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不过，反对罗森伯格政策的不仅仅是希特勒。罗森伯格和洛泽都发现，他们在当地的权力都受到了经济特工的威胁，这些特工直接由柏林独立部门调遣，罗森伯格对之无权利干涉；更重要的是，希姆莱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也插手地方事务。

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让任何企图通过改革布尔什维克社会经济秩序来迎合当地的想法都无法实现。正如前文所述，希特勒对未来德俄经济关系的构想完全以赤裸裸的剥削为基础。出于现实需要，他会对集体农庄作一些徒有其表的改变。取消集体化制度必然会带来混乱，这就会大大增加军队粮食供应的难度。对党卫军来说，将集体农庄转变成领地比农场私有化后的“合理化改革”要简单得多。正如尽职尽责的农业部长巴克所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建立集体农庄制，德国人自己也会发明出来。德国宣传海报声称：“集体农庄被消灭了！农民重获自由，重获自己的土地！”同时还用漫画表现了德国士兵用步枪枪托将苏联农民肩上正在豪饮伏特加的官僚推翻的场景。而事实正好相反。罗森伯格在1942年2月15日的《农业法令》原本可以以个人农场为基础建立“公社经济”，但半封建的“工作日制”和什一税式的上缴义务和之前几乎没什么不同。在工业经济中，所有权之争在德国人之间进行，涉及各类行政部门、个人派系等，而诸如弗利克、克鲁帕和曼内斯曼等公司则充当起其在苏联分公司的“养父母”。

有一点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这种经济剥削也像德国在西欧的政策那么有效，又会怎样。然而，现实情况是它并不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对被占领地区的政策决定权逐渐被揽到纳粹最邪恶的继任者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手里，而他最先考虑的不是经济，而是种族问题。实际上，希姆莱对东欧的计划或许能让我们推断出德国人一旦取胜，最有可能实行怎样的统治。

希姆莱相信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可以将那里所有人驱逐出境、遣返回国，甚至是尽数消灭。在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党卫军已经在被占领的波兰赢得了这种特权。1939年10月24日，在获得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帝国委员的头衔后不久，希姆莱就对波森省的党卫军头脑们作了有关德国人在波兰如何安顿的演讲。每个安顿区域都要有一个由士兵–农民构成的领导核心（从党卫军中挑选），围绕它的是从“旧帝国”过来的移民者的农庄，外围是一圈德国人，而波兰人会成为他们农场中的雇工和劳工。这位党卫军元首还颇卖弄学问地制定了农场砖墙的厚度，坚持要求“为了那些汗流浃背地从农场回来的农民”在地下室安装浴缸和淋浴器，还禁止在农舍内“看低级趣味的作品或出现城市里那种喧哗”，因为农舍应该“既不奢华也不粗俗”。

1940年5月，希姆莱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关于如何对待东方异民的一些想法》中，概括了当地波兰人此后的命运。根据当地的确存在的或者被想象存在的那些种族，波兰将被分解为相应的几个部分。他还带着恶意地、故作庄重地说道，如果“一个人认为物理上消灭一个民族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是非德国的、不可行的”，那么一些被认为不适合被重新德国化的（亦即那些在“这个大杂烩”里“被剔除出”的）人将被贬低为农奴。农奴会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即“最多到500的简单算术，怎样写自己的名字，还会明白对德国人的顺从是上帝的命令，要诚实、勤劳、循规蹈矩。我认为没有必要教他们阅读”。在占领地区的“总政府”里也会存在这样“残存的下等人”，属于没有领导者的劳动阶层，为德国的大型工程（比如采石场、公共建筑和公路）提供劳动力。1940年6月24日，希姆莱提到了波兰农民劳动力的问题。波兰人可以被用来建立城镇、乡村，改善基础建设，此后他们中有“7/8”的人会被转移到占领区的政府，在那里他们会成为一支季节性的后备劳动力队伍，进入采石场工作或是在收获季节进行劳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不会有任何深交，关系则“无异于我们与黑奴之间的关系”。波兰人如果与德国女人发生性关系，将“受到折磨并被处以绞刑”；德国人如果结交波兰人，将被送到集中营。希姆莱“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规划人员（尤其是39岁的康拉德·迈耶教授，一个野心勃勃的农学家和党卫军区队长）将这些零散的想法整理成为冰冷、现实、专横的政治计划，比如1940年2月的“东方地区重建计划要点”，其中提出要“毫不迟疑”地放逐34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迈耶只是一个小团体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多少有些古怪的学者，从种族关系、种族生物学到适合寒冷天气的农作物，他们为党卫军提供各种各样的专家建议。很明显，希姆莱认为和这些人在深夜里交谈是繁忙事务之余的一种放松形式。

