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美国浪潮：民主的兴衰沉浮

显而易见，我们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然而并非所有人对此都抱有同样的看法……目睹了这场势不可当的革命浪潮，虔诚敬畏之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尽管困难重重，但数世纪以来这场革命仍在发展，踏着它制造的废墟继续前行。

——托克维尔

当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宣称“历史终结”时，他是以历史哲学家、辩证法大师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为楷模的。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受“一个终极精神所支配……一种神圣而绝对的理性”。黑格尔断言，“理性的精神及其发展历程”即为“历史的本质”，同时他将这种精神等同于“人类的自由观念”。而历史就是人类在世界的一系列精神中，运用自己的自由观念，实现自我认识的历程。黑格尔在其晦涩难懂的文章中写到，“主观意志与世界的统一”——“伦理生活的总汇和自由的实现”——构成了国家。黑格尔年轻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鼓励（“壮观的日出……崇高的情怀”）；然而他心中的国家典范却是普鲁士王国。而鼓励福山的是1989年东欧事件，但他心中的典范依旧是美国那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民主。

福山和黑格尔一样都是经济简化论者。他认为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由文化从中调和而成的。同时他承认（尤其是亚洲）“政治可能往偏离民主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当地的文化传统并不主张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又是和民主紧密相关的。但是福山在“历史终结”完成10年之后，仍坚持认为人类的政治制度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着自由开放的民主道路发展演进。事实上，福山在他新近出版的《大动乱》一书中毫不掩饰地以黑格尔的断言总结道：“在政治经济领域，历史显示出方向性和进步性，自由民主作为技术进步社会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将在20世纪末达到高峰。”

认为民主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的观点逐渐成为新的正统学说。政治经济学家库尔曼·奥尔森在其身后出版的《权利与繁荣》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民主制度比之前的非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创造财富，其根本原因和在中世纪专制要优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是一样的。君主，被奥尔森称之为“固定劫匪”，其综合利益有赖于所辖子民们的长期繁荣。而“流动劫匪”则不然，“流动劫匪”以百分百的税率进行“征税”然后继续流浪，丝毫不介意他们的行为会减少目前和未来的投资，他们的所作所为从而减少了被掠夺者未来的产出。与之相反，“固定劫匪”则倾向于将搜刮税率降至所得（由于产出增加而获得的收益）和所失（税率降低而减少的收益）相抵的水平。如果分出自己的一部分财富能够提高所辖子民的产出，他也会这么做。然而民主制度的优势更大。因为掌权的多数派群体不仅能够通过有利于自己的税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还能通过交易实现收入最大化，因为“多数派群体制定的最优税率必定低于独裁者的最优税率”。同样的道理，多数派群体基于他们的综合利益，也会分出财富用于让全体人民都能受益的公共事项。另外还有存在“超综合利益”（比如在多数派群体并不包括全体人民时），它是如此宽广，以至于当多数派群体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征税、支出时，被认为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奥尔森在他此前的著作中论述道，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契约的保障是刺激经济行为的关键，现在他认为这点应置于民主制度之下，他的论点重申了早期道格拉斯·诺思的观点，诺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民主政府具有“更高的政治效率”，因为民主政府能让“越来越多的平民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从而消除统治者随心所欲没收财产的权利，而拥有独立司法权的第三方也能更好地保障契约得到执行。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也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自由不仅自身具备的合理性，而且对经济也有促进作用。在过去20年中，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新加坡以及后来的韩国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显然，民主政府比独裁政府更易于规避经济灾难，森在《以发展为自由》中写道：“无论多么贫穷的国家都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因为由选举产生的多党制民主政府和自由媒体都会出于政治动机消除饥荒。”

这种观点在一些非知名学者的论作中也得到了认同。最近一份研究将100多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上，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高出70%多。也有人将工业革命前的欧洲自治城镇与专制统治下的城镇作了类似的对比，发现在当地商业精英统治下的城镇发展更快。人们也为波兰在经济上的更优表现作出了一些政治解释。

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制度这一历史假说显然相当合理。但是把这一假设的因果关系置换后是否依然成立呢？我们真能依赖民主来提高经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历史将像童话般完美结束：从此他们（至少民主地、富足地）生活在一起。这实质上是“双螺旋”理论：民主进步和经济进步两者相互依存，交替前进。

