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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的权力网络

在新近出现的网络秩序中，有效性和反常性能够合理共存，没有比亨利·基辛格的职业生涯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了。基辛格是一名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他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地缘政治，并成为冷战期间从政的众多哈佛教授之一。然而，1968年12月，他被任命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让许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惊讶，因为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对手，出身名门望族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非常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病床上都对这一任命表示怀疑。“但是基辛格是一名教授，”当他听说尼克松的选择时，他惊呼道，“教授可以做研究，但是他们无法管理负责任何事情。”[1]但他可能大大低估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位教授。

基辛格抵达白宫时，对官僚主义完全无法容忍——新任总统也有同感。（他对官僚的敏感性始于他在军队服役时期，在那里他是反间谍特工，虽然地位较低却有着强大的权限。在哈佛任职期间，他有种建立新机构的本能，而不是屈从于更高级的官员和院长。）“政策精神和官僚主义精神是截然相反的，”他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推测和估算的正确性。官僚主义的本质是对安全的追求，它的成功是可预测和计算的……试图以官僚方式执行政策导致了对可计算性的追求，这往往会让人们成为某个事件的囚徒。”[2]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抱怨说，每一位总统都有一种倾向：“面对官僚机构造成的既成事实，明明可以批准或修改这些事实，但却排除了对替代方案的考虑。”[3]在1966年撰写的题为《国内结构和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基辛格指出，政府官僚机构“有意将问题的相关因素降低到平均绩效的标准”。当“官僚机构”所定义的例行公事没有解决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时，或者当其规定的行动模式被证明与主要问题无关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一种跨部门的发展趋势是，部门间的“官僚竞争”成为产生决策的唯一手段，或者是官僚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达成“一系列互不侵犯协议，从而使决策者成为一个仁慈的立宪君主”。基辛格认为，大多数人对总统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讲不持异议的原因是，这些演讲通常旨在“解决华盛顿的内部辩论”。[4]在1968年春天，就在获得国家安全顾问职位的几个月前，基辛格甚至声称“没有美国外交政策这样的东西”，只有“一系列已经产生了某种结果的行动”，而这些结果“可能不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对此，“国内外的研究和情报机构都试图给出一种合理性和一致性解释……它根本没有什么”。他认为，政府部门中“仍然有思考能力的最高层”是“官僚机构的中层——助理秘书和他的直属顾问”……除此之外，维护这一机制的日常运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行政问题出现时，他们才会做出决策”。[5]

支撑基辛格观点的最好例证就是美国越南战略的彻底失败。他在几次访问南越后写道，“其实根本没有‘越南政策’存在，只有与越南有关的个别机构的一系列项目。如果这些运营机构之间存在冲突，这些项目能否得到协调也视情况而定”。其中有三个问题。首先，只有当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机构时，这个系统才起作用，它们能够分别站在问题的两个对立面进行工作。当一个小而精，没有任何对手的团队开始工作时，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第二，人们都太忙了，以至没有人做计划。（“计划包括对未来的推测和事实假设。他们忙于处理实际问题，因此不愿意从事理论性的工作”。）第三，决策者受到“先天性缺乏安全感”的困扰，他们缺乏顾问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寻求“行政共识”。当美国试图通过谈判与极为顽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结束冲突时，上述这些问题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华盛顿总是倾向于在谈判开始后完全不做决策，而只看“对方能提供什么”。

因此，在开始外交活动的初期，我们的立场非常僵硬和强硬，但是当一名谈判者被任命时，这种立场会迅速改变，因为他是另一方的发言人。担心全局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他只关心谈判是否能成功，而当你认真仔细地考虑对方的意见和想说的话时，谈判才有可能成功。[6]

正如基辛格所说：“实用主义和官僚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外交风格，其特点是在正式谈判前严防死守、提前僵化，一旦谈判开始，就过度依赖战术上的考量。”[7]

正是这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导致基辛格和哈佛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建议新当选的总统不要选择任命一名过于强势的幕僚长，并给他直接接触总统的权力。他们认为，一名成功的首席执行者，需要将“等级制度和分散的权限”结合起来。最好任命一名责任范围最广的关键战略顾问。[8]基辛格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是在考虑自己吗？可能不是：如果尼克松能任命洛克菲勒为国防部长的话，那么当时他最渴望的角色是副国务卿。尽管如此，他最后成了首席战略家，并很快发现自己虽然名义上只负责外交政策，但实权很大，扮演着许多角色。

