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

西非绝对是白人的坟场，欧洲人殖民非洲的整盘计划几乎就此被扼杀在摇篮里。欧洲人在非洲所冒风险的力证是格雷岛上给21名法国医生所立的纪念碑，他们在1878年黄热病的爆发中死去。热带疾病给法国殖民当局的民事部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1887年到1912年，984名任职官员中共有135名死在了殖民地（16%）。通常，从殖民地退休的官员要比服务于大城市的同行早死17年。即使到了1929年，住在法属西非的16 000名欧洲人中，也有近1/3每年平均要住进医院治疗14天。英属非洲的情况要稍好些。在整个大英帝国中，英国士兵在塞拉利昂的死亡率最为严重，比英国国内士兵的死亡率高出30倍。如果像这样的死亡率持续下去的话，欧洲必然会放弃对非洲的殖民。

和所有良好的殖民地当局一样，法国人保留了完备的记录。在达喀尔的国家档案馆里，你仍然能够发现曾报告过的、每一次侵扰法属西非的疫病爆发的各种详情：塞内加尔的黄热病、几内亚的疟疾、象牙海岸的麻风病。健康公告、健康法律、健康使团，似乎健康是法国人的一个心结。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防控这些疾病。正如鲁伯特·威廉·鲍耶斯爵士1910年所说，在热带地区是否还有欧洲人的存在归根到底就是在于（获胜的）是：“蚊子还是人类”。用约翰·L·托德的话来讲：“帝国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显微镜。”但是关键性的进步不可能在西方大学和药剂公司那非常干净的实验室里做出。

1903年9月，讽刺杂志《笨拙》发表了一篇患失眠症的人写的致热带病学生的颂诗：

你们这些勇敢的科学人，

你们这些敢于在巢穴中逗弄细菌的人，

听听我离别时的请求吧！

请穿过浓密的森林，

找到非洲嗜睡病的细菌，

把它送回我的老家！

想象一下科学工作者穿过丛林，这并非虚幻的图景。热带疾病的研究人员在最遥远的非洲殖民地建立了实验室，1896年建于圣路易斯的实验室就是最早的一批。养在那儿的动物被注射了试验疫苗：82只猫被注射了痢疾疫苗、11只狗被注射了破伤风疫苗。其他的实验室致力于研究霍乱、疟疾、狂犬病和天花。这些工作所根据的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路易·帕斯特有关细菌理论的创新。

帝国激励了欧洲一代医药创新者。1884年在亚历山大，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他早已将炭疽和结核杆菌分离了——发现了霍乱弧菌，这种传播霍乱的细菌，在前一年杀死了科赫的法国竞争者路易·蒂利埃。1894年在中国香港大爆发后，另一个法国人亚历山大·耶金确定感染了导致腺鼠疫的细菌。在印度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罗纳德·罗斯，第一次完整地解释了疟疾的病原学，以及疟蚊在传播疟疾中的作用；他本人也深受此病之害。驻扎在爪哇的三名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艾克曼、阿道尔夫·福德曼和盖瑞特·格里金斯，分析出脚气病是因为碾净的稻米中某种元素不足造成的（缺少维生素B1）。意大利人阿尔多·卡斯特拉尼在乌干达的研究中发现，采采蝇中的锥体虫原生动物是嗜睡病的元凶。在达喀尔的帕斯特学院，让·雷格瑞特的研究团队第一次成功地分离了黄热病毒，并发明了一种疫苗，很容易操作，无须消毒针和注射器，后来经过改进能生产所谓的达喀尔划痕疫苗（或称佩尔蒂埃–杜里厄疫苗），它也能为防范天花提供保护。这些集中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突破，让欧洲人以及殖民计划留在了热带地区，证明了它们的关键性。非洲和亚洲已经变成西方医药巨大的试验室。研究越成功，就越能找到更多的药物（像在秘鲁发现的抗疟疾特效药奎宁），西方帝国就能扩散得越远，有了它们，人生就能获得更长久的至高利益。