但是我们要谨慎。看到英国宪政的上升发展轨迹后，奥尔森大胆调侃说：“辉格党人对历史的见解是正确的。”没有历史学家能够完全接受如此直白的论断，因为它是混合了数学运算和对历史的极度夸张。福山的辩证的乐观主义也让我们不得不驻足思考。在我们面前，黑格尔和麦考莱勋爵似乎站到了同一阵线上。

一个巴黎人在美国

也许在麦考莱的同代人中，民主制度最敏锐的分析家当属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他是位法国贵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1831~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了3个月，之后他著成了《美国的民主》一书（1835年），在书中他对在美国所经历的“制度和道德习俗”给予了适度的肯定。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政权下放到地方；法庭拥有权力；人们可以在生活中结成各种联盟；律师担任贵族的代理人，并是推动宗教发展（“如果人类要有自由，就要有信仰”）等。托克维尔深受联邦党人的影响，他看到了美国民主的缺陷和潜在的危险。政党是“自由政府固有的恶囊”；媒体充斥着暴力和各式丑闻；人们倾向于选择平庸之辈当权（他大大低估了安德鲁·杰克逊）；美国尤其存在“多数派专制”的危险。托克维尔也注意到少数派遭受排挤，尤其是那些被当做奴隶或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但他的结论是乐观的：美国社会的优势足以抵消这些缺陷。他在引言中提到民主就是未来，至少在美国，民主是行之有效的。

民主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行之有效又该另当别论。法国虽然爆发了“民主革命，但它并未带来相应的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等方面的变化，而革命所应带来的福祉恰恰是这些变化”。民主已经成了“本能的狂纵”和“无法无天的狂热”。他警告说，一个新的“工业贵族”已经在英格兰崛起（托克维尔于1833~1835年访问英国），并有可能将社会秩序恢复到民主前“暗无天日的不平等状态”。托克维尔尤其注意到欧洲不同于美国，欧洲的公共管理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化……越来越爱刺探隐私、事无巨细……它的根基日渐牢固，成天打听所有人的事情，凌驾其上并在他们周围转个不停，给予帮助、提出建议并且威胁他们”。在文章的第二卷结尾处，托克维尔有一番惊人的预见：

世界上的专政出现了新的特征。首先是无数平等而又相似的芸芸众生为了在生活中获取些许微不足道的欢乐而不懈劳作着。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淡漠，对别人的命运不闻不问，一无所知，对个体而言，子女和朋友便是所有的一切……一种强大的权力凌驾于这群人之上，它以保护者自居，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密切关注他们的命运。这种权利不容抗拒、事无巨细、循规蹈矩、有预见性且温和……它给人提供担保，预见他们的生活所需并予以满足，提供设施供他们享受，解决他们的顾虑，引导他们的行业，分割他们的遗产，它包办了一切，让人们再无他念，生活中再无烦恼，但又能留下什么呢？这种权力让人们的能动性日渐下降……平等原则为人们准备好了这一切……我常想，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照顾到方方面面、温和无声的公仆式的服务也许会在人民政权的羽翼下建立起来。

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抱有希望，认为法国能过渡到类似美国的（尽管不同）民主体制上来，最重要的是过渡到一个既能保留个人自由又能限制中央政府权力的体制上来。但是当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同时也是唯一一部关于法国革命历史构想的书——《旧制度与革命》时，他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事实证明，若非牺牲自由，便不可能在法国实现民主。大革命倾尽其力反对贵族和教会统治，事实上在旧政权下，贵族和教会才是自由的捍卫者。一旦他们被推翻，那么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央集权化统治便会肆无忌惮地发展起来。平等战胜了自由，其结果就是专政。

因为对自由的追求总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会随着当时势态的发展或蓬勃或低落，但是我们对平等的热爱却恒定不变，并常常以顽固而盲目的热情去追求渴望的目标，因此法国对政府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个政府鼓吹平等，但事实上这成了专政的工具……为摆脱专权所做的每一次尝试，充其量只是将自由的头颅移植到一副屈从的躯干上。

不能否认，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主较为悲观的看法很大程度源于他的政治生涯在1848年革命后遭到了挫折。他在1849年9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后不到两个月，便被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解职。更为惨痛的是，当拿破仑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恢复帝制后，他长达13年的议员生涯也随之终结。现代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事件，并不遗余力地指出，托克维尔在对于18世纪法国的记录上存在许多年代上的错误，比如他把监督官描写成波拿巴时代的原型。然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作为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仍值得反复阅读，同时他最后一部作品《美国的民主》也值得回味，尤其是它有助于修正福山的黑格尔主义和奥尔森更改过的辉格党原则。民主或许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对独裁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能时常分享这一胜利。