1940年10月22日，希姆莱在马德里宣称，在波兰的重新安置工作正以“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向前推进，将带来革命性的成果”。2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整个地区都将得到彻底的重建——这个“总计划”将在1941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当时很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计划，但四处宣扬这样一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能够帮助希姆莱在竞争对手之前进行整个人口的迁居工作，而这些人的确也被迁移了。到1940年底，瓦尔特兰地区驱逐波兰人约261517人，上西里西亚驱逐17413人，但泽——西普鲁士地区驱逐31000人，泽西瑙驱逐15000人，总数近325000人。只有由于巴巴罗萨计划规定的运输优先，在1941年才没出现更大规模的驱逐行动。1945年以前，在被吞并地区有超过40万波兰人被迫不断改变居住地，以便为德国人腾出空间。而在地理分界线的另一边，苏联人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入侵苏联将使希姆莱的活动获得一个潜在的巨大区域。因此，入侵苏联的两天里，他让迈耶教授在3周内提交一份德国在这片占领地区的安置计划大纲。即使在党卫军内部，对于该如何计划也是众说纷纭。1941年10月2日，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新任长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对占领军政府高级官员发表就职演讲时，也概述了自己关于东方安置工作的计划。他的计划以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为基础。第一种体系中，德国人将对与自己同源的民族，比如荷兰人、佛兰芒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相对宽容。而远在东方，（“如果极端地说”）“农奴们”将受到德国上流军事阶层的管理，他们将成为主要工程的劳动力。随后将形成某种由人构成的圩田。最外围一层是农垦兵，他们会“永远”阻挡住“亚洲洪水般的”人潮。在这第一道防线之后，是起于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的一大圈辅助性“堤坝”，它将确保在一个又一个“空间”里德国人能够安全地定居下来。

1941年下半年，党卫队中央保安局制订了自己的“东方总计划”。在罗森伯格东部占领区政府中负责种族政策的官员埃哈德·韦策尔，在1942年4月对这个计划提出了重要批评，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该计划的内容。如果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实施该计划，到计划全部完成需要30年。它涉及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部分地区、“英约尔曼兰”（列宁格勒周边地区）以及“哥德高”（克里米亚）。制订计划的党卫军成员设想让1000万德国人在被占领的东方定居下来；当地4500万居民中将有3100万人被驱逐至西伯利亚。韦策尔在这一点上的数字作出了仔细的纠正。这4500万人中似乎还包括有五六百万的犹太人，在驱逐前就应该将这些人“清除掉”。而且，如果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当地人口实际上应该在6000万到6500万之间，其中应该“被重新安置”的则是4600万到5000万人。计划建议按照不同比例对目标人群进行驱逐。因此“80%~85%”的波兰人（或者说2000万到2400万人）应该“被撤出”。韦策尔认为这只会让波兰人在流放中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波兰，因此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尤其是波兰人的出现会与西伯利亚人发生冲突，而韦策尔希望能拉拢西伯利亚人对抗大俄罗斯地区的民族。至于如何处理波兰人（既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像清除犹太人那样清除波兰人”），韦策尔提出了另一种策略，即“鼓励”波兰人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移民至巴西南部，以便让当地的德国人回国。波兰的下等阶层可以被迁至西伯利亚，在其他民族也“被推到”那里之后，他们可以形成一个非天然形成的、“美国式”的大杂烩，与他们的俄罗斯邻居有着显著区别。65%的乌克兰人与75%的白俄罗斯人将与波兰人一起向东迁移。韦策尔严厉地批评党卫军计划中没有提到俄罗斯人。相比之下，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如何抑制俄罗斯人口繁衍的建议；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未来战争可能的诱因。除了要求工厂大量生产避孕用具以外，他还建议将助产士重新培养成堕胎医生和训练不足的儿科医生。此外，他还提出自愿节育、终止一切避免新生儿死亡的公共卫生措施等建议。在评论的最后，他提到该计划中涉及地区的某些气候并不适合让日耳曼民族定居，建议在乌克兰干草原上种植树木以改善气候。

