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风中浮尘

我们这是在风中搅动灰尘。

——1966年7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对基辛格说的话

我从不怀疑越南能把复杂的事办好。我只是拿不准他们能否把简单的事办好。

——1966年9月，亨利·基辛格对迈克尔·伯克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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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季学期，基辛格在哈佛–麻省理工武器控制研讨会上发言，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1965年8月，基辛格负责提问，由同事回答。1966年1月12日，他就成了那个回答问题的人。他跟会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一样，只有他去过越南，亲身经历过美国在越南的困境。他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令人肃然起敬；要知道这可是学术场合，没有任何真正的机密可言，况且1965年11月，他在西贡畅所欲言还造成了一段不快的经历。

他对听众说，好消息是“很明显军事上我们不会吃败仗，不会出现奠边府战役那种灾难，因为我们的空中力量和其他技术装备具有很大优势”。可惜，好消息到此为止。坏消息很多，他在给洛奇大使的报告里也做过概括。首先，不知道越共是要和美军打常规战争，还是要完全占领一个重要省会，然后等美军把他们赶走。他解释道：“我们的部队一般指望打那种常规战争，因为他们在莱文沃斯堡军校学的就是这些内容，但越军根本不会打这种仗。我们遵循的还是很传统的军事标准，而越共采用的却是政治、心理标准。”实际上，他越来越担心“我们会上别人的当，扮演斗牛中的公牛，总是逼迫对方让步，但与此同时也耗尽力气”。只要美国部队将重点放在按军校教的那种方式打仗，在农村的平定工作就不会有进展。这么打仗美国不会输，但也无法结束越战。

其次，越南共和国完全是“四分五裂、组织混乱”，政府没有实施任何具有连贯性的积极项目，部门之间常常窝里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时，省一级政府人员间“纪律涣散、没有凝聚力”，有些地区的人民政府甚至串通越共，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从美国经济援助中渔利。

最后，美国“缺乏整体意识，不知采取何种军事行动对付游击队，也不知道如何建设一个国家”。国家现有资源充沛，但官僚机构复杂，两者极不协调。

基辛格公开承认，他展示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同样可怕的是，听众提到的一些幼稚的问题。米尔顿·卡茨问道，为什么美国就不能“完全占领越南，建立一个越南共和国军事政府”，“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不就是这样吗？基辛格指出，越南没有一个行政机构能让美国来取代，即便在军事上可以想象，但实际上也办不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想知道美国有直升机，为什么“就不能包围越共而要追着他们打”。基辛格耐心解释说，越南丛林密集，便于隐藏。托马斯·谢林尽量往好的一面看，说道：“基辛格描绘的情景对越共来说其实也很惨……无论是痛苦还是代价等，我们要记住越共的日子也很难过。现在河内也跟华盛顿一样日子不好过……我们不应忘了对方也是走投无路”。事实上，双方都无法通过军事力量达到目的，但战争升级对越共的威胁相对更大。这很好地说明了理论和实践知识有天壤之别。基辛格反驳道，真正的问题在于冲突延长，不在于冲突升级。“也许他们比我们有耐性，或者觉得在斗争期比打完仗更过瘾。他们以为能熬过我们，我们必须挫败他们的这种思想，向他们展示我们有能力坚持下去，不会一味追求快速紧急方案。”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他前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从越南回国的那一刻起，基辛格就感到左右为难，说话会招人反感。私下里，跟剑桥和华盛顿的专家们聚在一起，他可以表达对越战进程的深切忧虑。然而，在公开场合，比如对邦迪、洛奇等政府官员，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政府立场。1965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就说，基辛格“私下和聪明的、有学问的人在一起时能言善辩”，但“上电视可能不合适”。在1965年和1966年那种情况下，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基辛格在公开场合如何为美国的对越战略辩护，都必定不是全心全意的。虽然经常有人说基辛格两面三刀，但谈到美国在东南亚的惨败，他特别不善于撒谎。例如，回国后不久，基辛格发现自己和汤姆·沃尔夫、尖刻的《纽约客》撰稿人玛丽亚·曼内斯有共同语言。汤姆·沃尔夫刚出版杂文集《糖果色柑橘片——流水线婴儿》, 他笔下服食致幻剂上瘾的肯·克西[1]也即将上路；玛丽亚·曼内斯的反战诗歌《任务》[2]将于翌年发表。突然有一天，基辛格极为一本正经，将头发理得短短的，领扣扣得严严实实的，对曼内斯说：“越南问题的决策者们极度痛苦，你批评他们是大错特错。”他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舒舒服服地谈论理想政策，但“那些焦虑而窘迫的官员可没那么幸运”。三个星期后，基辛格在波士顿的一个公众论坛上讲话，他对听众说：“我们没能保护越南，其他国家会以为这标志着我们无力保护它们免遭这种共产党攻击。”但是，如果说多米诺理论以前对美国观众还有说服力，这次再讲却毫无作用。

一名观众提了一个简单问题：“基辛格博士，您访问越南之后，认为可以达成最终和解吗？如果不行，您建议采取什么行动？”

