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

1813年，戴维·利文斯顿出生于拉纳克郡的一个纺织工业小镇布兰太尔，他的父亲原本是位裁缝，后来改行当起茶贩子。利文斯顿本人则从10岁开始就在作坊里当学徒了。他自幼天赋聪明、自学成才。虽然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工作12.5个小时，但他仍然痴迷于读书，自学拉丁文、初级的古典希腊语，甚至在纺织的时候也抓紧时间看书。在利文斯顿身上结合了19世纪初两大文明思潮：一是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科学的崇敬，一是复兴加尔文主义的使命感。前者吸引他学习医学，而后者则促使他将精力和技能用到了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活动中。他自费到格拉斯哥的安德森大学读书，随后在1838年报名成为一名传教士。2年后，即1840年11月，他获得了格拉斯哥的皇家内外科医学院颁发的执照。同月，他又被任命为传教士。

利文斯顿对伦敦传教士协会调查问卷的回答，反映了他对传教士职业本质的认识：

当我第一次认识到福音的价值时……让所有人感受到这一祝福的愿望充满了我的内心，除了自我救赎之外，这一使命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主要目标……就我的理解，（传教士的）职责主要是尽其范围内的一切努力，通过布道、劝诫、教化和指导年轻人，让他们了解福音；尽力通过向他们介绍文明世界的艺术和科学来改善他们的现实条件，并尽力使基督教的教义进入他们的耳朵和内心。虽然他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无私地工作，但他们回报他的也许是冷漠、不信任，甚至直接的反对和嘲讽，他的信仰和耐心都将面临极大的考验。他可能因为他的努力徒劳无果而心情沮丧，也可能受到异教的侵蚀和影响……

当对传教士生活的艰辛和危险有了本质上的认识后，我审慎地反思了自己是否能依靠圣灵的帮助担此重任。我现在会毫不犹豫地说，鉴于我有足够强壮的体格以忍受任何常见的艰难和疲劳，我愿意承受做传教士的这种艰辛和危险。

利文斯顿很清楚他让自己进入了怎样的一种生活。但是，他有一种莫名的自信，相信他能够承受这一切。在这点上，他的感觉是对的。有了在拉纳克郡那黑暗的魔鬼般纺织作坊中生活的经历，他还畏惧什么呢？

起初他想去中国，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止了他的计划，于是他说服伦敦传教士协会将他送往南非，他似乎是从事库鲁曼工作的完美人选。作为一名传道士和医生，利文斯顿非常适合身兼传播基督教和传播文明的双重责任。况且，与大多数年轻的传教士不同，他有着钢铁一般的强健体格，能够承受非洲艰苦的生活。甚至在遭受了一头狮子的攻击，以及疟疾的无数次打击后，他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他也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疟疾治疗法。

但是，利文斯顿在该模范教会的发现，很快让他领悟到教化非洲人是一项异常缓慢的工作，他早年在库鲁曼的日记就清楚地记录道：

那些人的道德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因此，远在家乡的基督徒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正确意识到那些人的心灵处于怎样的一种混沌状态。没有人想象得出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满脑子都是世俗的观念，很难让他们超脱于肉欲的享受……他们的衣服上沾满了油腻，我的衣服也很快被弄脏了。天天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喧闹的音乐，足以让人永远厌恶异教教义。如果不塞饱大鱼大肉和啤酒，他们就会怨天怨地，而当满足了口腹之欲时，他们便开始制造噪音，还美其名曰唱歌。

这就是《传教士杂志》虔诚的宣传背后严酷的事实。正如当地教会的奠基人罗伯特·莫法特所承认的，那里：

没有人皈依基督教，没有人追寻上帝；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声音，好让我们有机会捍卫我们的教义。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淡漠和愚昧，他们的心里充斥着无知——最蒙昧的无知。世俗的、肉欲的和邪恶的东西才是行动和快乐的源泉，而对灵魂救赎的深刻考虑在他们看来犹如破衣烂衫，既无魅力，亦无价值……我们布道、我们教化、我们询问，但是却没有看见一丝明显的成效。只有通过不断的物质给予来满足他们贫瘠的心灵，他们才会认为你是好的。但如果拒绝他们无穷无尽的要求，他们的歌功颂德马上变为嘲讽和谩骂。

很快，利文斯顿沮丧地认识到，非洲人之所以对他感兴趣，不是因为他的布道，而是因为他的医术——还包括被他们称为“射击器”，能够帮助他射杀猎物的来复枪。他曾不满地评价过巴赫塔拉部落：“他们之所以希望白人居住在此，并非希望听到福音，而只是（正如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后来表明的）‘通过我们的存在和祈祷，他们能够祈雨，能够得到珠宝和枪支等。’”

