中的“如果……的话”换成“基于……的认识”。经过一番翻译上的讨论，基辛格同意了。

现在“等待戈多”开演了。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告知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他们打算再访河内，但对方告诉他们美国又在轰炸，无法成行。法国合情合理地催促基辛格要美国政府保证至少暂停轰炸。前文说过，8月18日，约翰逊同意在河内周边10英里以内的范围停止轰炸。腊斯克表示：“这些人25日到那儿，我们在他们到的时候打不大好。”他现在以为基辛格建立“秘密联系”的概率是1/50，麦克纳马拉认为是1/10。（那是一个虚假概率满天飞的时代。）因此，国防部部长授权基辛格说“从8月24日开始，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也为了表示我们的友好，河内一带的轰炸模式会有明显变化”。基辛格故意把范围和“轰炸模式变化”的时间说得很模糊，从而“避免给人一种最后通牒的印象”（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都知道最后通牒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痛点），但麦克纳马拉硬是要基辛格具体说明对河内的空袭将在9月4日重新开始。至此，麦克纳马拉和哈里曼私下同意美国应该准备接受越南共和国成立“一个包括越共在内的非共党的中立政府”。

这些都是纸上谈兵。越南民主共和国断然拒绝给两人发签证，虽然明摆着两个法国人身上带有重要信息，但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就是不签发。麦克纳马拉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8月20日到8月2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上空天气好转，美国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不过说轰炸不是拒发签证的借口很可疑。8月25日，马文保会见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对华盛顿最近的信息以及基辛格的作用表示出“明显兴趣”，但他送走两人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宽慰他们说会把情况发电报给河内。接下来的一周，马文保几乎每天都要和两人交谈，但两人听到的始终是那个“没有回复的回复”。8月29日，马文保没有得到河内的消息。8月30日，与河内的通信联络出现技术故障。他俩拿不到签证是因为美国轰炸升级，不过奥布拉克还是要留在巴黎（8月31日和9月2日）。9月2日，马文保要求再延长“几天”对河内的暂停轰炸，基辛格得到授权说“停火”可以延长72小时。9月4日，马文保又开始搪塞，说都是因为美国空袭才迟迟发不了签证。9月6日，马尔科维奇见到马文保，感觉对方认为“暂停轰炸河内”延长三天带有一种“最后通牒的性质”，不过这只是从马文保“冷冰冰的”反应中所做的推测。事实上，就算暂停轰炸的时间延长两三倍，他还是会拖着不办。

基辛格没有在巴黎等待戈多。他放弃蒙塔朗贝尔街皇家港景酒店那俗套的舒适环境，回到了剑桥，准备哈佛大学新学期开学。奥布拉克回到罗马。这就带来一个奇怪的交流问题，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打折扣，马尔科维奇不肯用美国外交邮包寄送他与马文保的会议记录，所以至少有一个关键信息走的是普通航空信。然而，8日晚基辛格飞回巴黎，中途在德国做了几场事先安排好的演讲。有一点很重要，马文保跟马尔科维奇说过，如果基辛格回巴黎，他就征得河内允许见他一面。

“宾夕法尼亚”计划现在动真格的了，引起了总统的关注。9月5日，约翰逊要求查看“基辛格计划的所有文件”，然后请罗斯托出面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评估一下。评估结果有好有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拖延给基辛格回信“可能反映出时机和理解等各种因素，这些又因为他们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动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更明显”。另一方面，“河内继续坚持无条件停止轰炸，并在他们提出的4点基础上和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准备在这些目标上妥协”。威廉·邦迪一样很矛盾。美国的信息“叫河内太为难了”，因为“如果哪天交流记录被曝光，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条建议很合理，反映出我们过去的公开立场出现重大变化”。还有，他无法“完全排除一种可能”，即“河内是把我们当傻瓜玩，只不过想延长停止轰炸河内的时间”。约翰逊现在对基辛格这个渠道“很感兴趣”，但罗斯托和腊斯克提醒他，“虽然楼梯上还传来很嘈杂的脚步声，就是不见一个人进来”。大家一致同意基辛格现在应该增强施压力度，通过马尔科维奇传达“美国因为没有收到河内任何答复，因而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要他们对比一下美国在越南共和国遭受那么多攻击却至今一直很克制”。基辛格加强语气，对奥布拉克（在基辛格的要求下，他从罗马回到巴黎）说：“我国官员感到与河内的交流是单向的。河内不能要求我们长期表现出单边克制而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不发出任何信号。”不过他加了点儿甜头，责备8月底对河内的空袭是官僚机构笨手笨脚造成的，并说“可能唯一能完全理解我们决策过程复杂性的就是苏联了”——这么挖苦一下苏联，无疑让马文保很受用。

仔细研究马文保接下来几天的行为就能看出，这次又让邦迪说着了：河内的确是把华盛顿当傻瓜玩。8日晚，马文保问马尔科维奇基辛格在巴黎住几天，马尔科维奇说10天。马文保回答说如果美国不再轰炸河内，这几天“也许会出点儿什么事”。9日，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警告马文保美国越来越不耐烦了，马文保“问沃尔特·罗斯托把信息讲清楚了没有”。法国人并不知道沃尔特·罗斯托是谁。马文保解释道，他其实是问8月25日的信息是否“还有效”。然后他警告，只要美国想划一条“麦克纳马拉”线（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像朝鲜半岛上的一条边界线），那就是一种“永久拆散兄弟的政治行为”。他说这两点显然是想告知美方河内消息很灵通——显然也是想拖延时间。