托克维尔预见到，民主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和中央集权化将对自由造成威胁，但他对此预见所蕴含的经济意义毫无兴趣。而20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们，如亚当·舍沃尔斯基却从中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舍沃尔斯基认为市场存在一个根本的矛盾，个人对经过不平等分配得到的资源进行配置，而国家采用的是不同于市场的分配方式，对不属于它的资源进行配置。在民主制度下“一位公民，一个投票权”的原则让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通过国家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利。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大多数选民的意志并不一致。既然民主可使穷人，或是那些对初次分配不满的人有机会通过国家对其予以矫正，那么这些私人财产在初次分配中受挫的人就能够通过普选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从而利用这一权力进行财富再分配……民主必然威胁“财产权”。

那么主要依靠自由的经济增长，和托克维尔曾对此提出警告的倾向于平等的民主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呢？

民主的兴起

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民主在过去25年已遍及世界。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接着在1989~1991年覆盖了中欧、东欧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的部分地区。民主与选举协会资料显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首次高于专制下的人口……这个趋势反映了……民主的广泛传播”。民主早已成为“全球现象”，“冷战”期间，美国唯恐被敌对阵营所利用的“多米诺效应”，在民主的广泛传播上展示了它良性的一面，有人甚至预言“民主将在2100年遍及全球90%的区域”。

当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君主统治、贵族统治和民主制）被第一次拿出来辩论时，西方制度的拥护者输了。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第三卷中描写了一段杀害东方三贤人的波斯阴谋家在未来政府形式上的讨论，欧塔尼斯支持民主制：“首先，人民统治不言而喻是置于法律保护下的平等；其次，在人民政府的管制下，地方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然而美迦巴左思支持寡头统治，原因在于：

民众是一群效率低下、不负责任的人，你没法在别处找到比他们更无知、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更不负责的人了……国王至少会三思而后行，但暴民不会。事实上，他们从不被教导什么是正确的、恰当的，他们又怎么会这么做呢？……民众没有脑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同洪水中的河流一样，仓促而又盲目地冲入到政治当中。

最后，大流士为君主制辩护，而他也有反对民主的话要说：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舞弊行为一定会出现……政府服务中的不道德交易产生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有人站出来为人民出头，粉碎谋求私利的集团。这就为他赢得了群氓们的尊崇，结果他便被赋予绝对的权力——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君主制才是最好的政体形式。

大流士赢了。意味深长的是，欧塔尼斯退出了新的君主统治阶层，这是他最后的民主行为。

多少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潮都反对欧塔尼斯。直到17、18世纪，民主的支持者才偶有出现；直到19世纪，赞同普选制度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称民主在不断地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位被流放的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警告道，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将使一战后的英国走上“农奴制道路”，就像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使得德国走上极权主义道路一样。

熊彼特和哈耶克写作时，现代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萧条刚刚过去，同时他们又深陷于二战的旋涡中，所以，这两个人对民主的悲观态度是可以谅解的。而过去25年所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未成为事实。

虽然学术界对如何准确衡量民主仍有争议，但民主在世界上的扩展程度却是确定无疑的。《自由调研》自1973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期，它是众多对民主发展的评估分析中最为系统的一个。它从1.0（最高自由度）到7.0（最低自由度）给“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综合平均得分落到1.0~2.5之间的国家被划为“自由的国家”，分值在3.0~5.5之间的国家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而分值在5.5~7.0之间的国家则意味着“不自由的国家”。《自由调研》的会长阿德里安·卡拉特尼茨基概括了1998年的调查报告：

（目前）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88个国家（占46%）被归为自由国家，这意味着它们保持了很高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53个国家（占28%）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它们通常存在腐败、法律机制薄弱、种族冲突、内战等问题，公民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最后50个国家（占26%）被归为不自由国家，他们的公民缺乏基本权利和自由。

人们可以对《自由调研》的方法持保留态度，但这一调研的结果仍能表明自由（至少是它认为的自由）已取得长足进步。印度、多美尼亚共和国、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斯洛伐克和泰国等均在1998年从“部分自由国家”升格为“自由国家”；而原先被划入“不自由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如今被归入“部分自由国家”。总共22个国家在自由分值上有了进步（即分值下降），相比之下，12个国家被认为变得不那么自由。只有13个国家达到7.0这一最糟的分值：阿富汗、缅甸、古巴、赤道几内亚、伊拉克、利比亚、朝鲜、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越南。该调研显示，现在有将近24亿人口（世界人口的40%）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有16亿人口（26%）生活在半自由社会中，而不到20亿人（34%）生活在不自由的社会中。自26年前问世以来，本次调研结果所显示的自由度最高。26年前只有30%的国家被认定为自由国家，24%的国家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而46%的国家被划为不自由国家，见表20。

