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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870~1914年的欧洲历史通常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竞争导致多极联盟体系，并最终爆发灾难性战争的历史。然而，也有很多理由可以质疑这样的说法，因为如果说帝国主义必然引发战争的话，那么最应该爆发的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和俄国之间那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但是却一直没能打起来；或者说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与法国之间引而未发的战争。这3个大国总体来说是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相互之间冲突频繁，从君士坦丁堡到喀布尔（英国和俄国之间），或者从苏丹到泰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当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它们居然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来参加一场世界大战。
也没有人会认为居然会有无法回避的力量产生绝对致命的“英国——德国对抗”。事实上，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来看，完全相反的结果似乎不仅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英国与德国的相互理解（如果不能做到完全联盟的话），似乎是对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差异最符合逻辑的反应。历史学家中总是有这么一种倾向，总是通过假设或者寻找理由来证明它们注定得这样做，并以此来附会那些失败了的外交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为确保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理解而做出的努力通常都是这类牵强附会的目标。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德在力求帮助达成英德联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只是更加鼓励了那些无视这些努力的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尔弗雷德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应有的尊重，而且说他很业余的那些评论也使后来的作家们认为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够严肃——似乎他天真地认为“通过简单地邀请张伯伦和哈茨菲尔德（或者伊卡斯坦）一起坐下来吃餐饭，联盟就可以一蹴而就。”德国大使的首席秘书赫尔曼·冯·伊卡斯坦男爵的作用也通常被历史学家大打折扣，原因是当时的人诋毁他的那些说法，比如爱德华·汉密尔顿就说他是“听命于罗斯柴尔德公司召唤，奔走于英国——德国事务的那一类非正式的中间人”。最常见的情况是英国——德国联盟的想法被很狭隘地定位在伦敦金融城银行家们的要求上，特别是那些有德国和犹太人渊源的银行家——这种想法当然就被当时的那些仇恨德国的人进行了理所当然的解读。
然而，英国和德国间的关系最终跌落到1914~1918年灾难性的战争之中不应该被过分地追溯为“理所应当”。在很多方面看，它们对某一类问题的认识，就算不是完全的同盟，也都找到了共同的国际利益。这并不是重提过去说过的在英国和德国关系中“丧失了机会”，而这些机会有可能改变厮杀双方战壕中的战友，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于倚重那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智慧以及靠不住的记忆；这只是说明未能达成英国与德国间的协定，更多的是意外事件，而不是来自人们所期盼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可能用1914年以前那段时期内那些纷繁的外交事件的交织融合来解释。
未能打起来的战争
自从占领埃及的那一刻起，英国就发现自己在外交上谴责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进行类似扩张的时候显得底气不足。在针对德国的一件事情上，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去做的想法；但是在针对俄国和法国的时候，英国的外交政策则并非如此的温和。
德国总理的非洲版图，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属于他的欧洲版图的；无论如何，他很乐意谎称（按他儿子告诉格拉德斯通的）“如果殖民地问题能够友好解决，没有也不会有关于埃及的争端发生。”纳蒂在1886年9月也转告了来自德国大使保罗·冯·哈茨菲尔德公爵的类似口信。能够找到殖民地补偿的最显而易见的地方就是在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但这一地区已经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通过他的刚果国际协会建立起了广袤的私人王国。英国的属地在更南的地方，但它似乎也在谨慎地通过亲英国的葡萄牙要求获得刚果的土地，来建立某种类型的间接战略据点：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战略的默认使它们不太愿意帮助利奥波德进行他的扩张。从1884年开始，俾斯麦用埃及作为德国在该地区进行一系列野蛮干预的借口，以一个法国——德国“中立联盟”来威胁英国在非洲的利益，声称德国在西南非洲控制了安哥拉——佩克，并要求获得开普殖民地和葡萄牙西非洲中间的全部土地。英国的反应是用接受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要求，并撤回对喀麦隆和东部非洲的更多的土地要求来安抚德国。由哈茨菲尔德在1886年引发的桑给巴尔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德国在桑给巴尔并没有值得一提的经济利益（而且事实上在1890年用它交换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但是只要英国仍然被它在埃及的地位所困扰，那么对这片土地的要求就是值得的。
至少对两个地区俄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类似的要求：中亚和巴尔干地区。这两种情况都让英国完全无言以对。出于这样的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迫切要求英国的调和政策与让步——尽管他们自己对仇视犹太人的沙皇政权的敌意不断地增长。
在1885年4月，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二任期将要届满的日子里，一次，英国——俄国之间的冲突在俄国取得了对阿富汗军队的平狄地区的胜利之后，眼看着就要爆发。纳蒂马上（接受雷金纳德·布雷特的建议）通过试探俄国大使德·斯塔尔公爵来寻求化解战争的办法。当斯塔尔问到英国能够“同意的”外交妥协的底线的时候，纳蒂认为是“马上从那些有争议的国家撤出俄国的军队，”但是补充说，“这样做，你们将会得到的边界线会与你们自己画的有所不同”。斯塔尔适时地向布雷特回复了这种方式的建议，布雷特则将它转给了格拉德斯通。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纳蒂的动机无法理解，甚至爱德华·汉密尔顿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为了从俄国大使馆获取信息的努力，然而只是非官方提出的参考”。按照传统的罗斯柴尔德方式，纳蒂试图通过邀请斯塔尔与一些自由党和托利党人政治家共进晚餐来加速和平的进程，这些政治家中有时任内务部长的哈考特以及布雷特、德拉蒙德·沃尔夫以及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阿瑟·贝尔福。当丘吉尔在1885年夏出掌印度办公室的时候，纳蒂很快告诉斯坦尔这个好消息：俄国人希望解决阿富汗边界问题，而且丘吉尔能够于9月3日在谢菲尔德的一个特别隆重的讲话中公布一份协定。然而，这显然操之过急了。自由党在1886年一赢得政权，阿尔弗雷德就不得不警告罗斯伯里说：
阿富汗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说看起来相当糟糕。俄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了阿富汗，而且……英国划界委员会的地位处于实实在在的危险当中。阿富汗人公开对我们表现出了敌意，而且我们的委员会几乎没有保卫，而俄国人有3万人在附近可以调用，而且可以沿他们的铁路线很快地运动。
危机再一次得以缓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密切监视着那里的西北边界。事实上，在1888年，埃德蒙在俄国人的护卫下去了撒马尔罕，表面上是去调研“商业条件”，但更有可能的是去评估俄国对喀布尔军事威胁的程度。
在1885年保加利亚爆发危机的时候，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外交孤立不断增加的这个时期，英国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理由卷入到保加利亚事务中。如果英国有权去管理埃及的事务，那么俄国也就有权利不让保加利亚国王亚历山大在他的任期内统一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这是他在1885年9月所想要做的。反对俄国干预的唯一理由来自于世袭王朝（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之一嫁给了亚历山大的兄弟亨利）和道义（自从格拉德斯通发起反暴行运动以来，保加利亚人的命运就一直是一件很值得人同情的事情，而且俄国人对亚历山大的绑架更是激起了义愤）。尽管纳蒂接受了“保留保加利亚王子的君主地位，以及不让那些小国家，比如塞尔维亚帮助他们”的要求，但是他马上察觉了俄国人的意图是“把巴尔干的水搅浑”。从本质上说，他的态度是英国应该忍受这种情况。
从这一点上看，纳蒂与俾斯麦是一致的；而且从很多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德国亲善计划中的兴趣基本上都源自于这个时期。在他1886年9月写给伦道夫·丘吉尔的信中，他直接转达了德国大使哈茨菲尔德对英国的保加利亚政策的反对意见：
他说，你这样做显然不合逻辑，而且你对逻辑的追求要冒很大的风险。你们的政治家和你们的报纸说你们在多瑙河或者巴尔干半岛没有直接利益，你们承认俄国的权利，你们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埃及，而且留在它的亚洲版图之内，但是今天，我们在索菲亚的代表发来补充电报说，弗兰克·拉塞尔斯爵士（驻保加利亚总领事）正在持续不断地密谋筹划反对俄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你会惊诧地发现你的手被迫伸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你们在保加利亚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我们不会也不能支持这样一种政策，而且如果要麻烦你们俄国听从法国的意见，你也不应该觉得诧异。
纳蒂显然是希望丘吉尔能够比外交部长伊兹利更多地采取俾斯麦式的路线（就像斯塔福德·诺思科特所变成的那样）。当后者——被纳蒂鄙视为“老山羊”以及“咯咯叫的老母鸡”——派亚历山大·康迪·史蒂芬到新亭请求为在索菲亚的反俄国政权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时候，纳蒂很是怀疑。“我很自然地拒绝了，”他告诉丘吉尔，“真会有这样的傻瓜吗？”丘吉尔的反应是阻止了让史蒂芬作为索菲亚特使的任命（甚至以“伊兹利”的名义给外交部的索尔兹伯里发了一份加密电报）。为了增强这个说法的消极效果，纳蒂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他（通过贝尔福给索尔兹伯里）转达了哈茨菲尔德对可能出现的德国对法国进行攻击的警告——暗示的是同时发生的英国——俄国冲突存在着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纳蒂在自由党人回到同一条战线后，给雷金纳德·布雷特和罗斯伯里的信中说：应该对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政策给以容忍——而且纳蒂越来越多地把这个说法看成是德国的愿望。他在11月份的时候告诉罗斯伯里，俾斯麦“被法国人拖着一起去做俄国在保加利亚的保护人”。一个月之后，他报告说，俾斯麦已经“孤立了法国，而且如果他使英国和俄国成为了可靠的朋友，我根本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奇。”他在接下来的2月得出了结论：“我自己的信念是不会发生战争……法国已经开始与俄国眉来眼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结果就是俾斯麦将会让俄国在巴尔干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
这也不是最后一次罗斯柴尔德希望英国和德国能够携手合作的想法没有实现。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情况更适合让索尔兹伯里去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组建一个新的铁三角，以维持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尽管这对英国来说似乎不是一个最令人满意的组合，但是在新的保加利亚国王选出，而且也是英国皇室的远房亲戚（他就是费迪南德，阿尔伯特王子一个表兄弟的儿子）的时候，它也足以阻止俄国做出太激烈的反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合有着一个奥匈帝国军事联盟的背景。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这样认为，三国同通过德国的三国同盟与柏林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因为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是成员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从逻辑上说暗藏着（虽然俾斯麦尽了全部的努力去维持三皇联盟的遗产）一个俄法合作的可能，尽管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要实现它是多么的不容易，另外，它的存在是会加强还是削弱英德的合作局面，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在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中，对英国接管埃及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法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正是英法的对抗成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外交形势的主要特点。与过去一样，这种局面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比任何其他的国际纷争更令人尴尬，原因很显然，是两家仍然合作很紧密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分别位于伦敦和巴黎。但是要想在这个中间做点儿什么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886年，当法国向位于印度支那的越南北部进军的时候，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担心地告诉赫伯特·冯·俾斯麦“下一次欧洲战争将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他们暂时的希望是罗斯伯里在1892年重新担任外交部长的决定能够改善这种局面；但是局势马上变得明朗起来，尽管罗斯伯里不太愿意承认英国反对法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地中海协定，但他还是倾向于坚持上届政府的反法国政策。他对一些流言感到很紧张（法国罗斯柴尔德对这些流言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流言说，继1893年7月在湄公河上发生了军事对抗后，法国打算以某种方式接管泰国。在第二年的1月份，罗斯伯里对于奥匈帝国对俄国在海峡上的图谋的担心所做出的反应是向奥匈帝国大使保证，他“不会从放手让英国卷入到与俄国的战争这样的危险中退缩，”并且补充道，如果法国与俄国站在一边，“我们会要求三国同盟的帮助以牵制法国”。
可以预料的是，埃及以及它的南方邻居苏丹最终证明是导致英国——法国对抗的主要原因——对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似乎在1895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伯里在1893年1月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泄露了政府打算加强埃及防务的秘密。在1894年1月和2月，阿尔弗雷德通过向罗斯伯里转送他们收到的关于开罗对英国统治不断增长的敌视的警示报告来作为报答。此时，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法国政府打算为控制上尼罗河流域的法绍达而做出一些表示。由于担心法国对法绍达的控制可能会危及英国在埃及的地位，罗斯伯里在3月份当上首相之后，很快与比利时国王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法绍达南部的地区租借给比属刚果，作为交换英国获得西部刚果的一条带状地，其意图显然是为了阻止法国对法绍达的染指。在随后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进行调解，他们向他们的英国兄弟们保证，法国政府并不是“完全地敌视英国”，但是警告说，英国的非洲政策在巴黎似乎是无法容忍的“挑衅”。这没有任何用处：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多想就法绍达达成某种妥协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且当由法国探险家马钱德带领的远征军向上尼罗河进发的时候，罗斯伯里在外交部的副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谴责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1895年6月），罗斯伯里辞职，把英国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的位置上。
幸运之神眷顾了刚上台的索尔兹伯里政府，意大利在阿多瓦被阿比西尼亚军队击败的消息同时也借走了法国战舰的东风，原因正好是纳蒂告诉麦克唐纳让索尔兹伯里考虑的那些问题。纳蒂说，“法国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他们唯恐意大利的战败会引发三皇联盟的复兴，法国政府（因此）没有实力成为我们真正的威胁。”但是他提醒索尔兹伯里，“如果几个大国联合起来重提（埃及）撤军的问题，政府将没有办法再拒绝。”这是对迅速行动的一种鼓励。正好在一周之后，重新征服苏丹的命令就下达了。当阿诺多的继任者特欧菲尔·德尔卡塞对基奇纳在恩图曼击败在苏丹的伊斯兰教军队做出反应，占领法绍达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索尔兹伯里让法国人彻底亮出底牌。基奇纳应该被派去“占领法马钱德监狱”，纳蒂在9月份时告诉麦克唐纳。在两个月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阿尔弗雷德向他保证“法国军队将会放弃，因而不会发生战争”。麦克唐纳补充说，“他认为法国军队处于一个非常腐败的状态；但是对法国海军却有很高的评价……（这是出于好心的一个意见，但是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勋爵认为是一派胡言）。德·斯塔尔先生（俄国大使）今天早上也告诉罗斯柴尔德勋爵，他也认为战争打不起来。”
