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统一破裂

奥匈帝国瓦解后，布科维纳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人们语言不同、服饰各异，它曾给奥地利时期欣欣向荣的王室领地单调、规矩的日常生活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现在，情形变了：就像一层文化形态的薄片敷贴在错综混杂的种族聚集体上，这层薄片极容易剥落下来……这些待在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人根据各自的民族分裂成不同族群。罗马尼亚人把持着政府要职，他们把自己当成新主子……这些被称为布科维纳的斯瓦比亚人在全德国一片旗帜挥舞的排外氛围中将自己隔离起来……鲁塞尼亚人不愿和前奥地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扯上任何关系，他们觉得前者总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而后者他们则相看两厌。波兰人、俄国人、亚美尼亚人相互间来往更少。他们都瞧不起犹太人，尽管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举足轻重……

——格雷戈尔·冯·雷佐里《去年的雪》

雷佐里的母亲住在布科维纳，她听到一战爆发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要躲开正在逼近的俄国人，到的里雅斯特去。他们走过山间窄路，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经过比斯特里斯、布达佩斯、维也纳，一路上全靠雷佐里的乳母卡桑德拉的语言技巧（她能零零碎碎地说些罗马尼亚语、罗萨尼亚语、波兰语、匈牙利语，还有土耳其语和意第绪语），加上她古里古怪，惹人发笑的指手画脚，以及简单生动的肢体语言，一家人才得以渡过难关。而在卡桑德拉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前的种族纷乱之状。

当一家人回到彻诺维茨时，战争已近尾声。依据《特里阿农条约》，这个小镇将由罗马尼亚接管。雷佐里回忆道：“街上挤满了衣衫褴褛、面色不善的各色种族。”此后，不同种族生活在这个常起摩擦的改名为切尔纳迪的地方：罗马尼亚青年运动会的年轻人常与种族性德国学生团体交锋，他们都看不起虔敬派犹太教徒，看不惯他们的传统服饰和教堂。到1940年，据《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红军占领了这个小镇，将镇上的德国人赶了出去。一年后，巴巴罗萨行动后，德国人卷土重来，他们以特遣军的形式成为流动作战军的一支，任务是屠杀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发现罗马尼亚人已经在替他们做这件事了。这些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共计屠杀了2 000名犹太人，并将剩下的犹太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集中营，那里也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屠场。1944年，苏联人再次返回。这个小镇现在的名字叫切尔诺夫斯蒂，位于乌克兰的偏远地区。

彻诺维茨–切尔纳迪–切尔诺夫斯基，这个小镇名字变迁的历史无疑可以看成20世纪种族政治引发的极端混乱状态的缩影。然而近来频繁发生的远在科索沃、卢旺达、印尼的事件提醒我们，种族政治、种族冲突并没有减弱的迹象。甚至可以说，在迈入21世纪的时候，相比100年前，这种种族政治更少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巴尔干化的世界

上一章讨论了民主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民主和经济均受一些体制上的变量的影响，比如宗教和法律。国家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特征，即多种族构成，有人认为正是这种种族构成影响了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90年前，维尔纳·松巴特就韦伯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年）中对某一问题的回答进行了不客气的反驳。当时的问题是，是否某些宗教群体或种族，无论好坏，更深谙资本主义之道。当今一个提得更多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民族同质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当然，这两个问题并非毫不相干。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自由调研》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相比民族同质的国家（即某单一民族的人口占2/3的国家），在一个没有主导民族的国家建立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要难得多。在世界上114个拥有主导族群的国家中，有66个是自由国家（超过一半）；相形之下，77个多民族国家中，只有22个是自由国家，比例不到1/3。

当然，这份报告不能简单解读为建立民族同质国家的理由。这份报告的深层含义在于，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需要通过专制狭隘的政权才能将他们统一在一起。有一种理论认为，建立大民族国家虽然可以降低公共支出水平，却也面临着边缘群体背离，国家凝聚力降低这一问题。因为一方面，建立大民族国家可以扩大经济规模，从而降低人均公共商品的价格；而另一方面，建立大民族国家将导致地域边缘群体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而产生背离心态。而随着民主化的扩展，这种背离体现为，一方面边缘群体由于享有的政治权力不足而要求予以补偿，而另一方面核心群体则认为这些边缘群体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因此，民主化发展可能会导致边缘群体的脱离。