在非洲的殖民化起先局限在沿海的居民区。但是，随着西方另一项突破——机械化运输的到来，殖民化可以延伸至内陆地区。像达喀尔到马里的巴马科这样的铁路，对于西方的帝国主义计划是极其重要的。1880年法国公共工程部长查理·德·弗雷西奈宣称：沿着交通线路，文明得以传播并扎根，铺展在我们面前的非洲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随着1895年法属西非联邦的成立，其版图从廷巴克图延伸到尼日尔，治下的非洲人超过1 000万人，修建铁路也成为法国统治的主旨之一。按照联盟第一任总督厄尼斯特·胡姆的话来说：

我们希望真正地将文明扩展至广大无垠的地区，这也是我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我们勇敢的士兵及探险者传承给我们的土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创建四通八达的交通，完善的运输系统能够弥补原始交通工具的不足，正是这样的不足让这个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没有铁路，真正的经济活动甚至不能想象。因此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我们应采取行动，这既是迫于自然环境的举措，也是唯一有效的举措……现在每个人都相信，没有铁路，我们非洲殖民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就无法进步。

铁路帮助欧洲人将统治强加于非洲内地，但他们也传播了其他东西：不仅有花生和树胶的贸易，而且有西方医学知识。因为没有公共健康的改善，铁路将会传播疾病，增加流行病的危险。这就是19世纪医生无国界的模式。其益处常被类似甘地这样的人忽视，他们始终认为欧洲帝国没有救赎的一面。

在推翻了非洲本土的权力结构之后，要推翻的是当地的盲目崇拜。如今，贾佳克村引人注目，是因为村里有不少于三名传统医生，其中一位老年妇女名叫汉·迪奥普。来自方圆数英里的老百姓来此找她求医。2010年我访问贾佳克村时，她告诉我她能治愈任何病，从哮喘到失恋，用的是草药和少许的预知能力。这种药非洲人如果没有用几千年，起码也用了几百年。这就是非洲的寿命预期仍然大大低于西方的一个理由。用草药和咒语对付多数热带疾病通常无效。

1897年法国殖民当局禁止了巫医。7年后，他们进一步草拟计划，创建了第一个非洲国家健康机构——本土健康援助部。法国人不仅将他们自己的公共健康体系延伸到整个法属西非，总督胡姆将军还在1905年2月发布了一道命令，为当地人建立了一个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这在法国也没有。从此，当地的“健康哨”向法国治下的所有非洲人提供现代医药。1884年居里·菲力总理在国民大会发言，总结出了一个新的基调：

先生们，我们必须更大声、更诚实地说出来！我们必须公开地说，事实上较高的种族有权凌驾于较低的种族……我重复一遍，高级种族拥有这个权利是因为他们肩负着责任。他们有义务教化低等种族……先生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这些义务常被人误解；当然，在西班牙士兵和探险者将奴隶制引入中美洲的时候，作为一个较高种族人群，他们没能尽到自己的义务……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主张欧洲国家以慷慨、高贵和真诚履行这一崇高的教化责任。

这与英属非洲日益青睐的间接统治方式非常不同。用经验丰富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及殖民大学校长罗伯特·德拉维涅特的话说：

达喀尔共和国的国家代表，是法国共济会和激进社会主义党的一名成员，将在非洲当地做一位有权威的总督，他将运用独断专行的统治方法引领土著人走向进步……许多行政官员想用我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待封建领主的方法对付这些封建地主（即当地首领），即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他们，就是利用他们。英国官员对封建领主更具同情心，这是贵族对贵族的尊重。

在1908~1915年任法属西非总督的威廉·庞迪眼里，非洲传统习俗是横亘在其人民和他意欲传播的文明之间的主要障碍。庞迪宣称，部落首领“就是寄生虫”。一名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官员回忆：“我们没有把封建领主太当回事儿，我们发现他们相当可笑。法国大革命后，我们不能想象再回到中世纪。”德拉维涅特持相同观点。在他梦想的革命帝国中，英雄是“黑人农民”，这也是他1931年获奖的小说标题。按照殖民部部长马留斯·穆太特的话来说，法国政策的目的就是“考虑把《人权和公民宣言》的伟大原则运用到海外国家”。

今天，很容易将这样的野心归为令人无法忍受的高卢人傲慢自负的产物。但毫无疑问的是，如同其他地方，西方帝国带来了真正的、可观的进步。在1904年引入强迫注射疫苗后，天花在塞内加尔急剧减少。1925~1958年，只有4年的发病案例超过每年400起。通过有计划地摧毁蚊子湿软的繁殖基地，隔离发病者以及免费发放奎宁，疟疾也得到了遏制。在引入了一种有效疫苗后，黄热病在塞内加尔也变得不太常发了。