纳蒂是否有意识地将英国在埃及的战略利益置于他的巴黎兄弟的感受之前？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在1882年时候的情况一样，满足于看到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能够得到维护，甚至就算以法国的骄傲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没有证据表明阿方斯支持德尔卡塞的对抗政策。在任何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认识法国的弱势地位方面都有非常足够的自知之明。正如俄国大使在法绍达危机期间对纳蒂所指出的，圣彼得堡永远不会在非洲问题上支持巴黎——一点儿都不会超过巴黎可能会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对圣彼得堡的支持。
法绍达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记住一场应该爆发但是没有爆发的大国间的战争。类似地，我们应该记住在1895~1896年，英国和俄国都出现过用他们的海军占领海峡并宣布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控制的想法。在实际的情况下，双方对他们的海军实力都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冒险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一旦尝试，一场像1878年一样严重的外交危机将几乎根本无法避免。此外，还存在一场没有爆发的战争，这一次是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起码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一场爆发的战争居然会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作为一方，那么帝国主义这一解释显然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法俄同盟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有外交组合中，法俄同盟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上，无疑都是最符合逻辑的。法国和俄国有共同的敌人：处于它们中间的德国，以及包围着它们的英国。另外，法国是资本输出国，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俄国对外国贷款的需求也非常之大。事实上，法国的外籍人士和银行家早在1880年就在开始讨论以法国贷款为基础建立法俄同盟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意识到这一个结盟面临多少障碍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首先从金融问题入手。巴黎市场存在周期性的不稳定——1882年的兴业银行危机之后是1889年的贴现银行破产，以及1893年的巴拿马运河危机——使人们对法国应付大规模的俄国项目的基本能力产生了怀疑。在俄国方面也存在问题。一直到了1894~1897年，卢布才最终建立起金本位体系，因此汇率波动牵涉到了非常复杂的谈判。债券市场对俄国债券也一直表现得很谨慎。5%利率的俄国债券价格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异常的波动速率，在1886年底快速下跌，1887年上半年恢复，然后又在1888年初跌到了最低的89.75，但是在1889年5月又跳回到104.25的高点，但是在1891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急剧的下跌。在3~11月，新发行的4%利率的俄国债券从100.25跌到只有90，跌幅超过了10%。在这次危机之后，才出现了一个稳步的上涨，到1898年8月达到了顶峰（105）（见图7.1）。
图7.1 俄罗斯5%票面利率债券周收盘价（1860~1900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在法俄同盟的道路上还存在严重的外交困难。首先，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明确提出（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要牢牢保持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联系，这种联系最终出自于由他所缔造的三皇同盟。布朗热将军的崛起重燃了法国——德国的仇恨，但是这并没有让俄国站到法国一边：俄国驻柏林大使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只是表示，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将保持中立。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目标是离间德国与奥匈帝国，而并不想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疏远俾斯麦。德国和俄国之间于1887年6月所签订的秘密协定似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它只是保证俄国中立，除非德国进攻法国，以及德国保持中立，除非俄国进攻奥地利）；但是它至少表明了柏林和圣彼得堡双方都有维持某种外交联系的愿望。另外，按照已经说过的，对法国和俄国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的东西有着重要的限制。法国从来不愿意支持俄国与土耳其有关的任何政策；俄国也从不愿意支持法国在苏丹的政策。
最后，还存在政治障碍，而且不仅是因为共和体制的法国与沙皇体制的俄国之间明显的体制差异。1881年3月对“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以及他反动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位导致了帝国内部400万犹太人生存状态的恶化，这些犹太人中的大多数继续被限制在波兰和俄国西部的所谓永久定居隔离区内。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对犹太人的居住和职业的限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但是1881年到1882年间的屠杀浪潮让沙皇以及他的新政权相信需要保护“人民”不受这些从“很多方面看都有危害的”犹太人的“邪恶活动”的伤害。1882年的“五月法令”对犹太人的居住地以及所能从事的职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在此之后，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教育的机会、拥有土地的权利、对职业的选择、在村庄里或者隔离区之外的地方居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挤压。犹太人的反应是多方面的：大约有200万人选择了移民，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大多数都进行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也有些人被革命的政治组织，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犹太人联盟所蛊惑：这足以让沙皇的政府相信他们把这些犹太人看成是危险分子是完全正确的。当1903年在基什尼奥夫出现新的大屠杀，而且在1905年波及更广的时候——并伴随有祭祀性屠杀指控，这种情况在6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大马士革事件——存在着太多官方的麻木不仁，如果不能说是同谋的话。这种情况证实了海外对沙皇政权是世界上迫害犹太人最为严重的政权印象的可信度。
所有这一切很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不安。早在1881年5月，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合伙人之间就开始讨论可以“代表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采取一点什么样的实际行动。阿方斯的女儿与俄国犹太银行家莫里斯·伊弗鲁西的婚姻也许可以被看成是增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外交官的圈子里有传言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撤换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珀特，因为他通知新娘子伊弗鲁西夫人，说她不能在沙皇的宫廷上出现。令罗斯柴尔德厌恶俄国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一直被其他的法兰西银行（而且事实上是被俄国财政部长）看成是俄国政府在巴黎的首选代理商，如果没有他们，就无法保证俄国重大的金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当舒瓦洛夫非正式地在1882年代表财政大臣邦奇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接触的时候，居斯塔夫并没有遮遮掩掩：“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们希望的只是与俄国政府达成一项金融的行动，然而，考虑到对我们同教兄弟姊妹的迫害，我们无法这样做。”在后面的岁月里，这也基本上是来自伦敦合伙人的永恒不变的答复。
这解释了伊利德·赛恩别名伊利亚·法德耶维奇·蒂恩取得有限成功的原因，他作为一名强烈仇视德国的俄国犹太人，在德国将要攻打法国的流言正盛的时候，试图在法国和俄国政府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他的目标，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为了将俄国的“经济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将俄国债券市场转移到巴黎”。尽管他在1887年2月拜访沙皇的顾问迈克尔·卡特科夫的时候，发现卡特科夫不太相信存在战争的危险（卡特科夫认为俾斯麦的耀武扬威只是一种大选策略），赛恩还是通过向卡特科夫解释“这是我与好多愿意与俄国合作的巴黎高级银行的代表讨论的结果”而引起了卡特科夫的兴趣。赛恩认为他的王牌是：
我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兄弟之一针对1月底的问题进行了长谈，他再一次向我保证，他们的银行总是准备着为我们俄国的财政部服务，（而且时刻准备着）重新恢复12年前被强行中断了的关系，当时法国强迫将它的所有资本投入到它自己的内部需求之中。
赛恩后来也对新上任的俄国财政大臣I·A·维希内格拉德斯基做了同样的说明，因为后者表达了对“获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合作”可能性的怀疑，而“要是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作，巴黎市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明确表示在他获得罗斯柴尔德的善意——他建议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对转换由俄国地产信贷银行发行的抵押贷款债券做个报价——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他不会愿意直接与拉菲特大街进行正式接触。按照赛恩的说法，赛恩随后返回巴黎，而且开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此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尽管在4月份——在布朗热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卡特科夫通知他正在进行谈判的那些条款无法接受，赛恩急忙赶回圣彼得堡以取得政府的批准。在5月5日， 维希内格拉德斯基以及一名没有留下姓名的罗斯柴尔德代表签署了一份协议，降低总计约为1.08亿马克抵押贷款债券的利息。赛恩后来公布了一封来自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贺信，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而且“对我们已经感到可以从这些业务中盈利，重启与俄国财政部的直接联系表示满意”。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对赛恩这些活动的意义过分夸大。尽管他一直宣称他的动机是无私的，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却认为他是“一个声誉值得怀疑的人”，而且对他的评价也冷酷：“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在那边没有以我们的名义自居，就像在这边以财政大臣的名义自居一样。由于是双重委托，他其实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赛恩很可能在他的备忘录里弄错了抵押贷款债券业务的性质。我们应该记得1887年4月和5月见证了布朗热危机的高潮。很显然，甚至在赛恩自己的说法里，俾斯麦意识到了这个准备中的行动，并曾经试图干预他的谈判。另外，如果没有得到雷金纳德的同意，赛恩也不可能在柏林完成这项交易：无论如何，原本的抵押债券是由雷金纳德发行的，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参与了部分发行工作。考虑到这些抵押债券更多的是掌握在德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手中，因此，赛恩除了征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项在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交易的同意之外，其实什么也没做。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因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它并不意味着俄国金融业务向巴黎的决定性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个转换于1887年9月开始发生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参与其中。
这是一次金融体系的重新定位，主要是得益于俄国债券的低价格，而且得到了俾斯麦关于禁止这些债券作为向德意志银行申请贷款时的抵押物的决定的推动。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感谢赛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没有领导巴黎的市场，而且也没有加入其中。这是由竞争银行组成的一个辛迪加，包括了马利特和霍廷古尔，它们建议在圣彼得堡建立一家法兰西银行。为这个帝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比较大的贷款——5亿法郎——是由一个由储蓄银行包括法国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贴现银行和英国的布朗与席普利公司所属的赫尔曼·霍斯基尔等组成的辛迪加包销。这些都发生在1888年秋，在这个时候看，俄国债券价格的复苏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是什么使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改变了他们对俄国的态度？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对于应对俄国的反犹太主义，比起他们的英国兄弟来，他们更难采取正面的行动（除了帮助俄国犹太人移民国外），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按照居斯塔夫的解释，宗教“宽容”在法国是一个远比在英国敏感的话题，因为共和国政府为限制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除此之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考虑“我们的政府与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许也更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俄国人自己通常这样认为，“对于俄国国内的犹太人这个问题或许会有些合理的改进……我们认为与俄国政府有关的金融活动的态度可能会对这个改进作出一些贡献。”其次，1887年5月布朗热政府的垮台以及1889年选举中共和党的胜利似乎是法国政治将进入一个更为稳定时期的先兆。再次，阿方斯早在1888年初就已经天才般地发出了警告，认为俾斯麦企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建立一座“通向俄国的金桥，目的是为了打破如果不算是联盟的话，至少也是在我们国家与俄国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现有的友谊”。如果一定要找出改变他对俄国态度的事情的话，就是“一个由英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四国同盟”，这将把法国冷落在一边。最后，政策的改变还有严格的经济原因。由贴现银行的倒闭引起的法国市场危机增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的名气：显然是阿方斯对法兰西银行进行干预才避免了一场完全崩溃。于是俄国政府当时建议把要发行的债券转换成4%利率的债券，即那种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70年代所发行的债券。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同意在1889年承担两次总面值大约为7 700万英镑的大型的俄国债券发行就不是那么太令人惊奇了。人们并不是太容易接受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居然早已准备好了加入到这些行动中，而且在1890年的发行中承担了1 200万英镑中的1/3的份额。
透过表面看真相，这次新的罗斯柴尔德与俄国关系最终被证明是高度不稳定的。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圣彼得堡对于第一批贷款的条款是有矛盾的：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是否为了在业务中获得私人的好处同意了过多优惠的条件？按照吉罗所证明的，1889年贷款的成本对于俄国财政部来说确实略高于上年度的非罗斯柴尔德贷款。从另外的角度说，通过缩小他们购买债券的价格与他们向公众出售的价格之间的差距，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认购者。类似地，维希内格拉德斯基的“削价”事实上是为霍斯基尔打算，因为后者安排了1888年的贷款，而且坚持要再次参与。另外还值得牢记在心的是，一些德国银行家，比如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都以基本上平等的伙伴身份加入了那个辛迪加，因此，那种认为俄国的借款完全从柏林转到了巴黎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1889年的第二批贷款似乎是由德国人打头阵——这在阿方斯的眼里显得太过于仓促——而且到1891年，布雷希罗德还在热切地期待着另一批大规模贷款（大约2 400万英镑），他希望在这次贷款中能占到大头。