从两次战争期间像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经历中，似乎可以推论出，一个国家民主的失败与其少数族裔占比过高有着密切（但不确切）的联系。在波兰，有将近30%的人口被认为不是波兰人，其中包括白俄罗斯人（5%）、乌克兰人（14%），犹太人（8%）和德国人（2%）。以彻诺维茨地区为例，该地区约有1/5罗马尼亚人口不属于罗马尼亚民族：匈牙利人8%，德国和犹太人各占4%，此外还有3%的乌克兰人。在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少数族裔也将近占总人口的20%。在土耳其，近2/5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进一步推论，如果没有独裁统治，这些国家要求自治的力量势必会使这些多民族国家分裂成民族同质的小国。1989年后的10年中，南斯拉夫解体以及规模更大的苏联解体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到此时为止，南斯拉夫已经分裂成9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且这个过程似乎仍未完成。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又多了14个新独立的国家，也许是15个，如果俄罗斯已经厌倦用武力留住车臣的话。这种欧洲国家不断分裂的过程，让当今的历史学家蒂摩西·加顿·阿什认为，一个当代的欧洲国家，如果主要族裔占总人口不到80%，那么这个国家则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当然，有种种理由对这种种族决定论提出质疑。在两次战争期间，显然也有国家不适用这条规律：即种族异质的国家不是进行极权统治就是走向分裂。在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少数族裔约占总人口的2%，而在纳粹德国，少数族裔才占1.6%。而民族异质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被第三帝国消灭之前，一直是民主国家，该国的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1/3。同样属于多民族国家的比利时和瑞士也是如此。两个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更是不能忽略。两国均为多民族国家，英国有凯尔特人以及最近从它的前殖民地移民过来的少数族裔。而美国大部分人口来自于欧洲、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的移民和他们往往自豪地加上连字符的后裔。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国家似乎越来越向种族同质化发展。而且也不得不考虑，在上段文字所举的例子中，或许有某些国家会走向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反例了，而比利时和英伦诸岛的种族政治的离心力在历史上也很少达到今天这样的严重程度。

人口与版图

早期民族主义者设想的地图并不完全是这样的，1857年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设想的理想的欧洲地图有11个民族国家，而当时构成欧洲地图的是：4个多民族帝国，即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和奥托曼帝国；8个中等规模的君主国，即法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丹麦和瑞典；加上一个共和形式的联邦——瑞士；还有位于德国、意大利、巴尔干地区的诸多小国。而民族主义者极力化繁为简，使欧洲的边界合理化。

威廉·佩恩在《论现在和未来的欧洲和平》（1693年）中设想了一个“欧洲联盟”，除几个大国外，联盟还包括“威尼斯、荷兰的7个省、瑞士的13个州、霍斯坦和库尔兰的公爵领地”。同样查尔斯·达·圣皮埃尔在他的《永久的和平》（1712年）中描述的理想“欧盟”包括24个国家，既包括萨伏伊、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罗马教廷，也包括巴伐利亚、洛林、库兰、萨克森、汉诺威、帕拉廷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所属的有教会选举权的选区。卢梭修正了圣皮埃尔的设想，但也保留了巴伐利亚选区、帕拉廷选区、教会选区、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撒丁岛王的位置。马志尼的设想更加简洁，根据语言和种族组成12个不到的国家。

然而欧洲现代的历史证明马志尼的设想只是虚妄之谈。首先，19世纪欧洲国家的建立和民族主义并无太大干系。当时的新国家像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形成，与其说是当地人民热切期盼的结果，不如说是大国纷争的产物。一统国家声名显赫的加富尔和俾斯麦，在很多方面玩的无非是扩展王室领地的老一套，意大利和德国，与之前大皮埃蒙特和大普鲁士并无多大差别。此外，在东欧几乎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轻易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巴尔干地区会成为一战的策源地也绝非偶然。由萨尔维亚人领导南斯拉夫的观念不仅与波黑地区种族混杂的情况难以相容，也与奥匈帝国的双重权力系统的核心相抵触。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刺杀的消息传到匈牙利一个喧嚣的舞会上时，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刚好接近尾声，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刻。当地的匈牙利贵族第一反应就是喜出望外，尤其是仇视犹太人的人，此时更是急于宣称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正确性。而在远方的波希米亚，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此时甚为恼火，不过他错以为是土耳其人刺杀了“我们的斐迪南大公”。