即使利文斯顿带着魔法灯笼走访了每个村落，神奇地解释了福音教义，他得到的回应还是令人失望。当巴克温纳部落的头领赛凯勒在1848年允许他向部落人民布道时，结果也不出乎意料：

这是一群专注的好听众，但布道结束，我为一名病人问诊回来后，却发现头领已经进屋喝酒去了，按照惯例，还有40名左右的人站在门外为其唱歌，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方式来讨些啤酒喝。一个没有像我一样给他们作过多次布道的人一定会倍感震惊，因为他有关未来审判的热情演讲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直到他为赛凯勒的一个病入膏肓的孩子治好了病后，赛凯勒才开始严肃地看待他所传播的教义。似乎只有治好身体的疾病，才可能拯救非洲人的灵魂。

到此为止，利文斯顿已经传教7年了。他与莫法特的女儿玛丽成婚。与莫法特一样，利文斯顿学习了当地的语言，并呕心沥血地为当地人翻译了《圣经》。但是，赛凯勒似乎是经他的教化而皈依基督教的唯一一个人。而且，就在几个月后，这位头领旧习难改，又恢复了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生活。几年后，当利文斯顿想要教化马可洛洛部落的成员时，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另一位英国访客注意到，“该部落最喜爱的消遣”就是“模仿利文斯顿阅读和唱圣歌。每次有人模仿，人群中便会爆发出嘲弄的怪笑。”最后，没有一个马克洛洛人皈依基督教。

利文斯顿总结道，凭借传教士的手册不可能破除那些被他称做“迷信”的东西。应该寻找比在这蛮荒之地简单布道更有效的办法来渗透非洲人，而这蛮荒之地本身也应该被改造，使其更容易接受英国的文明。

但是，他如何才能开启黑暗的心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利文斯顿不得不悄悄地改变其职业生涯。1848年，他实际上终止了他的传教士角色，而变成了一位探险家。

自从1830年皇家地理协会成立后，就有人辩称，要教化非洲，就必须先探索非洲。早在1796年，蒙戈·帕克就曾绘制了尼日尔河的走向。利文斯顿自己在库鲁曼的时候也已经涉足探险，但1849年穿越喀拉哈里沙漠寻访恩加密湖的行动，标志着他正式从事探险活动；他对这960~1120公里探险经历的记录报告由伦敦传教士协会转交给皇家地理协会，赢得了金奖，同时也成为皇家“年度地理发现奖”获奖项目之一。而他的妻子，无论她喜欢与否，也成了一位探险家，他们的三个孩子也是。利文斯顿并非没有意识到，他让整个家庭都卷入了这种探索的未知风险，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

……我们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地域……将他的妻儿带入一个热病——非洲热病——肆虐的国家确实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哪个笃信耶稣的人会拒绝为主冒险？我与世间的父母有着同样的舐犊之情，每看着我的孩子们，我都会自问，我会带着哪个平安返乡呢？

这也许是早期传教士身上令人不解的特征之一，他们将他人的灵魂看得比自己孩子的性命更重。但是，利文斯顿的第二次探险几乎要了他们所有人的命，最后利文斯顿不得不决定将其家人送回英格兰。这一去，他们隔了4.5年才团聚。[1]

恩加密湖的探险是这位“超人”一系列探险的第一步，足以激发维多利亚中期的人们最狂野的想象。1853年，利文斯顿沿着赞比亚河上游行走480公里，然后从林扬堤（在今天的博茨瓦纳）到葡萄牙占领下的安哥拉沿海的罗安达；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这是“当代最伟大的地理探险之一”。在恢复元气后，他又沿着走过的路返回林扬堤，随后朝着莫桑比克的奎利马开始了令人称奇的行军，这使他成为从大西洋沿岸穿越非洲大陆，到达印度洋沿岸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和英雄的杰出代表，出身卑微，但却在显然是世界上最不友好的大陆上留下了彰显英国文明的闪亮印记。而且他这么做完全是不为名利、自觉自愿，他一个人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是19世纪第一位“法力无边的医生”。