基辛格耸耸肩，微微一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

美国大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悲观，哈佛大学也是。1964年，哈佛成立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到1965年秋，分会代表到处呼吁反对征兵。那年，一些学生和少数教员前往华盛顿，参加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无论他私下对越战多么疑惧，但随着反战运动越闹越凶，基辛格一直笃信自己的立场。在他这样一个参加过“二战”的老兵看来，这就是失败主义。1965年12月10日，他和其他189名知识分子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政府政策，担心“知识分子界这个少数派”的喧闹战术可能致使“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严重低估美国的大规模投入”，从而延长战争。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其他联名者只有山姆·比尔和莫顿·霍尔柏林。正如哈佛大学未来的校长德里克·博克后来所说，教师队伍开始分化成左派、“退缩者”、保守派以及极少数“没有迷失方向”的人。

11天后，基辛格在公开场合为政府立场辩护遭遇低谷。那天电视上播出了哈佛对牛津的辩论。哈佛一方是基辛格、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两名研究生罗伯特·施勒姆（后成为乔治·麦戈文的演讲稿撰写人）与劳伦斯·特赖布（后来成为哈佛法学教授），牛津一方是工党议员迈克尔·富特和两名年轻的牛津大学研究生：牛津联盟的新任主席、在巴基斯坦出生的塔里克·阿里和牛津工党俱乐部前主席斯蒂芬·马克斯。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着“美国应该履行其在越南问题上的承诺”的情绪。虽然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小镇论世界》系列的一个节目，但辩论采取的却是牛津联盟规则，而且不幸的是，对基辛格来说，对手当中有两位反方辩论高手。他上来就声明官方路线：美国承诺给越南共和国人民“一个不受外来干预的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现在放弃这一承诺将意味着“让千千万万人惨遭不幸”。诚然，战争是一场“可怕而绝望的斗争”，但“我们到越南不是我们想留在那里。我们到越南是希望撤走，一旦能保证越南共和国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我们就撤军”。英方反驳美国违背1954年《日内瓦协议》，回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第二点很容易驳回。越南民主共和国频频拒不接受联合国调停，“通过吴丹试探”并非“明确表示要谈判”；而且“从那时起美国提出的提议已经不止15个，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开启另一轮会谈”。

但是，谈到《日内瓦协议》时基辛格说错了话。他说：“我认为，美国应该认同《日内瓦协议》是解决目前战争的基础……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已经表示乐意这么做。”富特借机猛扑：

富特：我认为基辛格教授这么卓越的专家说他印象中的美国是认同《日内瓦协议》的，为什么美国没有非常明确地说愿意接受整个《日内瓦协议》？

基辛格：我说“在我的印象中”是尊重我们的英国辩友的辩论技巧。我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政府接受《日内瓦协议》，无论过去出现什么情况。只不过我面前没有文件，怕万一你们要我一字不差地说出那些话。

此时，富特明白英方胜了。正如他扬扬得意地指出，迪安·腊斯克就在几天前还说“美国仍然希望在越南问题上进行和平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要让越南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得到保障”。富特自鸣得意地说，这“与《日内瓦协议》精神背道而驰”。基辛格表示美国将接受《日内瓦协议》（该协议设想越南统一），在此基础上进行越南问题和谈，但他出了一个真正捍卫约翰逊政策的人不应该出的差错。

跟迈克尔·富特和塔里克·阿里辩论无甚乐趣。他们防守灵活，巧舌如簧，简直无懈可击，更何况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久他们又遭遇美国对手。1966年6月，基辛格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活动上与乔治·洛奇辩论，发现对手是一个“很讨厌的反战主义者”。问题是他为美国的越南政策辩护，观众却无动于衷。几个月前，基辛格在北卡罗来纳的温斯顿–塞勒姆演讲，他对观众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维持自己的承诺，阻止共产党占领越南共和国。”他安慰观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力，就能无限期地制止共产党占领。”正如当地报纸报道：“于是，我们不再用‘捍卫自由’这种冠冕堂皇的字眼解释我们为什么去越南打仗了，只能说在坏事当中做出选择，可以说是选择损失最小的结果。”这话太对了！不过，那年8月，基辛格在《展望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越南战争现在是对美国成熟性的一个重大考验……我们无权决定只应对那些最贴合我们道德偏见的挑战”。在他看来，暗示美国可以从越南一走了之并不是理想主义。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背叛美国理想。

2

基辛格首次访问越南的报告明显少了一样内容，在他惊人的初稿中也没提到，那就是讨论以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实际上，基辛格根本没考虑谈判这回事。如他所言，他只有一次提到是否有可能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但是越南共和国政府本来就很脆弱，“再给它提出一个建议”只怕会让它更加脆弱。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想回避这个问题可没那么容易，谁叫他去越南之前公开声明，只有靠谈判才能结束战争呢。

他赞同……如果可能，我们大概要谈判。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政府比较稳定，就不会出现这种复杂性……哪些领土完全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控制，哪些领土完全由我方控制，如果两者的分界线不明确，简单地谈停火可能引起极大混乱。