正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无意间揭示了马志尼模式不过是空中楼阁。早在1914年12月，威尔逊就称任何和平方案“应该是从维护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应将政府意愿强加于异质人民的头上”。1915年5月，他在“实施和平同盟会”的一次演讲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观点鲜明地指出“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在何种主权下生活”。1917年1月，他又重申了“每个民族都有选择采用何种政体的自由”。他后来的14点声明中，从第五点到第十三点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释。国联不仅保障其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而对于根据“自决原则”在未来对领土做出适当的调整也给予承认。当然，这不是新说法。英国自斯图亚特·穆勒以来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宣称只有同质民族国家才能为自由政体提供合适的环境，而英国的政客们也时不时摆出一副替少数族裔争取独立权利的姿态（他们尤其偏爱被他们浪漫化了的希腊和意大利族裔）。但是这一自决原则以前却从未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认可，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

将自决原则运用到欧洲地图上远非易事，尤其是在种族异质的中欧和东欧。首先，至少有95万德国人生活在1919年战后德国的国界之外，占全欧讲德语人口的13%。用自决作为和平的指导原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在德国实行，势必会扩张德国的领土，超过它在1919年以前的疆域。从一开始，所谓自决就算不被说成是虚伪的，也会被认为是前后矛盾的：奥地利的残余部分没有被归入德国，而北什列斯维格，上西里西亚以东，奥伊彭–马尔梅迪以及后来的萨尔州的归属也没采取公民投票方式。除了伊斯的利亚半岛，达尔马希亚的一部分，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1923年并入），意大利还得到了南提洛尔，该地区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德国人。法国收回了1871年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手上使用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地图表明，该地区居民多数人讲德语，他们占当地人口至少75%。

还有其他此类的例子。有几百万匈牙利人发现自己不在残余匈牙利的境内。而南斯拉夫的形成更是对自决原则的否定，它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夫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人组成。当土耳其违反《塞夫勒条约》，和俄罗斯一起瓜分了当时属于独立国家的亚美尼亚时，并没招致太多的反对。英国人是这样描述自决原则的：它就像一层维多利亚式的镶面板，贴在符合大国要求的版图上。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的助理司长，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嘲弄道：“自决早已过时了。”他和他那些高人一等的同事们已经替“他们（各个民族）决定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从波兰开始，人们做出种种努力，希望能将“少数族裔的权利”写进各种合约中，但英国出于犬儒主义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此千般阻挠。看得出来，少数族裔的权利也好，民族自决也好，莫利都抱怀疑态度。他在《巴黎和会备忘录》中写道：

制定一些普通条款，赋予国联保护所有成员国中少数族裔的权利……它就有权利保护在利物浦的中国人、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加拿大的法国人，更不用说老惹出大乱子的爱尔兰人……就算这种权利在某些地方遭到抵制，造成不公正和压迫，但总比不制定这类条款，对种种践踏主权的事件放任不管要好吧。

如果联合国不能行动起来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此任呢？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以身相试，他在意大利的默许下，试图从土耳其那里夺取一片希腊人居住的土地，由此引发了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于1922年8月战胜了希腊。战争的实际后果是，120万希腊人和50万土耳其人被遣返。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不同程度的此类强制性人口迁移时有发生。到1925年，100万德裔人中，有3/4离开德国失地。1919~1924年20万匈牙利人离开了扩大了的罗马尼亚，8万匈牙利人离开南斯拉夫。约27万保加利亚人离开他们在希腊、南斯拉夫、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家园。

这仅仅是个开始，之后这种血腥的种族冲突以及被迫的人口迁移在1940年达到恐怖的高峰。德国无疑是罪魁祸首，它的种族政策不仅造成500万~600万犹太人死亡，也要为约300万乌克兰人、260万波兰人、160万苏联人、25万吉卜赛人的死亡负责。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改变欧洲种族版图的宏大计划。为了将亚利安“优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向东扩张数千英里，他们以驱逐、饿死、最终屠杀的方式将犹太人和斯拉夫“劣等人种”赶出此地。纳粹的种族政策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更为突出的是这种政策竟然是出自于一个显然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不过“种族清洗”并不是纳粹的发明，希特勒就承认曾受一战期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段史实，在斯大林的种族清洗政策下，超过150万的少数族裔遇害，其中包括波兰人、德国人、车臣人、鞑靼人、美斯可黑田人、韩国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以及希腊人。表面上，他们是被判流放，但在荒凉的环境和严酷的气候下，受到迫害的人中，10%~30%的人未能幸免于难。