9月11日，马文保终于将正式答复交给了两名法国人。答复全都是否定的，指责美国发最后通牒，提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撤走军队、承认民族解放阵线。

6

过了6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语才被创造出来。这源自1973年瑞典首都信贷银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人质被劫持后，行为出现异常，后来竟然对劫匪产生依赖感，不过现在它已经成了进化心理学中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说实话，基辛格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原因待在巴黎，待多久都行：他在和南希·马金尼斯谈恋爱，她在巴黎大学念书。其实，她就住在王子先生街，与马文保所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馆相隔几个街区。然而，1967年身为谈判者的基辛格在行动上已经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蹊跷的是，这次人质从未见到劫匪。基辛格心心念念要与马文保见上一面，渐渐对他产生了依赖感——或者说对自己设计好的外交程序产生了依赖感。马文保拒绝见面。越南民主共和国回复了美国8月25日的函文，从基辛格对回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患上纯粹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最后一段说明事情有进展，以前的情况我很熟悉，进展体现在三个方面：（1）这是破天荒头一回河内答复美国提议，没有把门关死，还有进一步谈判的余地；（2）河内要求认可民族解放阵线，但似乎不再像原来那样坚持要我们同意民族解放阵线是“最有资格的代表”……（3）越方声明轰炸停止之后就谈判。

基辛格“没有只看表面，中止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这条渠道”，而是敦促华盛顿“把该信息视为复杂谈判程序的第一步”，抓住机遇“更充分地探寻河内的情绪和意图”，“完善公共档案”。

这里可以看出他外交上的不成熟。因为9月11日他就要离开巴黎。罗斯托有言，若要说基辛格认为河内的回复是“第一步”这话没说错，“简直难以想象”。基辛格“善于分析……但到了节骨眼上可能有点儿发软”。腊斯克也有同感。他说，基辛格“在根本上是为我们好”，但他被人给骗了。两人是对的。不停地祈求河内安排基辛格与马文保见面，不停地为轰炸海防港找借口，这些都明显是软弱的表现。现在基辛格想见马文保都想疯了，心生一计，让马尔科维奇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使一封信，“用普通信纸写的，未签名，用信封封好了”。信上说基辛格不仅捎来一条美国政府的新信息，而且还有他的评论，“因为评论涉及与河内的其他会谈内容，我们答应过不会透露”，所以他“得到指令，要亲自送到”。马文保显然觉得这一招很好笑。他告诉马尔科维奇虽然他无法与基辛格会面，但他很高兴能够“保持这条渠道”畅通，需要的话会用到这些封好了的未签名的信。基辛格总是满怀希望地给华盛顿报信，“我们可以慢慢地跟他们进行某种交流”。也许美国这时慢下来，隐瞒“主要信息”，马文保就会在好奇心的诱使下跟基辛格见面了。或许让马尔科维奇跟马文保说基辛格即将离开巴黎……那样的话，高度敏感的越南人会不会以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最后通牒？基辛格越是对华盛顿说不要给河内“一种我们极为焦虑的印象”，他自己就越像热锅上的蚂蚁。

困难出在两个方面。不仅马文保压根不愿见基辛格，而且法国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开始不受管束了。13日，早就威胁要把谈判的事透露给法国政府的马尔科维奇对基辛格叫苦：“每次我要送信，美国就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某个城市的中心。这种事如果再次出现，我便准备不再当这个信使了。”奥布拉克一直是两个法国人当中比较强硬的一个，基辛格每次去罗马都会想念他的“政治头脑”。他回到巴黎以后，他们会谈的水平显著提高了。（“奥布拉克评论说在他看来，如果河内答应谈判华盛顿就提出停止轰炸，而如果华盛顿首先停止轰炸，河内就提出谈判。”）不过，9月26日，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带着“主要信息”来访，马文保见到胡志明叔叔的老朋友再次光临，像受了刺激一样，又是递酒，又是端茶送点心。奥布拉克警告说他和马尔科维奇已经走投无路了，但马文保矫情地暗示很快就会安排和基辛格见面。马尔科维奇一会又威胁把他们的会谈透露给爱丽舍宫（他这是有点儿不合情理地暗示法国政府居然对眼皮底下的事不闻不问）。马文保以安抚的口吻劝他不要这样做，宽慰他说：“您的渠道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因为奥布拉克准备回罗马，马文保更是开导他说：“事情也许进展得比较慢。实际上，像这种交流进展的速度算是‘正常’的。”奥布拉克听了之后感到又有希望，“为了和美国对话”，河内实际上在“痛苦地摸索”。不过，9月20日奥布拉克飞回巴黎，建议他、马文保、基辛格三个人一起吃顿饭，马文保却一笑置之。即便基辛格要离开巴黎去汉诺威，然后回剑桥，他顶多只想说，这条渠道“对我们很方便”。

美国最初的信函交到马文保手上之后，转眼已过了25天。两位法国信使已经疲惫不堪，最后马文保只对他们说了下面这番话：

美国明一套暗一套。一边跟我们提和谈，一边却加强轰炸……不过我会随时接受来函。一有话说我就联系你们……别担心。如果我们最后决定不想走基辛格这条交流通道，会告诉你们的。如果我们一旦认为你们俩不用继续下去，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不过我们希望你俩和基辛格能继续下去。