在重新与圣彼得堡建立起了经济联系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试图对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重新开始对俄国反犹太人政策的批评。在1891年5月，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出人意料地退出了布雷希罗德期待已久的关于发行新的贷款的谈判。当时，俄国媒体推测，这是因为“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政府提出了某种与俄国犹太人有关的要求”，于是在遭到拒绝后就退出了。按照一份报纸的说法，阿方斯受到了“来自英国以色列人以及亲犹太人党派”的“强大压力”，“看起来他们主要是被俄国对一部分以色列人所采取的某种管制方式所激怒”。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不是逼迫俄国政府改善对俄国犹太人的态度，而是要俄国政府同意一个比圣彼得堡当时正在谋划的方案更有军事约束力的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另外一种可能是法国总理里博认为罗斯柴尔德辛迪加太“德国化”，具体说就是因为有布雷希罗德的参与。如果这些解释中的某一条是对的，那么都将是罗斯柴尔德金融势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的经典展示。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没有一条是有绝对的说服力的。
首先，对于紧密的法俄关系，其存在着很多非经济方面的因素，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政府在1888年威廉二世加冕之后表现出的越来越过分的不友好态度，而且两年之后俾斯麦又被免职。威廉二世和新的总理卡普里维公开保证德国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将会支持奥地利，再加上他们在秘密协定到期之后很生硬地拒绝续约，这就使得经济方面的动机显得多余：从逻辑上说，法国和俄国似乎相互之间更有吸引力，尽管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对于签订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协定比沙皇自己还更不积极。
其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政府继续执行反犹太主义政策的愤怒之情似乎也是一如既往的强烈。在1890年8月，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给布雷希罗德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应用您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让俄国政府停止过去的那些残酷而且愚昧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如此野蛮和暴虐，以至于成为很多犹太人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分子的直接原因”。或许是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曾经做过某种承诺，说俄国可能会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他最终没有能实现这个承诺，确实是因为什么出现了差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方面看来，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对于已经犯下的这些“中世纪的暴行”，“阿方斯能做到的就已经是这样了”。当埃德蒙谴责“我们同教的兄弟姐妹们在俄国所遭受的那些永无止境的恐惧”，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他的诚意。在阿方斯写给他的伦敦兄弟们的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阿方斯将亚历山大三世的宗教迫害与路易十四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提并论，而且对由大反动分子康斯坦丁波伯特诺斯莱夫在1892年9月所发出的调子更为缓和言论的动机表达了深深的怀疑。我们很难相信，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俄国和法国的报纸会忽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91年的贷款中退出所具有的外交意义，而基本上都认同宗教问题是这次破裂的原因的说法。
最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向俄国吹热风还是吹冷风有着严格的经济理由。比如在1890年巴林危机期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内大量的俄国短期黄金存款迫使英国合伙人们在他们提出政治批评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到1891年，这个限制不存在了。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石油产业中不断增加的投资也需要他们小心行事。事实上，格拉卡特已经证明，主要是出于对俄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意——特别是它对通过铁路进口征收的保护性关税，以及对石油出口的新税种——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撤出了1891年的贷款。1891年俄国灾难性的大饥荒也有一定的影响，而这次饥荒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维希内格拉德斯基的政策所激化的。总结起来说，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俄国债券价格上重新出现的暴跌使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前1个月从贷款辛迪加中撤出。这个事件本身对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1891年的“事件”有政治方面的潜在因素的话，那就是它与法国国内政治以及巴拿马运河公司面临的困难有关，这些问题对1年之后推翻里博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拿马问题之间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了；但是有些证据表明，他们也不怀好意地冷眼旁观着里博那些远不能算是大公无私的努力，让它自己随波逐流。法国出现的这次政府危机的外交意义在于，它推迟了法国——俄国军事协定的签署，使其一直延迟到了1894年年初，就是在这个协议中，俄国同意在遇到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帮助法国。法国持续的政治动荡成为取得任何外交成果的阻碍。阿方斯自己向威特的代表拉法罗维奇表达了对于法国市场能力的悲观看法，他认为如果俄国政府继续推行它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不停地加税，那么法国市场就不足以持续支撑俄国的需求。
正是威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才说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重新开始与俄国的金融关系。再一次，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又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1892年10月，德国驻巴黎大使马斯特伯爵作出了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应该不算是太离谱：
过去我总是认为俄国沙皇陛下永远也不会将自己绑在民主共和上，或者达成一个同盟协议，我现在也不再十分肯定是否已经达成了某些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宣称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事情，他们现在不再十分坚决地否认；而且他们已经突然地改变了自己对俄国的态度，并正在谈判一份5亿（法郎）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属于保皇党人，现在已经开始接近共和党人，并跟政府穿一条裤子，因而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影响力。按照阿方斯的说法，为了盈利，以及为了俄国的犹太人得到更好的条件，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份贷款的谈判……在这里的俄国夫人告诉我说，新财政大臣威特的太太是一位聪明而且非常阴险的犹太女人，她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与犹太银行家们进行沟通，对我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巴黎的市场担心生活在柏林市场的阴影里，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犹太人相信，如果他们能赚到钱，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弱势的犹太人，其结果是尽管法国市场已经充斥着俄国债券，法国人还在用他们的好法郎换俄国的卢布。
罗斯柴尔德家族私下里暗示威特妻子的犹太人背景这个事实，对这个说法提供了可信的依据。然而，我们再一次需要对那些发挥着作用的经济条件进行考虑。马斯特在1892年听到的正在讨论中的贷款事实上最终并没有谈成，而且，一直到了1894年，由罗斯柴尔德牵头的辛迪加才发行了价值大约1 600万英镑（4亿法郎）3.5%年利率的筹款券。后来在1896年又发行了同样金额3%年利率的筹款券，为此，阿方斯获得了十字勋章。到了这个时候，俄国基金的上涨开始出现了可持续的势头，尽管第二批筹款券只是逐步缓慢地放给投资人——甚至还伴随着由沙皇对巴黎进行访问的适时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也被威特公开提出的将俄国纳入金本位体系的目标所吸引，因为这与他们对黄金开采和精炼的全球性的战略不谋而合。事实上，在1891年的时候，新亭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讨论试图接近冈兹伯格男爵，因为他是莱纳金矿的所有人。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保密信件显示，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参与了1894年的贷款，而且也没有反对1896年的贷款。然而，马斯特以及其他人却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一点都没有参与”俄国的融资活动，而且这种印象在5年之后再次得到了强烈的印证。对于马斯特来说，这只是说明了“这些犹太大人物是多么狡诈。他们总是有黑门打开着”。最近以来，历史学家开始倾向于认为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与他们同教的兄弟姐妹们的权利问题的感觉要比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强烈。无论如何，档案证据表明，这牵涉到了更多的敏感问题。从本质上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们支持的法国——俄国亲善，以及他们反对的英国——俄国亲善之间找到了差异。这看起来或许是矛盾的，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却是权力平衡原则的合理应用。在纳蒂看来，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同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某种形式的谅解。这就解释了当威特考虑在伦敦发行筹款券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们所表达出的对俄国的敌视态度。
这个动机源自于巴黎市场的倦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俄国债券在1898年8月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而且当威特在那年夏末访问巴黎的时候，阿方斯指出，他不愿意在面对着整个市场收益增长的时候推出新的俄国贷款。他的这一表态是在征询了纳蒂的意见后做出的，而纳蒂又在询问了索尔兹伯里后评论说：“鼓励德·威特先生做这个决定，这既不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也不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想法，除非阁下认为需要这样做。”在一份完美地说明了债券市场是怎样与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的答复中，索尔兹伯里同意：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鼓励威特先生的借款活动。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无法预见的事件带来转机，使情况变成这样：既然太直白地表示不愿意帮助他也不太合适，那么能带给他的最有用的条件是让他相信他仍然有获得我们帮助的机会。
这个暗示是适时发出的，而且在1899年1月，俄国提出了在伦敦贷款的想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有必要将德国的作用牢记在心，因为德国在此期间对俄国的政策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尽管在威廉二世时代的早期放出了很多反俄国的信号，德国的银行仍然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正面鼓励，积极参与到了1894年和1896年的俄国贷款中，准确地说，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法国对俄国金融的垄断。事实上，在1898年，德国政府开始考虑返回到俄国——德国的这个选项上。因此，当俄国在伦敦发行贷款的想法于1899年提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几乎是平行的，相互密切关联的俄国与德国间的外交交易。它所蕴涵的意思是，如果英国拒绝借钱给俄国，它可能就转向柏林。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的困境是严峻的：一方面，他们反对英俄友好，但是他们也不希望看到柏林和圣彼得堡按这样一种方式重归于好，使他们自己所推崇的英德友好的计划落空。这种境况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建议把伦敦合伙人按照由麦克唐纳、索尔兹伯里总结出来的路线分离开来：
问题就被相应地提出来：英国市场是否允许为俄国筹集大约150万英镑？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个强烈的反对俄国的人，他的回答是“否”，但没有给出理由。
罗斯柴尔德勋爵不是很坚定：他认为他的银行可以提供或者销售这样的一笔贷款，但是如果他们拿过来，可能不是特别好做：而且他的倾向是反对这个计划。
但是，如果伦敦市场仍然关闭，他担心俄国人会聚集起它自己的金融力量……作为最后一种资源[4]，俄国会自己找到钱，尽管这可能会涉及到要损耗它的战争基金。
3天之后，纳蒂听说拟议中的俄德协定签署了，感觉释然了。他声称，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为了在中国的商业目的，渴望与英国联合（也可能与美国和日本）”。他在一周之后还在为这个计划高兴，他愉快地报告说：“德国在这个时候明显已经警醒于俄国最近的提议：它给谢菲尔德的维克斯先生发出了一份很大的马克沁机关枪和击发野战枪的大订单。”他在5月份时告诉德国大使说：“这里没有人会考虑借钱给他们（俄国），因为这些钱可能会被用于对付英国的军备，而且他很肯定地认为，威特和他在金融城里的那些代理人仍然没有成功的希望。”哈茨菲尔德把这归因为“这个家族由于犹太人问题的反俄国感情”（注意这种情绪并没有在金融城里的其他银行蔓延）；但是外交考虑就算不是更重要的原因的话，起码也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1899年8月和1901年5月之间，俄国转向巴黎，在德尔卡塞扩展了协定的条款“为维持欧洲力量的均衡”的支持下，新发行了4.25亿法郎4%年利率的贷款，这批贷款由过去罗斯柴尔德领导的银团在1901年5月推向市场。再一次，它成为了外交与金融相互依赖的联盟体系，德尔卡塞在1899年访问了圣彼得堡，而随后是埃德蒙在1901年的出访。哈茨菲尔德就这个贷款给霍尔施泰因写的报告中说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关系中持续的影响规模：“甚至是心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也很不容易发现法国人是怎样找到所需要的金钱，因为他们已经在俄国债券上投资如此之多的金钱。但是如果罗斯柴尔德认为是可能的，那么它大概就是可能的。”新的德国总理伯恩哈德·冯·布罗王子在报告空白处批注了两个字——“是的”。
意大利
俄国和法国之间的同盟并不是大战爆发前10年间唯一具有金融意义的外交发展成果。意大利的情况——唯一另外一个与俄国一样靠外国资本来填补本国赤字的大国——也没有太特别之处。意大利甚至在统一之前就变得与巴黎的资本市场联系非常紧密，这要感谢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对凯沃尔和皮埃蒙特的精明支持，以及他自己雄心勃勃地利用铁轨把北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地方连通的计划。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在意大利的金融影响力相对于德国来说出现了下降。这样的趋势在意大利紧密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国国盟，以及在地中海问题和贸易政策上与法国发生争执的时候，对巴黎和柏林两地，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比如在1889年7月，德国驻罗马大使抱怨说“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集团”（按照通常的概念，包括布雷希罗德和贴现银行）一直“以首要集团的面目出现”在意大利的商业活动中，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必须被看成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他所期望的是纯粹的德国银行集团，由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汉德尔银行领导，能够控制意大利的债券发行业务。这种想法在1889年9月得到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赞同。相反，法国政府希望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拒绝任何来自于罗马的金融帮助要求。在1890年10月，塞耶港出现了令人高兴的情况，因为阿方斯汇报了罗斯柴尔德在罗马的代理帕多阿与意大利财政部长进行交流的情况，后者显然被德国银团为支持意大利债券的价格所提出来的条件给搞得焦头烂额：
