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耶路撒冷

市场精神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你是否了解新教道德在中国的兴起？根据中国基督教组织中国伙伴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所作的调查，目前中国拥有大约4 000万名新教基督徒，而在1949年几乎不足50万。一些估测甚至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数最多可达7 500万到1.1亿。再加上2 000万的天主教信徒，中国基督徒的总数可能高达1.3亿。今天，中国现有的基督徒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在中国，教堂的建设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圣经》的印刷量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自1986年成立以来，其大型印刷厂已经印刷了超过7 000万本《圣经》，其中5 000万本是普通话或中国其他方言的版本。在未来30年，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占比可能达到20%~30%。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传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如此迅速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奇。

新教之前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题。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唐朝就有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传教士。1299年，孟高维诺建造了中国的首个罗马天主教堂。1307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的首位大主教。然而，由于明朝对基督教的敌意，这些基督教前哨在14世纪末已经基本消失。第二波传教士于17世纪初来到中国，当时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定居。到18世纪的首个10年，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已经达到30万。然而在1724年，雍正帝下谕驱逐传教士并没收其财产，使基督教的传播再次陷入低谷。

第三波传教士是19世纪的新教差会。英国传教士协会等组织向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派遣了数百名布道师，以传播福音。首先到达的是一位25岁的英国人马礼逊，他是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成员，于1807年到达广州。在到达之前，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习汉语，以便将《圣经》翻译成汉语版本。到达广州之后，他便开始着手编写一本拉丁语–汉语词典。到1814年，当时已经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马礼逊完成了《使徒行传》（1810）、《路加福音》（1811）、《新约》（1812）、《创世记》（1814）以及《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1811）和《问答浅注耶稣教法》（1812）的翻译。这足以说服东印度公司允许他进口一部印刷机附带一名操作员。由于担心激怒中国政府，东印度公司之后将他解雇，但马礼逊仍然毫不气馁地继续努力。他去了马六甲，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英中大学，旨在“培育欧洲和中国的文学和科学，但主要是为了通过东部群岛传播基督教”。他与米憐合作完成了《圣经》的翻译（1823年出版）；此外，他还编写了一本针对中国学生的英语语法书，以及一部完整的英汉词典。1834年，当他追随第一任妻子和儿子在广州辞世之后，又留下了一部《广东省土话字汇》。可以说，他是新教道德的化身。

然而，早期英国传教士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不惜通过杀伐的方式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理由是基督教宣扬的公众思想“容易引发叛乱”：

基督教既不尊重灵魂，也不崇敬先祖，明显有违于正统礼法；普通民众追随并沉迷于这种虚幻的信仰，与叛乱的暴民无异。

这种观点是有预见性的。面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人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这个人便是洪秀全，他也曾试图通过传统的方式进入官场，参加了竞争严酷的科举考试，但未能考中。与很多落榜者一样，他立刻陷入了彻底的崩溃。1833年，他遇到了与马礼逊合作翻译中国第一部《圣经》的米。受米的影响，洪秀全走出了落榜的失落。令米憐不安的是，洪秀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弟弟。他还声称，上帝派他来清除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种将竞争、贸易和工业视为有害的舶来品的内省式哲学。洪秀全创立了一个类似于基督教的拜上帝教，聚集了以下层阶级为主的数千万信徒。洪秀全自称天王，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他领导的叛军从广西出发，一路席卷至南京，并定都于此。他的追随者身穿红马褂，留长发，并且坚持严格的性别分离制度。到1853年，洪秀全的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他的宫殿贴着“天命诛妖，杀尽群妖，万里河山归化日”的条幅。

太平天国曾一度即将推翻清朝，但无法攻陷北京和上海。渐渐地，形势开始对他们不利。1864年，清朝军队围攻了南京。到南京陷落时，洪秀全已经死于食物中毒。清朝军队将他的骨灰挖掘出来，然后用大炮把骨灰打出去。在此之后，清朝军队直到1871年才击败最后一支太平军。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十分巨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死亡人数的两倍多。1850~1864年，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大约有2 00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及其引发的饥荒和瘟疫。到19世纪末，很多中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的鸦片商人一样，西方的传教士只是另一种扰乱中国的外来因素。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重返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遭遇了强烈的敌意。

然而，这并没有吓退他们。当戴德生代表英国的中国传教会首次访问中国时，年仅22岁。他表示自己“不忍看到1 000多信徒在英国的布赖顿享受安全和喜悦，而海外的数百万人却因为缺乏知识而殒命”。1865年，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他喜欢采取的策略是，让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穿中国服装，并且像清朝人那样留辫子。与在非洲传教的戴维·利文斯通一样，戴德生在其广州总部既传播基督教教义，也传播现代医学。中国内地会的另一位无畏的传教士是曹雅直，一位单腿残疾的阿伯丁人，他在31岁时到达中国。他最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开了一家毗邻礼拜堂的书店。在礼拜堂里，他向一群嘈杂的听众发表长篇大论，这些人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急于被救赎。他的妻子成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为了赢得皈依者，他们和其他人都采用了一个新奇的本土化布道工具：查尔斯·司布真编写的画册《无字书》，这本书包含了中国传统的颜色宇宙学中的主要颜色。在美国人德怀特·莱曼·穆迪于1875年设计的一个备受欢迎的版本中，黑色的页面代表罪恶，红色代表耶稣的鲜血，白色代表神圣，金色或黄色代表天堂。