两天后，马文保再次强烈谴责美国行径，指责美国不停轰炸河内以外的目标，实施“两面三刀的政策”，一边寻求谈判一边实际上将冲突升级到“灭绝”的地步。9月30日，他再次重申美国的8月25日函是暗含条件的，因此无法接受。只有美国彻底停止轰炸，基辛格才能“立即戴上帽子来巴黎”。威胁说“美国越来越不耐烦了”就像水洒到鸭子背毫上无影响。马文保可以轻易避开他们，说“只要轰炸停止，几乎可以立即”开始“会谈”（不能与“正式谈判”混为一谈）。

在马尔科维奇的提议下，10月2日马文保和这位法国人见面了，这似乎预示着戈多即将登场。马尔科维奇将马文保讲话的内容写了封信，用专递寄给基辛格，就是不肯使用官方邮寄渠道。罗斯托承认，信的内容的确看上去表示“我们走出了第一步”。信中表示，在三种可能的前景中，如果“美方在停止轰炸前起草一份正式而非公开的声明”，那么河内将认为这表示美国将无条件“停止”轰炸，声明“可以通过（非官方的）基辛格渠道或奥布拉克–马尔科维奇渠道传递——不用很官方”，马尔科维奇说“不用很官方”也是为了反映基辛格半官方的身份。他还推测“无论是公开还是非公开的官方联系，一旦轰炸停止，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开始”——也许三四天就行。这次还有人怀疑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正如赫尔姆斯所言，“一个不大懂法语的美国人，和一个不大懂英语的法国人通越洋电话，情况就是这样”。马尔科维奇给基辛格的信刚刚寄出，马文保就反悔了，否认自己用过“郑重约定”这个说法，马尔科维奇发誓他说过。马文保还拒不承认马尔科维奇提到的三种前景中的两种。难怪罗斯托也转变了观点：最近的巴黎来信如果不是“瞎胡闹”，那也“内容晦涩，没什么信息”。腊斯克抱怨“他们还在跟我们耍花样”。至于约翰逊总统，外交上失利时通常都对麦克纳马拉说“能打的目标只管打”，这次也一样。他执意将外交和战争视为两种不同手段，而不是一个政治进程中的两种因素。（有一次他抱怨说：“就因为两个教授在会谈，让他们逃脱了一次轰炸。”）然而，再细心、再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让事态有半点儿好转。

塞缪尔·贝克特在散文集《最糟糕，嗯》（1983年）里有一句名言：“努力过。失败过。没事。再努力。再失败。失败得漂亮点儿。”这句话多少概括了“宾夕法尼亚”计划的最后阶段。巴黎又寄来一封内容东扯西拉的信，收信人是“亨利”，由马文保口述、马尔科维奇笔录，时而英语，时而法语：

我不知道在此阶段我说的话是否合适，你比我清楚。

贵政府……应首先通过我们发送一条信息，毫不含糊地宣布无条件停止正在发生的行为。

一旦实际完成以上行动，再发一条信息，还是通过我们，表明在所需时间和地点开始对话。

白宫，深夜。约翰逊、麦克纳马拉、罗斯托和腊斯克绞尽脑汁起草复信函，复信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一旦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却背信弃义升级军事行动。结果几人草拟了下述回复，并指令基辛格交给马文保：

美国政府理解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场如下：一旦美国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种形式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应迅速开始与美国进行富有成效之会谈。会谈目的应为解决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问题。

美国政府假定以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之立场的理解正确，准备根据8月25日的提议，事先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达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之确切时间，并建议会谈开始之时间与地点。

然后，在此基础上约翰逊准备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他敦促麦克纳马拉向将军们兜售新的暂停时间——“如若不然，我就失去美国了”。腊斯克还是有疑虑。会议结束时他宣称：“我只想跟大家说，我的探子还没有嗅到和平气息。”不过，当人们讨论这次历史性的和谈在哪里举行时，他还是比较乐观地参加了。奇怪的是，国务卿建议到莫斯科。罗斯托想到仰光。麦克纳马拉是和谈时代表美国的最佳人选，他赞成不让高龄的哈里曼参加，代之以风云人物亨利·基辛格。

当然谈这些都为时尚早。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一见到美国的回复函就抱怨，“根据我方8月25日之提议”的说法，马文保不会接受，因为河内已经拒绝该提议。1967年10月8日上午，两名法国人见到马文保，马文保即刻反对，说“美国开头一句声明愿意无条件停止轰炸，后面的话实际上都是条件。马文保认为‘迅速’‘富有成效的’‘根据8月25日的提议’等看上去尤其像‘条件’”。他断然否定10月8日的信息有“任何新内容”。10月17日，他对马尔科维奇一字一顿地说，美国要重新起草：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两面三刀”的。

罗斯托厌烦了。他对约翰逊抱怨道：“我们的中间人……就像两颗墨西哥跳豆，希望他俩能安静待一会儿。”基辛格本来计划去巴黎，这下也推迟了。庆祝的香槟放回了冰箱。白宫方面再次悲观了。现在他们是否应当不管三七二十一暂停轰炸，哪怕这只是一个“内政优势”？

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我认为宾夕法尼亚渠道不会有任何成效。它会把信息传回河内，但我估计不会有任何结果。

