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生活往往是简单枯燥的，鲜有直接而短暂的物质精神慰藉。下面简单列举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几点“好处”与“不适”。

1.温暖而舒适的衣服。1915年9月，法国杜河地区的中学教师向部队捐献了4403顶手工编织的巴拉克拉法帽。冬天来临时，这批帽子派上了用场，颇受士兵欢迎。尽管英国的军官拥有量身定做的衣服，但士兵们的军装却做工粗糙，且往往都不合身。然而与其他部队相比，他们的军装已经算是质量最上乘的了。德国军装更为劣质，人人都渴望能够拥有上好的军靴（见《西线无战事》），而俄国军队1914年遭遇的鞋类供应短缺，导致许多士兵赤脚上战场。苏格兰高地军团以能够身着苏格兰短裙为荣（上面扎一条卡其色围裙），但这种着装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堑壕作战；人们后来意识到芥子气很容易使身体出汗的部位燃烧起来，并导致惨痛的后果，于是就放弃了这种穿着。

2.体面的住处。德国的堑壕修建得比英国更为精致舒适，英国士兵很少在家信中表达对自己居住的堑壕的满意感，而德国人在攻克敌人的防线后，对其粗制滥造的程度表示惊讶。相反，与英国人那些“肮脏而拙劣的坑洞”相比，德国人“挖掘的高标准堑壕令他们吃惊万分”。厕所的建造同样值得注意，德国士兵对其专门用来方便的“雷箱”非常满意，而平时一本正经的英国士兵却常常在沟渠里草草了事。

3.食物。几乎所有的战争回忆录中都明确提到，理想的口粮能够对军队士气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正是《西线无战事》这本书的主旨所在。清晨，熏肉的香气极大地鼓舞了双方士兵（云格尔和里德尔便有此经历）；相反，正如乔治·科珀德所回忆：“在食物供应上，哪怕有一点儿不足，便会招致不满的嘀咕和怨言。”如果发生在云格尔身上的情况实属正常，那么可以说，1917年下半年德军的饭菜质量则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稀疏的汤粥……面包缩水到1/3……半发霉的果酱”），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次年春天，就在德军突破敌人防线时，由于疯狂掠夺战利品，他们错失了战斗的最佳时间。陆军将军冯·艾内姆感慨道，他的第3部队已经堕落成为“一帮窃贼”。但我们对此也不能过分解读：对战利品的渴望是战士作战的动力来源之一。法国士兵的家书中充斥着对食物质量差、供应不足愤怒。“我们已经连续9顿饭都在吃罐头牛肉和越南米了，”一位士兵在1916年6月抱怨道，“他们应当提供鸡肉。”

4.麻醉。如果没有酒精——或许也没有烟草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当皇家苏克塞斯团军士哈里·芬奇在帕森达勒战役打响前夕向无人区进发时（1917年7月31日），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大部分手下在匍匐着等候进攻时却“进入了梦乡”。除了疲惫，朗姆酒对此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果没有提供朗姆酒，”一位军医随后声称，“我认为我们无法夺取战争的胜利。”这仅仅是种掩饰，他并没有提到在不战斗时这些醉汉究竟消灭掉多少朗姆酒。普通士兵可能随时抓住机会喝得醉醺醺的，正如一位高地轻步兵团军官所言，他们对此有着“极高的天分”。对乔治·科珀德来说，最为不幸的事情是在“军官们开怀畅饮他们免费的威士忌时”，他“却不得不在一座荒凉的村庄里搜罗酒水”。当无法供应、支付不起酒水，或者已有的酒水无法饮用时，法国军队的士气往往一落千丈。澳洲军团一位士兵诗人在1918年6月如此写道：

你说我们是群疯子，嗜酒如命。

但如果你经历了这可怕的场景，

从战场上背回的战友险些殒命，

通过无人地带荒凉可怕的小径，

你不必为战斗的勇士吟诵圣诗，

却必须借酒浇愁——

为了忘却截下的肢体，失明的眼睛，

哀悼死去战友的亡灵。

德国士兵也有相同的经历。云格尔曾多次提到纵酒的场面，“尽管12人中有10人已经阵亡，但毫无疑问，剩下的两个人仍旧会在当天晚上为他们逝去的战友安安静静地干一杯”：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像是可笑的幻影，围绕在餐桌旁……我们将所有的毁灭和不幸诉诸开怀大笑之中，我们充分享受这个幸福的国度，但快乐总是稍纵即逝；最终我们一起无忧无虑地迷失在时间里……我们超越了时间……沉浸在这一到两个小时的无穷的极乐世界中。