唐纳德·布伦南（他与赫尔曼·卡恩联合创办了哈得孙研究所）问为什么不能谈判，基辛格说可能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先撤军，但有时他们也说得不清楚，因此也可以就此谈判”。第二个拦路虎是“我们双方都有一个问题，要不停地安慰盟友”，言外之意是越南共和国对美国有限制，同样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有类似限制。不过，短期来看，主要障碍在于美国似乎无法“详细说明我们谈判要达成何种条件”。再者，如果美国“让人们觉得越共的占领很快就会发生”，那么“有可能导致越南共和国政权垮台……危险在于如果我们本来是跟越共说慢慢撤退，这样一来或许我军就会惊慌失措，迅速撤退”。

这就像第22条军规：谈判很有必要，因为越南共和国政府很脆弱，但同时又不能谈判，因为越南共和国政府很脆弱，经不起谈判。基辛格在《展望周刊》发表的文章（这是篇整体上亲约翰逊政策的文章，同时杂志上还刊登了两篇批判性较强的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阿瑟·施莱辛格，另一篇的作者是汉斯·摩根索），提到两条：“不可能撤退”，“谈判不可避免”。不过，他补充了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要谈判必须等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意识到自己在农村的政治机构在逐步萎缩，而且战争拖得越久，机构萎缩得越快”。据此，他现在主张“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建立安全地区”。毕竟，“在全国40%的地区有100%的控制权，比在全国100%的地区有40%的控制权要好”。与此同时，积极的外交途径不是要“召开一个同时讨论所有问题的大型会议来达成和解”，而是“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每个小问题由主要责任方来解决”。如果你把这种构想与1965年8月基辛格访问越南前的立场进行比较，会感到很吃惊。访越之前，基辛格断然拒绝在越南共和国建立由美国控制的飞地。这也与他在其他场合的声明格格不入：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掌握着时间上的主动权。

这个时候，基辛格还是华盛顿的小人物。不过，约翰逊政府明知越战难以取胜，却硬着头皮顶，此时此际，提到基辛格名字的人倒是越来越多。美国情报研究局副局长乔治·丹尼曾在腊斯克前面援引基辛格的看法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美国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越南人，而“外交观察家早就说过（最近基辛格教授也说过），这些人生性多疑，对‘真理’持一种功利主义态度”……他们绝不会真心实意地跟你谈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希望基辛格“向曼斯菲尔德议员和富布赖特等人”解释，为什么停止轰炸不起任何作用。洛奇相信“绥靖”政策进展顺利，也反对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

对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讨论，对此基辛格全然不知。一方是将军们，他们一味希望增加在越南共和国的美国地面部队，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空袭。1965年11月底，麦克纳马拉到西贡视察，见到威斯特摩兰将军，将军“要求”到1966年年底增派40万部队，也许到1967年再派20万。另一方是怀疑者。1965年12月初，克拉克·克利福德问道，“我们究竟要干什么？我感觉我们是越陷越深，没有回头之日。我们进行这种战争正中毛泽东下怀。我同意我们必须打，对此我深信不疑。但难道就不能只动用空军，让地面部队多防守吗？我们能不能不送60万人去深山老林中打仗？我们必须尽量减少打仗的成本。”麦克纳马拉现在也是疑虑重重，出人意料地主张“应该准备在战争间歇的对话中，在谈判中或者单边情况下向敌方提出停火”。12月18日，他对约翰逊讲了几句话，让总统大吃一惊。他说：“用军事办法解决问题不一定成功——我估计胜算是1/3或者1/2。”约翰逊问道：“你是说无论我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麦克纳马拉回答：“是的。”

麦克纳马拉有些消沉，但当他在失望之中发现约翰·麦克诺顿日益鄙视越南共和国，又很受鼓舞。（“我们脚下的地面软塌塌的……越南共和国政府……完全不守规矩，我们把他们一脚踢开毫不为过。”）麦乔治·邦迪也是这种看法。不过，1965年12月，邦迪离开了白宫，他很失望约翰逊竟然选了政府里最强硬的文职人员替代自己，那就是沃尔特·罗斯托，此人认为（邦迪后来这么说他）碰到问题必须先决定而“后思考”。用约翰逊一句谁也学不来的话说，“罗斯托将成为我手下该死的知识分子，我要让他乖乖听我的话……我们这里不需要邦迪那种人”。换句话说，不需要政治上依旧忠于约翰·F.肯尼迪的人。约翰逊将罗斯托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把越战当成拳击比赛；只要用足够的力量重击对手，然后往拳台给他扔块白毛巾，就能赢得比赛。