国务卿腊斯克：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建议简直太合情合理了。

总统：我们如何取胜？

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我们正在推进，但进展很慢。不知道一年之后能不能赢。

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更多国人支持越战。除了暂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总统：暂停可能就输了。我认为暂停不会让这些人转变态度。

似乎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将巴黎方面的行动透露给媒体，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然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简直威力无穷！10月17日，基辛格打电话给罗斯托，想在挽救宾夕法尼亚计划上最后一搏。他“完全不同意”对巴黎方面最近的来函“做完全否定的……理解”：

罗斯托问他信中有什么肯定的内容。他说：里面说“可以进行商谈”，不是“有可能”进行商谈。他接着说，如果你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个不稳定的小国，政府分裂，它面对的是一个偌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意图它不明白也不相信，那么他们的信息可做如下解读：如果你们无条件地结束轰炸，我们就谈判；如果你们降低军事行动强度，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探索你们的意图。

基辛格建议告知马文保：

我们理解你们的信息是说，一旦轰炸无条件停止，你们愿意开始富有成效的商谈；你们愿意把军事行动降级期视作探讨商谈时间和地点的时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轰炸范围退至比方说北纬20度。如果你们确认我们的理解正确，我们准备无条件停止轰炸。

他的假设是“局外人以为是故意拖延，实际上可能反映出北京和莫斯科在引导未来走向问题上的不安，同时谈判的压力也让它们不大相信内部一致性（尤其是北京不同意的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策是“个人谋求政治生存的一系列妥协”，必然“痛苦而复杂，不会说得一清二楚”。

10月18日晚，基辛格应邀来到白宫，出席约翰逊总统权力中心的一次重大会议。到会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最高法院法官艾毕·福塔斯，还有卡岑巴赫、麦克纳马拉、罗斯托、腊斯克和麦斯韦尔·泰勒。基辛格证明“马文保急于让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们的立场稍有进展”。总统的反应还是如往常一样不够细致，但是很可能是正确的：

我判断他们让这条渠道继续下去就因为我们不轰炸河内。我知道如果他们轰炸华盛顿，打击我们的桥梁、铁路和公路，那么我会很乐意请中间人跟他们商谈，要他们在轰炸上有所收敛。他不用花一分钱。这样做的好处是让领事跟两位科学家谈，两位科学家再和一个美国人谈，而河内就成了他的庇护所。

在接来下的讨论中，腊斯克、泰勒、克利福德和福塔斯主张放弃“宾夕法尼亚”计划，而卡岑巴赫和麦克纳马拉要求保留，再次暂停轰炸。罗斯托出其不意地转而支持保留巴黎这条线，这不是因为他认为会有什么突破，而是因为他感到暂停轰炸是一个重要的内政原因。（如他所言，“内政领域现在是一块很活跃的阵地”。）最后约翰逊打出一张王牌，麦乔治·邦迪手上的一份备忘录（没有透露作者是谁），表示总统一直打算给基辛格最后一次机会。然而，约翰逊就是约翰逊，会议末了他还粗野地威胁基辛格。阿瑟·施莱辛格在日记中记下了基辛格所回忆的当时的交谈：

亨利最后说：“我不信暂且不轰炸这座农业实力为五级的首都10英里以内的范围，美国安全就受到威胁。”约翰逊怒目而视，说“好吧，我们就按教授说的办。不过（他瞪着基辛格）要是这招不管用，我就亲手割掉你的睾丸”。[8]

7

显然，对马文保来说，“宾夕法尼亚”渠道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掩盖河内的真正用意，同时还有机会从一个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身上吸取精华，尽管他们之间隔着一段距离。眼看美国总统选举一年多之后就要开始了，河内对美国内政局势越来越感兴趣。马文保仿佛是有意在嘲弄基辛格，这段时间频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尤其是联合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原因很简单，他面带笑容对马尔科维奇解释，他没有得到河内授权会见任何“有官方背景的美国人”。马文保也许没意识到自己对华盛顿政局正在产生间接而巨大的影响。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马文保先生和基辛格先生之间这支复杂的舞蹈”基辛格跳得……“很正确”，这是罗斯托说的。麦克纳马拉赞扬基辛格对这场非谈判处理得“很漂亮”。卡岑巴赫对约翰逊说：“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展对话，我们至今做得最到位的就是这件事。”约翰逊致信基辛格表示“崇高的敬意”，“你在寻求和平道路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献身精神”。但是，大家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约翰逊在任的时间不多了。正如卡岑巴赫所言，“能不能在1968年11月之前解决越南问题，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启动谈判”。不幸的是，总统最贴心的顾问能想到的大概也仅此而已。麦克纳马拉越来越相信，要让谈判开始，除了无条件停止轰炸别无他法，而且美方必须同意越共参与西贡的联合政府。卡岑巴赫也赞同全面暂停轰炸，哪怕只是为了“消除与基辛格谈判有关的所有可能的疑虑”。罗斯托和腊斯克坚决反对这两种做法。冷酷无情的得克萨斯人约翰逊在经受缓慢而痛苦的煎熬。直觉告诉他要支持强硬派，看看巴黎方面有什么蹊跷。不过，有证据表明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就管用吗？此时在民主党内部，就连那些老资格的拥护者都在造反，抵抗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他怎么制止？美国政府年鉴中的这段话可谓最恰当地说明了一个举棋不定的领导人当时的处境：