部长没有掩盖他的忧虑，这些问题都是意大利财政部自己发现的。他苦涩地说到了德国人的苛刻以及他们糟糕的信誉。他强烈要求罗斯柴尔德的代表应该自己决定从政府的退休基金中秘密购买600万里拉的5%年利率国债（也就是1.2亿里拉的面值）。德·罗斯柴尔德先生的反应是否定的……（他的信里）解释了他自己不可能牵涉到秘密交易里，而且很不幸的是在两个国家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这种友好情况，还不足以推进到允许进行这样一种公开的交易。
不用说，法国的外交部长里博“鼓励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坚持他的立场。我们的政策……必须继续对意大利友好，不给它找麻烦，避免不必要地惹恼它，但是同时也不让它借助我们的证券市场，也不向它开放我们的国内市场，等到它从她目前正在学的有关三国同盟的好处中学到了该吸取的教训为止。”
随着里拉的汇率和债券的价格在1890~1894年出现急剧下滑，法国有了很好的理由对意大利人面临的困境感到幸灾乐祸。然而，事实证明，要想打破罗马和柏林之间的联系远比里博曾经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在1891年，随着克里斯皮的失势，法国罗斯柴尔德做了一个并不十分明智的举动去取悦他的继任者鲁迪尼侯爵。当后者找到帕多阿想要一份1.4亿里拉贷款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意大利朝支持法国的方向改变它对北非的政策并调整关税的话，就会有这笔钱。鲁迪尼后来回忆道，听到这个说法，他的第一反应是“卡住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脖子，把他从楼梯上踢下去”。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迪–鲁迪尼侯爵的身份”。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国同盟在3个月后得以续写，而且自此一直到1896年为止的那些年中，德国在意大利金融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以法国为代价持续不断地增加。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弗雷德在1897年声称意大利打算脱离三国联盟的说法也遭到了麦克唐纳和索尔兹伯里的质疑。
英德友好
如果法国和俄国可以以在巴黎交易所发行沙皇的债券为基础走到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一下什么样的经济因素可能会对英德友好作出贡献。一个正面的先例似乎在1890年英国和德国签订一个协议的时候出现了，在这个协议中，英国得到了桑给巴尔，同时交出了戈里兰德岛的北海岛屿以及一片狭长的土地，使德属西南非洲延伸到了赞比西河。这个协议与其他致力于联盟的殖民地协议一样，就算协议失败也不至于成为引发战争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问题上，似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英德合作局面。自1874年开始，从为大清帝国筹集第一笔外国贷款开始的那一天起，清朝政府主要的外部金融资源就是两家位于香港的公司汇丰银行及怡和洋行，英国政府通过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控制了大清帝国的海事海关。然而，1885年3月，阿方斯听到有传言说“世界的大总管”俾斯麦“想要插手中国问题”。随后，这个情报得到了证实。汉森曼找到了新亭，而且汇丰银行提出了在一个新的辛迪加中的英国和德国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清朝政府和铁路的融资项目的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没有表示异议：用阿方斯的话说：“大家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德国活动能力和野心的过度增长应该被引向远东地区，我们对他们在那边的征服活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的感觉。”这一时期唯一让他们比较关切的，是汉森曼可能会提出超过50对50的合作要求。纳蒂在伦敦接到清朝大使访问德国的消息后，敦促外交部长伊兹利爵士采取“切实步骤，保障英国生产厂商在未来与中国政府的所有合同都能获得一个公平的份额”。让他们放心的消息马上就传来了，汉森曼邀请威廉·卡尔参与了一系列的谈判，并最终在1889年2月成立了德意志亚洲银行，这个合资银行的股东成员包括13家主要德国银行，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也位列其中。当一名年轻的奥本海姆家族成员代表这个集团到中国考察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他此行的旅行费用确实是由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的。
1888~1893年的这段时间，柏林出现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并因此把德国的对外政策带入了混乱状态，使得英国——德国在中国进行合作的想法也暂时被搁置。第一件是威廉二世在1888年继任恺撒。而之前让人措手不及的是他祖父突然辞世，以及他的父亲在即位仅99天之后就早逝了。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噩梦”，因为这位新恺撒喜怒无常和好战的恶名早就传开了。事实上，居斯塔夫做得很过分，并做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预言：
要是弗雷德里克三世辞世而他的儿子威廉王子继位，只要冯·俾斯麦先生还活着而且继续在相位的话，这个国家的政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而，要是俾斯麦自愿退休或者是离世，那么大家相信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威廉王子追寻他好战的理想，而且这有可能就意味着一场世界性的战争。
事实上，正如阿方斯所期待的，俾斯麦的离去是被迫的：到1890年3月，首相与新君主之间在对外和对内的政策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俾斯麦被迫辞职。“反复无常、喜欢冒险而且专横跋扈，对其使命过分自负”，威廉似乎对欧洲的秩序构成了威胁，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把俾斯麦看成是欧洲秩序的监管者。阿方斯告诉布雷希罗德：“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对他的离去深表遗憾，因为我们确信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的和平。” 这种没有连续性的感觉在3年后布雷希罗德自己也去世之后变得更明显了。
人们试图把这些忧虑看成是一种先验性的，而且无可争辩的是，德国1890年后的对外政策变得非常拙劣，并通常都会弄巧成拙，而这种情况在俾斯麦执政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背景下，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倾向于将俾斯麦理想化——就是这个人，在20年之前，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有着反复无常和喜欢冒险的性格的人——而将恺撒妖魔化。早在1891年9月，法国合伙人就承认他们对威廉二世的担心有点儿过分了；事实上，威廉二世对外政策的失败可能更多应该怪罪于十分狡猾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这位外交部的幕后推手——的影响力，而不是恺撒，因为他的权力其实总是受到很大的机构性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其实超出了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水平。另外，布雷希罗德的去世也不是什么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倾向于把他置于汉森曼之下，而且布雷希罗德过去所发挥的基本外交功能也由保罗·施瓦巴赫没有多少犹豫，比较顺理成章地接了过去。因此，并没有等待多久，建立英德海外合伙体系的想法就再次浮出了水面。
与通常一样，关键点是在英国作为一方而法国和俄国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帝国竞争。由于担心俄国在远东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为在柏林和伦敦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而且与过去一样，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汉森曼。本质上说，纳蒂和汉森曼试图推进他们一直向往的汇丰银行与新德意志·亚洲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得到各自政府的官方支持，这样就可以防止俄国起到的对中国过度的影响力。可以肯定，银行家们所热切盼望的东西与外交家和政治家们所期待的不可能一样。比如霍尔施泰因希望德国能与俄国和法国联盟，而不是英国，而且加入到它们反对日本1895年4月根据《马关条约》对辽东半岛的吞并的阵营中。其他德国的官员错误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他们想要把德国银行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汇丰银行的嘉谟伦也不认为有必要放弃他的企业对清政府金融的传统垄断。但是，事实证明汉森曼–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明智的。1895年5月公布的消息是中国清政府将使用俄国1 500万英镑的贷款来支付给日本的赔款——否决了由纳蒂和汉森曼提出的多国贷款——用阿方斯的话来说，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来说都是“一杯苦酒”。这笔贷款当然不可能由俄国自己来提供，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国际欠债者；实际上，这是一笔法国贷款，由法国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和霍廷古尔提供，但是，好处由俄国和法国均分，前者获得了将其西伯利亚大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的权利，而后者也获得了在中国的铁路特许权。甚至还出现了一家新的华俄道胜银行，这个银行由俄国银行家罗恩坦用主要来自法国的资本建立，而且在1896年5月还建立了正式的俄中同盟。英国唯一的金融成就是由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所发行的100万英镑的黄金筹款券，具体事务由厄内斯特·卡塞尔操办。
受此刺激，汉森曼提出汇丰银行应该与德意志亚洲银行联手的建议就显得更加有吸引力，而且两家银行在1895年7月签署了一份协议。对于纳蒂来说，这个联合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几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把清政府的外债掌握在一个单独的多国银团的手中，就像以前在希腊和土耳其所做的一样，尽管是处于绝对的英国——德国主导之下。经过大量的外交斡旋之后，在第二批中国贷款（这次是1 600万英镑）于1898年募集的时候，这个目标最终实现了。不得不承认，这个理想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纳蒂无法说服索尔兹伯里为贷款提供政府担保，造成了贷款中英国所承担的部分令人难堪地难以安排。各国外交官们对对方的领土野心也仍然互不信任，特别是当英国在1898年3月似乎为了旅顺港的问题不惜与俄国一战的时候。几个月之后，在汇丰银行的嘉谟伦和汉森曼之间就山东省的铁路特许权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在阿尔弗雷德和纳蒂的努力之下，到了8月，这些紧张局面已经大为缓解。
在旅顺港危机最为严重的3月，阿尔弗雷德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了张伯伦、贝尔福、哈里·查普林、哈茨菲尔德和伊卡斯坦。晚宴上，德国获得了一次机会，以“有很多的、私下的而且是完全非官方的方式，在完全中立的土地上”述说了自身在中国的委屈。这一幕发生在国会以绝对优势否决了张伯伦对旅顺港问题所提出的议案，同意以威海卫（旅顺港的海港）进行“领土或者纸面上的抚慰”的同一天。纳蒂对汉森曼也同样发挥了类似的调和功能，嘉谟伦指责他违反了德意志亚洲银行与汇丰银行之间的合同，让他很不高兴。在9月初伦敦举行的一次银行家和政治家大会上，大家同意为了分配铁路的特许权，把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给英格兰银行，山东给德国，并划分天津——镇江线路。在1899年1月会见麦克唐纳的时候，纳蒂向首相保证德国的诚意，他们“非常希望就在中国的商业目的与英国联合（而且可能还有美国和日本）”。
对于铁路的争端仍在继续——汉森曼和迈耶·卡尔在1899年底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是合作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当德国人在义和团起义后派出远征军的时候，俄国在1900年入侵了中国东北，他们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向伦敦保证“俄国不愿意引发战争”，而且在10月份，英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份新的协议，维护中国大清帝国的统一，以及“门户开放”的贸易体制。毋庸置疑，这是英国与德国在中国高水准的政治合作标志；同时应该注意到，它们商业上的合作继续持续了很多年。更多的争执（由所谓的英国福公司侵入黄河流域而引发）在由纳蒂和汉森曼组织的1902年于柏林举行的另一次银行家大会上得以解决。一直到了1905年，当《时报》驻北京的通讯员攻击英国和德国银行之间狼狈为奸的安排的时候，纳蒂向其编辑进行了投诉。
1898年3月旅顺港危机期间，在阿尔弗雷德家举办的宴会充分展示了那种利用微小的帝国问题作为野心勃勃的外交提案的基础这一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说成是“业余谈判”，贝尔福的说法却表明，正是在这个场合，一个英国——德国联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此时距俾斯麦首次提出这个设想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
在这个进程中……各类谈判进行了无数次，早已经超越了那种暧昧的友谊，而对于这种问题我想到的非常少，除了德国人对我们在山东铁路上的抗议觉得委屈之外。这件事发生在（3月）25日星期五——这一天的下午，政府在国会上鼓起了勇气进行表决（约瑟夫·张伯伦投了反对票）并通过了威海卫政策。另一个小插曲是约瑟夫通知我，他被安排了在同样的条件下去见哈茨菲尔德。我没有提出反对而且（我又一次相信了阿尔弗雷德的判断），另一次非官方而且非正式的谈话发生了。约瑟夫表现得很冲动：国会前几天的讨论将他的注意力引到了我们因为孤立并且偶然，因而困难的外交地位上。他在表述他个人倾向于与德国联盟的想法时自然走得很远；有些人认为我们国会政府的组织形式让这样一种联盟形式很不稳固（这明显是很多德国人的想法），纳蒂与这想法势不两立，而且就算是对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安排的组织形式抛出一种暧昧的建议，我相信也能够实现。
根据贝尔福的回忆，来自德国外交部长伯恩哈德·冯·布罗的回复是“迅速的”：
他的复电（在第二次会面的时候对约瑟夫做了解释）对国会所面临的困难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同时也很坦白地表达了德国对英国在欧洲体系中地位的看法。他们似乎认为我们是法国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远不是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的对手。这样的一种竞争并不太可能。他们不会不顾我们的死活，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唇亡齿寒这样的道理。这次谈话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想提倡各国之间更紧密地团结。
这是柏林和伦敦之间冗长反复的外交时期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是说很多关键性的会谈都发生在希莫尔地区“中立的”餐厅里，而且哈茨菲尔德派他的儿子到都灵度周末，“以便能尽可能多地待在那里，探听到尽可能多的罗斯柴尔德消息”，而阿尔弗雷德和保罗·施瓦巴赫不久后就被布罗看成是外交联络的“安全和有用的……渠道”。
人们通常认为哈茨菲尔德和张伯伦总是在自说自话：当前者希望伦敦加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三国同盟的时候，后者却怀着一个更为有限的“在德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建立有一定年限、具有防卫特点、基于双边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理解的协定和安排……”但是，双方也有意识地相互靠拢，就像后来出现的英法协议所发生的情况。另一个熟悉的相反意见是到处都在发生的殖民地纷争——比如关于葡属莫桑比克和萨摩亚群岛的纷争——严重影响了英德亲善。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没有说服力：英国与法国的关系也遭到了同样多，甚至可能更多的殖民地问题的破坏，而且，我们也将会看到，柏林和伦敦之间的大多数问题在1903年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友好的解决。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始于1897年的海军计划是解开“发生英德对抗”的钥匙。按照这种说法，布罗希望保持“自由之手”，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他希望建立一支能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当然，在伦敦看来，德国提尔皮茨的海军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也将在后面看到，甚至连纳蒂这样最支持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人在此期间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癫狂。然而，人们总是对英国赢得这次海洋军备竞赛表现得非常健忘。早在1905年，在完成了海军大臣费希尔的首次海军改革后，海军情报部主任就可以秘密地描述英国对德国“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1898~1905年，德国的战舰数量只是从13艘上升到了16艘，而英国的舰队总舰只从29艘上升到了44艘。这里没有考虑1889年的双动力标准，但是这已经足以驳斥那种单纯的德国威胁论的说法。尽管海洋“忧患”在后来也屡有提及，但是德国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达到由提尔皮茨所设定的目标，使海军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西方大国担心英德的海战会危及西方世界。到了1912年，海军军备竞赛最终结束了，因为德国——经济强大但是国库空虚——无法在建设的费用上与英国抗衡。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一个英德同盟远非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还有需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和德国的利益可以互补的地方不仅只是在中国。在与葡萄牙就它的非洲殖民地（而且特别是德拉瓜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后，三方最终在1898年达成了一份协议，其中规定英国和德国以其殖民地财产为担保联合借钱给葡萄牙，但是根据一份秘密协议，划分了葡萄牙领地的势力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不现实地敦促伦敦就有关德国对西非所提出的要求进行妥协，因为在那里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利益冲突。1899年4月后不断扩大的萨摩亚危机在年底的时候得以解决，由阿尔弗雷德和施瓦巴赫出任非官方的调解人。两国甚至还在1902年联手处理了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