这根本不是拳赛，还涉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人物，谁都有可能影响河内。约翰逊政府的反应有点儿迟钝，刚开始还不知道苏联和中国对河内的支持态度都不大明确。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屈不挠地妄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越南，苏联显然既喜且忧，如果能以谈判达成和解，他们不会不乐意。1965年5月轰炸暂停期间，迪安·腊斯克想请苏联到河内做信使，苏联坚决拒绝，但暗示他们的一个东欧卫星国家愿意扮演这种角色。4个月后，腊斯克与匈牙利外交部部长彼得·亚诺什接触过一次，感觉不错，不过匈牙利代办亚诺什·劳德瓦尼变节后透露，其实，彼得“也没有和河内进行实质性联系”。周恩来谨慎地表示，中国不会直接干预越南问题，除非自己的领土遭到攻击。

然后还有法国。法国不敢相信，当年他们那么熟悉印度支那也在越南问题上栽了跟头，美国居然敢再蹚这浑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当中，法国是跟河内关系最密切的。（毕竟，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从胡志明以下大多是在法国接受教育的。）熟悉越南的资深外交家埃德蒙·居利翁（代号X）曾想恢复那些奄奄一息的日内瓦机构，联络人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巴黎代表马文保，可惜这个代号“XYZ”的行动失败了。

1965年圣诞节前夕，又开始了新一轮轰炸“暂停”。约翰逊做事一向更多考虑国内民众的情绪，不顾国际地缘政治现实，此时宣布开展“和平攻势”，派遣埃夫里尔·哈里曼访问布达佩斯和华沙，后来目的地里又加上贝尔格莱德、开罗和德里。受命参加这种四处进击事宜的还有休伯特·汉弗莱副总统和G.门嫩·威廉姆斯助理国务卿。美国现在有自己的联系人——共14人，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4人，用腊斯克的话说是“把一切都放在和平这个篮子里，除了让越南共和国投降”。这时轰炸暂停的意义通过两种渠道传达：一是美国驻缅甸大使亨利·拜罗德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缅甸大使武友平进行交流，一是波兰特使耶日·米哈沃夫斯基经过苏联和中国到河内访问。

但是河内毫无兴趣。米哈沃夫斯基从河内报道，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很好战”，“无心谈判”，他们认定可以给美国这个新的外敌再来一次奠边府之战。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轰炸暂停是耍花招，而1966年1月28日，胡志明的一封信在全国广播中播出，指责美国诡计多端、虚伪，要求美国撤军，坚持任何和解必须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四条为基础，包括认可民族解放阵线是“越南人民的唯一代表”。1月31日，轰炸暂停持续37天之后，告一段落。3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家切斯特·A.朗宁再度调解，依然毫无进展。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要求美国“完全无条件地”停止轰炸，然后才能开始谈判。华盛顿回答要求河内承诺互相减少军事行动。乔治·鲍尔后来说，“所有这些策略都注定白费功夫，因为我们没有准备真的让步。那个时候的谈判还是很像对河内说，‘我说，我们签订一个协议，你来认输吧’”。不过河内“差不多也是在说”同样的话。

五花八门的外交方案轮番登场。美国驻老挝大使威廉·沙利文建议联合国分别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成员国席位，同时接受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双双参加联合国大会，并考虑再给民主德国一个席位。麦克·曼斯菲尔德建议跟中国“面对面”谈判。这些想法无一付诸实践。连罗斯托也不得不承认，有一点似乎日益明朗，“要想谈判有进展，最好的办法是跟河内密谈”。但切入点在哪儿？1966年4月底，麦斯韦尔·泰勒提出交换条件。美国可以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但“要求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越南共和国的活动有所减少或彻底停止，或者越南民主共和国停止向越南共和国渗透，最好两点都做到”。双方交换“绩优股”（这是后来的说法）似乎是最佳方案。事实上，这种设想具有潜在可行性，得到前法国内阁大臣让·圣特尼认可；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胡志明、范文同总理几次会晤后，就派圣特尼去了河内。圣特尼对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说，“搞定这种事必须由个人通过秘密渠道来进行，这个人名气不要太大，在巴黎也行”。

然而，基辛格不以为然。1966年5月，他到英国狄启立公园[3]参加国际关系会议，有幸和时任英国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内阁外交大臣的迈克尔·斯图尔特探讨越南问题。基辛格说话很坦率，斯图尔特不免有些吃惊，他报告说：

基辛格对越南共和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深表忧虑，他说阮高祺政府没有远大前途，嘲笑沃尔特·罗斯托的乐观，说阮高祺就是……越南共和国的朴（正熙）将军[4]。基辛格认为，越南选举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美国苦心经营，希望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政权，将来不会有好结果……

基辛格说他还担心一件事。他强调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甘愿开展一种涉及面广的、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的谈判。显然，这种公共立场很好，有利于宣传，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愿意谈判，美国政府会遭遇严重问题。首先是越共代表的问题……然后，越南共和国内部当选越南共和国政府和越共之间还要进行谈判……他显然比较希望选举之后能出现某种形式的国际谈判，这样美国也可以比较体面地最终撤军，不用举行大规模的日内瓦会议式的会谈。

这跟基辛格在电视辩论中舌战迈克尔·富特和塔里克·阿里说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辩论中他暗示支持某种形式的新日内瓦和谈。