大多数研究基辛格从政生涯的作家喜欢对基辛格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做出解释，有好的有坏的，有的从他与尼克松的密切关系出发，也有人专注于他高超的官僚暗战技巧，虽然作为一名学者他曾对此做出强烈谴责。然而，他们都忽视了基辛格工作模式中的最大特点。当他周围的人继续受到等级官僚制度的约束时，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建立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华盛顿环城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方向上横向延伸：面向美国国内的新闻界甚至娱乐业，或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后台渠道”伸向关键的外国政府。基辛格从一开始就为这个网络注入一种能力：在缺乏对话者的情况下也能与对方建立情感或智力上的联系，这是他在接受尼克松任命之前很久就磨炼出来的技能。

正如我们在第40章看到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国家系统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私人网络和孤立个人进行系统性毁灭。安娜·阿赫玛托娃与以赛亚·伯林的几次邂逅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公民遇到美国人时（当然他们很少遇到）必须保持警惕。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今天，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因其创建人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获得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而被知晓，该组织就是用“二轨外交”来解除戒备和冲突的。[9]然而，冷战期间，这些会议的性质更加模糊，因为出席会议的苏联学者必须事先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有时甚至要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0]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物理学家维克多·魏斯科普夫所说，“通过帕格沃什，我们美国的科学家与苏联政府有了直接的沟通渠道”。[11]但还有一个不太积极的结论是：“这些会议是反美亲苏的政治宣传手段”。[12]

1961年，基辛格参加了在佛蒙特州的斯托举行的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其间既进行了政治宣传，也经历了有意义的交流。起初，苏联代表坚持共产主义路线，但是基辛格用他标志性的尖刻幽默至少解除了其中一些人的戒备。就在他们去机场之前，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和物理学家伊戈尔·塔姆走近他，问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对柏林政策的官方问题。例如，联合国能否保证美国在西柏林的权力地位？而基辛格回答说，美国“不会接受一种每年都能被联合国大会改变的状态和地位。塔姆问如果能保证五年呢？我说那也太短了。他然后问那十年如何？我回答说，‘如果我们的讨论持续下去，我建议能保证150年，也许我们可以在这150年中继续这个话题。他笑着说我们彼此理解’。苏联人喜欢这种妙语连珠的对话。”[13]在这种情况下，帕格沃什会议就像一个穿越铁幕的独特网络。

叶梅利亚诺夫坦率地承认，自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演讲之后，他从未见过苏联政府如此混乱。[14]正是通过帕格沃什会议，基辛格收到了从波兰去布拉格的邀请。在布拉格，他会见了捷克在德国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安东宁·斯内德雷克，他现在是该国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的主任。这两个人在总部位于伦敦的战略研究所的维也纳年会上再次会面。这个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苏联无意帮助美国人摆脱越南。他说，事实上，东南亚的危机可能最终成为“莫斯科方面加强对东欧控制的借口”。（基辛格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和斯内德雷克的坦诚讨论本身就预示着布拉格之春即将到来，这是一次政治解冻，捷克此时在怀疑这能否会被苏联接受。[15]）

从1969年1月开始，基辛格开始将他作为学术和公共知识分子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非正式网络能够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馆更好的外交渠道。作为基辛格人生第二个阶段的前奏，我试图根据所有公开发表的与基辛格执政时期有关的回忆录来描绘基辛格所建立的网络。从基辛格本人和他同时代的政府官员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找寻到他最初与其他网络建立联系的情况。图45.1至45.4就是根据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的回忆录所描绘的他们的自我中心网络；基于所有成员的回忆录描绘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自我中心网络；还有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定向网络，其中描绘了成员在彼此回忆录中的重要地位。[16]在前三张图（图45.1至图45.3）中，相对重要性既体现在靠近中央“自我”节点（在第三种情况下结合了写回忆录的成员的个人身份）上，也体现在节点的面积上。在第四张图（图45.4）中，我们可以通过谁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谁，以及他们提到这个人的频率来了解他们节点之间的相互接近度、连接线的广度和连接线的箭头方向。

这一实践开启了对其网络更彻底的探索。这本质上是一项具有回顾性和代表性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能从中看到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个人的相对重要性，因为这两个政府的成员都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们的个人社会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很希望这些关系被人记住，尤其是在“水门事件”时期。毫无疑问，基于不同来源的图会呈现出某种不同的图像。[17]尽管如此，这些图还是说明了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能从社会网络分析中获益。