另一个适合英德合作的、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土耳其帝国。甚至在1889年之前，德国已经开始对土耳其的金融表示出了兴趣，当时，恺撒首次访问了君士坦丁堡。而1年之前，居斯塔夫就听到了一种传言，说德国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土耳其的公债管理机构，“与埃及的一样，只是换成由德国主导”。只要俄国似乎还在威胁着海峡——起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某种形式的英国——德国合作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两个国家于1897年土耳其在军事上击败希腊之后就密切合作，提出了一份新的对雅典进行经济控制的详细计划。在已经披露的条件中，纳蒂敦促麦克唐纳：
英国目前的正确做法是与德国就希腊问题达成一致；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面临一个公开的法俄同盟，而且尽管埃及问题目前可能还不会被提及，但是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对这个国家在感情甚至是行动上有敌意的人。我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一个偏爱德国的人，我也不是相信国王们的天赋神权，但是我确信现在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快地解决希腊问题，而且与老哈茨菲尔德达成一致。
一个更加为人所知的合作机会在1899年到来了——在恺撒第二次访问了博斯普鲁斯后一年——当时苏丹同意了修建一条连接帝国与巴格达的铁路的建议，这个建议由得意志银行的乔治·冯·西门子提出（因而也叫“柏林——巴格达铁路”）。西门子和他的继任者阿瑟·冯·格温纳一直都希望在这个项目中能有英国和法国的参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金融城里对这个事情没有多少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土耳其政权的未来基本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纳蒂想到了苏伊士运河的例子，他建议政府自己在这个企业里“持有一部分普通股”，但是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爵士太过于谨慎，他倾向于给私人资本进行补贴。在1903年3月，把铁路延伸到巴士拉的协议起草完毕，给了银团内的英国成员25%的股份，银团由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和雷弗尔斯托克领导；但是，德国投资人可以拥有35%的规定在英国右翼报刊上——比如《观察家》和《国民评论》——遭到了劈头盖脸的批评，而且贝尔福——时任首相——选择退出。对于那些还能回想起19世纪70年代的事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古怪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购买埃及总督的苏伊士运河股份之所以担心会被否决，是因为当时法国股东占了大多数。
应该强调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有这一切所表现出来的是令人奇怪的漠然。他们无论是在萨摩亚、委内瑞拉，还是西非，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生意。他们在中国的参与也非常有限，而且在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全部停止了（尽管迈耶·卡尔在汇丰银行董事会仍然是一个有作用的联系人）。这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土耳其帝国都很少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化的关切是个例外。爱德华·汉密尔顿认为纳蒂没有进入拟议中的巴格达银团是由于“胆小”；但是纳蒂在他与巴黎的函件中所提到的“可怕的土耳其”和“土耳其乱象”反映了他对土耳其政权稳定性的一种天才的（而且是合理的）疑虑。“我总是担心又重提起什么东方问题来”，他在1906年5月声称，而且，只要有出现这种情况的任何苗头，他和大多数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一样，基本上都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足够安全的距离。纳蒂在一年之后给他的兄弟们解释道：“如果（英国）政府有明确的目标来召唤我们，我们会时刻准备着考察那些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业务，而且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它，但是，如果无论什么情况，我们的名字都得与遍布土耳其帝国的那些各种鸡肋业务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遗憾……没有任何谨慎的人会期待领受这些土耳其鸡肋业务。”尽管纳蒂很热情地欢迎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但是他的热情在还没有达到借钱给它的地步的时候就消失了：厄内斯特·卡塞尔通过金融方式“引导土耳其帝国政策”的努力在新亭是遭严厉批评的对象。或许这个计划中英德协定最根本的弱点就是其拟议中的基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本身就非常不可靠。
然而，英国与德国之间非常可能发生冲突，而且很肯定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攸关的地区确实存在：南非。除了对矿业股票的危害效果，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让詹姆森突袭行动显得特别糟糕的是它对英国——德国关系的破坏：威廉二世电贺克鲁格“没有向友好国家请求帮助”就击退了侵略者，这确实对英德关系造成了致命的破坏，而且，很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沃伯格作为中间人，试图与克鲁格和解。当阿尔弗雷德在1897年试图参与到关于外国侨民公民权的辩论中的时候，他提议邀请德国加入到与克鲁格的谈判中——这个建议旋即被张伯伦所否决。德国在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期间所表达的对布尔人的同情，是伦敦和柏林之间关系紧张更为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是否就是说在南非问题上，英德联盟的想法注定无法实现了呢？
或许是这样。罗斯柴尔德反对战争的理由中关键的部分是，如果布尔人被攻击，“柏林城中的某个人”——指恺撒——可能会非常乖戾。1898年与德国就关于葡萄牙莫桑比克所达成的协议的目的，部分原因就是认为这样做可以不让德国人与克鲁格站到一起，但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为这个安排投下了阴影。阿尔弗雷德在整个危机期间与哈茨菲尔德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这让他在9月份的时候相信，尽管金融城里的人都预料可能会有战争，然而，“对这个恐慌并没有非常肯定的理由”；但是，这只是空洞保证。德国在1899年底重新开启的反对英国的“大陆联盟”，以及英国1900年1月在南非海域对德国邮轮的拦截，毫无疑问地叫停了面向英国——德国谅解的进程。事实上，德国报纸对英国政策的攻击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阿尔弗雷德觉得必须站出来对伊卡斯坦所谓的“针刺政策”进行反击——“而且，尽管一枚针并不是非常起眼的武器，但是重复的刺戳也会出现伤口……”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试图对《时报》施加压力，因为它的柏林通讯员桑德斯仇视德国的情绪越演越烈。阿尔弗雷德邀请报纸的经理查尔斯·莫伯利·贝尔在1902年6月与他一起吃饭，而且明确告诉他，国王本人对桑德斯报道的立场非常关切。当贝尔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他的通讯员的时候，桑德斯一下发作起来，指责罗斯柴尔德的亲德行为完全可以说是不爱国——甚至更为严重：
我知道德国的影响力可以深入各王朝、各人种，等等，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但它不是生意，它是吃饭、打猎、敬酒、金融、荣誉、婚姻、王朝间的友谊。它并不是坚硬如铁，像约瑟夫·张伯伦，或者甚至像兰斯多恩。它根本就不是英国式的……我很遗憾你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你会把你的决定书面告诉他……你所写下的东西将会被呈递给皇帝。他想探究你的想法……英国和你他们都想支配。
然而，布尔战争对英德关系的伤害并没有阿尔弗雷德所担心的那么严重。像M·M·沃伯格这样的德国银行对申请1903年德兰士瓦贷款的份额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破坏英国的自信方面，战争更加加强了结束外交孤立建议一方的力量。事实上，确实是在战争期间——1901年初期的那几个月里——阿尔弗雷德参与了一个重新建立张伯伦和新的外交部长兰斯多恩与德国代表在以（张伯伦所说的）“与德国合作并且坚持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建立联系的又一次尝试之中。
现在拿出来进行坦诚讨论的土地——最初由张伯伦在1899年提出——是摩洛哥。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容易想到，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就摩洛哥来说，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达成一致；但是，1901年时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事实上，法国对于整个西北非洲地区的规划（通过1900年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交易得到加强）似乎肯定会支持某一类的联合行动。英国已经对阿尔赫西拉斯的西班牙防御工事开始关注，因为这似乎对直布罗陀海峡构成了威胁，而这里是地中海的重要门户。事实上，贝尔福在1898年的时候就要求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西班牙的任何贷款申请。一个法国——西班牙联合的对摩洛哥的“清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明显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将摩洛哥划分成英国和德国的势力范围，由英国控制丹吉尔，而德国控制大西洋沿岸。这是在5月份，后来又在12月份进行讨论的一个协议草案的基本要点。谈判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了1902年，由霍尔施泰因再一次使用了“安全而且实用的……施瓦巴赫——罗斯柴尔德渠道”。事实上，德国对摩洛哥兴趣不大——因为布罗和恺撒两人都在1903年初做了明确的表示——这就使得这样一种计划根本无法实现。
那么，为什么英德协定的想法最终流产了？为什么与英国在1904年达成广泛的殖民协议的居然会是法国，而不是德国？这里牵涉到了一个与世事无关而与人格有关的答案。爱德华七世的亲法情绪偶尔会被人提及，而伊卡斯坦却在对伦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地指责“由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遭到了陛下（恺撒）失礼的对待，‘金融精英’拉近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这种距离”。关键的羁绊或许是索尔兹伯里根本上缺乏热情，甚至是怀有疑虑，而且得到了他的私人秘书麦克唐纳的回应。当阿尔弗雷德和纳蒂亲自开始致力于英国——德国联合反对俄国的时候，麦克唐纳有着深深的怀疑，并告诉索尔兹伯里说因为恺撒给了阿尔弗雷德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对推进英德友好所作的贡献，阿尔弗雷德“患上了狂妄症”。阿尔弗雷德接受了这个荣誉（皇冠勋章，一级），尽管他觉得有必要给索尔兹伯里写一封长信，为自己解释（有些多余）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来自于我唯一的，而且我认为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而做的愿望，因此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状况时，在很多种场合下，促进两国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到了7月份，麦克唐纳用舞台幽默剧的形式来报告了阿尔弗雷德的动机：
《德国皇帝》
通常的幽默喜剧即将上演。
第一幕
伊卡斯坦这位英国的老朋友，准备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说皇帝已经相信我们与德兰士瓦的战争不可避免……两天之后，伊卡斯坦重新出现在舞台上，而且告诉罗斯柴尔德说皇帝非常愤怒，因为女王没有邀请他去温莎是藐视他：皇帝陛下迫切希望与我们做朋友；但是，除非我们能够马上向他证明我们的良好愿望，而且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否则他将会与俄国和法国结盟，对于这样一个行动，所有前期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当伊卡斯坦在10月份重复这个威胁的时候，索尔兹伯里平淡地说：“我想这些话以前我都听过了。”德国人显然已经知道了首相的疑虑。阿尔弗雷德要求他们提供“一份简短的备忘录，来解释他能够提供给贝尔福的有关这个问题（萨摩亚、摩洛哥）的说法。”哈茨菲尔德告诉柏林，他怀疑“他是否能够影响外交问题，或者是否能做得如此成功。我的感觉是索尔兹伯里爵士已经下定了决心，目前不会与我们达成什么特别的安排。”一直到索尔兹伯里下台之后，霍尔施泰因才又感觉到能够“在政治事务中再一次起用阿尔弗雷德”，他在1902年7月告诉布罗：“他（阿尔弗雷德）与贝尔福和张伯伦的关系都很好；索尔兹伯里过去在压制他。”
张伯伦也对调和政策产生了暂时性的不适。在公开场合，他大谈建立一个“在日耳曼人和两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分支之间的新三国同盟”；但是他似乎很明显地受制于布罗在回应时能够说的话。德国总理在他12月11日的国会讲话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而且很愿意“在完全互惠而且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与英国和平、和谐地共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张伯伦认为这个讲话没有诚意，而且用伊卡斯坦的话说，尽管“广大人民已经看到了讲话里并没有针对英国的重话和冷言冷语，我还是不得不在好多天里面对报社老板、内阁部长、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皇室的攻击。”在陷入困境之后，张伯伦失去了耐心，他有些使性子地说：“如果他们如此短视，看不到这是一个有关世界上出现新的格局问题的话，那么根本不值得给予他们任何帮助。”结果因此比较遗憾，一个可以达成某种类型的能与1904年和法国达成的协定相媲美的英国——德国协定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放弃了。然而，造成这个结果的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远不只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协定的背景
对于为什么英国与法国的协定最终能得以达成，而且似乎比与德国的更受重视，存在着很多的说法。首先是，法国可以给英国提供更大和更好的让步，而德国在这方面总是稍逊一筹：特别是对于英国在埃及地位的最终承认。经过20多年反反复复的风风雨雨之后，这成了德尔卡塞主要的外交让步，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兰斯多恩会急于将它落到纸上。从金融的观点看，卡塞现在在埃及已经是一支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重要的力量了——是他在1897年之后为阿斯旺大坝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资金，因此获得了克罗默爵士的信任。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还在为英国——法国对埃及的争议发表着自己的意见，纳蒂的儿子沃尔特有一次告诉克罗默说，“我们在巴黎的兄弟”只有“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同意”，才可能准备支持他们计划承揽一部分埃及的债务。这份协议的代价是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维护秩序以及为所有可能需要的行政、经济、金融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提供帮助”的权利——这种让步在法国人看来实际上给了他们在摩洛哥与英国人在埃及自1882年以来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在随后与摩洛哥有关的争议中，德国人通常都是占理的一方；但事实上是由于英国已经选择了法国，因此甚至在法国已经突破了正式的现状，英国也注定要支持它。
然而，英国与法国的协定能够达成的第二个（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如果英国在远东地区一直感觉到来自俄国的威胁——比如说俄国在1904年击败了日本——那么对英德协定的支持者或许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日本作为一个牵制俄国对中国东北野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为这个方程式带入了新的变量。德国政府对于与英国一起所做安排的前景总是觉得不舒服，因为它让人觉得德国在欧洲反对俄国的战争是为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这就解释了布罗和恺撒在1901年所做出的保证，即如果在远东地区出现了英国——俄国的冲突，德国将保持中立。相反，日本可以为寻求欧洲的盟友找到任何的理由。当俄国政府拒绝在中国东北做出妥协的时候，东京早已做好了转向伦敦的准备，而且在1902年1月达成了防御同盟。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标志着英国孤立主义结束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个阶段，法国政策的假设依然是建立在亚洲对俄国进行经济和军事支持的基础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抗英国。