同时，基辛格对麦斯韦尔·泰勒提出的“绩优股”设想也深表疑虑，因为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提议“用全面停火替代美国单方面停止轰炸”。这么做很可能适得其反。显然，只要开始谈判，华盛顿就会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国内舆论和盟国政府都会要求停止轰炸。毫无疑问，美国空中打击因此就必须停止。相反，是否有可能设计一种能监督越共暗杀、破坏等战术的检查制度？停火岂不是让越共实际上控制越南共和国大部分地区，实质上意味着越南分裂？基辛格建议，要美国停止空袭，条件最好是“越南民主共和国（1）发誓不向越南共和国渗透，（2）同意在胡志明小道沿线和越老边境双边设立控制站”。他补充道，“这么做有一个好处，轰炸停止了，事先声明的封锁越共补给线的目标也达到了”。

3

基辛格反对谈判的主张在一个地方很受欢迎，那就是西贡。洛奇看了基辛格对泰勒建议的批评言论，赞叹不已，写信说他俩“得出的结论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早在1966年4月，两人就开始商议基辛格再次访问越南共和国的事，国务院的伦纳德·昂格尔表示支持。昂格尔告诉威廉·邦迪，“基辛格打算调查三个问题：一是绥靖方面的进展……二是越南国内政治形势……三是宪法起草问题”。实际上，国务院的正式指令是让他和洛奇讨论谈判“方案”和“如果开始谈判可能出现的例如停火、停止敌对、各自立场、国际管制委员会或其他组织的检查等问题”。这是书面上的一套。实际上，基辛格将继续扮演在华盛顿的西贡人角色。他对哈比卜（这次访问越南他俩住在一起）说：“你知道，我的看法和大使馆的其实非常接近（可以说难以区别）。”洛奇和基辛格都不相信现在谈判是明智之举，两人依然认为越南共和国根本没有做好谈判准备。因此，基辛格将花费大部分时间重新评估越南共和国政权的现状及负责协助该政权的各种美国机构的现状。

1966年7月16日，基辛格抵达越南。再次来到越南共和国，他兴高采烈，这里“古怪而迷人”，街道脏兮兮的，交通不可救药，但人们都很“优雅”。跟上次相比变化不大。“洛奇兴致勃勃，他又跟我说战争其实已经打赢了，去年10月他就说过这个话”。威斯特摩兰“身材高大，彬彬有礼，说话声音不大，架子不小……但很高贵、正派”。他告诉我不仅在轰炸边境附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而且“还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力军手忙脚乱”。

去年他主张把兵力增加到目前的水平，现在又说要把兵力增加到新的水平，理由都是一样，我听了很吃惊。去年，他对我说如果能拥有现在这样的兵力，一年，最多两年就能打胜仗。现在，他却说凭现有兵力可以不打败仗，但只能保证进展很缓慢。

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官滚瓜烂熟地介绍老一套的绥靖数据，将越南分为四类地区：“安全区”、“正在清剿区”、“正在获取区”与“越共控制区”。中情局新团队宽慰基辛格说：“越共士气开始动摇，后几个月渗透会比较容易。”这时有一个广为人知而“完全不切实际的”假设，说和解之后“美国重兵”将留在越南共和国。兰斯代尔手下的“流氓和冒险家”——“那帮不知道如何对付越南人、没有耐心和奉献精神的人”，“遭到排挤，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华盛顿其他访问者动不动就来一车，这些人“完全脱离实际”。

与此同时，越南共和国的部长们个个都不如从前，对腐败无能现象只是耸耸肩而已，仿佛这种事“司空见惯”。乡村重建部部长似乎一门心思利用绥靖计划建设自己的私家部队。基辛格第一次来访跟外交部部长陈文涂交上了朋友，陈文涂抱怨他“就像有10个丈母娘”，这指的是政府的10个将军习惯单独和他见面，而不跟文职部长一起开会。基辛格现在明白陈文涂只不过是挂名负责人：实权掌握在国务卿、“阮高祺总理的麦乔治·邦迪”、“狡猾的人精”裴艳手上[5]。至于乡村形势，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干部计划“几乎完全无效”。基辛格到一个地方视察，总“看见他们神志恍惚地躺在吊床上”。实际上，由于培养干部的专项资金被用于支付地方保护费，“又一帮掠夺者”开始侵害村民。越南共和国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力军交锋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没有较好的省级政府，“我们不过是在风中搅动灰尘”。

基辛格从不回避前线，经常亲自到前线视察。头一站他去了边和，这里是美国主要军事基地所在地，离西贡仅16英里。虽然距离很短，他想开车去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因为“路上有狙击手……开车去太危险”。叫人很紧张的是“局势的另一种表现”：他坐的直升机“配有三挺机枪，左右各一挺，前面架一挺。我们走向飞机跑道时……机枪手还在地面用机枪训练”。基辛格在边和找了些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情局的密探谈话，他们都确认干部制度是瞎胡闹。这些干部不“游手好闲”的时候，就对村民强取豪夺，一见麻烦事就溜之大吉。“一旦村里的干部走掉，越共立马就杀回来，大肆报复”。中情局派到边和的工作人员的话尤其令人寒心：“他会说在一般情况下，全省没有一个村子他敢晚上一个人睡觉。尽管有一半的村庄被列入绥靖名单，他敢睡一觉的村子不超过1/4。”