总统：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

罗斯托：我看不出轰炸和谈判之间有什么联系。

卡岑巴赫：我认为如果我们轰炸就不可能让他们接受谈判。

总统：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次停止轰炸。到目前为止我们没轰炸他们又怎么样？

卡岑巴赫：我们已经和他们交流过了。今年2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交流……我同意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停止轰炸。

总统：我也同意。不过我们操之过急，一时还领会不了任何教授的行动意图。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拿下这些目标。

暂停不会改变政局。暂停期间他们会找到答案，当然我们准备走完最后一程。

但我的确希望先拿下所有这些目标再暂停。

麦克纳马拉：如果军队说还有要打击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暂停。

卡岑巴赫：不要加大轰炸力度，然后再暂停。

赫尔姆斯：我不认为不轰炸某个地方会对谈判有什么影响。

总统：这件事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出洋相。

我们一个半月不轰炸河内让他们来谈判，他们就是不来……我认为他们在把我们当傻瓜玩。我们不打算让步，同样他们也不打算谈判。我看随便打哪里都行，他们会更难受。

比较少的人控制着很多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们打倒，不让他们起来。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给他们机会说话、谈判。

如果我们认为应该轰炸，那么就应该炸他们的桥梁、他们的电站以及我们排除在外的其他战略目标。

我们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不过我想停一天也不是坏事，反正天气不好。不过我真的希望把我们有底气通过的所有目标全部炸掉……如果他们还不谈判，我们只好采取更极端的措施。

我们正在失去国内的支持。他们根本不懂越战。但再停五周谁也说不出个理由。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同意迪克·赫尔姆斯的意见。我们打哪里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

河内单方面做不到。他们还是希望我们永久停止轰炸，满足他们的四条，达到他们的要求。

如果这条渠道没有任何作用，你怎么把它了断？

卡岑巴赫：马文保可以说我会跟基辛格谈判。我们的言行会起作用。我们应当调整我们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好采取某种行动，或者取消某种行动。

总统：尼克，给我一份材料，说说你们国务院认为这件事有没有希望。反正我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我希望你们写份材料，你已经给他们暂停了5个星期。

卡岑巴赫：但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

总统：你给他们撑起了一顶大伞，让他们有机会重建。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过让我再考虑一下。写份材料，看看我们必须得到什么……我希望卡岑巴赫准备一份备忘录，谈谈为什么他认为我们要继续使用这条渠道，将来怎么了断，因为他们两次都断然回绝了。

约翰逊就是在这种可怜而矛盾的状态下发表他的圣安东尼奥演讲的。罗斯托在演讲稿中强人所难，用一种得克萨斯式的自吹自擂表达出美国新的让步——也就是基辛格一个多月前对马文保说的那番话的首次正式声明：“美国愿意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中和海上轰炸，如果这样能迅速带来富有成效的会谈。当然，我们假定会谈进行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会从停止或限制轰炸中渔利。”（马文保说约翰逊的演讲是“侮辱人”。）

10月3日争论重新开始，这次更激烈，因为从巴黎刚刚传来虚假的肯定回复。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对要不要停止轰炸再次争论不休。约翰逊听了，问了一句：“如果我宣布不参加下任总统竞选对战争有何影响？”顾问们大吃一惊。“他说今天无论决定炸还是不炸，他都决定不参加竞选。”腊斯克吓呆了，大声叫道：“您不能下台，您是总司令，我们在打仗。这会对美国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河内会认为他们做成了这件事。”麦克纳马拉还是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算了一笔账：

当然，经费和人员都不用担心。这些都能找人支持。我不知道美国人心里怎么想，对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有什么影响，对河内有什么影响。

我真的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谈判，他们会等到1968年美国选举。

会议纪要表明约翰逊主要还是担心内政。他在国会上就谈到民主党的人说“如果我们不赶快对越南问题采取行动，竞选就输了”，其实这（就像腊斯克冷冷地说过的一样）跟反战抗议关系不大，跟最近增加税收关系很大。然而，约翰逊愿意考虑退位也反映出他很绝望，似乎无法“赶快对越南问题采取行动”。这种绝望感正是马文保一直以来挖空心思想达到的效果。

从河内角度来看，“宾夕法尼亚”计划真是太精美了。约翰逊及其顾问们渐渐意识到，他们伸出了真诚的橄榄枝，但由于一直在坚持秘密、保守秘密，由于有朝一日巴黎渠道还有一丁点儿再用上的可能性，如果昭示天下，他们就无法从中得到内政上的好处。约翰逊心里痒痒的，想要公之于众。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就是要这样回敬反战抗议，把他的提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回答“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把发生的事告诉农民，让农民也能明白”。但是腊斯克又说了：“如果我们公开信息，温和派就会找麻烦。此外，我们还希望等以后什么时候利用这条渠道谈点儿重要的事。”再者，“宾夕法尼亚”计划里有“很多可能叫人难堪的材料”。

约翰逊可怕的困境以及美国困境的悲剧性现在已经一览无余，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对麦克纳马拉、罗斯托、腊斯克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哀叹道：