历史学家有时候会惊异于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在抓住给日本这个最有经济活力，而且在所有亚洲国家中自我西化意识最强烈的国家的借款机会问题上反应如此迟缓。确实，N·M·罗斯柴尔德和帕尔联合为1872年在东京与横滨之间建设日本的首条铁路承担了贷款，但是联系随后终止，而且当日本在1898年回到金融城里的时候，领头的是巴林银行。在英国——日本联盟结成之后，当日本政府寻求510万英镑贷款的时候，有人向纳蒂强调说兰斯多恩把这“看成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愿的事件，日本应该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筹集它所需要的资金……而且是基于合理的条件”。但是，他不愿意领这个头，因此这个任务就交回给了巴林银行及汇丰银行。这一次筹款很成功。就算考虑罗斯柴尔德一直对俄国很反感这个事实，纳蒂错过这个机会也是很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无论如何，1903年在基什尼奥夫（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发生了大屠杀，有45名犹太人丧命，而且德国人的判断非常正确，他们认为这次事件会增强罗斯柴尔德的反俄国情绪。1905年俄国出现的新一轮反犹浪潮促使纳蒂以俄国犹太人委员会四名成员之一的身份，在给《时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
一场难以言表的惨剧已经降临到了俄国犹太人的头上。他们再一次成为了暴行的受害人，而且这一次的暴行是空前的。在很多地方他们被惨无人道地打翻在地，而且被残忍地屠杀。恶魔般的野蛮行径成了这些凶残暴徒的标志性特征，这些暴徒得到了那些本应该是生命和财产保护人的默许，从事他们的谋杀、破坏和掠夺的工作。
为了启动为受害者举行的筹款程序，新亭为由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已经募集到的1万英镑的捐款添加了同等的金额。另外，纳蒂向贝尔福——他此时继任了索尔兹伯里的首相职位——施压，要求贝尔福代表“在俄国的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犹太受害者”提出抗议，并且敦促俄国政府“结束对犹太人凶残的攻击”。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日本事务在开始时的犹豫不决似乎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英日同盟对于与德国友好的战略来说是一个打击，事实上，甚至可以说使得这个战略显得多余了。其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认为日本自己就可以与俄国较量：在1903年12月，里奥与德文郡公爵打了一个赌，他认为俄国和日本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让日本大使感到好笑，他告诉伊卡斯坦说，公爵会赢得这次赌局。甚至当日本大使在冲突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找到了阿尔弗雷德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不愿意做出肯定的金融承诺。再次，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他们面临着支撑俄国债券价格的压力，因为在战争出现的时候，谁都可以预计到债券价格的下跌，而且随着俄国在战役中丢盔卸甲，债券价格也是一泻千里。因此，只是在战争爆发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对日本表示出兴趣，参与了由库恩洛布公司和M·M·沃伯格领导的银团新发行的500万英镑的贷款。这正好符合了沃尔特告诉赫伯特·格拉德斯通的“对任何与俄国贷款有关事情的绝对”拒绝。甚至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也拒绝了对圣彼得堡的帮助，尽管他们已经很难挽回。正如阿方斯于1904年8月在巴黎告诉德国大使的：
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不再对俄国友好，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远离俄国的任何行动……俄国就以后对待他的同教兄弟姊妹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承诺，条件是钱要马上到账，但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空洞的承诺。然而，由于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很好的法国人应该多多少少都要支持俄国联盟（这也是我推断的），他的态度很可能最后会软化，并打开他的钱包。然而以目前的情况看，他会持一个不予支持的态度。
日本在旅顺港、沈阳以及于1905年5月在对马岛的决定性胜利证明了同时在经济以及宗教的基础上支持日本反对俄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后果中，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新联系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在1906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的两家银行都参与了另一笔2 500万英镑的贷款，这次贷款同时也在法国和德国接受认购；而且在第二年他们还联手承担了另外1 150万英镑的贷款。纳蒂现在很有信心地认可“日本未来的繁荣，无论是金融还是经济”。他说服还在迟疑的巴黎亲戚：“他们稠密而聪明的人口，他们那种狂热的忠诚和才智，不久就会把他们带入一线的商业和制造的行列。”从另一方面说，他几乎无法否认“日本在融资方面的成功应归功于那些为此进行安排的中介公司”。现在“在东京最受欢迎而且最有面子的客人是雅各布·希夫”，而且他受到了“顶礼膜拜”；另外，“他心爱的在汉堡的侄子沃伯格”的日本贷款在汉堡取得成功之后，沃伯格“变成了寓言里的那只青蛙，在虚荣中膨胀，相信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控制欧洲市场，以及所有辛迪加中的全部大银行的利率”。这些人与雷弗尔斯托克一样，在对日本潜力的认识上，远远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像纳蒂在1907年5月的时候所宣称的：“我们对日本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对他们的军事和海军的威猛抱有很大的信心，这在以后的战争中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还对这个国家的资源抱有信心，而且对日本统治者，更是充满了信心。”
日本的胜利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外交意义也不完全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的。战争通过取消了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资格——而且把这个国家引入了革命之中——一下子就排除了英德友好的一个最大的理由。但是它却没有（按照德国曾经希望的那样）强迫法国“在俄国、德国和英国之间做出选择”。纳蒂自己把1907年给日本的贷款看成是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打造殖民协定的一种途径。“我压根儿就不认为日本人会对法国的殖民地有任何的企图，也不会对由这些殖民地所引发的那些野心勃勃的企图有什么想法”，他在两封说明性的信件中对他的兄弟们解释：
但是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政府的意见是有必要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份等价交换物，你可以自鸣得意，而且最能够自鸣得意的方式是给法国的资本家介绍两笔贷款，为他们带来这个最为期待的成就……毋庸置疑，政治家和金融家通常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如果资本家对某一个国家的股票产生了直接的兴趣，他自然非常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而这样的局面只会出现在和平安宁的时期。
法国和日本之间产生于英日同盟之后的这样一种亲善，预示着英国和法国的兴趣在慢慢聚合；而且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先所追求的英德友好进行调和。
事实上，这个矛盾显现得最为突出的并不是在远东地区，而是在摩洛哥，而在这里对于英德的和谐友好曾经出现过很好的苗头。“昨天罗斯柴尔德勋爵告诉我说，我们相信英国有战争打算是很愚蠢的，”德国大使梅特涅公爵在1905年1月对布罗说，“这种情况这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个政府特别希望与我们维持好关系。贝尔福先生就在几天前曾经对他这样说过。”但是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保证的事实本身就是这两个国家正在快速地渐行渐远的明证。当恺撒3月31日在丹吉尔登陆，而且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确认摩洛哥的独立的时候，英国政策中新出现的挺法倾向得到了确认。兰斯多恩不仅不对德国对摩洛哥开放门户的要求给以任何支持，而且他担心的问题是这次危机可能导致德尔卡塞的下台，以法国出现倒退而结束。英国现在所关心的似乎是支持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以便断绝德国对大西洋港口的念头。在自由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于1906年1月把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推上台后，亲法的倾向就更是越来越多了。对于纳蒂来说，这等于是宣布了德国在摩洛哥的计划彻底终结：他1月3日在巴黎告诉他的侄子，“没有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德国的皇帝希望否决这些有关一个属于德国的团结的欧洲的想法和感受，而且既然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完全同意了英国——法国协定，他所能希望的成功也就要小很多了。”纳蒂有些暧昧地希望“一个可以取悦双方而且又不伤害任何一方的面子的妥协”，而且力图打破弥漫在拉菲特大街的对布罗或许在谋划一次军事解决的疑虑。而对于那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摩洛哥管辖的国际化，以及一家拟议中的摩洛哥银行，他认为德国采用的是一种孤立政策：正如他在1906年2月底告诉爱德华的：
我们的政府在与摩洛哥有关联的不同问题上都支持你们的立场，而且事实上我走得如此远，居然会说他们都以为法国的建议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适度的……你们的政府会得到我们的政府的坚决支持……鲁维尔先生在爱德华·格雷特爵士的心中找到了热情的共鸣。毫无疑问，对于这份完美协定的感受将会对最终的决议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对这份协定的感受，对于那些在德国进行政策指导的人来说或许是最大的痛苦。
纳蒂宣称，他认为德国的政策提议是“最危险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不会得到英国的赞成”。然而，当梅特涅把这个消息转告柏林的时候，恺撒很直接地批示说“已然决定”，换句话说，就是“坚持这个管辖权问题”。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打破了纳蒂对德国政府的耐心，而且尤其是对“这位日耳曼（或者说是残暴）君主”的耐心。“如果你们的政府现在所采取的这种调和态度不能产生所需要的效果，”他告诉他的法国兄弟，“他们对斯普雷河地区的银行所做出的决定只有一个唯一的理由，那就是不应该向汹涌的波涛中倒油。”“柏林所采取的路线，或者说是德国官方的调子，”在14天之后写道，“就是一种官腔——他们是说德国做出了很多的牺牲，而且表示了如此多的善意，给法国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最后也没有说清楚德国到底做了哪些牺牲。”他又补充说，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暂时的妥协方式”，那么可能得是“既能满足日耳曼人的傲慢自大，又不妨碍高卢人的权利”。最后，纳蒂热情地为阿尔赫西拉斯大会的成果欢呼，他认为“既满足了法国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满足了你们国家的经济利益”。他的结论是，这个成果除了避免了战争，同时还“证明了英法协定的价值，而且……表明了法国俄国同盟成员之间的团结；而且我个人认为德国皇帝对法国发动战争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这些语言与10年前在新亭所通行的说法完全不同。
然而，法国外交地位的改进并不仅仅是外交现象。正如纳蒂所多次重复的，它是牢牢地植根于经济实力的。上面所述的与日本的协定，并不是绝无仅有的通过在法国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才得以巩固的法国外交举动。在日俄战争之后，曾经有那么一小段短暂的时间，似乎君主制国家联盟式的外交将毁掉法国外交政策10年以来的成就。这就是在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1905年7月在比约克岛的会晤中达成的一个欧洲防务联盟——这个提议一旦得到正式的批准，将会彻底改变国际格局。但是，正如A·J·P·泰勒所指出的：“巴黎的交易所表现出了比君主制国家的团结更有吸引力的诉求。”俄国在对马岛争端之后陷入了可怕的金融困境之中，非常急迫地需要获得新的贷款来帮助重建它的军事实力，而且巴黎市场仍然有能力为外国的债券发行提供比柏林更为深厚的资源基础，因为在柏林，满足德国工业以及德国政府的巨大需求是至高无上的首要义务。
意大利也会被这种方式所吸引。1906年夏天的意大利债券的变换是由一个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领导的银团负责，而且尽管有7家柏林银行也是这个辛迪加的成员，但是德国在10亿法郎中所占的份额要比法国小，而巴黎和柏林两地的外交人士都认为这代表着法国的成功。这份协议于6月26日签署，是在阿尔赫西拉斯大会结束之后；在整个债券变换的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与法国站在一边，这代表着三国同盟中的它所承担的对德国和奥地利的义务对它的束缚的事实上的终结。
战前金融外交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融在英法协定中所起基础性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表明了在1905年期间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合作是多么紧密，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扮演了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非官方合作者的角色，推动着这两大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这对战前的金本位体系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时候，他们的作用有着直接的政治意义，比如当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中间人在1906~1907年帮助英格兰银行购买君士坦丁堡码头公司的股份（这是英国——法国联合获取对所关切的地区进行势力控制的一部分）。对于纳蒂来说，不言而喻的是，就算是在他们看来，这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属于外交方面的事务，如此复杂的交易也不可能留给外交部的那些官僚去处理。“尽管他们也许是外交官，”他有些不太高兴地评论道，“但他们肯定不是商业界的人士。”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常见的横跨海峡的作用是平衡这两大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确保英国和法国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冲突。比如在1906年11月，当银行的利率站上6%，而且大量的黄金被巴西、印度和其他持有大量英镑的国家从伦敦提走的时候，纳蒂和爱德华从法兰西银行安排了大量价值60万英镑的黄金短期借款。这个“善意而且是施以援手的政策”在伦敦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纳蒂评论的：“尤为重要的是知道了以后无论任何时候，只要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是紧急的情况，海峡对岸总是准备好施以援手来拯救英格兰银行。”这封信发出后不久，纳蒂就接到了银行的要求，需要再提供40万英镑的金币。这笔资金也马上被备好，而且在当月之内又增加了另外的60万英镑。这些用黄金对票据进行的交换——总数达到了140万英镑——很好地控制了银行利率的进一步上涨，而且事实上让银行逐步地把利率调回了1907年4月份的4% 的水平。需要强调的重点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丧失了在中央银行之间直接协调的作用很长时间之后，他们又开始插手这项事务。
英国——法国货币政策合作的伟大试验出现在1907的下半年，当时美国的资金短缺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并波及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早在3月份的时候，纳蒂与爱德华在法国决定提高自己的贴现率的时候发生了争执：直接的起因是爱德华对他的亲戚要求再提供“200万或者300万”法国的黄金给英格兰银行的请求没有响应。“我非常遗憾，”纳蒂急切地写信回复，“你居然把我们当成了这样的傻瓜，认为法兰西银行能够挺身而出，阻止美国过分投机而引发的大萧条。”纳蒂知道什么时候他会面临困境：在4月和5月间，他默默地向法国的要求低头，把上一年12月份借的金币归还了巴黎。但是在8月份，伦敦的局面又开始恶化。纳蒂提前得到了警告（而且因而也可以警告他的兄弟们），英格兰银行决定将利率调回到4.5%，但是他随后抱怨说他的紧缩政策的建议仍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10月份，随着美国危机的全面爆发，银行的利率不得不再一次提高，纳蒂也再一次接到了向法国借入黄金来补充英镑储备的委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心情去做那种兄弟之间的推诿：罗伯特重复了上一年的借款行动的反对，于是纳蒂很不耐烦地写道，这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罗斯福总统所误导的对华尔街攻击，这对于法兰西银行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种狡辩，”纳蒂反驳道，“就像是制定一种规则说，消防队只扑救那些不是纵火犯所引发的火灾一样。”