大英浸信会成员、传教士李提摩太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需要爱和原谅的福音，也需要物质进步和科学知识的福音”。李提摩太将传教的重点放在中国的精英而非穷苦大众的身上。1891年，他出任中国同文书会的督办。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自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曾应邀担任光绪帝的顾问。1902年山西开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经他筹办而设立的。

截至1877年，中国一共活跃着18个不同的基督教传教团和三个《圣经》协会。个性独特的戴德生在招募新传教士方面尤其成功，他吸纳了大量的单身女性成员，她们不仅来自英国，其中有些人还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继承了最好的新教徒传统，敌对传教团彼此之间竞争激烈，中国内地会和大英浸信会更是在山西上演了激烈的圈地战争。然而，1900年，义和团又一次引爆了排外情绪，义和团想要将所有的外国邪恶势力赶出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明确赞许。在多国势力干涉和镇压义和团之前，共有58名内地会传教士被杀，同时丧生的还有他们的28个孩子。

传教士们播下了许多种子，但在清王朝被最终推翻后的日益混乱的局势里，这些萌芽只能枯萎。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先生，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基督徒，但1924年，在中国内战即将爆发之时，他就早早过世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他们俩都是基督徒^[1]——在中国的长期内战中败给了共产党，随后逃亡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和吴耀宗共同起草了一份《基督徒宣言》。1950~1952年，中国内地会决定撤出在新中国的人员。传教士离开后，大部分教堂也随之关闭或被改造成工厂。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教堂都未能再次打开大门。

对马克斯·韦伯及20世纪晚期的许多西方专家而言，新教在中国繁荣及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与欧洲去基督教的可能性一样低，这不足为奇。

位于上海市南边的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之乡。这个城市有800万人口，并且仍在继续增长，它被誉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这是一个自由市场下的城市，国家只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纺织厂和堆积的煤炭的景象可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觉得亲切，这里就是亚洲的曼彻斯特。工作伦理鼓舞着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从最富有的企业家到最低微的工人。温州人不仅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美国人，还比美国人更善于储蓄。2001~2007年，当美国储蓄面临崩溃时，中国人的储蓄率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40%。中国家庭平均省下了他们收入的1/5；企业以未分配盈利的形式累积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温州人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工作伦理，他们还引进了新教。150年前英国传教士在这里埋下的种子，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迎来了迟到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城里仅有480座新教教堂，如今仅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就已达1 339座之多。曹雅直在100多年前建立的教堂，如今每周日都坐满了礼拜者。中国内地会1877年在温州建立的另一座教堂，虽然在“文革”期间一度被迫关闭，并且直到1982年才重新开放，但现今已发展了1 200名教众。新建的教堂也有，屋顶上大多竖立着明亮的红色霓虹十字架。由此看来，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年，基督徒已占到了温州人口总数的14%，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高。在温州附近的农村，各个村庄也争相攀比其教堂塔尖之高。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绝非鸦片之于民众。温州最虔诚的基督徒中，有一群人被称为老板基督徒，如企业家、世界第三大制笔商、爱好公司主席张汉平。如马克斯·韦伯的准确理解，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汉平就是市场经济与新教伦理成功融合的鲜活典范。农民出身的张汉平1979年开始做塑料生意，8年后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制笔厂。现在，他手下约有5 000名工人，每年生产5亿支笔。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繁荣起来，是因为它为努力应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信任缺失。业务竞争对手之间尔虞我诈、员工偷窃雇主的利益、年轻姑娘为了骗取财礼结婚而后消失不见、婴儿食品故意添加有毒成分、学校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但是张汉平认为他可以信任基督徒教友，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正如工业革命早期的新教欧洲和美国一样，宗教团体兼饰有信誉、可信任的信徒的信用网络和供应链这两种角色。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建立在自治、自养、自传——即没有国外势力的影响——原则上以“三自”爱国运动形式存在的官方基督教还是得到了政府的允许。今天，南京的圣保罗堂是一个典型的官方“三自”教堂；在这里，阚仁平牧师的会众已经从1994年他刚接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约5 000名固定礼拜者。这座教堂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新成员须在附近4个附属小教堂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礼拜的过程。自从1982年的第19号文件颁布后，“家庭教会”运动也断断续续地得到了官方容许，教徒们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家中会面，并往往采用美国的礼拜方式。在北京，礼拜者蜂拥到金明日牧师所在的锡安教堂，这是座只有350名成员的非官方教堂，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企业家或是职场精英，并且年龄都在40岁以下。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前奥运会足球守门员高红、女演员吕丽萍以及流行歌手郑钧都是基督徒。唐逸等中国学者公开预测，基督教信仰可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尽管它或许“和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国式宗教”，或“保留其基本的西方特点，成为一种次文化非主流宗教”这两种可能性都较大。

学者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超然存在的理解”在当代西方人们接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只有将对超然存在的这种理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够理解自由、人权、宽容、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普遍性和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基督徒、电影制作人远志明也对此表示赞同：“……西方文化核心……是基督教。”改信基督教的赵晓教授也指出，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公共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慈善发展，甚至是防止污染。“经济的可行性需要严谨的道德风貌，”另一名学者也指出，“不仅仅是消费享乐主义和虚假欺诈策略。”第14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则详细指出了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三大要求：以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道德为支持。

[1] 蒋介石于1930年皈依基督教，他的妻子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宋嘉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