似乎我们无法从军事上打赢这场战争。我问参谋长联席会议该如何缩短战争周期，但他们所有的建议都跟越南共和国无关。

外交上我们也赢不了……各位的建议都试遍了。最近两个月，我们几乎在所有公共舆论场合吃了败仗。那些示威者还有其他人想说明我们需要换一个人接手这个国家。

希望我们停止轰炸的人应该知道在这次交流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今天开会的人中有些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没见到他们的立场有丝毫变化。他们这种宣传闹得沸沸扬扬……强硬派要扔白毛巾了。所有人都说你的不是。圣安东尼奥的演讲他们也不信。我无法做出更好的解释。

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接受谈判，为什么就不能炮轰所有的军事目标？何必管中国、苏联高兴不高兴。

虽然出了这么多事，但我们在越南的官兵还是士气高昂，这让我惊叹不已。

我们必须在公众舆论方面采取一些行动。

我想确认基辛格上了飞机。我们必须找到一句让每个农民都能明白而敌人会拒绝的话。

我们必须让美国人民看到，我们走完最后一程，努力过，失败了。

我们的后备军呢？

这跟《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不完全一样，但很接近。

8

“宾夕法尼亚”计划很难咽气。10月20日，基辛格带着国务院又冗长又充满怒气的一套指令再次抵达巴黎，指令大意为：美国“两个月来单边克制轰炸河内邻近地带”，但是其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未“试图通过这种渠道或其他渠道表示，即便是按照美国建议停止轰炸，它也会和美国开展商谈；或者提出任何实质性回应建议，以进一步开展和平解决分歧的商讨”。对于马尔科维奇“表现出一种相当欢愉的状态”，基辛格感到很惊讶。

据他看来，收到马文保上次的信让所有的沮丧都变得值得。我问他何以如此乐观，他请我注意升级和轰炸的区别以及最后一句时态的变化。我马上给他泼冷水。我说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河内希望谈判，应该能找到其他方式表达这一想法，犯不着使用时态上的细小变化，说一些语带双关的委婉语。

奥布拉克从罗马来到巴黎，似乎同样带有错觉。罗斯托讥笑道：“他（基辛格）跟两个外行打交道有问题。”奇怪的是，他和约翰逊似乎都没考虑到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都不是他们外表上看上去的那种中立调解人。看看奥布拉克身为忠实共产党员的记录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中立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隐瞒对河内的同情。当然有可能他和马尔科维奇是真心希望马文保能最终答应会见一个美国政府代表。更有可能有一个人是与河内沆瀣一气的，至少这个人一直在向苏联通风报信。雷蒙德·奥布拉克真的希望“宾夕法尼亚”计划成功吗？或许他和马文保一样谙熟他们上演的这出戏的本质？我们不得而知。既然基辛格不肯停下来问自己这个问题，不难看出，如果这出戏里有一名业余演员，那就是基辛格。

最后一场戏也带有贝克特戏剧的那种味道。当天（10月20日）晚上，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又带上一份精心起草的文件去见马文保。马文保竟然不肯见面。两人打电话过去，他一再搪塞。

奥布拉克：我们有急事要见你。

马文保：没有什么新情况好谈。形势在恶化，没必要再谈。

奥布拉克：我有非常重要的新情况。

马文保：（还是刚才那几句话，又说了一遍）。

奥布拉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也许是我们交流以来最重要的关头。

马文保：（还是那几句话，一字不变，不过后来加了句：有什么重要的事？）

奥布拉克：事关你上一封信最后一句话的意义，还有几个步骤的顺序。

马文保：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9]……（然后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原话）。

基辛格向华盛顿汇报的时候，两位法国人心烦意乱：“马尔科维奇都快落泪了，奥布拉克也是极其消沉。”

此时此刻，我只能感谢他们尽心尽力的细致工作。这条渠道行不通，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善意或想象力，而是河内不能或不愿谈判。马尔科维奇说至少我们知道河内说无条件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相信绝对的无条件关系。

罗斯托给约翰逊写了封短信，这是他的拿手好戏：“随信并告基辛格让马尔科维奇和奥布拉克更了解生活现实了。”他认为“巴黎渠道到此为止了”。他猜想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们认为美国政治和世界外交太迷人了，现在还无法开始谈判”，要么“他们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谈判涉及一笔新的支持交易，甚至有可能中国答应出兵”。第三种可能性起初他还没想到，那就是整个事件是一场无聊的游戏。他翻检了有关文件，估摸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与基辛格会谈少说也有15次：这说明他们的“政策很明确——如果不是其他问题的话”。赫尔姆斯用奥卡姆剃刀原理解释：河内从未真正行动，基辛格一直在忙活着“找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他对约翰逊说：“总之，总统先生，您忙来忙去最后还在起点。”

成功有很多父亲，有时失败也是如此。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认为错在约翰逊。他们感到“很难相信”他们访问河内正好碰上美国持续轰炸是“巧合”，因为“这两个‘投递物’是由同一个‘发货人’发出的”。马尔科维奇始终固执地认为基辛格被约翰逊身边的强硬派给骗了。当然，后来奥布拉克也批评基辛格，说他不该把“宾夕法尼亚”计划的全套故事泄露给《洛杉矶时报》，为自己增光扬名。（实际上，奥布拉克也是老糊涂了，竟然说他“不知道基辛格和国务院或白宫之间有何关系”——也许是记忆上惊人的失误或者是无耻谎言。）但是全世界还是责备约翰逊引致的和平失败又导致了爱之夏爆发。