在11月4日，威廉斯·坎贝尔行长将银行的利率提高到了6%，并且通报了纳蒂——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在货币市场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证明。纳蒂告诉他的兄弟们说，他们“一致同意请求我给你们发电报，请求你们尽你们的所有努力，重新启动去年法兰西银行的支持行动，而且你们的支持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的请求很快就有了结果，法国提供了300万英镑，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40万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在11月7日又调高了1个百分点——并且这个水平一直保持到了元旦——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对稳定伦敦的市场仍然贡献良多：按照坎贝尔写给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信中所说，他们的帮助“避免了我采取更为紧缩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黄金储备”。这进一步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跨海峡联系所具备的经久不衰的价值，而同样在这个时候，J·P·摩根直接向法兰西银行请求对美国市场进行帮助的要求被拒绝——这是对纳蒂观点的一种支持，因为纳蒂在一封于11月6日给摩根的一份电报中很直接地说到，美国人应该先把自己的银行秩序整理清楚。作为对比的是，坎贝尔却可以指望能够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巴黎借到更多的黄金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黄金储备的进一步下降。相反地，他在巴黎的同行正在谨慎地暗示，一旦1908年1月危机能够结束，英国利率的下调是很受欢迎的；而他可以在出现这种下调之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预先给他提供警告。
1907年的危机是1914年危机之前出现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它显示出了与英法协定相对应的经济规模。这样的合作也没有随市场问题的结束而终止。比如在1908年7月，法兰西银行通过新亭购买了价值100万英镑的统一公债。同年的晚些时候，英格兰银行咨询了纳蒂关于由法兰西银行从伦敦大规模撤回黄金的可能性。这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当伦敦的资金市场在1909年末再一次吃紧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讨论了用票据兑换法国黄金的可能性。
在1907年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纳蒂异乎寻常地写了一封很长而且很有见地的信给他的巴黎亲戚，在信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他所理解的金本位的功能，以及英法关系所扮演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关键是“整个世界的贸易都是通过伦敦的票据在运行”。通常都有“3亿~4亿的本票在伦敦流通，其中大约一半以上都是外国户头的”。按照经典理论，“当英格兰银行必须提高它的贴现率来应对黄金的流出的时候……汇率就会自动上涨，而且黄金就流回到英格兰银行”。但是这对于其他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法兰西银行。纳蒂得出的结论是现代金本位历史学家都会赞同的——也就是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对于货币体系的稳定是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优秀的姐夫阿方斯过去多次就这个问题与我进行过交流……他总是担心，除非法兰西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在这些时候能够表现得足够大度，伦敦的汇率才可能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才能让大量流通中的黄金找到其流回伦敦的通路，也才能避免产生出比在危机出现的那一刻法兰西银行或者其他的大型机构认为应该采取的举措所能造成的更大不便，甚至更糟的情况。我曾经用这些琐事麻烦过你，因为我希望能尽我的一切所能让你们了解，让所有的国家都捆绑在一起是多么的必要。
换句话说，世界主要的债权经济体法国和英国是被稳定货币的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体系的贡献是最大的，如果按照纳蒂所深信的，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能够将其黄金储备建立到与其全球作用相称的水平上，他以及他的法国兄弟们因而继续将自己看成是他们相应的中央银行的附属机构，尽管他们自己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放债人的债权人。
英俄对抗
然而，得出1914年英法协定的最终政治和军事的圆满成就是由某种经济问题决定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这些金融考虑毫无疑问在英国人看来确实是帮助把英法关系提升到超过英德关系的层面之上；但是，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确保英国在出现大陆战争的时候必须进行干预的防务联盟的水平。事实上，在1914年8月2日之前，英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法国（尽管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个人做过保证，使法国人对这样的支持充满了期待）。1908年6月，纳蒂自己觉得有义务给巴黎的兄弟们指出“同盟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使用这个词并没有任何不明智。”可以肯定，他“同样确定，一场德国对法国的没有任何理由的攻击激起的同情和感情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压制”；但是他坚持认为“德国没有任何无理攻击的企图”。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学家总是认为德国在1914年之前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意味着德国国际实力的同等增长。那些了解情况的同时代的人应该知道得更为清楚。一个分权的联邦体系与一个相对民主的帝国议会的混合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在1897年之后很难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其军备支出。这就帮助解释了德国政府在战前那段时期相对较高水平的举债，尽管事实上这些举债的大部分是由其联邦的各个政府所为，而且地方政府资助的是非军事支出。公共行业自身高水平的借款使德国的资本市场更加吃紧；而这碰巧与非常高水平的私营行业投资（主要是投向了快速增长的电器和化工行业）遭遇，更是使得资本市场雪上加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对德国利率水平上涨的压力——最明显的是德国债券不断增加的收益——被当时的人们看成是德国金融衰弱的迹象。
到了这个时候，纳蒂不再对德国心存同情。他在1907年4月告诉他的兄弟们，他“不是德国政治才能的仰慕者，而且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们的政策，我也没有相信过他们所选择的所谓的世界政策。”他对德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缩小英国和德国海军之间差距的努力特别反感。然而，他很快就洞悉德国实力的限制。他评论说：“毫无疑问，德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它的孤立，而且通过一种被委婉地称之为商业企业或者产业企业政治方式的保障也遭遇了相对的失败，也许用金融特许权（海外）的说法应该能说得更清楚些。”另外，他非常清楚，德国无法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而且这种金融方面的劣势使得那种危言耸听的德国对英国产生安全威胁的说法似乎根本上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德国政府非常缺钱”，纳蒂在1906年4月的时候注意到，当时德意志的又一笔贷款正在准备推出。他当然也没有忽视德意志银行在1907年间所经历的困难，这些在很多方面都远比伦敦所遭遇的要更严重。“德国在所有事情上都追求科学和对称，”他写道（这远远不只是一种讥讽的暗示），“而且他们银行的所作所为被那些投机者所唾弃，他们抱怨他们这里的高利率就像是科学的简洁和弹性一样让人惊叹。”但是尽管“弹性条件使他们的货币可以进入通胀……但是其空间却在德国政府发行国库券和财政债券的时候就用完了”。纳蒂最为吃惊的是德国居然需要在国外市场出售债券，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看到了金融条件的限制可能会鼓励德国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因为“剑在鞘中不安分地跳动”，恺撒和布罗希望“推迟很多社会主义的梦想的实现”。然而，这种炫耀武力的做法只会“导致新增大量的军事和海军开支”，而且因此使内部的局势更加恶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在恺撒于1907年访问英国的时候，重启了他与德国朝廷间业已存在的联系。正如纳蒂所精明地看到的：“当他得全力以赴应付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相信德国皇帝会想找麻烦……”一个过度扩张的德意志的印象马上在1908年4月大规模的普鲁士债券发行时得到了证实；另一个证据来自于德意志帝国的预算，这个预算出现了“巨额的赤字……原因是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以及需要增加所有公务员的工资，还有就是他们声称‘计算错误’的养老金计划”。就像在汉堡的沃伯格 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期望德国政府找到某种方式来接受对海军建设的节制。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时德国政府派出了豹号战舰到摩洛哥的港口阿加迪尔——充分说明了柏林市场对外国资本撤出的敏感。对于银行家来说，德国似乎是虚弱的，根本说不上强大。
这也不能说一个自由党政府就会在一场战争中将自己摆在俄国一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也试图以通过反对英国——俄国同盟的名义，抵制将欧洲分裂成各种“武装集团”的趋势。或许，如果1905年的革命导致了俄国出现持久的自由主义化，他们的态度会有所不同。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饶勒斯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应用他们的金融实力迫使俄国走向议会制，这使人不由想到了“在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债权人，控制了议会的预算，为了保证他们的贷款的命运通过了一部宪法”的做法。纳蒂确实在1906年1月表达了他的愿望，期望着“明智的想法能够在圣彼得堡占得上风，而且自由党的政权能够被创立”。但是在革命后的俄国，政府找到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得到他们的金融支持，作为交换，他们承诺进行改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满腹的疑虑。怀着打消英国合伙人敌意的想法，一个名叫布兰特博士的人非正式地拜访了他们。这位布兰特博士是伦敦俄国大使馆的一名小人物（纳蒂把他描述为“一个长相丑陋的驼背俄国犹太人，看上去满脸的自以为是”），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解释俄国犹太人的境况，而且他们的命运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善”：
布兰特博士说，犹太人对于每一个俄国人来说都是恐怖的，而且是令人厌恶的目标。皇帝和朝廷憎恨他们，这种憎恶也得到了威特以及部长们的支持，俄国民众也厌恶他们，而且即将选举出的杜马也将会反映朝廷以及俄国民众的意见。你无法把所有500百万人口的俄国犹太人全部移民，而且如果你不做点儿什么事情，你或许，而且将有很大的可能在周六的时候收到一封“红信”，这会是第二次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而且几乎全部俄国犹太人都会成为神圣的俄国人民的愤怒以及东正教的牺牲品。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需要做的补救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给俄国提供一笔巨额的贷款，那么就有可能为犹太人做些事情。
但是，纳蒂在以前已经太多次地听到过这个故事，“我告诉他的不是我在这里对你使用的完完全全的词汇，但是其效果是一致的：他本末倒置了，具体说来就是当俄国犹太人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时，俄国的金融就会改善，而且财政困难就会明显地减少。”
当另一位某种程度上说更为重要一点的人士阿瑟·拉夫洛维奇在此月拜访阿尔弗雷德的时候，发生的是同样的故事：
他说在6个月之前，他的老板德·威特先生以及沙皇都很急切，而最为紧急的是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命运，但是现在俄国的公众舆论很激烈，而且沙皇以及皇室，也包括部长们都很伤心，而且很悲痛地面对这个事实，即俄国犹太人曾经试图挑战一个公正的而且慈父般的政府；另外，希伯来人群是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温床，当俄国的所有问题都平静下来以后，他们的各种主观思想使他们无法向朝廷表达他们的忠诚和奉献，而且也无法表达他们对这个待他们如此之好的国家的热爱之情！他很自然地提出如果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那么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达到目的，也就是我们领头组织一个国际辛迪加，目的是为帮助沙皇发行未定数量（据说在6 000万英镑至1.2亿英镑之间）的债权做准备。如果我们同意这个提议，他向我们保证，那些已经深藏我们心里多时的改革马上就会推行，我们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回答，责任在我们一边，而不是在圣彼得堡统治政权的那一边。
纳蒂再一次表现得很坚决。当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为维希内格拉德斯基安排巨额贷款的时候，俄国也曾经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但是根本没有兑现。而且威特在最后一次在巴黎见到埃德蒙和爱德华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理由，使他们相信圣彼得堡的政策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综合考虑所有的这些问题，”纳蒂回复道，“我们不能也不会帮助俄国满足他们的需要，除非它能做些让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们高兴的事情，而且心甘情愿地成为沙皇臣民，以及俄国帝国富足的公民。”他补充说“认为犹太人仇恨沙皇是荒谬的。大量的外国移民只是期望能回家，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安居乐业……而且我也告诉过他，当沙皇的长子出生的时候，说起来很奇怪，在伦敦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大家为沙皇的健康干杯，而且都给新生的婴儿送去了祝福。”这是拉夫洛维奇暗示向俄国发回的口信，说纳蒂“有一点改变，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他只是强调犹太人问题”。一次俄国人提出的为“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说话的最后尝试，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在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们在那个国家的命运得到保障之前，我们自己不应该考虑与他们有任何的牵连。我们从我们自己非常可信的渠道了解到他们目前的境况与过去一直以来同样的糟糕，而且也许还更糟。犹太人生活在面对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迫害之中，而且特别是在我们的逾越节节日期间。俄国的自由党人很迫切地期望在巴黎或者柏林筹措一笔巨额贷款的想法也落空了。他们认为这些通常被称为“战争的力量之源”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是压迫的崭新象征。
“我们可以不在俄国贷款中有直接的或者经济上的利益”是纳蒂的结束语。
或许纳蒂是在拉斐特大街为他的做法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他同时还补充了一条经济方面的反对理由：他怀疑俄国正在走向一场金融危机，而且可能甚至会放弃卢布的可兑换性。这方面存在的困难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人在看待俄国金融的时候，是站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的一位朋友周日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位有名的激进分子……他在周日告诉我说，俄国政府正在快速地滑向更为严重的麻烦与混乱之中。他确认说他们目前的金融状况非常糟糕；但是，他笑了笑又说，时间和这个国家的资源将会带他们渡过这个难关。”雷弗尔斯托克和摩根两家银行在1905年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圣彼得堡经营多年，而且可以想见的是，一旦秩序恢复了，他们就会重新开始与俄国的贷款谈判。在阿斯奎斯和格雷两人的支持下，他们安排了在伦敦市场投放巨额的8 900万英镑俄国债券中的1 300万英镑。当然，对俄国最主要的金融支持还是来自法国：正如纳蒂可能已经意识到的，法国的银行以及债券持有人已经向俄国投入得太多，他们面临着这个货币体系的崩溃以及自己投资的缩水。但是在柏林也有迫不及待的买家，他们由门德尔松领头。让情况更为糟糕的是，金融报纸大量报道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悄悄地认购了这些贷款。
纳蒂有时候会坚称说他反对给俄国贷款是基于“单纯的金融”原因，根本不是因为信仰方面的原因。他非常坚定地相信新的俄国贷款会遭到彻底的失败，或者那些认购这些贷款的人很快就会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在不同的地方零星再次出现的不满（和）骚乱将会变得非常地普遍。”他警告说，俄国的政治局势仍然“处于非常危急和险峻的状态”，并且预言了“暴乱、爆炸以及暗杀的间隙性的爆发”。他甚至将第一次杜马的选举与法国1789年对三级会议的呼唤相提并论。尽管从中期看，纳蒂的预言兑现了，出现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俄国革命，但是也有人会认为，至少从短期看，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尚存一缕希望的曙光；尽管他提出了最为悲观的说法，纳蒂也无法掩盖他对他认为的巴林银行将会获取的“非常丰厚的利润”的嫉妒。然而，局势不久就变得明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参与对俄国的贷款仅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尽管开头表现得相对还比较稳固，到７月份，新债券的价格开始滑坡，而且雷弗尔斯托克手上留下了大量的亏损债券。“由于我们足够明智，在相当的时间内没有碰俄国的金融，”纳蒂可以感到幸灾乐祸，“而且足够幸运地没有受到那些谎言的诱惑而参与到任何的俄国贷款中，俄国债券的覆灭对我们的影响只是间接的，而且目前看来只是它可能对其他的债券价格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自然更关切我们那些不幸的俄国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以及那些再次施行的暴行。”