对利文斯顿来说，在发现非洲的奴隶制依然兴盛后，寻找良策为非洲打开通向基督教和文明之门的任务就愈加迫切了。虽然在英国颁发废奴令后，非洲大陆西部的奴隶制算是被压制住了，但中非和东非仍然有奴隶被贩往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在19世纪的奴隶东运潮中，大约有200万名非洲人成为受害者。其中，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桑给巴尔岛的奴隶大市场上经过交易后再运送出去的，该岛连接起了印度洋中的各个经济体。[2]对利文斯顿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见过早年英国自己在西非所从事的规模更大的奴隶贸易，因此，当亲眼目睹成群结队的奴隶被贩卖，非洲大陆被毁坏，非洲人口不断减少的景象后，他们深感震惊。“我在这个国家所看到的最奇怪的疾病，”利文斯顿后来写道：“看起来就是心痛病了，每一个被抓住贩为奴隶的自由人都会得这种病……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说他没有其他什么病，只是总感到心痛。”利文斯顿对奴隶们的遭遇感到万分愤慨，就与他的前辈们对此漠不关心的程度一样。

我们很容易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教士视为文化沙文主义者，认为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藐视他们所看到的非洲社会。但这种指责对利文斯顿并不适用。如果没有中非原住民的帮助，他根本不可能走完他的旅途。马可洛洛人也许并未接受基督教，但是他们很愿意为他工作；当他开始了解他们以及其他帮助过他的部落后，他的态度慢慢改变了。非洲人，他写道，往往“比他们的白人邻居们更加聪明”。

有些人将非洲人描述为残忍危险的野蛮人，但利文斯顿却反驳说，他“在黑人中从未遭受过卑鄙伎俩的陷害，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他总是能得到礼貌对待。事实上，更中心的那些部落是那样文明……一个举止言谈得体的普通传教士一定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他后来又写道，他拒绝相信，“非洲人的头脑或者精神是落后无能的……比照非洲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与最文明的民族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品种’或者‘种类’。”正因为利文斯顿对他所遇到的非洲人持有尊敬之心，他才会对奴隶贸易如此反感；正是这种“该死的贸易”，让这个民族在他的眼皮底下受着摧残。

在此之前，利文斯顿并不反对在他看来迷信的当地原始生活和勉强维持生存的经济。但是现在，他的观念与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也就是东非沿海由阿拉伯和葡萄牙奴隶贸易构成的经济体系产生了冲突。按照他一贯的大胆作风，他很快制定了一个计划，不仅能让非洲接触到上帝和文明，还能将奴隶制清除出局。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市场要比不自由的市场更有效。在他的观念里，“奴隶贸易的诱惑”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非洲“所有其他的财富来源”那里吸引了过去：“咖啡、棉花、糖、油、铁，甚至黄金贸易都被抛到一边，只为了从一个很难致富的贸易中获得虚妄的财富。”如果能够找到一条更便捷的途径，让诚实的商人得以进入内地，开展其他商品的“合法贸易”——也就是购买自由的非洲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而非强行抓捕劳动力并输出——那么奴隶贸易将很快减少。自由劳动力将排挤掉非自由劳动力的市场。而利文斯顿要做的就是找到这条途径。

为了找寻这条通往文明的道路，利文斯顿可谓呕心沥血。确实，与那些努力跟上其步伐的人来说，他似乎坚不可摧。他已经是第一个穿越喀拉哈里沙漠的白人，第一个看到恩加密湖的白人，也是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白人。1855年11月，他又成为第一个看到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自然奇迹的人。在叶舍科东部，赞比西河的潺潺流水被一道巨大的裂缝猛然切断，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瀑布，当地人称其为Mosioatunya，意为“雷声隆隆的烟幕”。利文斯顿——他早就意识到，有必要让家乡的人支持他的工作——立即将其重新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作为我忠诚的表示”。[3]

阅读利文斯顿的日记，你不可能不被他对非洲风光的痴迷而打动。“整个景象异常壮观，”他这样描写瀑布：“只看到过英格兰景观的人是无法想象这种美丽景象的。”

河流截断之处，浪花飞卷，所有的水柱朝着同样的方向落下，每条水柱都水花翻腾，就好像钢条在氧气中燃烧时火花四溅一般。这雪白的水幕铺下来，如同无数颗彗星朝着同一方向飞奔……从彗核上散发出一道道的水沫。

这些是“那么可爱的景色，飞行中的天使也难免驻足凝望”；它们简直就是“非洲最神奇的景观”。这样的情感也解释了为什么利文斯顿后来从传教士变成了一位探险家的原因。这个孤独，有时甚至有些自闭的人痛苦地发现，在非洲腹地为了一处壮美的景观跋涉1600公里所带来的成就感，远远超过为了让一个人皈依基督教而作的1000次布道。然而，维多利亚瀑布的美仅仅部分解释了利文斯顿的激情。因为他一直坚持认为，他是带着一个目的旅行的：那就是找到让非洲向英国的贸易和文明敞开大门的途径。而在赞比亚河，他似乎找到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关键。