屠杀政策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也少不了经济上的考虑。在一战后新建立的国家中，更容易发生侵害富有的少数族裔的事件。为了多数族裔中相对贫困人口的利益，他们以“土地改革”为名征收土地。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并无强烈种族偏见的人而言，反犹太政策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一程度在于这是掠夺欧洲富有的少数族裔的机会。从抵制犹太商店，到将犹太人的公司“亚利安化”，再发展到移民课税，直至最后在死亡集中营拔下犹太人戴的金戒指和镶的金牙，纳粹不放过任何无情剥削手中猎物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艺术品收藏无非是他们窃取的庞大赃物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一份最近的评估报告显示，纳粹从欧洲犹太人手中夺取的财富总价值高达80亿到126亿美元。在各种族拥有的财富水平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表23列示了各国经济精英中犹太人的比例，犹太人所拥有的财富之高可见一斑。表中最后一列的比例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为各国对经济精英的定义显然各不相同，但这一组统计数字也并非全无用处。德国和美国分列列表两端，这容易让人认为犹太人经济精英占比越高的地区，反犹太主义形势越严重。但从英国和波兰的排名次序看，这个理论似乎又站不住脚。

表23 经济精英中犹太人所占比例（据不完全统计）

*代表超出比例：犹太人精英占比除以犹太人人口占比

少数族裔或少数宗教团体通常与善于经营挂上关系。不仅犹太人比当地的强势群体表现得更为出色，岛国希腊人、海外华人、亚美尼亚人、定居印度的波斯后裔、东欧的德国人、英帝国的苏格兰人也同样如此。对于多数族裔而言，难题在于是给这些成就卓越的少数族裔以空间，收获长远的间接利益，还是代之以不可遏制的嫉妒和掠夺。在英国，由于对少数族裔的宽容，经济随之受益。而在中欧和东欧，武装叛乱盛行，可以预见其长期结果将会是贫困。

给各民族松绑

1919~1920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欧洲由26个主权国家构成。在《凡尔赛和约》签订80多年后，再反观一下欧洲的版图，人们会忍不住说欧洲大陆又回到原地。在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托曼帝国废墟上新建立的国家在1919年以后没有变化。在东北欧，波兰向西迁移，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从俄国独立出来后，又回到1919年的状态。在中东，以前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地方现在被称做以色列。约旦也不再是跨约旦河的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在此地的托管国不复存在，其他变动不大。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国家曾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联的一部分，后获独立。只是在中欧和东南欧，在后哈布斯堡统治时期，情况有了重大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其前身就是苦难深重的南斯拉夫）不再算是种族多元的国家。中欧国家的少数族裔人口占比也有所下降：波兰人口中少数族裔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的30%降至现在的2.7%，在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族裔比例从当年的33%降至现在的4.5%。那些民族主义者主要靠着卑劣手段，正逐步实现他们的种族同质的乌托邦。

就像原子的无限裂变一样，“自决”导致不断有新的主权国家产生，依据对地域和自治体最宽泛的定义，算起来今日欧洲拥有48个独立实体（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是马志尼当年设想的4倍多。而且，这种裂变极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从苏格兰到黑山，一个个准单一民族国家蓄势待发。

分裂的趋势不只局限在欧洲，除次撒哈拉非洲，1871年的世界版图上共有64个独立国家。43年后，一战爆发前夕，帝国主义使得独立国家的数字减到55个，一战戏剧性的后果主要体现在欧洲而没有扩展到全世界。若包括非洲在内，算起来1920年世界共有69个国家。但自二战后，国家的数目持续增长。1946年有74个独立国家，1950年则为89个，到1995年，如表24所示，共有192个国家。两次最大的国家增长期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在非洲，1960~1964年，共新增了25个国家）和90年代（主要在东欧）。