至于越南共和国军队，他们和越共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非同一般的、心照不宣的和解”。在一个野战部队指挥所，基辛格听取作战情况汇报，这种汇报他现在已经听熟了：“有人主张要迫使对方不停攻击，这样就可以首先耗尽他们的供给，同时还能破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据此……我问如果越共不跟你打，而是采取拖延战术，怎么办？他们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猜这种情况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列。”

基辛格回到直升机上，继续旅程，下一站是第1师总部，设在离柬埔寨边境30英里的一座橡胶园里。基辛格纵目俯瞰，看见丛林中的一条条小径、越共设置的一道道路障、南北公路13号线上被炸毁的一座座桥梁。

也许有人会问，一名国务院的顾问，本来是要到西贡探探当地人对和谈的口风，有必要这么拼命吗？但基辛格就是这么拼命。几天后，基辛格在55号山第9陆战队过夜[6]。这里在岘港西南10英里处，是一片“深15英里、长约30英里”地带的中心，可以说是美国控制区。这里进行的战争跟威斯特摩兰描述的不一样，这是一场平叛战役，目标是剿灭小股游击队，而不是要“搜索并歼灭”大股越共部队。然而，基辛格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活儿又缓慢，又肮脏，没完没了。”慢得很：早餐时两名陆战队上校承认，“从一开始，陆战队占领的地区就发现很多地雷，不比新平定的地区少”。接着，基辛格飞往沿海的归仁。那是“一个可怜的小渔村”，自打成为越南北部的主要供给基地，就变成“一家偌大的酒馆”。他本来是要坐比奇飞机前往的，但飞机坠毁了，就改坐了一架喷气式飞机，险些送了性命——“就差那么3英尺”，因为海上刮来了龙卷风。

回首过去，基辛格承认当晚决定坐飞机回西贡是“疯了”。真相在于越南唤醒了教授体内长期潜伏的实干家精神。与死气沉沉又枯燥乏味的剑桥相比，越南涌动着一种近乎死亡但却真实的活力。哈佛园乏味至极，而美国大使馆里却是悲剧和闹剧同时上演。基辛格急急忙忙赶回西贡，到底为什么？原来是赶到洛奇家里，和那些完全无足轻重的荷兰大使、朝鲜大使、意大利大使共进晚餐。餐后洛奇的一名副官表演节目，一下子气氛便活跃起来。副官“拿起吉他，弹唱他在顺化创作的两首歌曲”。“歌词非常俏皮，但也极其伤感，因为歌词里既有美国人提交的乐观报道，又有报纸上反映现实生活的头条新闻。这些歌曲实在太动人了”。

才过了两天，基辛格就乘坐一架全副武装的直升机回来了。为躲避狙击手攻击，飞机在3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这次是去往隆安省第25步兵师总部。这里基本上是美国在越共“匪乡”的一块飞地，就在胡波丛林和臭名昭著的“铁三角”以南。他参观了省会——“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根本不像他想象中被平定的城市，回来后正好赶上与兰斯代尔将军共进晚餐。基辛格又圆满度过了梦幻般的一天，将军为他放了“一些越南民歌录音带和越南人用越南语唱美国民歌的录音带”。他开始明白媒体记者怎么会认为西贡有那么大吸引力。基辛格甚至建议他和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成立一个研究越南流浪汉故事的协会”。

回到西贡，基辛格恪尽职守，采访了一些当地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因为国民大会选举定在9月11日，因此谈话的主题是谁将出任越南下届总统。本来基辛格是要听取越南共和国政治精英对谈判事宜的意见，但是收获甚微。有些政府成员提出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条件（“所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撤至北纬17度以北；最终清除残余越共分子”），佛教领袖却越来越不满，听他们的口气是迫不及待地要把权力交给民族解放阵线。仿佛是要强调政治空气一点就着，基辛格报道了一起冲突：“一名神色狂野、眼珠乱转的僧人，袈裟里面携带着一个汽油罐”，后来引火自焚。同样令人心惊胆战的还有他和秘密警察头子阮玉鸾上校的见面。基辛格在日记里写道：“他几乎没长下巴，笑起来很沉闷。我提出一个尴尬的问题，他会笑弯了腰，整个人像是要瘫到地上，仿佛是油灰做的。”其他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也一样，比如副总理阮友寿。阮玉鸾预计下任总统是阮文绍将军，此人是天主教徒，在法国受训，善于策划政治阴谋。性格外向的阮高祺总统像是在念华盛顿准备好的稿子，说阮文绍将是“韩国那种类型的”总统。然而，在基辛格看来，越南共和国想奇迹般地变成韩国是一天比一天困难了。