利文斯顿认为，从瀑布开始的这条河流一定能够通航，直到1440公里之外的海边。这显然意味着贸易可以深入非洲腹地，从而欧洲文明也能顺流而上了。当部落的“迷信”在其影响下解体时，就为基督教的扎根腾出了空间。而当合法贸易深入内地后，非洲自由用工的出现就将削弱奴隶贸易的基础。简而言之，赞比亚河就是——也一定是——上帝指明的一条高速公路。

维多利亚瀑布旁边正是英国殖民者可以建立家园的地方：巴托卡平原是一片“植被低矮的开阔而起伏的草原，就像诗人和当地人眼中的田园国家”，而且，这里盛产“高质量、高产量的小麦”，以及“其他谷物和许多种类的块茎植物”。正是在赞比亚高地的这块地方，利文斯顿相信他的同胞——最好是像他一样贫穷，但吃苦耐劳的苏格兰人——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英国殖民地。就像过去和未来那么多探险家一样，他相信他能找到上帝应允的福地。这不仅将是一个经济福地，也将是一个文化福地。一旦有白人居住后，巴托卡平原就将把文明辐射到整个大陆，直到这里不再有迷信和奴隶制。

一心想让他的新殖民地融入大英帝国的利文斯顿也为巴托卡平原想好了一种主要作物，那就是棉花。在这里种棉花，可以减少英国的纺织作坊（就像他童年待过的那些作坊）对美国奴隶种植棉花的依赖。这是一个大胆的救世主计划，不仅连接起了贸易、文明和基督教，还连接起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力。

1856年5月，利文斯顿带着他的新使命启程前往英格兰。但这次，他要改变的是英国民众和政府，并向他们推广自己的佳作《传教士在南非的旅行和研究》。他很快就说服了大家，获得了无数的奖章和荣誉，甚至还有幸觐见女王。而他的书则立即成为畅销书，在7个月内就热销28000册。狄更斯在其创办的周刊《家常话》中也给予它很热情的赞誉，坦承：

它对我的影响就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降低了我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我曾经认为，我拥有勇敢、耐心、果决和自控等美德。但自从我阅读了利文斯顿医生的书后，我不得不谦卑地承认，我曾被错误而虚假的东西蒙蔽了双眼，以至于高估了自己。与这位南非旅行者对比，我曾经备受赞誉的勇敢、耐心、果决和自控，原来都不过是徒有其表。

最让狄更斯赞叹的是：

作者的勇气和诚实，因为他描述了向非洲蛮荒民族传播基督教的困难，也承认了他的失望；他明智地摆脱了所有那些有害的宗派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曾桎梏了那么多优秀人的努力；他也勇敢地承认，将这个世界以其智慧所能够给予的所有合法援助与向异教徒传播福音的工作结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这种认可的力度与利文斯顿的呼吁的力度同样有力，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大众对利文斯顿这项宏伟的非洲计划的支持了。“利文斯顿医生的众多读者中，”狄更斯总结道：“若论谁更衷心地希望他在倾其心血的这项崇高的事业上取得成功，谁在有关他的消息传到英格兰，听到他安全而顺利地开展工作时最感到欢欣鼓舞，那非写下这段文字的作者莫属了。”甚至伦敦传教士协会虽然不满意利文斯顿放弃了正式的传教士职责，也不得不在1858年的年报上承认，《传教士在南非的旅行和研究》一书对传教运动“表达了同情”。这点赞扬也许过于轻描淡写，但不管怎样，也还是赞誉。

但是，正如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报告禁不住担忧的，在“那么出乎意料地……在上帝旨意的允许下发生的……可怕，但有指导意义的事件”面前，利文斯顿的成功马上黯然失色。就在利文斯顿的书出版的同一年，世界另一头的一场轩然大波使得将大英帝国基督教化的整个战略受到了挑战。

[1]利文斯顿临终前承认：“我只有一个遗憾，我传教的责任感远远超出我与孩子们玩耍，做一个称职父亲的责任感……我是那样勤劳地工作，以至于一到晚上就筋疲力尽。而现在，我膝下已经没有孩子可以同我玩耍了。”

[2]如今你在石头城仍能够看见奴隶们住的小格子间：黑暗、潮湿、闷热，这些与我所了解的其他事情一样，清晰地揭示了奴隶制所带来的痛苦。

[3]“其他一些事情也是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发生的。”他注意到，“这些从总体上看，可能有一些‘撒旦智慧’的味道，虽然我并不愿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