表24 1871年以来世界人口和独立国家数量

若把1871年以后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考虑进来的话，国家分裂的速度就不是那么惊人了。事实上，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世界平均国家人口并未缩减，从2 200万增加到2 800万。不过小国的数目也在增加。在1995年存在的192个国家中，87个国家人口不足500万，58个国家人口不足250万，35个国家人口不足50万。世界上有一半国家的居民人数尚不及马萨诸塞州的人数。冰岛人口（约为27万）跟莱斯特差不多，但它也是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拥有自己的语言、货币和航空公司。

两次大战期间的政治分裂，牺牲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世界的“巴尔干化”是否也会产生同样严重的后果呢？艾瑞克·霍布斯帮将新的世界版图和中世纪的版图作了对比，中世纪时期被包围的领土常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而现在的小国、境外工业区、小岛上的避税区，似乎又回到了汉萨同盟时代。艾尔波托·艾莱斯纳以及他的合作者认为从纯粹经济角度出发，政治解体会生成多个效率低下的国家。但是国家也可以小而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算）便属于微型国家行列，即卢森堡。而从另一方面讲，小国的公共部门相对较大，因为它公共开支的人均成本要高于大国。

此外，随着大国的分裂，地区冲突也会增加，这也意味着人均国防开支的上升。因为世界上政治分裂的过程跟粒子世界分裂的过程一样，是爆炸性的，对许多新成立的国家来说，走向独立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与邻国或以前统治它的殖民大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许多新国家的形成很有可能伴随冲突的剧增”，因为随着国家数目的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增加，这种相互作用很有可能产生冲突”。巴尔干半岛的事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在国际社会努力帮助卢旺达建立民主政权后，1994年4月到7月间，该国有80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屠杀。印尼和东帝汶间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发生在1998年5月苏哈托总统的政权倒台之后，而这个小岛争取独立的民主投票发生在翌年8月。

图36列出了辛格–斯莫尔“战争的相关数”数据库记载的1816~1992年各年发生的战争次数。从图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世界上发生战争的次数比拿破仑战败以来任何时期都要多。当然这也有可能和数据选择的偏颇有关：相比19世纪，20世纪后期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小规模战争无疑更多地被公布。当然，战争的次数并不能体现全球冲突的规模，因为近期发生的绝大多数战争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勉强够得上辛格–斯莫尔规定的一年中伤亡人数1 000的底线。

图36 每年战争次数（1816~1992年）

另一方面，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战争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战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从1816~1992年这段时期来看，内战的次数为总战争次数的不到1/2，但自1945年之后，这一比例接近2/3。相比民主国家，内战可能更容易发生在不民主的国家；但相比富国，内战肯定更容易发生在穷国，而我们知道富国通常比穷国民主。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各国迈向民主化的进程时，也易爆发内战，尤其是种族分化严重的国家，通常是少数族裔拿起武器反抗压制他们的多数族裔。内战往往是国家分裂的序幕，而分裂之后，相伴而至的通常是新生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统一各民族

从许多方面看，这种“巴尔干”的比喻并不适合分析世界范围的分裂现象。有时我们要借助描述宇宙的天文术语来阐述世界的地缘政治。通常，历史学家在描述某个附庸国时喜欢用卫星作比喻，但这类比喻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扩展。那些大的民族国家就像恒星一样，由巨大的向心力形成。在这些恒星的生命期，它们散发出不同程度的光和热。将这个比喻再深化下去，这些国家中有些散发出的能量是商品，有的散发出的能量是人口，有些散发出的能量是金钱。当这些国家力量强盛时，总有一些小国像行星一样围绕它们运行。过了一段时期，这些恒星的光亮开始消退，越来越弱，后来变成白矮星，最终塌陷成超新星，有的还成了黑洞。

如果整个银河系还欣欣向荣的话，几个大点的恒星发生裂变实在无足轻重。有观点认为，政治分裂的进程必然会带来超国家组织的增长，那么，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会出现政治全球化。

随着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超国家的贸易组织的成长，以及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的影响力的增加，各国贸易保护政策渐渐减弱，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小国也能发展活跃的经济。换而言之，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国家的大小成反比。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则为这些新建立的国家提供资本。这两个组织虽有缺陷，但比起它们的前辈，国际清算银行的表现要成功得多。这只是这类组织中最知名的几个：1952~1984年，世界上政府组织的数目从123个增加到365个。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渐重要的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据《国际组织年鉴》，这类组织在1990年有6 000个，现在约有2.6万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人数增至10倍，达到500万人，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有250万人，国际特赦组织也有100万成员。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组织不过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传教会，有的人则欢欣鼓舞，认为它们是国际民权社会的基石。