首先，对于尼克松-福特时代谁是“重要的”，我们可能会做出任何假设，对此，该研究做出了一个有价值的修正。基辛格的自我中心网络最为丰富——对于尼克松来说他和他的妻子一样重要，同时他也是两届政府中第二重要的成员，超过了后来成为总统的福特。接下来的中介中心性排名（见图45.4）是尼克松的幕僚长哈德曼，之后是尼克松的第三任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和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在此基础上排名靠前的还有约翰·埃利克曼（总统内务助理）和亚历山大·黑格（基辛格的助理，当时的副手，“水门事件”后霍尔德曼的继任者）。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回忆录中出现已经去世的人的频率。继尼克松和基辛格之后，林登·约翰逊（于1973年1月去世）是所有回忆录中第三个最常被提及的人物，约翰·肯尼迪名列第六（见图45.3）。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死于1969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死于1972年12月）是第13位、第20位和第37位最常被提到的人。丘吉尔是第31位，斯大林是第24位。历史学家也许会安心地发现，自传作者经常回顾他们在政府任职之前的时期，哪怕只是为了提及他们年轻时的主要性格。

第三，我们看到了“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从尼克松的核心圈子（见图45.1）可以看出，他的总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宫的围墙之内。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在回忆录中最常提到基辛格、艾森豪威尔、哈德曼、埃利克曼和黑格。相比之下，基辛格提到的主要外国领导人几乎和他服务过的总统一样多，超过了他的前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见图45.2）。更引人注目的是，外国领导人在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苏联人（他们驻华盛顿的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他们的外交部长安德烈·格罗米科和他们的总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排在第一位，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紧随其后。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宁之外，尼克松最经常提到的40个人中还有一个外国人：南越总统阮文绍。而相比之下，前40位中只有16名是美国人。当然，我们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花在外国人身上的时间比总统多：这就是工作的本质。然而，很难相信这些职位的任何前任都是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和谈判家。

45 - 图1 图45.1 理查德·尼克松的自我中心网络，基于他的回忆录。

45 - 图2 图45.2 亨利·基辛格的自我中心网络，基于他的回忆录。

45 - 图3 图45.3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自我中心网络，基于所有网络成员的回忆录。

45 - 图4 图45.4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定向网络，其中描述了成员之间相互回忆的方向和频率。

基辛格在任期间，至少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15次。根据一家杂志社在1974年发表的人物简介，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的正确的人”——尽管有人指责基辛格更“注重最重要的人而非原则”。[18]这一关于基辛格的影响力和声誉的假设不仅是他的智慧和勤奋的产物，也是他那些异乎寻常的个人联系的产物。穿梭外交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基辛格擅长和记者聊天，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他们，但他和奥尔索普兄弟、斯图尔特和约瑟夫以及专栏作家汤姆·布雷登都很亲密。正如《时代》杂志所说，基辛格“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听命于总司令命令的下属礼仪”，即使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在尼克松最后辞职之前，与尼克松的“正式和正确的，而非个人的”关系在制度上仍然至关重要。正如《时代》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基辛格有着“一种精细协调的等级观念”。[19]但更重要的是网络中的所有其他关系（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夏季研讨会上的前参与者组成的“老男孩网络”）遍布全球。“他总是能精准地定位那个能够实现信息传递的人。”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助手对《时代》杂志说。而另外一位“来自华盛顿的朋友和仰慕者”说：“很多大门都为他敞开。”这个网络是他“连锁反应”外交的先决条件，这一表达来自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这就证明了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响力”。[20]

20世纪70年代等级制度的弱化和网络的加强有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这毕竟是与苏联更频繁对话的核心理由（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流的开始）。同时代的人经常将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缓和”，但是他更喜欢用“相互依存”来表达。1973年12月，他在伦敦宣布，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取代了“战后结构”：一个基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和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认同的悖论”的国际体系。[21]三个月后，他提出，“能源危机”是“全球相互依赖的阵痛”之一。[22]到1974年4月，“相互依赖的挑战”已经成为一个演讲题目。到1975年，相互依存“成为我们外交的核心事实”。基辛格在1974年10月发出警告称，“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现在拥有的西方文明几乎肯定会瓦解”。[23]理查德·库珀和约瑟夫·奈等哈佛大学的学者不得不就这一主题著书立说。[24]1972年在波坎蒂科山洛克菲勒庄园举行的三边委员会[25]第一次会议和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六国集团”（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第一次会议都体现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纽约时报》选择用一篇题为“相互依存日”的社论来纪念《独立宣言》200周年。[26]这是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积极采纳的一个概念。