表20 自由、半自由、非自由国家：1972~1973年和1998~1999年自由调研

当然，《自由调研》对自由的定义不同于民主。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如果仔细考察各国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利的话，就会发现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那么自由。该调研机构（于1998年末）算出世界上共有171个“选举民主制国家”，它占世界国家数的61%以上，所拥有的人数占世界人口的55%。但是根据《自由调研》的结果，世界只有40%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这也就意味着剩下15%的人口生活在不完全自由的民主制度下（这一结果不会让托克维尔吃惊）。但是和民主一样，自由也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该调研机构在1995年把117个选举民主制国家中的76个归为自由国家（略低于65%），40个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略高于34%），还有一个国家，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被认定为不自由国家。如今仍是117个选举民主制国家中，88个（高于75%）为自由国家，其余为部分自由国家。事实证明，不自由的民主制并不能长久。但是人们也普遍认为，普选民主制度的成立并不能自动保证依法治国、尊重公民权利。

考虑到在“民主”这一广博而古老的范畴内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有必要稍加驻足，追问一下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究竟具体指代什么？我们以最基本的民主机制，即投票选举制为例进行说明。尽管大部分的议会制国家均已在上世纪废除了对妇女和穷人的歧视，但投票资格年龄的下限各国规定有所不同，从15岁（菲律宾）到21岁（印度）不一，另外各国大选相隔年份的规定也从两年到5年不等。而各国多样性尤为体现在选举体制上。在1996年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中，有近半数（25个）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但在组织下院的方式另有不同），12个国家采用英国的“得票最多者（不一定超过半数）当选”的选举制度，11个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和“得票多者当选制”相混合的制度，2个国家采用多数原则或决胜选举制（另两个国家无法归类）。

各国民主制度的另一差异在于，立法机构中被代表的政党数目各有不同。若以政党赢得席位数来衡量，20世纪90年代初期立法机构中有效政党数目为2个到23个（乌克兰）。这不仅是习惯或文化的问题。所采用的选举体制和被代表的政党数目之间似乎存在着联系，但它的差异比预期要小。根据近期一项对21个国家的509次选举的调查结果，多数原则选举制下的政党平均数为7个，而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党平均数为8个。而公民投票在各国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较为极端的例子是瑞士，它自1945年起举行了不下275次公民投票。至少13个民主制国家的投票是强制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国投票率的不同，从21%（马里）到96%（澳大利亚）。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议会是两院制。1997年实行两院制的国家有8个，但丹麦、新西兰、葡萄牙、瑞典实行一院制。它们有的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有的是间接产生，有些则是有政府行政部门委任的（如“改革后”的英国上院）。上文提到的53个国家中，只有28个国家的首脑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这些国家也并非全是总统制。长期以来，让美国政治学家颇为不解的是，如此众多的西欧民主国家仍固执地保留国家首脑世袭制。

这些政治体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主的成功。有有力证据表明，议会民主制比总统制更稳固。在31个持续了至少25年的民主制度中，24个是议会制，而总统制只有4个。有理由认为比例代表制“对众多政党进行重组，并将它们安排到立法机构中，从而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冲突”，无疑这将产生短命的政府，从1950年到1990年，经合组织18个成员国中，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政府平均寿命为1.9年，而多数原则制的为3年。

同时各国民主制度还存在着其他重要差异。一些国家的民主制中央集权化程度较高（如英国和法国），而另一些则采用联邦制（如瑞士、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联邦制自然很切合美国人的意愿，但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就算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成立了国民大会，英国也难以改为联邦制，除非对国土再进一步细分。有些国家更容易把权力下放给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上，如司法部和中央银行。正如我们所见，一些国家为了应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交回给中央银行，而这些基本独立的银行是由未经选举的专家进行管理，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民主的减小。在英国，所谓的准非政府组织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它们由执政政府任命，基本不对国会负责。最后，一些民主制倾向于将权利授予超国家组织，欧盟就是一则很好的例证，它显示了有时一个组织的整体民主程度不及其成员国的民主合计。