一些小国除了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委任给这些组织外，它们还依附于一些军事组织，以提高自身的安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一些东欧国家热衷于加入北约组织就是证明。有观点认为，这些组织获得的权力越大，这些小国的主权就越是形同虚设。在展望未来时，乌托邦国际主义者心怀期待，而阴谋论者则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新的时代即将来临，随着联合国的委任权扩大到人权保护，它届时将不顾国家主权对各国人权横加干涉。这最终将致使多民族国家分化成一个个自治区，从东帝汶到英国国内的各个族群，终于拥有一个个属于本族群的羸弱小国。

这种设想有一处硬伤，那就是大多数的超国家组织实质上都很薄弱。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这些庞然大物，包括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本质上不过是侏儒。联合国、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下属的各种计划署和机构等在1999年的营运费用合计为1 820亿美元，而美国联邦预算却是它的100倍。当有人想入非非，认为欧盟将会成为联邦超级大国时，心里也该算一下这笔账。欧盟在1999年的总开支占欧盟成员国生产总值不到1%，而欧盟各国政府的开支占到生产总值的48%。全球购买力依然集中在一些富裕的国家，这从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170亿美元即可看出。即便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比国际政府组织更为强大。世界贸易组织的年度预算为4 300万美元，不到世界自然基金会的1/4，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半。

这也部分解释了联合国在扮演国际警察这个角色上成绩平平的原因。联合国通常被认为比它的前身国联表现稍佳，但国联也有成功之处，而且它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更为棘手。在国联处理的66项争端中（其中有4个导致公开的对抗），它成功地解决了35个，又合情合理地将另外20个引导到传统的外交途径进行解决。只有11个争端无法解决，而不幸的是，这11个争端也最为严重。而联合国的成绩实际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之所以看上去好些，只是因为它没有碰上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那样的对头。“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十分有限，至多也就是处理一些边界冲突以及一些小规模内战，进行一些停战干涉之类。只有1991年算是个例外，当时因为苏联正经受着解体的阵痛，安理会才有机会予以明确干涉，粉碎了萨达姆·侯赛因吞并科威特的图谋。自此以后，安理会的记录便差强人意。1992~1999年，经安理会授权，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海地、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和东帝汶等国进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然而在这些行动中，结局最好的充其量是没有效果，结局最糟的则带来灾难性后果。1993年在摩加迪沙行动中，美军遭遇惨败。1994年安理会增援在卢旺达的法军特遣队的行动也是一败涂地。1995年由于未能在荷兰采取有效行动，加上可能的阴谋，酿成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种种事例表明，联合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并予以有效解决上的能力甚是令人怀疑。

这些超国家组织能力之有限，从1999年发生的事件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那一年，南斯拉夫政府再次发动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的种族清洗。因为当时科索沃仍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南斯拉夫政府仍受《联合国宪章》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涉。《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成员国……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干涉任何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第二条第七款中又写道，“不得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197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也有这样的条款，各会员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任何内政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各成员国只能使用武力进行自卫，或者经安理会明确授权后才能对侵犯事件采取军事行动（见第51款和第3章）。由于俄罗斯在安理会上投反对票，这样的授权总无法达成，这也是老故事了。

只有忽略《联合国宪章》（或者用托尼·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重要领域……对不干涉原则……进行修改”），北约为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所采取的军事干涉才被认为是正当的。科索沃干涉行动也是诸多此类事件中的一件。1971年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时，1979年坦桑尼亚入侵乌干达时，由于干涉行动，人权侵害才得以停止，而这些干涉行动都未经过联合国授权。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利比亚的干涉在事后才取得联合国授权。而美国、英国、法国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居住区建立“避难所”的决定也根本没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能够预防对少数族裔进行大规模驱逐或屠杀无疑是件好事。不幸的是，只要有跨境移民，只要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种族差异，这样的现象就会不断重复，无论世界版图刷新得多么频繁，无论切尔诺维茨的历史上演多少次。而历史经验表明，不要指望联合国对防止种族清洗起多大作用，它没有权力这么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解决这个问题，要看美国和它的盟国是否愿意奉献足够的资源，以便能有效地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这点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