内情当然被泄露了。两位记者（一位是考克斯报业集团的戴维·克拉斯洛，一位是原《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莫斯科记者斯图尔特·H.卢里）东拼西凑地写了本书：1968年出版的《暗寻越南和平》。两人追踪马尔科维奇。他们盘问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秘约翰·甘瑟·迪恩。结果他们调查后发现“基辛格和两名法国左派分子有往来，让他们今年秋天给马文保捎信”，“有一封信保证，为了证明我们有诚意、愿意展开商谈，河内在一段时期内不会遭轰炸”。然而，跟奥布拉克的说法相反，基辛格不肯见克拉斯洛和卢里，尽管两人曾四次请求采访他。政府感到寒心的是，这两位记者的主要意思是说“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在越南问题上误导美国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愿意接受美国提议开展谈判，政府却对这一点矢口否认”。他们的报道真是大错特错。当然，他们的理解与反战情绪正好吻合。富布赖特议员和曼斯菲尔德议员甚至得到肯塔基州的约翰·谢尔曼·库珀等共和党人支持，强烈要求彻底停止轰炸，殊不知这是约翰逊手上最后的谈判筹码，而河内一再拒绝谈判。

与此同时，河内采取“灭绝”战略，准备发起猛攻。1967年10月，正当基辛格在个别文字上煞费苦心寻求和平之时，越共政治局做出决定，实施新年攻势，两个月后由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会通过并发布的决议称此时为在越南共和国“赢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大攻势大起义”旨在发动越共全力猛攻越南共和国主要城市西贡、顺化和岘港。用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张从东的话说，即“美国打败了我们或者我们打败了美国就开始谈判。一切在战场上见分晓”。这表明1967年河内诚心和谈的说法是不实之词。无疑有这么回事，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阮克黄后来对麦克纳马拉所言，“此刻我们在河内制定谈判战略的人”听说“宾夕法尼亚”计划之后“很受鼓舞”——他们以为新年攻势之后真正的和谈就会轻易开始。因此，说基辛格的努力“为巴黎和平进程启动奠定了基础”会引起误解。用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外交官刘团黄的话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创造最有利的谈判条件，不过那是在新年攻势之后！”

因此不难理解1967年年末出现的和平试探，例如罗马尼亚出面协调和解的“包装工”计划，为何未遭到粗暴拒绝。用乔治·赫林的话说，“‘包装工’计划应当被理解为一场欺骗演习，旨在哄骗美国产生一种军事安全错觉，在新年进行军事打击前夕加大国内外的谈判压力”。这话不仅适用于阮维桢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和马文保1968年1月1日发表的声明，也自然适用于“宾夕法尼亚”计划。麦克纳马拉的回忆有些出入，实际上，与法国方面的联系一直到新年攻势前夕都在进行。1967年12月初，基辛格请马尔科维奇最后一次“联系保罗”（这是他们用的代号，指马文保）。马尔科维奇回答，他可以联系，但必须让他带去两个日期：“第一个是不折不扣地宣布何时停止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一切军事行动；另一个是在合理期限内稍晚的某一天，约好届时商谈。”他以笛卡儿式的优雅口吻补充道：“‘有成效的’一词必须严格避免，因为说话要完全符合逻辑，我们无法提前知道将来的商谈会不会有成效。”1月16日晚上9点，马尔科维奇接到马文保的电话，大吃一惊，应激进去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马文保说：“去年10月……终止谈话是大环境使然。”他还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依然“非常敬重你们两位（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实际上，河内准备“在轰炸停止后的一个合适时间……就在轰炸停止生效之日”开始会谈。那么现在马文保终于同意会见基辛格了吗？马文保用他惯常的模糊口吻回答：“现有情况下，任何类似请求都会得到考虑。”马尔科维奇打电话给基辛格转达了这个新的非邀请式的邀请。基辛格唐突地回答说，如果马文保希望“直接见我”，“尽管我时间表排得很满，我还是会设法去一趟巴黎”。1月18日上午，马尔科维奇又用一个封好的信封把这个消息传递给马文保。马文保拆开信看了，只说了一句，希望“这次事情有些进展”。马尔科维奇汇报说，会见的气氛很“诚恳”。

新年攻势12天后打响了。

9

生于斯死于斯，这就是帕格沃什。1967年12月28日，基辛格来到世界共产主义的虎穴之地莫斯科，参加苏美科学家会议，会议代表大多经常参加帕格沃什会议。实际上，此次出席的科学家阵容跟15个月前索波特的会议代表基本相同。然而，除此之外，这一年其他许多事情变化很大。苏联代表谴责美国政策时明显克制了许多。基辛格呢，现在他对越南的美国敌人的本质也比1966年，要了解得多。正如他对苏联代表所说，“河内不愿放弃固执而凶残的姿态。河内只会从局部看问题。双方的不信任非常之深”。就不能让苏联出面调解吗？苏方最资深代表米哈伊尔·米利翁希科夫责无旁贷地提出一项新的调解计划（由科学院翻译伊戈尔·波奇塔林传达给基辛格）。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五步计划。首先，米利翁希科夫将会见基辛格和保罗·多蒂，告知二人“河内准备同意迅速进行富有成效的谈话”。10天内，美国将“大幅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最后停止打击河内和海防”。此后10天内，“将通过这一渠道，开始对会谈技术上的准备，如日程、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初步商谈。这些技术性商谈顺利结束10天内，美国将彻底停止轰炸。最后，再过30天，“再和河内进行正式官方会谈”。