5.休憩。实际上，一个步兵3/5的时间都花在后方，而不是前线：1915~1918年，皇家萨塞克斯团第7军团的士兵只有42%的时间，在前线作战或进行近距离支援。如果像哈里·芬奇那样负伤的话（他是幸运的，在索姆河战役打响第一天便受伤了），参加战斗的时间会更短：通过阅读他的日记我们了解到，真正可怕的战斗实际上并不多见。卡林顿只参与了1916年1/3的战斗，在前线的时间仅有65天。的确，有些防线甚为安静。1915年以后，在费斯蒂贝尔附近作战比在伊普尔附近显然要安全得多。1/3的人专门被安排到远征军的后勤保障岗位，相比之下，这项工作轻松又容易。被安排在“休息区”的人们却丝毫得不到休息（无止境地挖掘、维修、装卸货物），但二等兵们早就深谙“偷懒”之道，时常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活儿压缩到最少。根据一项调查，1918年夏天，德军的偷懒人数达到75万人之多，这些人相当于“暗中的罢工者”。

6.休闲娱乐。有人曾如此开玩笑，正如一份英国战地报所言，“要不是为了友情和消遣，我们很难继续作战。”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描绘英国士兵随遇而安性格的漫画中看出这种战争黑色幽默：公墓变成了“休憩场所”，跳出堑壕冲锋陷阵也被当作“跳袋子游戏”。正如富塞尔所言，英国人的习惯用语是“适应堑壕”。人们收集各种纪念品，包括敌人的徽章、纽扣、刺刀和头盔。无论是专业的演唱会还是自发组织的业余活动都能让人感到愉悦。他们在露天的地方观看电影，踢足球，英国士兵对此尤为着迷，并且这一活动受到了上级的鼓励。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军官和士兵会打成一片，正如和平时期的那些“绅士”和“足球运动员”一样。他们是平等的，但这种亲昵的感觉会随着终场的哨声戛然而止。加拿大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还会举行棒球运动甚至马术。当然，士兵也拥有性生活，大多数通过召妓来满足自己。从回忆录和得性病士兵人数的统计中可见一斑。1917年，英国的军队中有4.8万例性病患者；1918年，海外士兵中有6万例。战后，有人危言耸听地说，1/5的士兵患有梅毒；实际上英国士兵的年得病率为4.83%，仅比战前高出一点儿；但这一数据在海外士兵中却相当高——27.8%。此外，阅览黄色书刊、进行自慰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有些人还有兽交的行为。

7.探亲假。每个士兵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准回家探亲，尤其是法国士兵。有人说，他们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作为精神力量。他们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虽然法国士兵理论上每3个月便可获得7天的探亲假，但这种情况鲜有发生。英国士兵获准回家的机会则更少。战争中，英国士兵原则上平均每15个月可享有10天假期；然而1917年夏天，有10万人在18个月中没有休息一天，40万人连续服役超过一年。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回家探亲更像是天方夜谭。很明显，回家省亲时士兵会对平民的安逸生活（与他们的苦日子相比较）感到不满；而平民关于前线的了解也仅限于报纸上那些经过美化和处理的文章。罗伯特·格雷夫斯和萨松在他们的回忆录及其他作品中经常提到这种感受。格雷夫斯曾说，“可笑的是，当你回到家乡省亲6个月或是6天时，那种感觉相当糟糕，因为你身边的人丝毫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在索姆河战役的养伤时期曾强烈谴责，“你们这些报纸……你们将战争编造成如此生动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实际上，平民可能并非士兵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红十字会在将伤亡或失踪报告传达给士兵亲属时，言辞并非想象中那么温和宽慰。许多德国士兵同样觉得自己被孤立。1918年，有些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希特勒）从前线返回故乡之后，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失败主义情绪，这使他们大为震撼，然而还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回家的。

这种孤立感必然会导致士兵之间更为亲密的战争友谊。这正是人们时常对“前线经历”怀旧伤感的关键，“那是一种超越男女之情的情谊”，那是人们并肩浴血奋战后缔结的深厚感情。一位英国士兵之后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退缩逃跑，并不是“畏惧宪兵”，而是不想“让对方失望”。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也持同样的观点。于是，宣扬军事效力取决于“主要群体”的凝聚力的一系列理论蓬勃兴起。然而我们不需要将“战友”关系的重要性过分渲染。许多爱好文学的军官（他们的经历引起了富塞尔的兴趣）从独自阅读中得到的乐趣明显能够与战友情谊相提并论。此外，部队往往在新组建不久便参加军事行动，加之死亡潜伏在战友之间，这些都意味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信念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此外，士兵对于自己从属的军队组织颇有认同感。这种精心沿袭下的团队认同感的传统虽然加强了士兵的归属感和忠实度（使得军队在出现大规模杀伤时仍旧不屈不挠），但私下的人际关系却被冲淡了。军队规模的扩大削弱了这种团队联系，1918年的军队改组十分不受欢迎，有些士兵甚至拒绝执行加入“新的大本营”的命令。