中央保安局计划中明显的数据错误和逻辑缺陷使得希姆莱（他负责向希特勒面呈计划）将这项任务委派给了更为专业的迈耶。1942年5月，迈耶交出了备忘录《东方大计划：东方发展的法律、经济和空间基础》，这项计划只是一个概要，提出要建立三个广大的“边界定居地”（英约尔曼兰、梅梅尔–纳雷夫、哥德高），其中将包括50%的德国殖民地和36个“定居据点”，这36个据点的居民有25%是德国人，彼此相隔100公里；“边界定居地”就通过这些据点与德意志第三帝国连接起来。计划从实施到完成需要25年的时间，将涉及500万德国拓殖者，将耗费660亿马克。“边界定居地”将是党卫军的控制范围，东部占领区行政长官无法在这里发号施令。希姆莱对整个计划的大方向非常满意，尽管他希望完成时间能缩减到20年，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或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地区也纳入计划，并且加速“总政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国化进程。于是迈耶开始着手制订一个“大安置计划”，吸收以上希姆莱提到的意见对之前的计划进行修正。

早些时候，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计划不过是学者在书斋里的胡思乱想，不过现在很多德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计划的制订都是严肃认真的。纳粹在占领区东南部的扎莫希奇的活动证明了这种看法。1941年，希姆莱命令地方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头子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开始实行该地区的“德国化”。希姆莱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除了作为“莱因哈特行动”背后的组织者格洛博奇尼克能够有效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之外，还有很多理由。首先，扎莫希奇是通往乌克兰和黑海地区的门户之地，同时，德国人定居地从波罗的海到特兰西瓦尼亚环环相扣，而扎莫希奇是其中第一个环节。当地土壤肥沃，德国人众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利于对“当地人”分而治之。其次，对武装党卫军来说，卢布林是通往苏联东南部的交通要道和重要补给点。关于党卫军控制的城镇，其发展计划中包括了建设可供三个武装党卫军团的营房和党卫军控制下的各种工厂（这些工厂将由附近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劳动力修建和运转）。

1941年11月，格洛博奇尼克同意先安置8个村庄的人口以试验计划的可行性。东线的局势使得试验行动被推迟，直到1942年11月才再度开始。当年秋天，党卫军制定出“挑选”标准，将安置人口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由5%被认为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组成。第三等级为14到60岁的波兰人，他们将被驱逐并成为第三帝国的劳动力，而他们那些“无法被雇佣的依附者”（即他们年幼或年长的亲属）则将被集中到附近犹太人腾出的村庄里慢慢死去。第四等级（包括扎莫希奇21%的人口）将被直接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乌克兰人则会被集中到赫鲁别舒夫，然后被重新发配到新的德国定居地，作为“减震器”转移当地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憎恶。扎莫希奇地区的重新安置还有一个最终目的。1943年冬天，火车在把第三等级的人从扎莫希奇运至柏林后，又在柏林装载上他们的家属和所谓的“武装犹太人”，这些人随即被用船运到奥斯威辛杀害。然后，火车返回扎莫希奇，再将第四等级的波兰人送往奥斯威辛。新来的德国定居者坐的不是这样的运畜车，他们坐的是正常的客车。

1942年11月28日到1943年8月，两次大的清扫行动从300多个村庄驱赶出超过10万波兰人。天刚破晓，村庄就被包围了，村民只有几分钟时间收拾行李。关于这种做法的传言很快传播开，造成许多人产生恐慌而逃走，因此第一次清扫行动中，德国人“仅仅”搜到了1/3的人，其中许多都是老人、病人和孩子。约有4500名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夺走并送往德国以供领养。年轻点的男女都逃进树林，参加了游击队，这意味着1943年夏天的第二次清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平定”行动——摧毁整个村庄，杀掉所有的居民。因此，尽管扎莫希奇驱逐计划在执行上有一定缺陷，但证明了大面积的“种族清洗”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