概而言之，虽然全世界都向着民主制发展，然而哪种形式的民主能在未来占据统治地位仍未可知。有人甚至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瑞斯演讲中，兴致勃勃地谈起家庭生活的民主化，并热切期盼这“日常生活的情感民主”早日到来。

三次浪潮

然而我们能否保证民主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呢？《自由调研》时间跨度过短，因此人们难以据此对未来作出肯定的预测。但是在1989~1991年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面表20对此作了概括，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集团和苏联相继瓦解，记住这点对我们至关重要。

如果过去的那一个世纪中也有《自由调研》，那么它会为我们展示些什么呢？如果某个早期的作者在1900年夏天回顾过去的30年时光，他或许会这样总结道：自由和民主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事实上，世界当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欧洲列强的统治下；拉丁美洲各国政变和内战频发。但是世界其他地区正明确无误地向着自由民主奋进。在俄罗斯、土耳其、葡萄牙和中国，革命不是将君主专制推向自由化就是将它推翻。在1914~1916年，即便不能说民主也发生衰退，但自由发生严重衰退却是事实。一战的各参战国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名，限制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然而1917~1921年，民主取得重大胜利，许多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和1989年的情形如出一辙。

但这一发展并没有持续下去。此外，几乎所有新成立的民主政权在1922~1938年遭受瓦解。当时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保留了民主制。接下来的5年中，德国纳粹几乎推翻了全部欧洲民主政权，其中仅有两个幸存下来。德国战败之后，虽然西北欧的民主制得到恢复，但是东欧和伊比利亚地区的却没有民主制。亚洲、非洲的非殖民化也没能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因为新的统治者很少能长期容忍政治反对者。（罗德岛白人领袖伊恩·史密斯曾讽刺道，非洲的民主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投票权——曾经如此”。）除此之外，“冷战”双方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都建立或支持非民主政权。基于各种原因，1958年世界上存留的民主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已缩减了1/3。非殖民化后，次撒哈拉非洲的议会民主制最终失败，这严重挫伤了民主进程，其影响之重大就如同1989年以来的东欧事件对民主所起的促进作用一样。

这些变动可以通过“政体III数据库”的分值更正规地呈现出来，相比《自由调研》，政体III数据库采用一种更为复杂的11分制评估系统，它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更广。它的民主分值基于4个标准：“政治参与的竞争性”（最大分值为3），“行政人员录用的竞争性”（最大分值为2），“行政人员录用的公开性”（最大分值为1），以及“首要行政人员的约束”（最大分值为4）。从而得出最高分值为10，最低分值为0（即完全没有民主的国家）。这些数据涵盖了160个国家，甚至许多国家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800年。

虽然从世界范围看，从未有哪个时期的民主程度及得上1998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主的发展曲线并不是平稳上行的（见图32）。事实上出现了三个民主化高峰期：1922年、1946年和1994年，由此塞缪尔·亨廷顿得出当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说法，当然它的核心观点是，前两次浪潮都已消退。

图32 民主的兴起（1800~1996年）

世界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不尽相同。表21列出了25年来样本地区的民主平均得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简化的政体数据。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最不民主的，西欧民主程度则最高。非洲、亚洲和美洲尚无明显趋势。其他关于民主和自由长期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同样证实了民主化进程极不规则、变化无常。

表21 国家平均民主得分，按地区分类（1800~1998年）

为了更翔实地证明上述这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欧洲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在1918年说：“民主似乎正在全球盛行……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将政治简化为单一的形式……所有的政府形式都归结为民主制。”图33显示威尔逊的乐观态度在1916~1922年是有根据的，期间欧洲平均民主得分上升了一倍。但此后它便开始下滑，在1931年降至5.7，1938年为4.6，二战期间甚至滑到最低点1.9。29个样本国家在一战前、一战中和一战后几乎全部采取代议制政府形式。然而到1925年，6个国家实行独裁专制，1930年又有4个国家步其后尘，1935年和1940年时又分别增加了6个国家和8个国家。匈牙利早在1920年开始限制公民投票权，当时的总统一职实际享有独裁权。墨索里尼在1922年经国王和军队同意掌握了政权。凯末尔于1923年在土耳其建立起一党制国家。1926年立陶宛发生政变，斯梅托夫和沃尔德马拉斯开始了他们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毕苏茨基在波兰建立起军事独裁。1928年左右自封为阿尔巴尼亚国王。1932年萨拉查夺取葡萄牙政权。1933年多尔富斯开始统治奥地利，同年另一奥地利人成为德国大臣。克维耶西斯于1932~1934年在拉脱维亚建立起独裁政权。佩茨也在爱沙尼亚建立了独裁统治。1934年保加利亚发生军事政变，一年后鲍里三世建立起王室独裁政权。与此同时，希腊也发生了共和政变，它为两年后由皇室支持的迈塔科萨斯独裁统治拉开了序幕。1938年的罗马尼亚也处于卡罗尔二世的王室独裁统治之下。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1929年发动政变，1931年恢复了议会制，然而他于1934年遭到暗杀。西班牙在1917~1923年为君主立宪制，随后普里莫·德里韦拉开始实行军事独裁，并持续到1930年，之后西班牙成为共和国，政局极为动荡，最后以弗朗哥在内战中获胜建立独裁政权告终。那些仅存的民主制国家遭到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到1940年，欧洲民主国家几乎荡然无存，仅有英国和中立的爱尔兰、瑞典和瑞士幸免于难。