人们普遍认为，士兵对其祖国的忠心可以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但他们常常被政府精明的战略目标蒙在鼓里）。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力量取决于军队士气：“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在最为惨痛的打击下仍旧保持凝聚力，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护军队和国家的荣耀，时刻谨记自己肩膀上所有的职责。”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国家情绪的调动是拿破仑时期法国军队的制胜法宝；许多现代分析学者同样认为这是部队尽快恢复元气的关键原动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国家的士兵同样具有这样的国家归属感。法国士兵的爱国热情尤为强烈，敌人的铁蹄已经踏上法国的国土，加之18世纪90年代的战争对法国人民留下的阴影，爱国的决心创造了强大的力量。英国公民的国家优越感是其凝聚力的源头，但当中仍旧存在不少需要磨合的地方。尽管英国远征军中大部分士兵都是英国人，但它毕竟包括了许多不同国籍的人。苏格兰人有着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在行军过程中，他们热衷于吹着风笛，昭示着“我们——我们——将要赢得战争”。爱尔兰人虽然对战争并没有表现出苏格兰人那样的热情，但他们还是根据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团体，他们的特立独行甚至让英国高级军官出于偏见而低估了他们的战斗素质。尽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团中有很多人是在英国出生的，但他们同样在认同感上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上层军官甚至担心那些澳大利亚“挖掘者”会不尊重自己，不听从指令，这种特点在现代人看来颇为叛逆、吸引人，但在战争年代，着实不应提倡。在德国军队中也能察觉出这种差异性（普鲁士和南德的部队之间）：普鲁士人往往比撒克逊人“难缠”得多。但对于奥匈帝国或是俄国来说，这种国家认同感显然失去了它的意义，许多农民士兵认为自己来自“坦波夫”，而不是俄国（后者对他们而言就是整个“世界”）。然而所有军队都在没有发生内部危机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其团结程度可与种族结构相对单一的法国相媲美（实际上法国军队也存在地区差异的问题：一位军官要对来自布列塔尼的士兵用4种不同的方言进行沟通，这些人基本不懂法语）。

我们知道，报纸上强硬的外交宣传对士兵的影响并不大。另外一种“官方”的鼓舞斗志的来源则是宗教，它为人们应付大规模杀戮提供了更多微妙的释怀和解释方法。对在西线战斗的人们来说（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他们个人所经受的苦难很容易被理解为基督徒的苦行和奉献。富塞尔曾引用过无数前线军官文学作品及书信中出现过的案例，如萨松的《救世主》，欧文笔下被灌输“众志成城搬运十字架”思想的基督徒以及班扬的《天路历程》。军队中还广为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受伤的加拿大士兵被德国人在他的战友面前钉死在十字架上。战争年代同样伴随着各种鬼魅怪谈。有些士兵臆想自己在蒙斯上空看到了翱翔的天使。正如1917年5月，3名不识字的葡萄牙儿童见到圣母玛利亚哀叹俄国革命的发生；比利时和北法士兵坚信他们听到了玛利亚在路边的神龛中所做的预言。堑壕中的灵魂论风靡一时，许多精疲力竭的战士认为他们看到鬼魂或听到了魂音。1916年，法国士兵相信是在博伊斯阵亡的法国士兵的鬼魂击退了德军。然而现实中也的确发生了让人们惊讶的事情：巴黎圣母院长方形教堂里的镀金圣母像因为炮击而失去平衡，向前倾斜；据说，当这尊雕像彻底倒塌时，战争就会结束（它到现在还没有倒塌）。萨尔堡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因为炮轰而脱离了十字架——作为矛盾的战争幻象，它有一部分是神圣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场宗教战争的命题显然具有其局限性。英国士兵缺乏宗教感的现状震惊了罗伯特·格雷夫斯。且不说别的，就算是对一位最不老练的士兵来说，“登山训众”的故事和军士教练员教授使用刺刀技巧之间总归是毫不相干的。随军的8000多名牧师不得不想办法对付由本尼狄克十五世反对战争而产生的尴尬矛盾，后者于1917年呼吁停止这种无异于自杀的敌对行为。对提倡限制宗教权力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来说，他的呼吁自然无效。英国军队中的3480名随军牧师同样感到五味杂陈。被称为“英国人威利”的牧师G·A·斯塔德特·肯尼迪是热衷于蛮力、嗜杀的基督教精神的典型代表，而这种精神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他总是在拳击、摔跤和拼刺刀展示结束后进行布道。一家英国战地报纸指出，像这样的牧师都在扮演一种奇怪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角色：

我并不希望伤害你

但是（砰！）我必须这样做。

基督教的美德

指引你们倒在尘埃中。

你——（飕！一发子弹射中了你）

死亡会是更好的解脱。

对不起，是我射杀了你——

来，让我托起你的头。

另一方面，也有些牧师因为让人们避免受到危险而赢得了好声誉。黑格曾做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好的牧师堪比一个好的将军。”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一论断中读出与他的初衷相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