然而，俄国持续的政治动荡并不意味着纳蒂所热切地盼望着的“所有这些报纸上的美丽辞藻，赞美着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的说法都是神化和捏造出来的”。在1906年6月，当对俄国犹太人更加“骇人听闻的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纳蒂去拜访外交大臣，“询问他是否可以采取国际行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这个残暴的政策持续下去，将会给其他并不愿意接受的国家带来成千上万的难民，而那些先期抵达的人都已经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了”。但是格雷显然没有被这个说法所打动；他认为如果在德国的野心需要谨慎对待的情况下，加强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外交联系更具战略意义。他准备提供给纳蒂的最多是“非官方的而且是口头的交流，告诉对方这些暴行的再次出现将会疏远公众的舆论，而且影响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感情”。尽管纳蒂很高兴看到“我的朋友”似乎“对俄国的未来非常担忧”，但是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象。格雷已经非常坚定地坚持英国——俄国同盟的政策，不可能被俄国犹太人的遭遇所干扰。
随着政府对俄国的承诺逐渐浮上水面，纳蒂和他的兄弟们不时地爆发出他们的反俄国情绪。但他们依然给雷弗尔斯托克在1907年建立的拯救俄国基金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限定他们的捐献只能用于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做任何让俄国的金融局势更加恶化的事情。因为，按照里奥的说法：“无论我们对这个北方大国有多么不喜欢，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降临在涅瓦河畔的这些银行头上。”有几次，纳蒂甚至开始发话，就仿佛他认为革命后的改革是可以持久的。当英国——俄国协定在1907年9月正式宣布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淡，但是他担心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出现的过度的批评或许会让俄国人更加深信报纸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因此可能“对我们的俄国同教兄弟姐妹非常不利”。他在几周之后承认，“我们同教兄弟姐妹中有些人对这种亲善关系不会非常高兴，但是我总是告诉他们，如果犹太人被认为是在英国和俄国之间煽动敌意的人的话，我们在俄国的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不可能得到改善”。他甚至似乎准备支持在伦敦市场发行俄国贷款的想法（尽管最后1907年和1909年的贷款留给了雷弗尔斯托克和卡塞尔）。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摇摆。充分利用在1908年6月的埃普瑟姆赛马会上会面的便利，里奥在英国国王访问圣彼得堡的前夕硬是跟他进行了交流。他们会面的结果是一封长长的，而且是精心措词的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的三名英国兄弟签署的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信中对十月党人和俄国人民联盟这些组织就最近的屠犹行动进行谴责——尽管没有否认“某一些犹太人参与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抱怨对那些罪犯放任自流，而且自然地：
还会再次发生掩藏在法律设计后面的人为的对犹太人人的迫害情况。犹太人将会再次遭受到威胁，而且很自然地担心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会出现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移民浪潮，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使俄国失去勤劳而且朴实的工人，而且这个特别的移民潮肯定会扰乱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那些工人的地位和条件。
国王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承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征询查尔斯·哈丁爵士的意见，看看能采取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而查尔斯·哈丁爵士将会与英国大使一起陪同他访问圣彼得堡。”最后，大家决定由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向新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纳蒂认为后者的反应“让人非常不满意”：
确实，他承诺在一到两年之内进行立法，但是这种立法肯定是无关痛痒的，而且事实上斯托雷平先生不仅就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责怪犹太人，而且他很肯定地宣称——这让人觉得非常可笑——如果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他们将会马上掌握俄国所有的土地，进而上升成为国家的问题。另外就是他认为所谓的屠犹事件事实上是不幸的债务人起来反对现代的夏洛克。
国王（或者是“美拉客”，纳蒂喜欢这样称呼他，这令人想起希伯来古老的密码字）对这个回应做了更多的肯定性注释，他坚持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为犹太人做些事情，而且肯定地认为今年不会有俄国贷款，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当宗教谋杀的指控于1912年在基辅的一场审判中被再次启用时，对“犹太人问题”有任何进展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纳蒂只好重新发起他的运动，他在与红衣主教梅里·德·瓦尔的通信中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封正式的抗议信，还得到了很多政治领域的大人物的联署，这些人中包括罗斯伯里和克罗默。纳蒂继续希望英俄协定可以达成——只要在对待犹太人上不存在问题，那么就可以建立在一些传统议题的框架之内，比如海峡问题——但是他低估了格雷想要安抚沙皇政权的意愿，以及金融城想要吸收新的俄国债券的急迫心情。从这些债券价格在1906年最低的71.5开始，俄国的4%票面利率的债券在1910年12月涨到了最高时候的96.25，以可观的利润补偿了雷弗尔斯托克以及其他的亲俄分子在首批革命后的贷款中所遭受的损失。
奥匈帝国
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是1914年之前的资本流动方向使三国同盟与法国、俄国成为最有可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英国的局面。从这个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帮助达成某种类型的英德间的谅解，或者试图分开英国和俄国。然而，他们并不气馁。这里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而且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尝试——具体说来，就是重新建立伦敦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当然，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大力参与了匈牙利的金融活动，所以，曾经是伦敦资本市场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那种生命攸关的联系的记忆并没有完全地褪去。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奥匈帝国金融开始闭关自守，这反映了1867年之后哈布斯堡经济的独裁特性——本质上说是保护主义性质的中欧海关以及货币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联系在安塞尔姆去世之后趋于衰落：事实上，奥地利银行流传下来的记录中有证据表明，到1900年的时候，这样的联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另外，高度分权化的奥匈帝国金融系统意味着军费开支与其他大国相比仍然相对较低，以至于从理论上说，他们对国外贷款的需求远低于俄国。无论如何，税源收入的萧条、海军建设所增加的军费成本以及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及统治一个有分裂倾向的多民族联合体，都成为导致当时奥匈帝国出现赤字的原因。“虽然新增了很多的税种，”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报送给霍尔施泰因的一份报告中说，“但是预算的平衡大家都知道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而他们很高兴地继续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
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以及到20世纪的初期，新发行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债基本上都由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银团所垄断，银团成员包括商工银行、地产信贷银行以及昂加利希信贷银行。事实上，甚至就在1900年之后，这个集团也还以独自或者合作的方式参与了奥匈帝国价值28亿克朗（相当于1.2亿英镑）的债券发行。这个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集团”提供了奥匈帝国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的途径，就算他们并不总是能够确保自己的地位。欧洲政治的多极化进程难道不会被英国和法国所持有的奥匈帝国国债的不断增长所阻碍吗？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臆测。在1907年和1910年，在巴黎筹集一份大型的匈牙利贷款的想法被很严肃地提了出来，尽管最后由于面临政治上的反对而铩羽。1914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施罗德合作，成功地安排了两笔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发行的贷款，总价值达1 950万英镑。
为什么1914年的贷款对把奥匈帝国从与德国的双重联盟中解脱出来所起的作用甚小，而且来的也太晚？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尽管反复努力为奥匈帝国的国债扩展国际市场，巴黎和伦敦的投资人明显地比柏林的那些投资人对这些债券的兴趣要小。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对这种外部融资需求的满足主要来自于德国，特别是门德尔松、达姆施塔特以及德意志银行。事实上，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些柏林银行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1910年，英国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把罗斯柴尔德集团看成是“一条把这个双重君主制国家……不论是否情愿都与德国捆绑在一起的锁链”。第二，罗斯柴尔德集团开始解体。早前的时候，阿尔伯特的主宰地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挑战的：根据商工银行的亚历山大史皮茨穆勒的回忆，尽管他有 “不曾明确定义的绝对影响力”，但是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难被忽略。这反映了这种互相兼任董事的独特体制的特性，而这种体制是奥匈帝国商业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史皮茨穆勒后来回忆到，阿尔伯特“在董事会里代表了很多跟他很熟悉的商业界的名人……他通常让他的影响力通过在董事会里所占有的席位而变成了某种专制……而且在我看来总是一位绅士与残暴的暴君的奇异混合体”。在地产信贷银行的情况也很类似，在这里阿尔伯特“没有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是他的话很有分量”。在朱利叶斯·布卢姆的眼里，阿尔伯特总是罗斯柴尔德集团里的主人。但是在西奥多·冯·陶西格以及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地产信贷银行追求着一条越来越独立的路线，而商工银行在史皮茨穆勒在1910年掌权之后也是一样。到阿尔伯特于1911年去世的时候，这个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团结，奥匈帝国政府通过引入新的国内金融资源而成功地将自己从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控制之下解放了出来。在1897年之后，所有新的国债发行都必须分配给邮政储蓄银行一定的份额。6年之后，奥地利财政部长博姆·巴维克允许大型的非罗斯柴尔德银行，比如维也纳银行参与到主要的债券转换工作中；而且在1908年，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最终都对新发行的债券采取了公开申购的体系，这种做法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标准做法。罗斯柴尔德集团垄断的最后一点残迹在1910年1月份被彻底清除干净，当时新的奥地利国债只独家出售给邮政储蓄银行，这直接产生了新的而且基础更为广泛的银团。尽管阿尔伯特试图制裁这个新的体系，但是地产信贷银行却自乱了阵脚；而且尽管他的儿子以及继承人路易斯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由罗斯柴尔德主导的，包括了商工银行、维也纳银行和土地银行的集团，但是再也不可能重新恢复集团以前在公共金融领域里所起到的作用。
第四，为什么不会再有重新恢复过去的那种以金融为基础的英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可能原因纯粹是政治上的。“不用说，”纳蒂在1906年4月在给巴黎的信中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兄弟萨尔伯特（阿尔伯特）与新的匈牙利政府是否只是泛泛之交。”这是在一个走向分裂而且不稳定的像奥匈帝国这样的政治体系中进行运作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一种体现。纳蒂在1907年访问了维也纳，但是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在危机四伏的这一年里，阿尔伯特随后的通信也是无关痛痒——有时甚至会漏报了重要的金融消息。尽管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希望罗斯柴尔德对《时报》和《每日电讯》的影响能够缓和英国对其1908年10月吞并波斯尼亚的反映，但是他也过分地高估了纳蒂对激发支持奥地利的情绪的影响力以及影响范围。事实是，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衰落。“我公开承认，”阿尔伯特在1910年告诉西格哈特，“我高估了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明确的承认，说明阿尔伯特赞同弗朗茨·费迪南德在巴尔干政策上对俄国做出妥协让步的敌视，而这个政策是奥地利外交部长埃伦塔尔大公在1906~1912年所支持的。事实上，对维也纳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政策越是敌视俄国而对德国有益，奥匈帝国就越接近大国针对巴尔干的大战的危险边缘。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喧闹的地区，也无力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有一些在起作用的经济力量至少看起来比其他的那些因素更加有效地造成了某些大国间的联合。简单来说，在那些净债权国家（英国和法国）、那些金融自给但是没有资本输出的国家（奥匈帝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以及那些不得不从国外借入大量资金的国家（俄国和意大利）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这些金融因素影响到了外交政策。在所有的大国中，俄国在1914年之前非常严重地依赖于外国的借款；而法国作为俄国主要的外部金融来源的优势必然导致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亲善，尽管事实上从他们的内部政治来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少于所有的其他两强联合组合，尽管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外交政策一直纷争不断。这个法国——俄国协定是19世纪90年代公认的外交成果之一；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间起到了中心作用——尽管他们对沙皇政府的反犹太人政策怀有强烈的憎恶。类似的金融引力把意大利和土耳其吸引向了德国（尽管这种引力在1914年还没有大到足以保证意大利的忠诚）。
然而，没有类似的金融关系能把英国和德国吸引到一起，尽管阿尔弗雷德特别强烈地想要建立某种程度的英国——德国协定。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在英国和奥地利之间恢复过去的金融联系。事实上，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匈帝国，都不太需要国外的资本。他们可以共同努力，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相反，尽管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争执，伦敦和巴黎在1900年之后还是逐渐走到了一起，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共同拥有了对德国的厌恶，也由于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货币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里也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中间人在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之间进行调和与支撑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在这里仍然没有确定的只是英国对法国在军事方面承诺的程度，另外就是它对俄国所做的外交方面承诺的程度。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有可能看到的一个理想化的外交格局应该是英国和法国共同反对俄国的克里米亚联盟，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相对中立，但是倾向于西方；但这种局面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基本上都不可能出现，因为世界处于完全不同的冷战局势之下。最终，1914年最终出现的格局，几乎是所有可能的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4] 原文如此。