图33 欧洲29国平均民主得分（1900~1950年）

从长期看，世上并不存在独裁专制自然发展为民主制的定律。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政治制度会在长期内朝自由民主方向发展”，但这里的长期也仅指26年，而对有些人来说，这已经算得上很长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自由党参与的葡萄牙联合政府于2000年1月成立，紧接着，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以欧盟主席的身份，对奥地利实行外交制裁。葡萄牙当然是最后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它于1974年才建立民主制。

或许乐观者会反驳道，长期应指美国革命以来过去的215年，然而民主在那段时期经历了太多次的衰退，因而不足以证明民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向上的。事实上，如果现代国家干预公民个人生活的权力扩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美国人的自由尚不及20世纪初。这当然也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只有对自由重新定义，将“免于失业”或者“免于相对贫困”也纳入自由的范畴，才能弥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的削减。

民主与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进步和经济增长两者为正相关，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相比前文所提到的衡量标准，从经济角度衡量更能反映出民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世界绝大部分的财富都为民主制国家占有。世界上最大的50个经济体的民主平均得分为8.8（采用政体III的评估标准），其中得分为10的民主制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近为世界的3/4。若把50个经济体外的其他得分为10的国家也计算进来，那么这一比例将超过80%。《自由调研》的数据似乎也在向人们证明，民主进步与经济繁荣携手并进。有趣的是，卡拉特尼茨基也附和了福山所强调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存有联系”的观点。

不仅经济自由为政治自由提供条件，促进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蓬勃发展，而且市场经济的成功也要求以政治自由为坚盾抵御经济上的任人唯亲、追高租价，以及其他反竞争的、无效率的经济行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经济也显示了自己承受经济挫折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段话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经济进步能够促进民主化；第二，因果关系置换，民主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对第一层含义的争议较少。对不同时期不同样本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或确切地说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定程度的繁荣被普遍认为是民主的“必备社会条件”之一。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在1959年指出，民主与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相关。利普塞特谨慎地避免粗率的决定论：他认为他的调查结果“并不能证明乐观的自由者们的预期，乐观自由者期待的是财富的增长、中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教育的普及必然意味着民主的普及或稳定”。他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依赖的不仅仅是繁荣的经济，它同样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它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殖民时期）。然而，随后的研究倾向于淡化其他因素。某位旗帜鲜明的决定论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民主制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平均可维持8.5年，在年均收入为1 000~2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16年，在年均收入为2 000~4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33年，而在年均收入为4 000~6 000美元的国家可维持100年……收入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的民主则是坚不可摧的……无论发生什么灾难，它们都能存活下来。”

迄今为止，对民主和生活标准关系最缜密的分析也认为“繁荣与民主化两者确为正相关”。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结果显示多种生活标准的提高（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寿命和男女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的确能刺激民主的发展。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宏伟研究则更侧重于经济增长率，而不是经济所达到的水平。他同样认为“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开明的民主社会之间”确有明显关联。根据他的理论，“当一个社会的公民生活标准提高时，这个社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开放、更包容、更民主，而当它的生活标准停滞不前时，它便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然而许多特例都对这显而易见的历史规律提出质疑。1990年的事件就是一则明证：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也会背离自由民主。15年前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要好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此外，大多数苏维埃国家虽然经济停滞不前，却在1989年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而民主在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这类贫穷国家的成功发展似乎也违背了决定论者的模式。而智利和乌拉圭等相对繁荣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危机也颇让人费解。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破坏民主的稳定”。虽然仍缺少数据证明，但仍可以推想经济快速增长所引发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可能破坏民主制度。将《自由调研》与其他多国数据比较，我们就能更好地证明这点。一项对59个样本国家的分析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相关。相反，在1990~1997年，政治自由的缺失倒是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全要素效率指标。德国和美国的该项指标在20世纪超过了英国，但显然，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只是在1919~1933年以及1947年至今这两个时间段处于民主制下。