科学院一名疑似克格勃线人的代表宽慰基辛格说：“莫斯科肯定希望和解”，也许这是实话，但也许不是。或许苏联不过是在新年攻势前的烟幕上制造新的紧张空气。苏方立场最诚恳的说明出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之口。缅希科夫没有在正式会议上谈越南问题，他开车带基辛格在莫斯科宽阔空旷的马路上逛了三小时，那个时候苏联最接近私密空间的地方也就是小汽车了。正值新年前夜，是披露真相的大好时机。缅希科夫解释，“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看”，真相是苏联对河内几乎毫无影响力。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容易对付”。再者，“他们对我们在河内的动机很不信任，加上中苏关系不大稳定，所以苏联领导人做事非常谨慎”。

苏联政府十分害怕被人欺骗。它根本不能确定美国的意图……而且，苏联的困难也不比我们少。越战以后中苏关系变差了……他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对目前到1980年的趋势做预测。研究结果是这段时间中的任何时候中苏关系都不会变好，尽管到那时毛泽东无疑已经去世了。

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几乎跟基辛格一年前在布拉格从安东尼·什奈达雷克那里听到的消息一样。不过缅希科夫又扔了一枚炸弹：

他问我们是否在意苏联干预越南问题。我说当然，大家……很担心和苏联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看看地图就知道苏联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不简单。缅希科夫说：“在形势比较有利的地方，比如柏林，我们可以制造麻烦。”我回答：“只是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缅希科夫说：“你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诚信问题。”

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在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想到1972年对中国开放，这一开放大大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不过最先想到这个主意的不是美国人（尽管我们知道基辛格早在1964年年初也动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搁下了）。是苏联集团的战略思想家（也许是因为他们一般喜欢国际象棋而不喜欢业余戏剧的缘故吧）预见中苏分裂会生发出一个新世界。照缅希科夫的理解，除非爆发美中战争，否则没什么办法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原有的团结，而且形势越来越明朗，越南又不是朝鲜，这种可能性正在一点点降为零。莫斯科与北京不睦为美中条约带来了可能，什奈达雷克解释，这就类似于1939年的纳粹德国–苏联条约，不过这次是针对苏联，这种对立方伙伴关系说明现实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然而缅希科夫认为这种条约不会排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继续保持缓和状态。

美国可能在越南这个泥潭里凄惨地蒙羞受辱。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群体的一分子可能被当傻瓜耍弄，走上了巴黎那条最长的歧路。不过，基辛格误把《捕鼠器》当成《等待戈多》还不算致命错误，因为他在空等马文保的时候，瞥见一个更加宏伟的戏剧剧本——这台戏不是在某个俗气的巴黎沙龙里上演，而是5年后在一个宽阔的北京宴会厅上演。

[1] 但这并不妨碍让·圣特尼的妻子成为基辛格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她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国际研讨会。

[2] 这一年会由基辛格的朋友迈克尔·霍华德、工党政治家丹尼斯·希利和记者阿拉斯泰尔·巴肯于1958年组织开展，战略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来自两个党派，就像帕格沃什会议一样，这是突破铁幕的一种方式，尽管它不只是针对学术领域的。

[3] 勃列日涅夫是整个计划中的领导人之一，要在1964年时摆脱赫鲁晓夫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接过了更有权势的第一书记一职，而阿列克谢·柯西金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形式上，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似乎形成了某种集体统治；而实际上，苏联的政权逐渐向勃列日涅夫手中集中。

[4] 卡赞–科马雷克被指控在20世纪40年代犯下叛国罪、谋杀罪并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那时帮助一些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逃离。1967年1月30日他的审判议程开始，在那一天基辛格抵达布拉格。迫于美国方面的外交压力，卡赞最终被指控犯有更轻一点儿的颠覆罪行，随后被驱逐。5年之后，他的尸体在西班牙的乡村被发现，已经腐烂，离他在埃斯特波纳的沿海村庄的房子不远。

[5] 正如乔治·布朗所言：“唐宁街10号与白宫之间的‘热线’在那段时间里‘热’到了巅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 阿里被判处5年监禁，并处1万美元罚金，被剥夺了世界冠军头衔，而且在美国禁止再打拳。

[7] 除了罗特布拉特、马尔科维奇和基辛格，与会者还有苏联经济学家鲁本·安德烈奥森、艾蒂安·鲍尔（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保罗·多蒂，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伯纳德·费尔德、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米哈伊尔·米利翁希科夫，以及法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佩兰。

[8] 基辛格也向施莱辛格描述了相似的场景，他在“内阁会议室目睹了约翰逊折磨着麦克纳马拉，不断地问他：‘到底我该怎样（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一击即中？告诉我怎么才能击其要害？’”作为肯尼迪虔诚的追随者，施莱辛格是这类逸事最完美的听众。

[9] 马文保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该文由澳大利亚记者维尔弗雷德·伯切特撰写，发表于《公民卫报》。这篇文章基于对阮维桢的采访，文中提到“河内无意让步或谈判，不会针对停止轰炸这件事提供任何方案——除了对话。这里的关键词是‘和谈’，而不是‘谈判’……在这里不断被重申的一点是，河内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坚定目标是在各个层面上获得完全独立，以及美国全面从越南共和国撤军。他们计划通过10年到20年的抗争达到这一点，从而让现状被改变”。伯切特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克格勃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