然而，居住在一个相互更加依赖的世界里既有代价，也有好处。正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所说，“科技时代”创造的新的“全球城市”是“一个紧张、不安和相互依存关系支离破碎的网络”。[27]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在冷战的前半期，超级大国通过制造或赞助宣传，对任何被认为有害的东西进行分类或审查，渴望控制信息流动。这一时期，每一桩间谍丑闻和侦查都会引起轰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一切都是机密信息。这一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从1971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给《纽约时报》的所谓“五角大楼文件”开始，泄露的官方文件开始通过自由媒体在西方传播，以及（在更弱的程度上）在苏联进行传播，主要通过萨米兹达特文学（地下文学刊物），特别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28]与1945年之后平静的25年相比，泄露给媒体的消息反过来又加剧了大学校园和中心城市的社会抗议活动，这使得20世纪70年代初显得如此狂热。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共有近400个不同的团体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从非洲裔美国公民权利运动开始，很快就发展出妇女权利、印第安人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反对越南战争、核武器、贫困和工业污染的运动。[29]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那一代人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这些团体几乎没有耐心。事实上，基辛格把20世纪60年代末他在哈佛遇到的学生激进分子比作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纽伦堡大集会的德国学生。然而，在1970年5月9日的凌晨，尼克松冒险走出白宫去面对一群在林肯纪念堂露营的学生抗议者。这是一个以隐逸和厌世著称的人非同寻常的一次尝试。正如他对他们所说的：

我很抱歉他们错过了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因为我曾试图解释……我在越南战争的目标和他们是一样的——停止杀戮、结束战争、带来和平。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占领柬埔寨，而是尽早离开越南。

他们对此没有回应。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对战争的仇恨，但我希望这种仇恨不会变成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我们的国家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的仇恨。我说过我了解你们，虽然你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我是在煽情，但是我真的想让你们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感受。[30]

也许尼克松确实理解抗议者们的感受。但是，正如他们随后向迅速拥来的记者们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根本不理解他，也没有试图去理解他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早在《华盛顿邮报》揭露尼克松的欺诈行为之前（同时这也是他自身作为一个孤立网络的脆弱性所带来的后果），他在那些本可以拯救他的机构中朋友太少，基辛格就已经明白网络比联邦政府的等级制度更强大。他非常了解抗议的学生，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而在福特执政的时代，他确实也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巡回演讲，向中西部民众解释他的战略理念——尽管效果有限。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最显著的功绩是将自己与尼克松网络中对他来说致命的一部分隔离开来：策划“水门事件”的部分。这简直需要网络建立者运用近乎天才的手段才能精准地避免自身连接到相应的节点。除此之外，基辛格的权力还建立在一个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职业界限的网络之上，1977年离开政府后，他的权力又在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中被制度化，这些都是通过他几乎不间断地飞行出差、会议讨论、建立联系、出席饭局来维持的。相比之下，尼克松上台之后，其行政部门的权力被国会审查大大削弱，这也使得报纸媒体更加敢说敢做。这之后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家安全官员，无论多么有才华，都无法与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1] Ferguson, Kissinger, xiv.

[2] Ferguson, Kissinger, 310.

[3] Ferguson, Kissinger, 502.

[4] Ferguson, Kissinger, 728.

[5] Ferguson, Kissinger, 806.

[6] Ferguson, Kissinger, 807.

[7] Ferguson, Kissinger, 841.

[8] Ferguson, Kissinger, 849.

[9] ‘Principles, Structure and Activities of Pugwash for the Eleventh Quinquennium, 2007-20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gwash_Conferences_on_Science_and_World_Affairs

[10]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 32f.

[11]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 33.

[12] Staar, Foreign Policies, 86.

[13] Ferguson, Kissinger, 505.

[14] Ferguson, Kissinger, 736.

[15] Ferguson, Kissinger, 740.

[16] See Appendix.

[17] 例如，在纽约市立大学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量化基辛格”中，米基·考夫曼试图对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基辛格信件进行网络分析，该信件收集了1.8万份文件。她还展示了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他的人际网络是如何扩大的，而且他的个人网络（不同于现有的官僚渠道）有助于他管理那个时代的重要地缘政治事件，如1973年的阿以战争、越南战争、对中国的开放、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以及为解决罗得西亚布什战争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18] ‘Superstar Statecraft: How Henry Does It’, Time, 1 April 1974.

[19] ‘Superstar Statecraft: How Henry Does It’, Time, 1 April 1974.

[20] ‘Superstar Statecraft: How Henry Does It’, Time, 1 April 1974.

[21]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58.

[22]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59.

[23]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76.

[24] Notably Cooper,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and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5] 根据三边委员会的最初计划，执行委员会将由34名代表组成：14名来自欧共体，9名来自日本，9名来自美国，2名来自加拿大。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自我克制行为，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仍远远大于欧共体。

[26] ‘interdependence Day’, The New York Times, 4 July 1976.

[27]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28] Bearman and Everett, ‘Structure of Social Protest’, 190f.

[29]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ed to Belong’, The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1968.

[30]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hite_house-july-dec11-nixontapes_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