看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说，诸如高通货膨胀和大萧条这类严重的经济危机会破坏代议制的政府，尤其是在这些政府刚建立不久。有充分证据表明，经济失败的国家惯于把它们的问题归咎于自由政策造成的麻烦或是投票导致的平均主义，并进而以独裁统治取代民主制。事实上普遍观点也认为“欧洲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致使希特勒获取德国政权，并促使法西斯在各地滋生蔓延”，但就连这种观点也存在问题。图34和图35列示了两组欧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一组国家为在战争间歇期仍保持民主制的国家，另一组为在战争间歇期并不完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有段时间为独裁专制）。很明显，两组国家的经济表现差别不大。以两个具体国家为例，大萧条在民主制失败的德国比保持民主制的荷兰略微严重些。此外，附录E的数据表明，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度（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峰值与波谷值之差来计）与20世纪30年代独裁专制的倾向度之间毫无联系。如果二者真有联系，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就会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成为法西斯国家。14个实行独裁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民主制早在1928年（大萧条）前便已告失败。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中，人们很难找出能够明确影响民主持续性的经济指标或社会指标。无论是受教育人口比例还是军事规模，都与样本国家的政治稳定无关。在统计分析上唯一和民主制呈微弱正相关的是城市化程度，然而这也有问题，即这一关联关系存在两个“例外”，它们不是别国，正是人口城市化相对规模仅次于英国的德国和奥地利。

当人们将经济危机和民主的关系置于别的时期和背景下考察时，类似的背离现象再次出现。经济危机或许要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民主体制的失败负责，但是这一地区的民主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后却存活了下来。高通货膨胀似乎增加了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民主制解体的可能性，但对80年代的民主制却未产生影响。

而将经济和民主因果关系置换，即民主有助于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又是否成立呢？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民主实际上并非经济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巴罗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是：

1. 提供或促进中高等教育。

2. 提供或促进医疗保健事业，因为经济增长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关联。

3. 提倡控制生育。

4. 避免“无效率的政府开支”，因为“大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

5. 加强法治。

6. 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

图34 欧洲民主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指数（1919~1939年，1927=100）

图35 欧洲专制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指数（1919~1939年，1927=100）

这一结论也认同了戴维·朗德在《国家的财富与穷困》中的观点，朗德在书中提到“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想政府”应：

1. 保障私有财产，鼓励储蓄与投资。

2. 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犯罪和贪污腐化。

3. 保障契约……

4. 政府应保持稳定……并依据公开规则进行管理。

5. 政府应反应迅速。

6. 政府应诚实可信……不带有经济利益偏向性和立场。

7. 政府应有节制、有效率、清廉……税收应控制在低水平，并降低政府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索取。

令人惊讶的是朗德忽略了提供良好教育这一条，但是他和巴罗都同意，一个理想的政府“不见得必须是民主的”。后者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政府是否经民主选举产生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换而言之，非民主政府对于执行这两套政策的意愿与民主政府一样。巴罗还列举了独裁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例子：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秘鲁的藤森政府等。另外我们也有必要回忆这么一件事，即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早在它们通过普选法法案之前就已进入工业革命。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切实的联系。显然，一些独裁统治（“右翼”或“专家政治论者”）的确能够实现高增长，而别的（“平民论者”或“盗贼统治论者”）则不能。而另一方面，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这一关系在坐标图中表现为一个倒置的U行。起初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然后一直延续到巴罗范围的中部，自此之后这一关系为负相关。简言之，民主并非“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当人们的政治权利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利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利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对此，有一种解释是，在极端的独裁专制中，人们的政治权利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需要限制政府权力。然而，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时，进一步的民主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再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则告诫非常重要。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巴罗的分析结论并不出人意料。两次大战间歇期，众多新民主制政权实行的灾难性政策就是例子。事实上，这也是欧洲民主最为失败的时期。曾有观点认为，是比例代表制和深层经济分裂在一战后带来了最为严重的政策失误（例如高通货膨胀）。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难以在20世纪20年代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有矛盾，前者为普选产生的议会所控制，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为金融精英所把持。因此这不仅仅是“没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不能长久”的问题。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19年已是经济发达国家，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一般水平。