总之，基辛格认为形势比去年糟糕。也许他第二次访问越南得到的最重要的情报，是外交部部长陈文涂“已经几次在巴黎会见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因为他认为“巴黎……是越南共和国与民族解放阵线联系的最佳场所”。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新闻，基辛格推测出两点，有一点证明是对的。第一点，就是后来事实证明是错的那一点：美国也许可以离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第二点，如果说有一条通向和平协议之路，这条路必须指向巴黎。不幸的是，基辛格返回华盛顿途中更看重第一点。

进行和平试探的重任压到埃夫里尔·哈里曼肩上，他现在是新一轮和谈委员会主席。8月1日，基辛格就是向他和他的助手丹尼尔·戴维森汇报。他讲了三条建议。第一条（据戴维森所做的会议纪要记载）是从根本上改变军事战略：

基辛格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可以几乎无限期地接受10∶1的伤亡率……他认为越共还远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

我们的战略是错误的。“我们消耗自己的最佳办法，就是花工夫到柬埔寨边境附近追着他们的主力部队打。”只有陆战队知道，要赢是赢游击队，而不是赢主力部队……不过这个活儿很慢，很艰苦，西贡那些将军没兴趣……他们刚刚开始学习怎么打游击队。打这样的战争我们的军队还缺乏训练和经验。

这相当于要求换掉威斯特摩兰——这个想法自然很有道理，但说了等于白说。基辛格的第二条建议是延长军人在越南的服役期，同样不无道理，但在政治上行不通：将服役期限定在18个月，必然无法积累地方经验，“因为需要一年半左右才能比较熟悉形势，然后才能谈左右形势”。谁都不会延长海外驻军的时间。基辛格说到第三条，哈里曼这才竖起耳朵：

基辛格说，如果我们想让世界相信美国是真心想和解，就应该不再说什么“无条件”谈判……我们应该……公开声明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基辛格认为，在日内瓦协议框架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或搞多边谈判，不如和民族解放阵线–越共谈判胜算大……

他同意中心问题是要在越南共和国进行谈判，这样就不会被民族解放阵线占领。

在此，基辛格放弃了“华盛顿的西贡大使”的角色，因为（他很坦率地向哈里曼承认）“要让洛奇大使接受跟民族解放阵线–越共谈判极其困难……因为洛奇对阮高祺百依百顺，不喜欢让他为难”。

在华盛顿这座城市传递信息，容易变调。基辛格以为哈里曼对即将举行的越南共和国选举寄予厚望。哈里曼却以为基辛格的意思是不仅有可能把越共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分裂出来，还可能让越共成员完全背叛共产党。两天后，洛奇接到腊斯克发来的电报，心里很不愉快。电文说：“最近西贡发来的报道引起这里高层的强烈兴趣，大家在考虑是否有可能让越南共和国主动在越共/民族解放阵线中进行分化，激起更大规模的变节，最终为越南共和国–越共/民族解放阵线和谈铺平道路，从而以有利条件和平解决越南冲突。”真奇怪，腊斯克说的是基辛格和越南前副总理陈文宣的一次谈话，其实两个人都没提到变节这回事。（他们主要是讨论共产党是否渗透进了佛学院。）无意间，基辛格让政府的人白费了一番力气。突然，华盛顿找到答案：要结束越战，就劝说越共/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变节。实际上美国已经在推行一个“沼海计划”[7]，鼓励越南民主共和国人叛变。但该计划的重点是在战场，现在哈里曼设想的该计划的涉及面更广，“这样最终越共大部分成员有可能与越南共和国和解”。他对约翰逊和腊斯克提议“竞选过后，也许是10月初条件成熟时，越南共和国政府提议大赦，让投诚的人拥有完全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不是共产党的越共成员”。真是异想天开！

4

我始终认为访问越南是件鼓舞人心的事。我无法想象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更重大的任务。越南已成为美国事业的关键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越南问题，我预计未来几十年危机将日益严峻。处理好了，那将是战后时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如古巴–柏林抵抗可能让苏联相信，想用军事手段寻求政治突破是徒劳无益的。针对越南问题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制止中国扩张。

1966年8月，基辛格写下这些话，并不是宣告一种发自肺腑的信念。其实，他是要给亨利·卡伯特·洛奇一丝慰藉，然后再讲一些痛苦的不快的现实。首先，美国想在越南“重建政治机构”，这纯属不可为而为之。“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现代国家用了300年”，而且那里还不存在“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的复杂问题。其次，美国没有殖民者的优势却勉为其难。他最近访问越南，“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了解1965年10月的形势”。“根本就没有集体记忆……新人做事热情十足，但一点儿也不老练。等到他们学会怎么做了，就该回国了”。第三，绥靖是一种幻觉：“我们的地图显示有一个省的70%的地方已实现绥靖，我们的地区顾问却告诉我……80%的人还要给越共纳税。”