对非洲的争夺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指的是贪婪的欧洲人对整个大陆无情的瓜分。最为荒诞的是法绍达事件，当时敌对的法国和英国探险队汇集在苏丹东部城镇法绍达（现在的科多克），位于巴尔加扎尔省境内。法国人由让–巴普蒂斯特·马尚上校率领，他们梦想中的法国线是从达喀尔到吉布提（那时是法属索马里），连接尼日尔河和尼罗河，从而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从塞内加尔到红海海岸的连锁法控区域。英国人由赫伯特·基奇纳爵士（后来为勋爵）带领，他们把控制苏丹看成是构筑英国线的重要一环，以便形成从开罗到好望角南北贯穿的英线。1898年9月18日，就在这两条线交汇点上，他们摊牌了。尽管参与人数少得可怜，马尚只带了12名法国军官和150名土著步兵，而所争斗的核心地带也只是布满芦苇、烂泥和死鱼的荒凉泥沼，但这里却将英法两国带至战争的边缘。

对非洲的争夺也是对科技知识的争夺，既是合作的，又是竞争的，对土著人和欧洲人都有毋庸置疑的好处。细菌学家是另一种类型的帝国英雄，他们常常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找寻治疗疾病的良药，其勇敢不亚于士兵、探险者。如今，任何一个真正怀有帝国野心的欧洲国家，都不能没有一所热带医药学院：1887年在巴黎创建了帕斯特学院，后来就有了伦敦和利物浦的热带医学院（1899年），以及位于汉堡的船运和热带病学院（1901年）。

但是取得的成绩总是有限的。到1914年，塞内加尔农村卫生站的医生不足100个。即使到1946年，在整个法属西非也仅有152个卫生站。在法属刚果，斯坦利普尔（后来的布拉柴维尔）卫生站估计要服务8万人，而它一年的预算只有200法郎。当作家安德雷·纪德1927年访问那里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如果“要向医疗机构索要药品，一般在经过没完没了的拖延后，只会送来碘酒、苏打硫酸盐和硼酸”，这种“可怜的赤贫”让“原本很容易检测出来的疾病……继续肆虐甚至恶化”。这只是经济现实的一部分。法国自身离全民医疗保健还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也就无法送医生和疫苗前往偏远的塞内加尔或刚果的内地。同时这也关系到优先级的问题。西方研究机构一般更关心影响欧洲人最甚的疾病，也就是疟疾和黄热病，而非洲人的最大杀手霍乱和嗜睡病就要退居其次了。

最初的法国文明还是坚持革命理念，追求普遍公民权的。而随着法帝国的扩大，这一理念也淡化了。理论上，一个西非属民还是可以变成法国公民的。但在实践中，只有很少人被认为是合格的（例如，一夫多妻就被认为是不合格）。到1936年，法属西非1 500万总人口中，除4个沿海市镇之外，只有2 136个法国公民。在居住上，种族隔离成为标准（例如，在达喀尔就把欧洲人的“高原”和非洲人的“聚居区”分开），理由是非洲人是传染性疾病的携带者。教育也限于少数“中间阶层”精英。法国人一度还追求种族同化，但现在医药科学建议分开。这合乎盛行的观点，即和同化相比，“联合”更为现实，（援引殖民地理论家路易·维农的话）这是因为“1789年的准则和非欧洲人保守主义之间的对抗”。

与热带病的抗争不仅发生在培养皿里，也同样发生在非洲的城镇和乡村。当腺鼠疫侵袭塞内加尔时，法国当局的反应是冷酷无情的。感染者的家被烧掉；居民强迫迁移并在武装看守下被隔离；死亡者被草草埋在杂酚或石灰里，而这有违穆斯林传统。在这场斗争中，非洲人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受害者而非受益人。在达喀尔，爆发了大规模抗议、骚乱；在塞内加尔，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

医药科学的规则是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遏制疫情，但当时的科学也为粗暴对待非洲人提供了欺骗性的理由。非洲人不只是对医药科学无知，按照优生学理论，他们是一种劣等种族。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德帝国那样，将优生学这门伪科学，这个细菌学突变出来的半个兄弟的邪恶影响力发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