另一种观点并不着重于体制的特点（民主或独裁），而是侧重于体制的稳定方面。近期的一份研究分析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82年期间100多个国家的经历并得出结论，政治不稳定比缺乏民主制更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点也符合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史实，当时许多新民主制都遭受了各种形式的不稳定（大规模罢工、市井暴力、暗杀和政变）。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能看做反对民主的理由。丘吉尔曾说：“民主制是最糟的一种政体形式——那些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的形式除外”。的确，民主制并不能保证它能比其他政体形式更利于经济发展。

民主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道德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西北欧的文化变化有很深的渊源，它再经由宗教改革运动传入美国。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倡的行为模式从侧面促进了财富在质和量上的提高。苦行主义的要义为提倡勤劳工作，延迟消费，以此作为虔诚的表现。换而言之，资本主义者的“天职”源于宗教：“基督教苦行主义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从事繁忙工作，以此获得上帝的救赎。”要求自由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难以在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其他非基督教地区得到较快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新教道德和资本主义精神》自1904年首次出版后不断遭到批评，它将理性的积累过程归于毫无理性的克己原则这点并不让人信服，但是韦伯的文化模式却被后人所沿用，只是后人的研究为了强调欧洲和非欧洲文化的不同，模糊了新教和其他形式的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因此，欧洲家庭组建模式与亚洲家庭组建模式的分歧，可追溯到7世纪，当时基督教阻止近亲结婚，从而淡化了血亲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在个人主义上持有不同态度的根源。这种推演模式再加以扩展，便可认为犹太教具有倾向于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兰德斯在他的世界经济历史的叙述中明显保有韦伯的元素，他试图从宗教和文化角度出发，寻找欧洲经济“战胜”中国、土耳其和印度经济的原因，而他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植于一种犹太–基督混合伦理。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兴起的阐述之间存在关联。对托克维尔而言，正是新教的宗教群体力量使得美国成为民主制的理想场所，同时它也有利于自由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基督教在18世纪的法国名声不佳，而且紧随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也反对宗教。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法国的民主并未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吉本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补充性的论点，他认为正是基督教的兴起颠覆了罗马帝国）。

认为基督教与亚洲的宗教文化相比，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更仇视专制君主统治的观点持续存在。例如，据《自由调研》的结果，基督教群体更倾向于民主和自由。在1998年版的调研报告中，被列为“自由国家”的88个国家中，不少于79个是“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按传统风俗和信仰）；而67个最不自由的国家中只有11个是“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基于种种证据，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取代过去的美苏冲突即将来到。

然而，认为基督教和自由之间存在这种简单相关性的观点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同样，认为伊斯兰教与暴力直接存在必然联系，或伊斯兰教与国力薄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也是亨廷顿论点的核心）也是站不住脚的。毕竟《自由调研》开办时，许多天主教国家是不自由、不民主的。而另一种更为精细的方法得出不同的概观，这一方法根据每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把它们分为9类宗教国家，并与它们的民主化程度相比较。表22列出了1975~1994年这9类国家的民主平均值（最大分值为1.00）。基于这些数据，一些政治学家（特别是利普赛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信奉新教而非天主教，那么这个国家更容易民主化。

表22 1975~1994年136个国家平均民主得分（最高分值为1，最低分值为0）

然而，这也存在着错把关联关系当成因果关系的可能。一个更为细致的统计分析结果让人开始怀疑宗教是否真的能够决定民主化程度：在新教国家，似乎更高的生活标准而非宗教才是民主相对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又把我们带回到韦伯的论点：新教是否才是提高生活标准的原因呢？难点在于难以确定何为函数变量。比如，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上要比法国、葡萄牙、荷兰或比利时更为成功，但这是新教移民定居和英国传教士的宗教遗产吗？抑或是英国统治这一非宗教原因奠定了随后发展的基础呢？

英国前殖民地的例子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经济的增长和民主的进步均得益于法治的加强，而两者的受益过程相互独立，这里的法治也主要指对个人产权的保障。这就是秘鲁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南多·索托所提出的观点。索托认为有缺陷的法律体系，而不是贫穷本身，才是欠发达的原因。这种论点显然很符合诸如道格拉斯·诺斯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这些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是英国（美国更为如此）的法律体制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然而，英美这令人欣喜的成功事例中却隐含着一个悖论。在两国的情况中，为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进步带来诸多利益的体制却是从内战中演化而来的，而这些战争都发生在多宗教多种族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种族这一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