这且不说。哈里曼和同事起草了一份“谈判讨论稿”，但他们依然没有回答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用什么让越南民主共和国上钩？”到8月底，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上，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必须“保证”不再向越南共和国渗透。问题是现在阮文绍当上了总统，他二话不说就拒绝谈判的设想。越南共和国竞选过后5天，迈克尔·伯克兴奋不已，从西贡写信给基辛格，说“这次非常复杂的政治演习……大大超出我的预计”。基辛格回信中语带讥诮，意味深长，可以想见他对越南局势的真正态度：“我从不怀疑越南能把复杂的事办好。我只是拿不准他们能否把简单的事办好。”

就连基辛格的学生也明白他对越南的真实看法。他讲授的课程“行政学180”（“国际关系原理”），因其“强烈批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哈佛大学尽人皆知。然而，情况越糟，基辛格越是渴望再回越南看看。1966年10月，基辛格三度出访越南，为期仅10天，但他离校必须得到文理学院院长富兰克林·福特的批准。他说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协助大使馆实施“越南调解计划”，计划制定初期他就跟哈里曼说过有可能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尽管外型粗犷，但这次他坐的飞机很气派，是麦克纳马拉飞长途时喜欢坐的那种改装的波音707飞机，双层床一应俱全。同机的除了国防部部长，还有要回到兰斯代尔身边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卡岑巴赫深情地回忆，基辛格穿着一件鲜艳的橘黄色连体裤，滔滔不绝地谈论苏联、冷战和其他问题。不过，尽管他尽力安慰哈里曼，但基辛格很清楚这次行动又将注定失败。不仅是策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变节绝不会进展顺利，以达到改变越南政治平衡的程度，也不仅是阮文绍和拥立国王的裴艳反对（他们反对就可能引发新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一决高下），而是美国多个机构明争暗斗，难成大事，基辛格此行就是要做些协调工作。

基辛格辛辛苦苦忙活了9天，一事无成。他对哈里曼说：“我越来越觉得，在越南办事，要弄明白怎么做事很难，弄明白做什么比较简单。”理论上看，越南调停计划一旦成功，就能“将越南内部机构问题和国际问题分离开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外交立场”。实际上，现有的沼海计划被“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处[8]、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又下设两个部门[9]）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部四家单位瓜分”。“分工根本不明确。”其他项目的“实施都是随意的、不成系统的，更是支离破碎的”。基辛格恪尽职守，制定出一个改善部门间协调方式的计划，但他报告的口吻一点儿也不乐观。他从越南回来向哈里曼汇报时总结说：“军队有组织但没有思想，大使馆有思想但没有组织。”这仅适用于外向的哈比卜，洛奇还谈不上，他还是“习惯说民族解放阵线–越共是土匪杀人犯”。11月底，基辛格听说阮文绍推迟原定的全国和解声明，并且美国政府让佐西安而不是哈比卜负责部门间协调，并不感到奇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美国提出的越南和解计划（不管还剩多少工作要做）已经变为公关事务，不再那么重要了。

圣诞节快到了，哈里曼送给基辛格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题词如下：“和蔼而坚定的老师亨利·基辛格惠存，谨致谢忱，学生。此致热情的问候。”短短几个月，基辛格给他上了一课：不要对越南抱有幻想。

[1] 克西是沃尔夫之后的作品《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中的主人公。在1965年秋天，沃尔夫就越南问题写了一篇内容不甚连贯的随笔，该文是这么结束的，“只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只有一件事是一点儿用都没有……那便是所有人就只是看着事态发展，注视着这场战争，然后转过身说……见鬼去吧”。

[2] 这首诗的原文为：“show us the wombs/of village mothers, seeded to replace/the small lives spindled, folded stapled mutilated/by this war”。

[3] 在牛津郡的查尔伯里附近，是丘吉尔在战时的休闲寓所，它最初建于18世纪早期，为利奇菲尔德伯爵而建，后来由戴维·威尔斯爵士于1958年将其打造成一个用于开展国际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相关会议的中心。

[4] 指韩国的朴正熙总统，他自1961年至1979年遇刺前统治韩国。

[5] 裴艳以一种间接的恭维回应。在他第一次和基辛格吃饭会面之后，“其他越南客人好奇他在乡村到底做了什么，他用他那口音奇怪的英语问了尽可能多的问题。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通过观察在宴席间基辛格和阮高祺总理的交谈，我认为他是十分厉害的。对某些相对而言不熟悉越南事务的人来说，他的问题实际而尖锐，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的那种学术圈的人会提的问题”。

[6] 这片地雷密布的山地也被称作“缪尔营”，是以陆军中校约瑟夫·缪尔之名命名的，他是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三营的指挥官，于前一年9月在此地丧命。

[7] 这一计划可大体被译作“开放武器”。那些劝说人们叛变的材料被装在携带着M–16弹药的防水袋里，然后被广泛投向战斗区域。到1967年，有近75 000份叛变记录，尽管其中非全都是真实的。

[8] 这个机构是为了协调军事和文职部门以推进“信息作战”。

[9] 一个部门是由负责“心理战”的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行动组组成的，活动包括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进行暗杀的凤凰计划；另一个部门是J–33，是司令部的业务部门、J–3的革新发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